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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学美日学生之比较
太原师范学院2005届本科毕业论文
清末留学美、日学生之比较
系别历史系
专业历史学
姓名谭宗明
指导教师周以岗
二00五年十二月
清末留学美、日学生之比较
内容提要留学生是清末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主力军。
从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开始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40年间,清帝国向英、法、美、日、俄、德等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派遣了数万名留学生,其中尤以赴美、日两国留学生人数最多而又最具代表性。
派遣留日学生，乃是清帝国为拯救其行将灭亡的皇权而采取的措施，因为“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主要政体，中国断不能效仿。
”但恰恰是带有学习日本宪政任务的留日学生一次次的发动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美国以民主共和为政体，提倡自由平等，而留美学生经过数年西方文化的熏陶，却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归国后大多服务于专制的清王朝，无一人参加过以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为目的的历次起义。
关键词留美幼童留日学生比较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先生的这名言告诉我们，正确认识世界，顺应时代潮流，是一个民族独立和振兴的必备条件。
但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封闭了中国人观察世界的眼睛。
清帝国统治者在“天朝上国，万世长存”的迷梦中年复一年的沉睡着。
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的大炮炸开了国门，中国在睡眼惺松中步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转换,即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
这种转变至今没有完成,但已积累了150年的经验。
现在回头来看，现代化的工业社会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与世界连为一体的社会，中国要现代化首先要走向世界，了解世界。
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
清末，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追求和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逐步加深，进洋学堂和出洋留学慢慢成为人们追逐的热点。
从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留学到1912年清朝灭亡的40年间，数万中华学子遍布英、法、俄、日、美、德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其中尤以美、日两国留学生人数最多而最具代表性。
这是鸭片战争后几十年来国际局势变化和国内政治、思想演讲的必然结果。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掀起的留学潮，使绝大部分留学生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炽热的爱国心，这是毋庸质疑和不须讨论的。
本文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
美国以民主共和为政体，提倡自由平等，而1872年留美的120名幼童（其实也可以包括辛亥革命前的全部留美生）学成归国后，无一人参加过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府为目的历次起义包括辛亥革命。
他们在美国经过几年西方文化的熏陶后，却转变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派遣留日学生，乃是清政府为维护其行将倾覆的统治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其目的，以清廷出使日本大臣杨枢的一封奏折说的最明白：
“盖美、法等国皆以共和为主要政体，中国断不能效仿，而日本立国之基础遵守中国先圣之道……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即中国舆论亦以日本之变法参酌得宜，最可仿效。
”
但恰恰是带有学习日本宪政任务的留日学生一次次的发动起义，最终推翻、葬送了大清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即留学美国的学生日后成了中国社会各界的“亲美”派，留日学生的绝大部分却成为坚决的“反日”派。
留日生周幼海在其著作《我与日本》一书中写道：
“中国的留日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成功的，对日本却不成功；中国到英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对中国是不成功的，对英美则是成功的。
”②也就是说，留日学生多具有爱国反日精神，留英美学生则有一种亲英美，看不惯中国现状而指手划脚的毛病。
本文将从中国，美、日两国和留学生个人经历三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中国国内留学潮的涌动
一、幼童赴美留学之背景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大举入侵，外交事务日益增多，而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清政府对西方世界极端无知，因此急需一批善于和侵略者打交道的外交人员。
虽然开设了北京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等外语学校，但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的外交事务。
而同文馆的学生也只是从书本上和课堂里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接触外交事务，往往笑话百出，事倍功半。
奕诉曾多次在奏折中提到：
“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渐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
”“惟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
③
此外，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中国面临着一大“变局”。
在此期间的奏折、官书、文集、日记等比比皆是，尤以李鸿章说的深刻：
“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如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④即使是一些守旧分子，也认为当时的局势“千古未有”，不变不行。
以彭玉麟为例，他自称一向“深恶夷人，兼恶夷学”，但到光绪初年，他也大力鼓吹仿照洋人练兵、造船。
还有刘锡鸿，以顽固守旧闻名一时，他和郭嵩焘与1876年出使英国，对资本主义文明一概嗤之以鼻，并处处和郭嵩焘作对，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认为铁路应当修，机器应当造，甚至还写了一本书《英轺私记》，称赞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⑤可见，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最高的思想认识就是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
下有一表：
⑥
言论
姓名
资料来源
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书》
今日关系天下利病，无过于洋务
郭嵩焘
《郭嵩焘奏稿》
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周孔复生亦不能鄙夷洋务置而不讲
陈启泰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方今万国盟聘，事务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
张之洞
《张文襄公全集》
方今纪纲整肃，寰宇粗安，切要之图，莫如洋务
王先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目击时艰，无可下手，而一言以蔽之曰：
莫如自强为先
郑观应
《盛世危言》
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曾、李各种工厂企业的兴办，迫切需要一批掌握外国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1871年9月3日，曾、李联名上奏：
“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国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兼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宜求精。
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以仰副我皇上徐图日强之至意。
”在论及出洋留学的必要性而非仅在国内聘请洋教习时，他们说道：
“西人求学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构其器，不惟力有不逮，且此中奥密，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
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
”⑦办外交和办工厂企业等洋务事业的需要，将派遣留学生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来，120名幼童于1872年开始陆续赴美求学，在师夷长技的口号下，一律学习工科。
由此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务作为一种思潮，冲击着社会，左右着政治，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在中国人眼里，自强的唯一道路就是办洋务，这也是知识分子唯一的救国主张，在他们的意识里，爱国和忠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觉的为维护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而进行着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洋务运动。
在此时谈革命还属天方夜谈，革命先驱孙中山也是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后才开始革命活动的。
还有容闳，作为一个受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到洋务运动中去了。
待到20世纪初革命大潮风起云涌之时，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当年的幼童大多已经年近六旬，而且已经是旧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近半数服务于清政府，很难抛开一切从头再来。
中国第二次的留美学潮，已经是清末，得益于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它规定中国要向侵华列国赔款4.5亿两白银,其中美国分得约7%,本息约合2500万美元。
美国人自己承认这笔赔款是一笔超额勒索，有意退还部分“溢款”以缓减中国人民对美国人的敌视。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也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减收赔款的备忘录。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掀起一股学习日本的浪潮，大批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数万学生赴日留学。
在此情况下，传教士明恩溥和伊利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等人建议罗斯福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把尚余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以抵御日本势力，加强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1908年5月美国会正式通过退还应得赔款用于办学的议案，1909年10月，第一批庚款学生赴美留学。
二、赴日留学潮之背景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总是在施予，但也只是在施予，而不是主动的传播。
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日本只是一个定期朝贡的“东夷”而已。
直到鸭片战争后二，三十年后仍有众多的中国人这样认为。
中日文化交流方向逆转的起点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彻底变化的标志点则是1895年甲午战争。
甲午之败，马关之辱，强烈刺激了中华民族的有志青年。
他们迫切渴望了解日本得以迅速富强的原因，进而期望通过仿效日本变法以挽救国家败亡命运。
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于1896年选派唐宝锷，朱忠光等13人留学日本，开启留日先河，此后，留日学生逐步增加。
1898年的戊戍变法，将学习西方的角度从技术层面转向了制度层面，是一次对国人震撼很大的资产阶级文化启蒙。
虽然失败了，但它抛弃了仅仅学习西方技术却固守中国三纲五常的陈旧的“中体西用”的观念，大大开扩了国人的眼界。
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清廷为维持其腐败的统治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成了“洋人的朝庭”，“国人愈感创巨痛深，知清室之不足有为”！
空前的瓜分危机和近在眉睫的亡国大祸，敲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由此形成了一个留学救国的思潮。
梁启超讲：
“戊戍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
《云南杂志》一文章指出：
“欲不使金碧山川黔然黯然长淹没于腥风血雨之中，欲不使千余年文明神胄，如束如缚，呻吟于条顿，拉丁民族之下，是赖夫学，是赖夫游学”。
当时的留日学生还向国内大量散发“劝人留学书”，几乎把出国留学看作爱国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
《劝同乡父老谴子弟航洋游学书》中充满了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和盼望留学生救亡的急切心情：
“今日吾国灭亡之风潮诚达于极顶，欧美白人曰奴灭我，地跨欧亚两洲之黄白两界之俄人曰奴灭我，并同洲同文同种源大陆之区区日本人亦敢阴计曰奴灭我，无非以我国固守旧学国势日减而民气不伸……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国惟一之方针。
”⑧而之所以首选日本，除了是将日本视为向西方学习而强盛的范本之外，还有几个重要因素，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总结为四点：
“1.路近费省,可多遣。
2.去华近易考察。
3.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
4.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
”⑨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20世纪初规模宏大的留学日本潮。
而此时的国内外环境已与19世纪70年代幼童留美时大相径庭。
70年代，在洋务派的努力之下，清朝迎来了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所津津乐道的“同光中兴”的局面，统治阶层也似乎认识到西方列强，“似与以往不同”，不为攻城掠地而注重通商传教，被西方殖民的危险暂时被减轻了。
但到20世纪初，清廷已经是处于风雨飘摇的灭亡前夕，社会动荡不安，革命党人的起义日益频繁。
留学生到日本后，对比一下繁荣富强、蒸蒸日上的日本和世界发展大势，反观清廷的腐败落伍，在接受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教育后，革命倾向日益加强。
孙中山曾讲：
“本党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会员，不过一万多学生，他们回国后，到各省去宣传，便收辛亥年武昌起义，登高一呼，全国响应，不到半年全国就统一的大效果。
”⑩
美日对中国留学生的主动吸引
一、美国
就美国而言，它有传播基督教义和把知识、光明传播到“未接受光明”的地方的宗教使命感。
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已经确信，它的社会制度比其它社会更趋完美，他们相信非基督教徒的亚洲人可以被引向光明，学习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和人道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念。
但直接传教只能争取少数人，而且是下等人，教育则能争取更多人，特别是高等教育能影响上层社会。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19世纪末的美国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号下，加强了对亚洲各国的贸易扩张，中国被视为最大的潜在市场。
而此时老牌的欧洲列强和新兴的日本已经占据了有利地位。
其次，在清末，普通的中国人对西方人极为反感，不断发生排外运动，美国只能采取缓进的手段向中国渗透。
美国伊利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说到：
“教育所造成的道义与精神上的影响，将比其它方式获利更大，商业追随在道义和精神的支配之后，要远比追随在旗舰之后更为合乎情理。
”
1868年在华盛顿签订的《天津条约》的增补部分，赋予了两国公民自由迁入迁出的权力，根据第七款条约，两国公民可享受由各自政府控制的公立教育机构的特权，这就为幼童留美提供了法律依据。
到20世纪初，为抵御日本在华势力，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美国利用1900年的庚子赔款大力吸收中国留学生，培养亲美势力，以便于控制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日本
就日本而言，他主动吸收中国留学生的积极意义地于，中国可以分享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
在被美国打开国门后，日本认识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他毫不犹豫的着手了西方化计划。
并很快发现了西方的强大不仅源于其军事力量，更源于其背后的经济和政治体制。
当日本赢得1895年的中日战争后，其被西方殖民的危险减轻了，从而使日本对自己的自强方式产生了自信，开始产生与亚洲邻居分享经验的强烈使命感。
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来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是一块吃不了吃不完的肥肉，他们永远不敢妄想把中国一口吞掉，而小小的日本在500年前丰臣秀吉统治时期就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近代中国的虚弱又激发了刚刚萌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野心。
甲午战后，日本政府为了减弱中国人民对他的敌意，加强与西方列强的争夺，对清政府采取了笼络的手段。
手段之一就是吸收中国留学生，培养亲日势力。
当时的驻华公使矢野文雄首先提出了吸收中国留学生的计划，他在1898年呈外务省西德二郎的机密信中列出了详细计划，如下为节录内容：
“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我之势力之良策。
兹将其缘由详陈如下。
如斯，则彼之从于武事者，不仅限于模仿日本之兵制，军用器械等亦必仰治于我，聘用军官等人员也将求于日本。
母庸质疑，清军事之大部分将日本化。
理科学生亦必求其器械，工人等于日本。
清之商工业自身，则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而为我商工业向清扩展打开门路。
另，法律文学等科学生为谋清之进展，必将遵袭日本之制度。
若能至此，我势力将及于大陆，正未可量也。
斯时清之官民对我依赖之情，亦必胜于今日十倍。
由于此辈学生与日本之关系，将来清政府必将陆续不断自派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侵侵于东亚大陆。
夫以清朝土地之广袤，五十或百人之数，不足以使彼感恩怀德，复从为培植我国将来之势力而言，亦属多多益善。
然鉴于对方一时难以派出多数学生而希逐步派遣之情况，故本公使口头提出接受二百名之数。
另关于费用一事，希我政府同意供给前述二百名之费用。
若以每一名一年不超过三百日元左右计，则二百名一年间终不超过六万元上下之数。
以此微小之费用得为前陈大业之一部分，其得失甚为明显，毋庸多言”。
而日本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东京，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
著名的如弘文学院、日华学堂、东京同文书院、成城学校留学生部、振武学校、东斌学堂、经纬学堂、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等等。
这些学校不仅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图，而且迎合清政府的要求，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较典型的如1904年创办的经纬学堂，其教授宗旨以“中国先圣之道为经，外国各科之学为纬，故名之曰经纬学堂”。
又如振武学校学生入校须填的七条誓约中的第一、二条是：
“照规专攻学术，决勿稍惑世论，干涉政事；以顺上为要道。
”还有弘文学院倡导“尊孔”等等。
日本朝野人士甚至亲自来华游说中国当权人物派遣学生留日，日本东亚同文会曾派长冈护美子爵游说南北各省，参谋本部也命福岛安正，宇都宫太郎走访张之洞、刘坤一等封疆大吏。
1902年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也来华视察教育，与张之洞等人交换了意见，回国后立即增设了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弘文书院。
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与以通商贸易为目的的美国相比，日本包藏着更大的野心，甚至不惜出资助学。
但日本的这个侵华阴谋，当时即为人们所识破。
上海《外交报》认为日本“美其名曰扶植中国之文明，切其辞曰实行博爱主义，吾国民方感受其雅意之殷勤，而不察其阴谋眈逐……”，提醒国人应加以警惕。
1905年有一署名为独立苍茫子的留学生写道：
“甲午之役，庚子之战，日人与我外交之断绝，已非一次，彼特鉴于吾祖国民气，尚未瓜熟，始一变方针，以强取之不如吸取也，始托于唇齿辅本之雅，并越教育之俎而代庖焉，以收拾我人心，而转换我舆论。
”并指出“使其中无大欲在，何始乱暴而后文明亦至于此？
”“所谓东亚和平也，热心教育也，不过戴假面具以欺人，其居心乃不可究诘”。
不同的历程与不同的选择
一、留美学生稳定而愉快的留学生活
1872年8月，中国第一批公派留学生——留美幼童，在监督陈兰彬，教习容增祥等带领下启程赴美，学童温秉忠记下了第一次见到美国时的情形：
“旧金山给幼童们初次的印象，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仍生动的记忆着，许多轮船穿梭行驶，并排停泊。
鳞次栉比的整洁的民房，树荫草地中的大厦，市区峰窝似的商场——这一切，对幼童们都是一番难忘的景象。
他们在旧金山停留了三天，观光游玩极为愉快。
幼童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旧金山，坐上了横贯美国大陆的火车。
六天六夜，走了三千里，他们乘着一节车厢，当时火车尚无餐车，因此火车一天停三次，以便旅客进餐，火车站附近有许多餐馆，经常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摇着铃，一个打着锣，来招徕食客。
火车奔驰在中西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在许多火车站旁，幼童们看到穿着土著衣服的红印第安人，黑色头发上插着羽毛，脸上像中国评戏中戏子一样涂有颜色，挽弓佩剑，好不神气！
”
幼童们到达美国后，受到了美国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
开始时留学生一时安排不到住处，就分别住到新英格兰美国居民家中，生活也由美国居民照料。
主人大多为基督徒，对幼童们的吃饭、睡觉、读书、写字等生活方面的关怀无微不至。
幼童们在这些家庭里生活就如同在自己家里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铁路工程师的留美幼童詹天佑在回国后写给房主兼老师的信中说：
“当读你的信时，我忆起过去和你共处的日子，我们在你的园子里尽情欢笑，在你的住处欣赏美丽的黄昏。
”字里行间透露出宾主间深厚的感情。
李恩富，来自广东的第二批幼童中的一员，他回忆起与女主人维拉夫人的首次见面：
“在春田城我能得到这样最慈爱的夫人照料真是太幸运了，在我们来到之后她乘出租车到来，当我见到她时，她张开双臂拥抱我并且亲吻我，这使得其他幼童笑起来，我的脸可能更红。
但是，我没说任何话表示我的困窘，不过，这是我从婴儿以来的第一个吻。
”
后来清政府拔出专款，在哈特福德建造了一座留学生大厦，容闳本人也决定在美国终身办理留学生事务。
随后各批幼童相继赴美，他们最大的11岁，最小的仅有10岁，在经过最初的家庭英语补习之后，分别进入中学和小学学习。
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威廉.L．菲利普是一些留美幼童在哈特福德高级中学时的同学，他曾十分生动地描述幼童们的学校生活：
“他每个人都是贵族，来自中国的良好家庭，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花钱远多于大多数美国人。
他们举止完美，是令人佩服的发言者，头脑灵活，善于学习和体育运动，我认为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年轻人的群体……”“所有的运动对于他们都是新的，篮球、足球、冰上曲棍球，他们样样精通，球艺高超，引人著目，对滑冰他们也十分在行。
当自行车发明时，学校第一个有自行车的是张。
”“当中国年轻人进入社交场所，我们就没有一点机会了。
他们对待女孩子们的举止远比我们恭敬优雅，或者是因为与东方人跳舞富有异国情调的乐趣，或者，更为可能是他们富有魅力的举止和谈吐，我不知道。
”
可以看出，留美幼童给美国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中国社会中的贵族，他们充足的零花钱来自于清政府提供的津贴，目的是不想他的学生显得贫穷而丢国家的脸面。
他们在美国友人的帮助和自己的艰苦努力之下，学业成绩大多在所就读的学校中名列前茅。
许多人在中学毕业后，进入耶鲁、哥伦比亚等美国著名大学深造。
以詹天佑为例，他在纽黑文中学时学习成绩就十分突出，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多次获数学考试第一名，两次获数学奖学金。
美国《纽约时报》曾以十分赞赏加以嫉羡的笔调写道：
“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的家庭，经历考试始获甄选。
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像所有由古老亚洲来的幼童那样能克服外国语言困难，且能学业有成，吾人美国子弟是无法达成的。
”
然而，以陈兰彬为首的留学肆业局中的旧派人物，最关心的是所谓学生的道德和“中学工夫”，他们害怕与美国家庭、学校融成一片的学童再也不会回到儒学所规定的旧有道路上去，多次向国内建议停止留学计划，李鸿章虽有犹豫，然而禁不住国内外旧派人物对幼童和容闳的中伤，延至188１年，下令全部撤回。
消息传出后，遭到容闳和留学生的大力反对，许多美国友人特别是那些为精心培育学生流下汗水的老师、职员非常不满，他们联名致书朝廷，伸张正义。
这是信的原文摘录：
“总理衙门鉴：
予等与贵国留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
今闻其将被召回国，且闻贵国政府即欲解散留学事务所，予等咸规规自失，且为贵国忧之，贵国派遣之青年学生，自抵美以来，人人能善用其光阴，研究学术，以故于各种科学之进步，成绩极佳。
即文学、品行、技术以及平日与美人往来一切之交际，亦咸能令人满意，无闲言。
贵国学生无论在校内肆业或赴乡村游历，所至之处，咸受美人之欢迎，而引为良友。
凡此诸生之言行尽善尽美，实不愧为大国民之代表，足为贵国增荣誉也。
盖诸生年虽幼稚，然已能知彼等在美国之一举一动，皆与祖国国家名誉极有关系，故能谨言慎行、过于成人，学生既有此良好之行为，遂亦收良好之效果，美国少数无识之人，其平日对于贵国人民之偏见，至此逐渐消灭，而美国国人对华之感情，已日趋于欢洽之地位。
今乃忽有召令回国之举，不亦重可惜耶！
今学生如树木之久受灌溉培养，发芽滋长，行且开花结果，顾欲摧残于一旦而尽弃前功耶！
”
美国人的这封信如实的讲述了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并真诚的提出了良好的建议，字里行间充满了负责任的态度。
到了20世纪初时的庚款留学生，他们的生活状况相对于同期留学其他国家的学生来说，也是最为稳定和丰富的。
以1910年赴美的胡适为例，他在美国的生活费用十分充裕，除学杂费外，每月生活费用80美元，约合当时国内银元200元，这差不多是国内20个工人的收入。
有这样的收入做基础，他自然能接触到美国上层社会的生活。
而胡适所出入的，也确实多是美国知名大学的教授学者和基督教领袖的家庭，这些生活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培养了他对美国社会风尚的极端崇拜。
而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中国赴美学生的集体经历。
纵观清末留美学生的历史，便会发现他们有几个显著的特征。
其一，为挑选严格，素质较高。
从首批赴美幼童起，留美学生都要经过周密的考察和严格的考试。
有年龄的限制，还要身体健康、身家清白。
1909年第一次庚款留学考试，参加考试的640人中仅有47人入选，他们大部分考入了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康乃尔、麻省理工、威斯康星等美国著名大学，且都获得了相应的学位证书。
竺可桢后来回忆说：
“这些青年在美国都很用功，成绩都不错。
”至1911年，全部庚款生650名中已有323人大学毕业，到1918年，90%以上的留美生获学士学位，很多人获硕士和工程师学位，有35人获博士学位。
其二，为以学习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为主。
1872年留美的120名幼童，因为国内洋务运动的背景，关心的主要是兵工技艺，一律学习工科。
1909年的第一批庚款学生共47名，所学专业也多为国内急需的理工农矿，其中学习化学的4人、物理2人、生物1人、数学1人、土木工程3人、电机工程6人、机械工程1人、造船3人、河海工程1人、卫生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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