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发展与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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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发展与作用
一、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发展与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中国境内出现了两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反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战线；第二条战线是1946年到1947年5月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这条战线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线相配合，加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崩溃，促进了新中国的诞生。
1、第二条战线形成的社会原因
全面内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原以为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国的支援，用“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就可消灭共产党，但事与愿违。
由于军事上的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的危机。
蒋介石为克服经济危机，为维持发动全面内战的巨额战争费用，一是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美国的大量物资和贷款；二是对国统区人民实行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三是滥发钞票。
这些引发了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
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人员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蒋介石就是这样地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了饥饿和死亡的深渊，“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除此以外，再无出路。
”
政治上，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
在抗战胜利后，加紧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侵略和压迫；蒋介石出于反共、独裁的需要，不借以卖国来换取美国的支持与欢心。
从1946年11月起，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国民党统治区进一步殖民地化，美军在中国的横行胡为，更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使广大人民更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
除上述原因外，国民党对解放区军事进攻的失败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也是第二条战线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与发展
国统区党组织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反美反蒋斗争。
从1945年10月起，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1月下旬，昆明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学生运动。
这一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酿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但它却激起了全国人民反美反蒋运动的第一个大浪潮，为开辟第二条战线吹响了第一声号角。
1946年底，驻华美军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以此为导火线，触发了以北平为中心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运动。
这一运动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有５０万学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
愤怒的学生高呼：
"保卫祖国独立自由！
""反对中美商约！
"等口号。
抗暴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美蒋，它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重新高涨，是形成第二条战线的起点。
抗暴运动的余波未平，于１９４７年５月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运动，又遍及国统区６０余个大中城市。
由于这一运动把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起来，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容易被广大群众所接受。
运动虽遭镇压，造成五二○血案，但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前后持续一个多月，并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形成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浪潮，是国统区人民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也是第二条战线形成的标志。
学生运动是第二条战线斗争的先锋和主体，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从1946年下半年起，规模巨大的民变运动席卷了国统区300余个县，参加人员达84万之多。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掀起了历时半个多月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虽遭镇压，但却推动了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同年５月，在杭州掀起的"抢米"风潮又席卷了国统区40余个大小城镇，参加"抢米"的群众达17万人以上。
1947年，仅上海、天津、北平等30多个大中城市就有320万人参加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这些斗争与学生运动互相呼应、互相配合，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逐步形成为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斗争的一条战线。
三、第二条战线的重要作用：
第二条战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人民解放战争以直接的配合，使党领导的反蒋民主统一战线发展更加迅速。
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了美蒋反动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反美抗暴斗争促使驻华美军撤退及美对华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五·二○”运动则为中共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直接推动了国内的反蒋爱国斗争及中国革命的进程。
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直接牵制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它的一线兵力。
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学生、工人、农民骨干分子，成为支援解放战争，配合人民军队接管城市的基本力量。
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策和意义？
废除封建剥削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转化的实际情况，领导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及时转变对封建剥削阶级的斗争形式，并在不同阶段，制定了与革命斗争形势相适应的土地政策。
1、从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即从抗日战争胜利到颁布《五四指示》，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仍然是减租减息政策。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人民要和平，解放区农民要土地，蒋介石要战争。
正如刘少奇所说：
“当时和平要破坏，内战要爆发，但和平似乎还能争取，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暂时和平的企图”。
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总方针是：
争取和平，准备战争。
即一方面，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力争在和平条件下进行中国的社会改革；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又必须充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
根据这个方针，中国共产党确定当时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仍然是减租减息。
这个时期的土地改革主要集中在新解放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解放区，大部分是对日反攻后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收复的，这些地区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殖民地性质的封建剥削制度。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新解放区农民开展反奸清算，对大汉奸、恶霸、地主的罪行进行揭露，同时按照人口、劳动力的强弱和贫苦程度，将没收的日伪、大汉奸的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通过分配日伪土地的斗争，广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则进一步提出了减轻封建剥削的口号，中共中央顺应农民的要求，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
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特点是：
其一，与反奸清算斗争相结合。
党领导新解放区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奸清算斗争，把日伪、大汉奸的土地没收后进行分配。
在反奸清算取得初步胜利后，总结经验，以清算运动中群众提出来的土地与租息问题为重点，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其二，开始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
新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已经不再强调保障地主的地权和财权，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突破减租减息的范围，直接要求获得地主的土地。
其三，党的领导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一方面党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另一方面还注重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斗争情绪，培养积极分子，用群众力量来解决群众的问题
在老解放区，各级党和政府领导农民进行了减租减息复查工作，经过减租查租工作，使封建剥削有了不同程度的降低，地主、富农的土地也有所减少。
2、从1946年5月至1947年6月，即从颁布《五四指示》到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由减租减息转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1946年3、4月间，蒋介石违反停战协定，调动军队加紧部署全面内战。
中国共产党为发动农民支援革命战争，必须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同时，在减租减息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解放区的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如山西、河北、山东、华中等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已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及时作出决定，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五四指示》共有18条，分别规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斗争原则。
在广大群众要求下，中国共产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2.对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政策。
①对中农:
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
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
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②对富农：
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
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
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
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
③对地主：
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予适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
④对工商业者：
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
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同样地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
⑤对汉奸、豪绅、恶霸：
集中注意力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
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
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之属于中农、贫农及其它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
在其坦白反悔后，须给以应得利益。
3.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
①没收和分配大汉奸土地。
②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佃农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
③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三成或二成土地自耕。
④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它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
农民用以上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
使用上述种种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
根据《五四指示》精神，不少解放区结合实际制定了一些具体的土地政策，如1946年6月的《辽吉区行政公署为土地房产登记及发给土地房产执照的指示信》、1946年10月的《山东省土地改革暂行条例》等，同时各解放区普遍于1946年下半年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6年9月，太行区公布八、九月份群众运动的成绩，“有200万农民翻了身，1400个村初步实现了耕者有其田”[2]。
截止1946年底，晋冀鲁豫边区有650万贫雇农分到了1800万亩土地，200万人获得了翻身解放，约占全区人口的2／3；“据冀南、太行、冀晋、察哈尔、冀中、冀东、热河等7个地区、187个县的不完全统计，经过清算斗争，有818.8万农民，获得土地1197万亩”[3]；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各有1500万农民获得了土地。
到1947年春，各解放区都有约2／3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随着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进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治觉悟大为提高，掀起了参军运动。
仅1946年10月，全解放区就有30万农民参军。
也正是在实行了土地改革的前提下，使解放战争第一年就取得歼敌112万人的重大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敌我力量的对比，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为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贯彻《五四指示》以来，各地土地改革发展还不平衡，已经进行过土地改革的地方，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彻底性。
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了照顾，而忽视了满足。
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主要原因是《五四指示》发布时，中国的全面内战尚未爆发，国共关系尚未最后破裂，为了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减少变革农村土地关系中的阻力而照顾了方方面面人员的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指示》有它不彻底的一面。
1947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进行土改复查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土地改革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土改工作，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土改中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有必要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把土改运动推向深入。
3、从1947年7月至1949年10月，即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
随着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进攻，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更加迫切。
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为了进一步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了加速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进程，中共中央工委于1949年7月至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下简称《大纲》）。
这是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共16条，其主要内容有：
①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明确规定了四个“废除”，即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②规定了分配土地的办法。
乡村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分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③确定了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各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
④规定了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使之不受侵犯。
⑤组织人民法庭，从法律上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大纲》颁布实施后，在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帮助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了伟大成就。
据1949年6月统计,在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完成土改的地区人口约1.5亿，占整个解放区人口的56%，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近1亿贫苦农民分得土地,人均3.75亩。
贫苦农民除分得土地等生产资料外，还分得了粮食等生活资料。
中农也有50%的人获得了经济利益。
广大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初步翻身以后，积极要求参加解放区的政权建设。
在土改中，各解放区相继建立了县、区、乡的人民代表会议。
广大农民参政，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乡村的人民政权建设，保卫了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
但是，在汹涌澎湃的土地革命高潮中，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主要是：
①侵犯了中农利益，其表现是错定了一些中农的成分，过多地抽出中农的土地进行平分；政治上排斥中农。
②打击了部分民族工商业，其表现是对原有民族工商业和地富经营的工商业采取了没收政策。
③部分地区乱打乱杀现象严重，致使一些开明绅士、民主人士和党的基层干部遭到不幸。
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种危险倾向。
1947年12月25—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
会议就土改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土地改革是黄河主流,但主流向东流时卷起了三个浪花,不把这三个浪花反掉,它就会成为逆流,要把这三个过“左”倾向纠正。
他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对于土改中必须掌握的原则和基本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和阐述。
十二月会议后，中共中央继续研究纠正“左”的偏向问题。
从1948年1月18日至5月24日,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天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先后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一系列指示，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作了必要修改和补充。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即“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5]经过全党的努力，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又回到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4、意义
随着土地改革的胜利，封建制度的废除，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在各解放区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人民群众支持解放战争、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潮，这对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土地改革巩固了工农联盟，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满足了千百万农民祖祖辈辈对土地的渴求。
翻身农民成为解放区的主人，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并积极拥护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
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解放战争的胜利紧密联系在一起，愿为革命奉献一切。
这就不仅从政治上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且为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其二，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了农业生产，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翻身农民获得了土地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农业生产，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努力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增添牲畜农具，发展多种经营，使农村经济面貌迅速改观。
在山东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将8.5亿斤粮食送到前线，支援了722256斤食油、868238斤食盐和大量的蔬菜[6]。
胶东、渤海、鲁中南三个行政区的妇女给部队做军鞋7622151双，军袜221809双，军衣7355573套，军被1778855床。
此外，晋绥、华中、晋察冀等解放区的人民也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物力资源。
全国解放区仅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农民支援战争的物力有：
担架117700付，小车430900辆，大车47820辆，牲畜1036300头，粮食95000万斤。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就无法解决解放战争的巨大物资消耗。
毛泽东也说过：
“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赢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条件。
”
其三，土地改革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
土地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阶级大革命，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去保卫。
因此，广大翻身农民以无比的热情踊跃参军、参战。
抗战期间，华北解放区有近百万农民参军，其中仅晋察冀边区1947年底大规模参军全区报名的农民达30万人，批准入伍的16万人。
在晋绥边区，据1948年夏季不完全统计，在一个月内即动员新战士6011人，其中30%是本人自报的。
东北解放区参军人数达160万。
广大农民还积极参加民兵，出民工支援前线[10]。
他们担负了运送粮食和作战物资、抢救和转运伤员、看押俘虏等艰苦繁重的战勤任务，及时地满足了作战部队的需要。
在三大战役期间，执行各种战勤任务的民工达857万人，农民组织的民兵参加大小战斗达14.47万次，参加战斗的民兵达228.48万人次，歼敌总数为20.47万人[11]。
丰富的人力资源为解放战争迅速推向全国并取得胜利提供了条件。
毛泽东曾指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不仅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根本扭转了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而且三年内就推翻了蒋家王朝，这与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是分不开的。
正因为彻底的土地改革充分调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之成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三、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在抗战胜利后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斗争策略,从而及时地位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党在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七大制定的政治路线，针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图，中共中央决定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成果，巩固已有的阵地，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同时在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力争实现和平建国。
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国民党正积极准备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果实。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的任务是在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日伪军向我军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猛力扩大解放区。
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
报告指出党的方针应当是：
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
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位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
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
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
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中共中央提出对策：
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
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四、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政策的发展与变化
1．建党初期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初期就开始关注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在党的一大召开后不久，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浙江萧山、广东海陆丰和湖南衡山等地逐步兴起。
这些地方成立农会，开展了减租斗争，但被地主阶级勾结反动政府镇压。
自土地革命时期起，党随着自身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外界形势的不断发展，开始了对土地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2、土地革命时期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在湖北汉口召开。
会议提出的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阶段的精神，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社会经济内容。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大会纠正了“八七”会议关于在土地革命中应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
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在根据地内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重大的社会变革，适合中国实际的变革土地制度也在形成和发展起来。
使得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两种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起他们支持革命战争，保卫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3、抗日战争时期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党的土地政策也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发展。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又进一步指出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措施。
全面抗战开始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明确指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减租减息的政策兼顾了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的结合起来，使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得到调整，团结了各个阶层和阶级，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4、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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