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编元代的西南历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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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元代的西南历史学

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方铁

提要　　蒙元统治者是少数民族，“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民族也较少歧视。

为获取边疆的赋税与矿产品，通过边疆地区向外扩展，蒙元在西南边疆实行积极开拓与全面经营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其经营为明清在西南边疆施行全面统治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蒙元对全面开发西南边疆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还缺乏认识，从而把蒙元的经营与明清的开发区别开来。

元朝享国日短，中期以后统治趋于腐败，对其在西南边疆的经营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　　元朝　西南边疆　统治思想　统治政策

元明清一个共有的特点是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与经营。

明清两朝积极经营西南边疆，固然有时代进步的原因，但与蒙元在西南边疆进行过着力开拓也有密切关系。

研究蒙元统治者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其采取的治策和统治的成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贤对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研究多注重土官制度、设治、发展交通、蒙元与土官的关系等方面，对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其治策注意还不多，因撮文试作探讨。

　　　　　　　　　　　　　　　一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统治者即注意到可利用云南夹击南宋。

太祖问谋士郭宝玉攻取中原之策，郭宝玉答：

“中原势大，不可忽也。

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图金，必得志焉。

”1235年，窝阔台汗遣兵进攻荆襄与四川地区，揭开大举攻宋战争的序幕。

蒙古军队的进攻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

蒙古统治者曾派人侦察大理国的情况，为长途奔袭做准备。

宋淳祐四年（1244），蒙古军达云南以北过灵关至九禾（今丽江九河），大理国遣将高禾迎击，高禾战死蒙古军亦退去。

蒙哥汗决定先攻大理国，汲其兵力物力对南宋进行“斡腹”夹击。

宪宗二年（1252），蒙哥汗命弟忽必烈与大将兀良合台率十万骑兵远征大理。

在平定大理国后，忽必烈留兀良合台“攻诸夷之末附者”，自己率一部分军队北归。

据拉施特《史集》说，因云南气候潮湿军中疫病流行，同时遭到当地诸族的抵抗，10万蒙古军得以生还者不过二万人。

宪宗九年，兀良合台应宪宗之约，率四王骑兵3000人与云南土军１万人攻破广西横山寨，连下贵州、象州、静江府、辰州与沅州，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下。

闻忽必烈率军至鄂州（今湖北武昌），兀良合台又率兵与忽必烈军会合，此次出兵大体上实现了“斡腹之举”的战略设想。

云南战略位置之重要与民风之淳朴，给忽必烈留下深刻印象。

至元四年云南王忽哥赤出镇时，忽必烈面谕之：

“大理朕手定，深爱其土风，向非历数在躬，将于彼分器焉。

汝往，其善抚吏民。

”至元十八年，云南土民发动大规模起事且扬言将攻成都，大臣疑其不然，世祖云：

“云南朕所经理，未可忽也。

”乃对大臣立智理威面授处理机宜。

云南为忽必烈亲手平定，他对云南之看重在当时已为世人所知。

元人虞集说：

“世祖皇帝之集大统也，实先自远外始，故亲服云南而郡县之，镇之以亲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军旅、赋役、狱讼、缮修、政令之属，莫不总焉，独不得承制署置属吏耳。

”

忽必烈重视云南还表现在亲自挑选将吏，必遣亲王或重臣往镇云南。

忽必烈登汗位后，感到云南诸蛮“变乱不常”，自己“抚恤之心虽切，而下民之志未安”，“非重臣镇服不可”，于是封五子忽哥赤为云南王。

赴滇后四年，发生了云南都元帅宝合丁与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合谋毒死忽哥赤的严重事件。

忽必烈思虑再三，决定在云南建立行省，并于至元十年把重任交给深受宠信的重臣赛典赤。

据近人统计，镇守云南的将官在《元史》有传者共有100人，其中蒙古31人，色目32人，汉人及其他民族37人。

仕宦云南的官吏在《元史》中共有79传、100人之多，占《元史》列传的七分之一，“当日元人重视西南，力征经营，可想见矣。

”

蒙元重视云南及西南边疆的其他地区，还有深层次方面的原因。

自统一蒙古草原向外扩展，蒙元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大蒙古国时期基本上是沿用原有统治经验，对所征服地区进行军事统治；自入主汉地到元朝建立，忽必烈接受儒士郝经提出“用夏变夷”的建议，在政治制度与政策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仁宗时期元统治者力主以儒术治国，理学实现了官学化。

在以上三个阶段中，以第二个阶段政治思想的意义及影响最大。

后世对忽必烈亦作如是评价：

“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郝经提出的“用夏变夷”理论，大致是认为若实现“用夏变夷”，即使用传统的封建治国方法进行统治，虽“夷狄之君”也会得到上天的认可及民众的拥戴，实质是为蒙古贵族指出一条推行汉法以巩固统治的道路。

但也应看到，忽必烈推行汉法并不彻底，汉蒙传统文化的冲突贯穿整个元代。

由于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贵族吸收传统封建思想及其治术有一定限度，因此前代统治者中多见的“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等偏见，在元朝统治者的头脑里十分淡漠，这也是元朝较少把西南看作边疆，通常并不把西南少数民族视为“夷狄”的一个原因。

元朝统一全国，结束了500余年的纷争和血战，使各族人民有可能在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息。

元代民族关系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统一后的中国从各民族倾轧厮杀的战场变成了民族的大熔炉，唐代以来进入中国的沙陀、吐谷浑、党项、契丹、渤海和女真等族人，元代以后都与汉人融为一体；来自草原的蒙古族，在与汉族等农业民族的密切接触中也提高了文明程度。

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各民族，包括白蛮、乌蛮、俚僚等世居民族，和蒙古、色目等外来民族相互的接触与融合也是如此。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首先基于元代实现了全国统一和各族人口相互杂居的有利条件，但与蒙古统治者的某些观念不同于汉族也有关系。

蒙古统治者进入汉地后，由于受落后的征服民族必然接受先进的被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这一法则的支配，因而逐渐顺应历史潮流，在统治制度方面大量采用汉地的统治方式，并与汉族地主阶级逐渐结合，形成了蒙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另一方面，为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利益和因受蒙古落后势力的抵制，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实行汉法又有其限度；元朝不仅实行“四等人制”，在诸多方面还保留了蒙古落后的旧俗。

在制度及文化方面，元朝所具有的这种进步与落后的“二元性”，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同样鲜明地表现出来。

一方面，元朝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而另一方面，蒙元统治者属于少数民族，较少“华夷有别”和“内华夏、外夷狄”的封建正统观念，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与偏见。

边疆少数民族倘若归附，元朝通常授其首领以一定的官职，并纳入国家官吏系统较为放手地使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前代“羁縻”治策的土官制度。

蒙古贵族来自草原，最关心的大事莫过于征伐、狩猎与宴飨。

成吉思汗曾与将领讨论何为男子汉最大的快乐，他的看法是“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

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还自认为对外的扩展受到神的核准与保护，其边界以外的国家被认为是正在形成蒙古帝国的组成部分。

这些观念在蒙元历代统治者中根深蒂固，即便是忽必烈亦未能免其俗。

他们对进行征讨战争、沟通与他国的联系，以及通过交换和贡纳获得远方的食品及珍物深感兴趣。

可见元朝多次发动对外战争，重视发展国内和通达国外的交通，都有其思想上的根源。

在西南边徼及其以南地区，蒙元数次攻打安南、占城并出兵倾复蒲甘王朝，控制了沿伊洛瓦底江南下安达曼海的通道；至元二十九年又进攻爪哇，同时与印度、真腊和暹国等国也有频繁往来。

元朝在上述地区活动半径之大与对外活动之积极，使前代王朝难望其项背。

元朝与西南邻国之间密切的交往，在客观上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有利于对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云南行省与湖广行省南部作为元朝对外的门户，同时也得到加强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还应指出，由于长期发展的结果，宋未时西南边疆地区人口的数量已有很大增加，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程度亦明显提高。

据程文海撰《元世祖平云南碑》：

至元十一年云南行省建立时有人口128万余户，以每户五人计算，云南和今贵州东部等地共有640余万人口。

据近人研究，至元间云南地区有人口三四百万，元代后期今贵州地区有人口200万以上，人口数量与《元世祖平云南碑》的记载基本相符；至元间今广西地区的人口也在350万以上。

唐宋时期云南和广西粮食生产的水平也有很大提高，铁铜金银等矿藏得到进一步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从元代开始，西南边疆的木材也受到重视并得到一定规模的开采。

元代以前西南边疆经济的发展与对资源的初步开发，为蒙元统治者在这一地区实施强化治理准备了必要条件；在西南边疆地区发展社会经济，对蒙元统治者来说也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

缘由于此，云南行省和湖广行省南部所具有边疆地区的色彩，因人为隐逸的原因而显得淡薄，在蒙元统治者看来，西南边疆与内地相比并无很大的区别；进一步来说，西南边疆不仅是提供赋税物资的来源，也是进攻邻邦的基地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门户，因此应该着力经营。

在以上统治思想的支配下，蒙元统治者不但刻意经营云南行省与湖广行省南部，在不少方面还采取内地的方式进行施治，诸如在各地广泛设治并深入统治，普遍征收赋税与矿课，积极发展交通和开办学校，征调土军参加各类征伐战争等。

正如《元史·地理一》所说：

“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在蒙元的积极经营下，元代成为西南边疆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统治者对各族人民进行严重的压迫和剝削，又不善于调整阶级关系与社会关系，元朝的统治由兴盛很快走向衰败，其繁荣主要是在世祖统治的３０余年和以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在西南边疆也不例外。

二

在以上统治思想的指导下，蒙元对云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全面经营。

受命到云南建立行省的赛典赤·赡思丁，在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执政时期均见擢用。

他赴任后注意调整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克除弊端发展生产，并在至元十一年建立了云南行省。

于是结束南诏、大理政权统治500余年的局面，云南与内地建立了前所未有密切的政治联系，也标志着以州县取代了原设的万户府，统治方式从以军事镇压为主向镇抚兼用转变。

行省建立后的二三十年，是边疆社会比较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时期。

至元十六年赛典赤卒于任上。

赛典赤欲得长治久安所推行全面治理的措施，深得忽必烈的赞同，他诏云南省臣尽守其成规“不得辄改”。

因担心后继者改做法，元廷一度拘收云南行省印唯存宣慰司都元帅府，次年方复立云南行省，以赛典赤长子纳速剌丁继领行省平章政事，这些都反映了忽必烈彻底治理云南地区的决心。

据记载，云南行省下辖37路、２府、３属府、54属州及47属县，还置有以下宣慰司：

曲靖宣慰司、乌撒乌蒙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大理金齿宣慰司、临安广西元江宣慰司、八百宣慰司、银沙罗甸宣慰司、蒙庆宣慰司、邦牙宣慰司、威楚开南宣慰司，所属的宣抚司则有丽江路宣抚司与广南西路宣抚司。

至于行省所辖范围，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说：

“东接宋境，西距蒲甘，北抵吐蕃，南届交趾，地方千里者五，总隶－百余州”。

《元史·地理四》则言：

“其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可见云南行省统治的范围，包括了今云南全省、贵州省的西部、四川省的西南部以及今缅甸的北部、越南的西南部、老挝和泰国的北部，其统治区域之大，超过了元以前历代设置的政区。

云南行省还设有一些直隶行省乃至中央的职能机构，见于记载者有：

１．提刑按察司或肃政廉访司。

至元二十年元立云南按察司，二十七年立云南行御史台，大德二年罢云南行御史台置肃政廉访司，泰定四年又初置云南行省检校官。

２．屯田管理机构。

至元二十二年行省以专人主全省屯田；泰定四年，诏以马思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提调乌蒙屯田。

”此外行省还设有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和建昌路屯田总管府。

３．儒学提举司和学校。

《赛平章德政碑》说：

至元十年赛典赤于中庆、大理两地设儒学提举。

二十八年元在云南诸路遍设学校，其教官从蜀士中选充；延祐元年又正式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

４．规措所。

至元十二年置云南诸路规措所，“以赡思丁为使。

”５．榷税官。

至治三年，元设大理路白盐城榷税官与中庆路榷税官。

６．广教总管府。

至顺二年，元朝设立广教总管府16所，“以掌僧尼之政”，其中有云南诸路。

７．国家养马场。

元朝在全国设14处大型养马场，云南、亦奚不薜都牧养了国马。

８．惠民药局。

据《元史·食货四》：

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均设有惠民药局。

９．测景所。

至元十六年，元在全国设27所测景所以观测天文，置所之地“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

据《经世大典叙录·屯戍》：

统一全国后，元朝“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

除设置行省外，元朝在云南地区还派驻了一些受封为“云南王”或“梁王”的蒙古宗王。

见于记载的云南王有：

忽哥赤、也先帖木儿、老的、王禅、帖木儿不花、阿鲁、孛罗。

梁王的地位高于云南王，后期行省事务实为梁王所控制。

见于记载的梁王有：

甘麻剌、松山、孛罗与把匝剌瓦尔密。

元对云南行省地区的统治，无论其设治之广泛与统治之深入都远超前代，可将元代的情形与前代作一比较。

前109年西汉置益州郡，益州郡的最西面到达怒江东岸，最南面达今越南莱州一带。

69年东汉设置永昌郡，永昌郡辖今云南的临沧、西双版纳和缅甸的东北部；但东汉对永昌郡的统治相当松弛，永昌郡下辖八县，有七县在郡治不韦县（今云南保山）以东，表明对不韦县以西、以南的大部分区域仍难以控制。

诸葛亮南征后，蜀汉在永昌郡南部增设永寿县（治今云南耿马）和南涪县（治云南今景洪），表明蜀汉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有所深入；但两晋以及南朝时云南的地方势力爨氏仅能守蜀汉之旧，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无所建树。

南诏曾几次对怒江和澜沧江中下游用兵，并在这一区域增设一些称为“城镇”的军事据点。

南诏对上述地区的统治主要是依靠派驻的官吏与镇将，《蛮书·云南城镇》说诸城镇官“惧瘴疠，或避在他处，不亲视事”。

另外，南诏以边疆少数民族为部落奴隶，“攻战即点之，”平时则较少管理。

大理国前期继承了南诏的疆域，但不久南部边疆便为景龙金殿国所据。

据《元史·地理四》，云南行省在西部、南部边疆设立的官署有：

中统二年于金齿、白夷地区立安抚司，至元十五年改为宣抚司，又立六路总管府；二十三年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治今保山）。

十三年，立柔远、茫施、镇康、镇西、平缅和麓川诸路，俱隶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大德中又置车里总管府（治今景洪）。

在今临沧地区和缅甸东北部，元朝先后设立银沙罗甸等处宣慰司（治今云南澜沧以北）、邦牙宣慰司（治今缅甸曼德勒西南）、八百等处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清迈）、蒙庆宣慰司（治今泰国北部昌盛）、老告总管府（治今老挝北部琅勃拉邦），以及云远、蒙怜、蒙莱、太公、木连、蒙光、木邦、孟定、谋粘、孟隆、木朵、蒙兀诸路和一些军民府。

元朝治理云南地区，以交通业的成就最为突出。

云南行省的驿传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驿传发达遍布全省。

云南行省的驿道网络，以丽江、威楚、建昌、乌蒙、曲靖、普安、广南、车里、永昌、腾冲等路府所在地为枢纽，以中庆和大理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

建成的驿道不少是利用旧道，也有一些是辟创的新道，新道中最重要的是自中庆经普安达黄平的道路，此道开通后迅速成为通达内地的要衢，明清相沿一直影响到近代。

还有一些驿道延伸至邻邦，例如：

由过丽江入吐蕃道达今拉萨，继续向西可至今印度噶伦堡；沿大理或中庆至车里道向南可至今泰国和老挝的北部；走中庆经通海至蒙自道可达今越南河内乃至越南中部；由中庆经大理至金齿道入今缅甸北部，往西可到印度阿萨姆邦，往南沿伊洛瓦底江可至今缅甸南部。

云南驿传的第二个特点是组织严密管理完善。

据记载云南行省有驿站78处，其中马站74处、水站４处，有驿马2345匹、牛30只和船24艘；实有驿站的数目尚不止此数。

云南行省还设有急递铺。

在管理方面，行省专设负责驿传事务的驿站台官，高级官吏和云南王、梁王也经常过问驿传事务；至于地方官府奉命修道置站及补充驿马更屡见于记载。

人员往来方便、传递信息迅速，是云南驿传的第三个特点。

宪宗八年金齿蛮十人北上朝觐，路上走了约两年半；置驿后交通不便的情况大为改观。

世居民族竞相赴京进觐，甚至成为朝廷的负担，至元二十九年世祖下诏：

“云南边徼入朝，非初附者，不听乘传，所进马不给刍豆。

”凭借交通之便，元朝经常调动云南的宗王和官吏，并派员前来稽查政务或考覆钱谷，元朝还多次调兵入滇，奉调军队动辄达数十万人。

交通业的发达，为外地移民进入边疆创造了便利条件。

元代有大批汉人、蒙古人、色目人以军人、官吏、商人等身份来到云南，其中不少人落籍不归。

因此明初地方志称：

“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而已，有曰白罗罗，曰达达，曰色目，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

”元代迁入西南边疆的外来人口虽不少，但都是因驻守、仕宦或谋生而迁徙，尚无类似明清时期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的情形，这是应该指出的。

云南行省还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如据《元史·地理四》：

至元间滇池因年久失修，“夏潦必冒城郭，”赛典赤组织军民凿渠泄滇池水，得地一万余顷，“皆为良田云。

”元朝还在云南大兴屯田。

据《元史·兵三》：

南下之初，蒙古军遇坚城大敌必屯田守之；全国统一后，元于各地遍立屯田“以资军饷”。

云南、八番、海南、海北等地因为是“蛮夷腹心”，尤“设兵屯旅以控扼之”。

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有：

威楚提举司屯田、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鹤庆路军民屯田、武定路军屯、威楚路军民屯田、中庆路军民屯田、曲靖等处宣慰司军民屯田、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临安宣慰司军民屯田、梁千户翼军屯、罗罗斯宣慰司军民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

合计屯田总户数有19149户及6000人，垦田71667双及1250顷（乌撒宣慰司、罗罗斯宣慰司的田数因阙载未统计在内）。

以每双合５亩计算，见于记载的屯田不少于483335亩，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

元朝在云南屯田规模之大为前代所无，屯田对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与传播封建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亦不可低估。

但应指出，元朝的屯田主要仍是为了“以资军饷”和加强屯田地区的镇守，并非是出自全面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考虑；而且元朝的屯田仅限于在有农业基础的地区，这些与明朝的屯田有所不同。

云南行省的统治有别于前代的一个情况，是开始实质性地征收赋税。

至治三年，元廷免八番、思、播、两广洞寨差税一年，四川、云南、甘肃秋粮三分。

至元二十二年，云南省臣脱帖木儿奏言十余事，其中有“免逋赋、征侵隐、赋豪户、除重税”等事，世祖命择其可行者行之。

均可证明云南行省正式征收赋税。

在金齿等边远地区，则是按人口或住房的数目征收金银；元朝收取租赋或税赋的地域十分广阔，远至金齿、八番党兀、普定府罗甸等边远地区。

云南行省在各地征收租赋或税赋可说是常年不懈，有连征30余年者。

在征收的租赋或税赋中金银占了很大的比例，亦有征收“差发”的情况，有全省输金每年“近二百万”的记载，但就全省而言仍是以收缴“田租”（税粮）为主。

据《元史·食货一》所载全国岁纳粮数，云南行省为277719石，纳粮数远远高于甘肃行省、辽阳行省和四川行省，亦多于陕西行省近五万石。

在前代的基础上云南行省扩大矿藏开采的规模。

据记载，云南设有行省管理的打金洞和银场；一些路亦设有开采与加工金银制品的手工业制造局，大理和中庆等路还生产食盐。

另据《马可波罗行纪》，建都、大理、金齿、罗罗斯、秃落蛮地区（在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盛产金，外省商人携银来云南易金“而获大利”；金齿地区亦产银，当地少数民族因喜以银片饰齿而被称为“银齿蛮”。

据《元史·食货二》：

云南行省有威楚、丽江、大理、金齿、临安、曲靖、元江、罗罗、会川、建昌、徳昌、柏兴、乌撒、东川、乌蒙等15处产金，在全国是产金地点最多的一个省；威楚、大理、金齿、临安、元江诸处产银；大理、澄江两地产铜，至元二十二年，元朝拨漏籍户于澄江萨矣山采炼铜矿，建矿场11所。

还有中庆、大理、金齿、临安、曲靖、澄江、罗罗、建昌等处产铁。

据记载天历元年全国岁课之数，云南行省纳金课184锭有余，纳银课735锭有余，所纳金课和银课的数量均居全国之冠。

铜课全国仅有云南行省纳2380斤，铁课云南行省纳124701斤。

据研究，元朝的金课是淘金户向政府缴纳的定额之课，银课为政府签拨入银场从事冶炼生产的银冶户所纳之课。

云南行省也是如此，如据《元史·世祖纪》：

至元二十八年，云南行省参政怯剌言：

“建都地多产黄金，可设治并令近民炼之以输官。

”“从之。

”从有关记载来看，云南行省开采金银，虽设有官营的机构，但仍是以各族百姓开采为主，官府收其税；至于铜铁矿的开采则仅限于官营。

元朝还在云南各地开办学校传播封建文化。

赛典赤赴云南不久，就在大理和中庆设立儒学提举；赛典赤死后，其子忽辛乃于诸郡邑“遍立庙学”，并择饱学之士担任教官，于是“文风大兴”；延祐元年元又设立云南行省儒学提举司。

自两汉以来，云南地区与内地建立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但元以前云南的文化带有明显地方色彩；大理国知识分子尊崇王羲之，而“不知尊孔、孟”。

元朝在云南各地立文庙塑孔子像，当地少数民族颇感新奇，称之为“汉佛”。

在内地封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云南等地的文化与之逐渐合流，时人形容说：

“北人鳞集，爨僰循礼，渐有承平之风，是以达官君子绍述成轨，乘馹内地，请给经籍，虽穷边蛮僚之乡，咸建庠序矣。

”云南诸族还参加科举考试，并有一些人取得名次。

据记载：

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300人间蒙古人中有云南一人；色目人中有云南二人；汉人中有云南二人。

综而言之，由于蒙元的高度重视与努力经营，云南地区的诸多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也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

试举一例：

洪武十四年（1381），明将傅友德等率30万军队自贵州攻入云南并击溃元军主力。

在明军西进攻取滇中与大理时，滇东黔西的土官又联合反叛；以后大理与今保山、德宏等地的元朝土官，以及今昆明等地本已附明的土官纷纷起事，并推举被击溃的元军将领为首领。

明军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花费很大气力才最终平定云南与贵州。

如果不是元朝的统治在当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各地土官对元朝如此忠诚是很难解释的。

三

相比较而言，蒙元对今广西重视的程度不如云南，但由于蒙元着力经营边疆的思想具有全局性，因此对经营广西亦持积极态度；经过治理广西取得的成效虽不如云南，但在做法方面两地可说是大同小异。

据《赛平章德政碑》：

至元十一年（1274），赛典赤建云南行省时招徕广西诸族，“是岁广中降者八十余州，籍四十万户。

”十三年阿里海牙出征广西，大部分地区先后被平定；次年元朝于静江置广南西路宣抚司；十八年改荆湖行省为湖广行省，广西归湖广行省管辖；二十八年元立左右两江宣慰司都元帅府，元贞元年，元并左右两江宣慰司、宣抚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都元帅府；至正二十三年元朝曾设立广西行省，以廉访使也儿吉尼为平章政事。

据《元史·地理六》，元朝在广西设置官署的情况如下：

大德元年，并南丹州和庆远路为庆远南丹溪洞等处军民安抚司，后并左右两江宣慰司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又设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钦州、廉州、思明、太平、田州、来安、镇安、容州、象州、宾州、横州、融州、全州诸路和平乐府、郁林州、藤州、贺州与贵州。

另外，湖广行省还设岭南广西道肃政廉访司，至元三十年又设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宣慰司则有广西两江道宣慰司与海北海南道宣慰司。

元朝亦遣军镇守广西，有关记载如：

至元十九年，潭州行省因临川南接占城及未附黎洞，奏请设立总管府“一同镇戍”，元廷“从之”。

二十四年湖广行省在呈文说：

蒙古军、汉军及新附军，“多有差拨占城、云南、沿海、两广、福建诸处镇守。

”大德二年，元廷命广海、左右江戍军“依旧制以二年或三年更代”。

云南与广西不同之处，是驻守宗王的数目较多，还分为梁王、云南王等不同级别，在广西则未见类似记载。

元代广西的交通也很发达。

据《元史·兵四》：

湖广行省有驿站173处，其中有陆站100处，有马2555匹、牛545只；有水站73处、船580只。

在见于记载的九个行省中，湖广行省拥有驿传数名列第三。

广西最重要的交通线是由邕州北上经桂州、荆州抵内地的道路；自大罗城（在今越南河内）达邕州的驿道开通后，元朝与安南间往来主要是走经邕州北上桂州的道路。

《安南志略·物产》也说：

自元朝平宋，“驿桂始近，安南屡贡焉。

”至元二十二年元沿大罗城达邕州的道路置驿，“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驿，每一寨一驿屯军三百镇守巡逻；”沿途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