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社会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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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化

儿童社会化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发展所起的作用日趋重要。

以下笔者分别从西方心理学者的研究,本土学者的研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的教养方式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和阐述,最后肯定在我国本土,以提高父母受教育水平为前提,采用民主的教养方式会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一、西方心理学者的研究

西方心理学者研究得出儿童的社会化发展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

在家庭中通过父母的影响及指导儿童获得了最初的生活经验、社会知识、行为规范。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早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但在诸多的家庭因素中，父母的教养方式是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通过父母的教养行为，把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态度体系及社会道德规范传授给儿童，并由此构成了儿童社会化的具体内容和目标。

研究发现：

被父母接受的孩子一般都表现出社会需要的行为，如情绪稳定、兴趣广泛、富有同情心，而被父母拒绝的儿童大都情绪不稳定、冷漠、倔强并具有逆反心理倾向。

受父母支配的孩子比较被动、顺从，缺乏自信心依赖性强；让父母服从自己的孩子表现为独立性和攻击性强。

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A.L.BALDWIN）采用家庭拜访和观察家庭互动的基本频率的方法，重点研究了父母的宽容民主对儿童社会化的作用[1].他发现：

采用宽容民主教养方式的家长，一般受教育程度较高，儿童在这种家庭中成长会形成爱憎分明的社会行为，如亲社会的攻击行为和领导行为，求知欲高、好奇心强并极具创造性，而限制不宽容的家庭的儿童则表现出了与此完全相反的特点。

美国心理学家鲍姆林特（D.BAUMRIND女）也采用观察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处于不同家庭环境中的限制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1].她认为：

父母对儿童的限制应分为“严格合理的限制”和“惩罚性的限制”，由此提出了三种影响较大的父母教养方式，即权威型、宽容型和专制型。

她人为权威型父母认为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应有权威，但这来自对孩子的理解和尊重，来自他们经常与孩子的交流和对子女的帮助；宽容型父母很少向孩子提出要求，他们给孩子最大的行动自由，把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甚至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宽容型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好，在子女需要帮助时他们愿意提供帮助；专制型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孩子的自由是有限的，父母希望他们按照自己为其设计的发展蓝图去成长。

希望对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加以保护监督；他们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因此两代人之间的沟通是不好的，虽然家长的心是好的，但往往不能向孩子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他的研究表明：

权威型的家庭中的孩子。

具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感和成就倾向；宽容型家庭的儿童，缺乏独立性；专职型家庭的儿童缺乏社会责任感。

霍夫曼等人研究了惩罚这一普遍性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他们把惩罚分为强制和“爱的回收”两种方式，强制是父母对儿童体罚冷漠地拒绝和剥夺及威胁等[1]。

他的研究表明：

强制的方式会阻碍儿童对社会道德规范的内化，同时也会降低儿童良知的发展，因为强制会引发孩子的敌意，同时又提供了一种表达敌意的方式。

“爱的收回”是一种心理上的惩罚方式，它表现为父母不理睬，孤立儿童，对儿童表示失望等。

这种惩罚方式会导致父母与儿童的感情破裂，使儿童体验到对自身安全的威胁和焦虑感。

研究表明：

父母使用这种方式，会使儿童产生过重的内疚感，刻板而不是灵活地遵守社会行为准则。

但他们的研究又指出：

有着强烈亲社会行为和道德责任感儿童，其父母的惩罚常带有情感性，并伴有合理的解释，而且父母一般采用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以后的研究也认为“有适应社会能力的学龄前儿童（对小伙伴开朗热情、自信，对成人和善）的父母在孩子面前有着自己的权威，这种权威表现为给孩子制定严格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向孩子说明对他们加以限制的原因。

最近的研究也指出：

父母的支持、奖赏指导和适当的反应，这些教养方式影响了儿童能力的发展，而对儿童的适当要求不但可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而且还能促进其社会能力的发展，特别是当要求和对儿童的支持与反应结合时更有效。

二.本土心理学者的研究

中国心理学家也对中国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化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华东师大心理系的桑标从1991年开始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合作，进行了题为“亲子关系和幼儿性格发展的中日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探讨了两国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儿童性格形成的影响[2]。

测验中，母子关系用“接受与拒绝”和“宽容与严厉”两个维度；父子关系用“肯定与否定”一个维度，它表明在儿童心目中父母对自己的重视和认可程度。

实验结果表明：

上海母亲的宽容型教养方式比接受方式更能影响幼儿的独立性、积极性和自我评价的发展；而孩子们心目中父亲肯定的形象更能促进儿童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的发展。

但上海母亲不如横滨母亲宽容，可是接受程度却比后者高。

上海父亲也不如横滨的父亲肯定。

这与两国关于好父亲、好母亲的标准不一致有关。

上海父母强调要爱孩子，关心孩子，应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但不重视对孩子的尊重与理解，这实质上是一种以专制型为主的教养方式；而日本父母则把理解孩子、尊重孩子作为好父母的首要条件，他们的教育是介乎权威与宽容之间的。

1995年中国留学生张溯在考察了东京和北京两地母亲的教育意识之后认为：

母亲的教育意识体现在她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和期望上[2]。

日本母亲多采用宽容态度，孩子的成长也与母亲的期望较为一致；中国的母亲虽然期望较高，但孩子的成长水平却与此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家庭更重视学习能力的培养而忽视自立能力的培养。

中日两国的母亲相比，日本母亲学历较高，她们即使有工作，工作时间也比较短，因而有利于家庭教育的实施；中国母亲一般学历较低，既要工作又要忙家务，因而对子女教育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据中日母亲的上述差异，我们认为：

在独生子女教育倍受重视的今天，应尽快提高母亲的教育素质，并给母亲提供更多的时间来安排家务，实施家庭教育。

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

儿童早期生活经历将影响其一生，而学龄前期又是儿童接受社会化的最佳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对儿童社会化的发展有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陶沙等1994年“儿童母亲的教养方式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母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其教养方式有显著影响[3]，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教育孩子时较少的表现出溺爱、专制、忽视、惩罚、过高成就要求等行为，而更多地使用说理方式，给予孩子一定的自由。

和在工厂、服务行业工作的母亲相比，在其它行业的母亲更多地使用民主而较少使用专制、溺爱的教养方式。

的确。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了她们的职业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们组成家庭的选择范围，从而形成特定的家庭社会背景、家庭文化氛围及教育观，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儿童社会化发展。

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母亲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她们教养方式的一种更为重要的因素。

关颖等人进行的“幼儿家长教养方式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研究表明：

父母采取民主型教养方式有利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放任型教养方式虽然给孩子较多的自由，对孩子的压抑较少，有利于孩子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但孩子接受父母影响教育较少，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3]。

在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最初阶段，采用这一教养方式，会导致子女社会性发展的不成熟，具体表现为儿童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对道德规则的遵守、同伴关系、自我意识等方面父母采用专制型的教养方式，往往是出于“为孩子好”的目的，对孩子过多干预，过分保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孩子自我意识的和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不能收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研究发现：

父母的文化水平和学习掌握家庭教育知识的程度，是影响其选择家庭教育方式的最主要因素。

1995年北师大的林磊等研究了“幼儿家长教育方式的类型及其行为特点”[2],他的研究方法避免了以往心理学所使用的根据单一维度划分的作法，考虑了父母教养行为的各个方面，避免了划分上的绝对性，从溺爱性、专制性、放任性等5性，到不一致性、期望性、拒绝性、和民主性七个维度，对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评价、定型，归纳出五种教育方式，极端型、严厉型、溺爱型、成就压力型、积极型。

积极型的父母有较高的民主意识，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经常采用说理的方法教育孩子；严厉型的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自己，父母与子女之间缺乏情感交流，与积极型父母一样很少迁就和过分保护孩子；溺爱型父母则对孩子高度接纳便于迁就，很少有惩罚行为，成就压力型的父母对孩子有过高的成就期望，自身行为缺乏一致性；极端型的父母在七个维度上都有明显的不良倾向具有多重矛盾行为。

他的研究表明：

积极型的方式有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而其它类型则存在不同的缺陷。

积极型的教育占40%，说明还有相当部分家长在教育方式上存在着一些不良倾向，会对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指出父母的职业和受教育水平、特定时期的社会特征和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儿童的年龄、性别等特征会影响到父母的教育方式。

三.中外文化比较分析

西方心理学家认为：

中国父母与儿童有着更多的亲昵行为，这虽能使孩子获得充分的安全，稳定的情绪，但也容易使儿童养成过分的依耐性，限制了儿童的自由[4].的确，西方人注重子女独立性的培养，而中国父母则对子女有更多的控制操纵和惩罚行为，随着中国的独生子女化，家长对子女的过分保护的倾向也更加突出，但是，中国父母对子女又总是望子成龙的，父母的期望值越高，对子女的要求就越发严格和苛刻，对于子女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也往往加以否认和拒绝。

这过高要求和过渡保护的矛盾的教育方式，会导致孩子无所适从，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的发展。

大多数中国家长的教育方式为专制型和权威型之间，偏向于专制型，这是儒家思想长期统治影响的结果。

也是现代中国激烈的升学就业竞争使然。

中国的家长重生理，轻心理；而西方的家长更加重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

[5]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健康的心理对于孩子的成才和健康人格的塑造至关重要。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我国家长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他们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关心基本上是集中在孩子的生理需要方面，很少关心甚至根本无视孩子的心理需求，忽视孩子健康心理的培养和性格、意志的磨练。

其结果是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以至经不起生活中的压力和挫折。

相比之下，西方家长比较注意与孩子的情感交流，关心孩子的心理需要。

美国的父母经常与很小的子女一起讨论问题，当孩子遇到不顺心的事也愿跟父母商量。

西方家长在孩子很小时就注意培养他们经受挫折的毅力，一、二岁的孩子任他们在草地上摔跌滚爬。

中国更重视“传道、授业、解惑”，重视说教式的自上而下的管束教育[5]，有尊长爱幼、守规矩、服劝导的传统。

西方则主张开放式的实际锻炼，尊重孩子，相信孩子，让孩子自由自在地到大自然中，到社会生活中锻炼成长。

比如，美国家教强调“给孩子开门的钥匙”，而不是“替孩子们开门”。

美国人有一种共识：

成人不要总是说教、命令孩子，而应“Standbehind,don'tpush”（站在后边，不要推）。

孩子从小在家里就拥有许多权利，他们可以自己选择游戏、图书，长大了自己选择朋友，自己选择职业，自己选择婚姻对象和结婚时间。

家长对孩子的选择决不粗暴干涉，他们只是在一边给孩子当参谋。

美国家长对孩子说得最多的词是“Try”（试试）。

他们永远站在孩子身后，给孩子信心，鼓励孩子“用你的眼睛去观察！

”美国家教专家史蒂文说：

“父母要舍得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以一种平等的态度与孩子交流，对孩子正确的想法和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尊重。

这样他们才能学会以平等的方式和他人相处。

”

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研究发现：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台湾移民倾向于采取专制型的教育方式，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却适应得很好，学习竞争中不比美国儿童差[5]，虽然如此，他们却失去了对自由、独立的追求，他们虽然有着较强的学习能力，但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其职业成就却不比美国人强，中国人多在技术和研究领域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但确是在美国人领导下工作，进入管理阶层的人很少。

这是否由于中国人从小在家里习惯于被支配、被命令，服从别人，在别人的指使下和发号施令下工作和生活呢？

我们认为：

中国的父母，不仅要成为权威型的父母，坚定、自信、轻松而具有判断力，严格要求使孩子知道该作什么，不该作什么，孩子较少犯错误而受到惩罚，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应该让孩子感到爱和关怀，更多才用民主的教养方式，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情绪稳定而乐观的孩子。

综上所述，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儿童的社会化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儿童通过接受父母的教育方式给他们的教育影响，集成并获得了社会的价值观和传统的行为习惯，并为将来的发展做好心理上的准备，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由于父母更多的教育、照顾他们，教育方式对他们的社会化发展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可知：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他们选择不同教育方式的关键因素，这就提醒我们应提高母亲的文化修养，在家庭教育中才用民主的方式，加强对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方式的干预工作，以便给孩子一个健康积极的身心发展环境，使学龄前儿童的社会化能够顺利进行，并为以后各阶段的社会化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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