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专家共识全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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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专家共识全文

2019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专家共识（全文）

摘要

慢性HBV感染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hepatitisB,CHB）临床治愈（亦称功能性治愈）即完成有限疗程治疗后，血清HBsAg和HBVDNA持续检测不到、HBeAg阴转、伴或不伴HBsAg血清学转换，肝脏炎症缓解和组织病理学改善，终末期肝病发生率显著降低，是目前国内外最新CHB防治指南推荐的理想治疗目标。

临床实践证明，以直接抗病毒药物[如核苷（酸）类似物]或免疫调节剂（如聚乙二醇干扰素α）序贯或联合治疗的优化方案针对部分优势人群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开展了系列成功实现HBsAg阴转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慢性乙型肝炎临床治愈（功能性治愈）专家共识》阐述了联合治疗方案的最新循证医学依据，并总结了CHB临床治愈路线图，以指导临床医师治疗决策的制定。

本共识为规范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hepatitisB，CHB）临床治愈（或功能性治愈）的治疗策略和技术原则而制定。

本共识旨在帮助临床医生在提高CHB临床治愈的抗病毒治疗中做出合理决策。

本共识制定的循证医学证据主要来源于CHB核苷类药物经治患者或核苷类药物先行治疗患者。

本共识中的证据等级分为A、B和C三个等级，推荐等级分为1和2两个级别（表1，根据GRADE分级修订）。

表1

推荐意见的证据等级和推荐等级

随着乙型肝炎病毒（HBV）疫苗联合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的母婴阻断措施的普及和强效抗病毒药物的应用，HBV感染的防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慢性HBV感染仍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全世界约有2.4亿慢性HBV感染者，每年约超过65万人死于HBV相关终末期肝病，包括肝功能衰竭、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1,2]。

CHB的治疗目标是延缓或减少肝硬化失代偿、肝功能衰竭和HCC的发生，从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3,4,5,6]。

HBsAg阴转与肝脏功能改善、组织病理改善以及长期预后改善相关[7]，是目前国内外最新CHB防治指南推荐的理想治疗目标，即功能性治愈或称为临床治愈[3,4,5,6]。

然而直接抗病毒药物（Directactingantiviraldrugs，DAAs），如核苷（酸）类似物[Nucleos（t）ideanalogues，NAs]或免疫调节剂，如聚乙二醇干扰素α（Pegylatedinterferonalpha，PegIFNα）单独使用实现临床治愈的作用有限。

理论上，NAs和PegIFN针对HBV发挥不同的抗病毒作用机制，合理联用能够产生协同和互补的效应。

临床实践证明，以NAs和PegIFN序贯或联合治疗的优化方案针对部分优势人群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并积累了诸多成功实现HBsAg阴转的案例和经验，开展了系列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本共识阐述了联合治疗方案的最新循证医学依据，总结了CHB临床治愈路线图的专家共识，指导临床医师治疗决策的制定，以帮助CHB患者实现临床治愈[8]。

1　HBV感染的临床转归和临床治愈

1.1　HBV感染的临床转归

作为一种独特的嗜肝DNA病毒，HBV感染人体后通过肝细胞膜上受体，如钠离子-牛磺酸-协同转运蛋白（NTCP）侵入肝细胞内，其基因组部分双链的松弛环状DNA（rcDNA）进入细胞核并形成病毒复制的模板——共价闭合环状DNA（cccDNA），HBVcccDNA与宿主组蛋白和非组蛋白结合形成病毒微染色体，具有高度稳定性，cccDNA半衰期较长，无需新的病毒进入肝细胞即可自我补充，保持一定数量的转录模板。

此外，HBV基因组在宿主细胞酶的作用下，病毒双链线性DNA还可整合至宿主DNA中，整合的病毒基因组片段缺少核心蛋白的启动子和增强子，无法成为病毒复制的模板，但因其含有HBsAg的启动子区域，可持续表达HBsAg[9]，是HBeAg阴性患者HBsAg的主要来源。

HBV独特复杂的基因组和复制模式使得病毒难以从体内彻底清除。

HBV感染人体后可导致不同的临床结局，包括急性自限性感染和慢性HBV感染，后者还可分为慢性/非活动性HBV携带者、HBeAg阳性/阴性CHB、隐匿性肝炎、乙型肝炎肝硬化等状态[6]。

90%的围生期感染和25%～30%的婴幼儿感染发展为慢性感染；而5岁以后感染者绝大多数可自发清除HBV，仅有5%～10%发展为慢性感染。

HBV感染的临床转归和疾病的进程主要取决于病毒复制和宿主免疫应答之间的相互作用。

HBV急性感染后，机体通过产生有效的抗病毒免疫应答，包括天然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应答，在清除病毒、控制疾病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急性自限性感染是理想的HBV感染的自然转归，一般无需抗病毒治疗，患者多在感染后半年内发生HBsAg阴转，多数伴有HBsAg血清学转换，尽管不代表体内HBV被彻底清除，但患者长期预后良好。

与急性自限性感染相比，慢性HBV感染时，HBV持续复制介导了淋巴细胞亚群功能失衡及紊乱[10,11,12]，HBV特异性T淋巴细胞（T细胞）和B淋巴细胞（B细胞）应答的特异性和强度显著降低、功能耗竭[13,14,15,16]，从而不能有效发挥抗病毒作用，最终导致免疫耐受状态和感染慢性化。

1.2　CHB的临床治愈

大多数CHB患者通过抗病毒治疗可获得生化学应答和病毒学应答，即丙氨酸转氨酶（ALT）复常、HBVDNA持续低于检测值下限（基本的治疗终点），部分患者可获得HBeAg阴转和/或血清学转换并达到可靠的停药终点（满意的治疗终点），最终获得肝组织学改善并降低肝硬化和HCC的发生风险。

随着治疗个体化方案不断优化和追求的目标不断推进，以及现阶段高效、安全的慢性丙型肝炎治愈性抗病毒治疗的成功，为探索CHB的治愈策略增强了信心。

CHB治愈的类型主要包括完全治愈（又称为病毒学治愈）和临床治愈（又称为功能性治愈或免疫学治愈）[17,18,19]。

完全治愈即血清HBsAg检测不到，肝内和血清HBVDNA清除（包括肝内cccDNA和整合HBVDNA），血清抗-HBc持续阳性，伴或不伴抗-HBs出现[17,18]。

由于cccDNA持续稳定存在，且目前缺乏针对cccDNA的特异性靶向药物，因此完全治愈难以实现。

临床治愈即完成有限疗程治疗后，血清HBsAg和HBVDNA持续检测不到，HBeAg阴转，伴或不伴HBsAg血清学转换，残留cccDNA可持续存在，肝脏炎症缓解和肝组织病理学改善，终末期肝病发生率显著降低。

临床治愈类似于急性HBV感染后自发性病毒清除的状态，标志着CHB的持久免疫学控制，是目前国内外指南推荐的理想治疗目标[3,4,5,6]。

然而HBsAg阴转发生的年龄≥50岁是HBsAg阴转患者发生HCC的危险因素之一[20]。

因此对于适合的优势人群应尽可能追求早期临床治愈。

与完全治愈不同，临床治愈可在优势CHB人群中通过优化治疗方案实现。

1.3　现有抗病毒药物实现临床治愈的局限性

目前批准的CHB抗病毒药物包括免疫调节剂（如PegIFN）以及直接作用于病毒复制周期不同靶点的DAAs（如NAs）[3,4,5,6]。

有限疗程的PegIFN或长期NAs治疗可获得持续生化学和病毒学应答，肝脏组织学改善，显著降低但无法彻底消除HCC发生风险[21]。

然而单独应用PegIFN或DAAs均难以实现HBsAg清除。

NAs使用方便且耐受性良好，目前约有80%以上的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应用NAs治疗。

作为逆转录酶抑制剂，NAs可强效抑制HBV复制，然而即使是恩替卡韦（ETV）、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或丙酚替诺福韦（TAF）等一线NAs，均不能直接抑制cccDNA的转录活性，从而无法有效抑制病毒蛋白，如HBsAg的表达[22]。

尽管长期NAs治疗cccDNA和HBsAg水平逐渐下降[23,24,25]，但HBsAg阴转率仅0～3%，且NAs治疗难以获得持久的免疫学控制，停药后复发率高，因此绝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服用。

如何进一步提高NAs经治患者的治疗疗效并尽可能实现临床治愈是临床亟待解决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IFN通过增强免疫细胞功能和促进细胞因子的表达、诱导干扰素刺激基因（ISGs）的产生并经IFN信号通路编码多种抗病毒蛋白等环节作用于HBV复制、转录等重要生物学过程，从而发挥免疫调节和抗病毒的双重作用。

此外，IFN可通过增强HBV前基因组RNA（pgRNA）和核心颗粒的降解，或通过对cccDNA的表观遗传修饰来抑制HBV转录并减少病毒蛋白如HBsAg的表达[26,27,28]。

与NAs相比，IFN疗程有限，血清学应答较高且应答更持久，但IFN单独使用仅在部分患者中有效，且耐受性相对较差。

IFN治疗优势人群的特点包括相对年轻（包括青少年）、A或B基因型、基线高ALT水平[2～10倍正常值上限（×ULN）]、低HBVDNA水平、低HBsAg水平等[29]。

PegIFN单药治疗HBsAg阴转率约3%～7%，稍高于NAs治疗。

上述CHB优势人群在无IFN使用禁忌证的情况下建议优先考虑PegIFN治疗，治疗原则请参见相关IFN治疗指南[6]。

现阶段因缺乏可清除HBVcccDNA和整合的HBVDNA的药物，只有打破免疫耐受状态使机体产生有效的固有和适应性抗病毒免疫应答，才能真正达到完全控制病毒复制甚至实现临床治愈的目的[30,31,32,33]。

单独应用NAs或PegIFN对宿主免疫的影响不同，且对免疫应答的恢复作用有限[34]。

PegIFN主要激活天然免疫应答，如增强CD56bright自然杀伤（NK）细胞的抗病毒活性，但可能导致效应性CD8＋T细胞功能消耗，对HBV特异性CD8＋T细胞功能的恢复作用有限[35,36]。

NAs单独应用不能修复NK细胞的抗病毒活性，但对于ALT升高的患者，替比夫定（LdT）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CD56bright NK细胞的功能[37]。

经过NAs长期治疗获得病毒学应答的患者，受损的HBV特异性CD8＋T细胞功能部分恢复[38]，提示病毒载量和HBsAg下降可能有助于HBV特异性CD8＋T细胞的功能重建[39]。

此外，NAs抑制HBV复制，可以直接增强PegIFN诱导的天然免疫激活效应[34,39,40]，上述免疫学发现为两类药物合理联用可能发挥相加或协同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表明，对于获得HBsAg清除的患者，阿德福韦酯（ADV）和PegIFN联合治疗可促进HBV特异性T细胞功能部分恢复[41]。

ETV和PegIFN序贯治疗诱导的血清学应答与治疗早期固有和适应性免疫细胞的功能修复[42]以及ISGs的表达变化密切相关[43]，PegIFN序贯治疗激活CD56brightNK细胞的功能，后者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促进HBsAg和cccDNA的清除[44]。

总而言之，诸多数据证实了联合治疗在恢复宿主抗病毒免疫应答和清除病毒方面的优势[39]。

推荐意见：

1．作为CHB抗病毒治疗理想的终点，临床治愈即完成有限疗程治疗后，血清HBsAg和HBVDNA持续检测不到、HBeAg阴转、伴或不伴HBsAg血清学转换，残留cccDNA可持续存在，肝脏生化学和组织病理学改善，终末期肝病发生率显著降低。

（A1级）

2．CHB临床治愈可以通过恢复宿主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应答从而持久控制HBsAg的产生而实现。

（A1级）

3．NAs和PegIFN对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影响不同，且NAs强效抑制病毒复制可协助PegIFN的免疫调节作用，为两类药物合理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A1级）

2　CHB的临床治愈策略及路线图

DAAs（如NAs）和免疫调节剂（PegIFN）两类药物的联合治疗通过整合强效抑制病毒和恢复宿主免疫应答的效应，是现阶段最可能实现临床治愈的有前景的治疗策略。

临床实践中，NAs和PegIFN联合治疗方案积累了诸多成功实现HBsAg阴转以及NAs安全停药的案例和经验[31]。

十余年来，国内外肝病学者就联合策略陆续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尤其是中国学者针对NAs和PegIFN联合个体化治疗策略不断进行优化，在选择何种药物联用、如何进行联用等方面开展了多项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目前NAs和PegIFN联合治疗方式主要包括初始联合治疗策略和序贯联合治疗策略，后者包括"换用"策略（即NAs换用PegIFN）和"加用"策略（即NAs加用PegIFN）。

2.1　NAs和PegIFN初始联合治疗策略

早期评估初始联合治疗策略的相关研究重点是探索如何提高病毒学应答或HBeAg血清学应答，未采用HBsAg阴转作为治疗疗效终点。

拉米夫定（LAM）（或ADV）和PegIFNα-2a初始联合治疗的相关研究表明，较PegIFNα-2a单药相比，初始联合治疗策略治疗过程中病毒学应答率更高，但未能提高停药后的持续病毒学应答率[45,46,47]。

一项提前终止的研究评估了HBeAg阳性初治患者接受LdT和PegIFNα-2a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与PegIFNα-2a单药相比，联合治疗能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和血清HBsAg水平，然而意外增加了严重周围神经病变的风险，因而这两种药物应避免同时联用[48]。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HBeAg阴性初治患者，与PegIFNα-2b单药相比，ETV和PegIFNα-2b联合治疗病毒学应答率更高，然而HBsAg阴转率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5%比4.8%）[49]。

新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HBeAg阳性和阴性初治患者，结果显示与TDF或PegIFNα-2a单药治疗以及TDF联合PegIFNα-2a治疗16周相比，TDF联合PegIFNα-2a治疗48周可显著提高HBsAg下降幅度及停药后24周HBsAg阴转率（9.1%），尤其是对于基因A型的患者[50]。

继续随访至120周，10.4%接受48周联合治疗的患者实现HBsAg阴转[51]。

另一项小样本研究纳入26例基因C型CHB患者，ETV和PegIFNα-2a或PegIFNα-2b联合治疗48周后，HBsAg阴转的5年累积率达到15%[52]。

上述研究提示NAs（TDF除外）和PegIFN初始联合治疗HBsAg阴转率与单用PegIFN相当，针对IFN使用优势人群可考虑初始单用PegIFN，如何提高非优势人群的临床治愈率需进一步探索，其中联合治疗的给药时机可能是影响治疗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2.2　"换用"治疗策略

近年来，多项研究显示对于长期接受NAs治疗获得病毒学应答的患者，换用PegIFN可实现持续HBsAg阴转并有助于NAs安全停药。

一项小样本单臂研究纳入既往IFN治疗无应答患者，LAM和IFNα序贯治疗可实现持续病毒学应答和HBsAg血清学转换（3/14）[53]。

OSST研究表明，ETV经治获得持续病毒学应答且HBeAg水平较低（<100PEIU/mL）的HBeAg阳性患者，与ETV单药治疗相比，换用PegIFNα-2a治疗48周可显著提高HBeAg血清学转换率和HBsAg阴转率（8.5%）[54]。

OSST研究随访一年的数据显示，HBeAg血清学转换率由治疗结束时17.7%增加到停药后一年的38.7%，且85.7%治疗结束前发生HBsAg阴转的患者维持该应答[55]。

上述数据和新近多项临床研究结果均为长期NAs序贯PegIFN治疗可促进HBsAg水平下降和清除提供了直接循证学依据[56,57]。

换用时机可能是决定序贯治疗策略疗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HBeAg阳性初治患者接受ETV治疗21周后序贯PegIFNα-2a治疗48周，与PegIFN单药治疗相比在停药后持续应答上未显示出明显优势[58]。

NEWSWITCH研究探索了IFN"换用"策略的最佳时机及治疗疗程，研究表明针对NAs经治获得HBeAg阴转的患者，延长序贯PegIFNα-2a治疗疗程至96周较48周治疗疗程并未显著提高HBsAg阴转率（14.4%比20.7%）[59]。

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41例HBeAg阳性经ETV治疗后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的患者，序贯PegIFNα-2a治疗48周，停药后24周6例（15%）患者实现HBsAg阴转[60]。

Endeavor研究随机纳入接受长期ETV治疗并获得HBeAg阴转的患者，与换用IFNα-2b单药或继续ETV单药治疗相比，IFNα-2b、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和治疗性疫苗的序贯联合治疗HBsAg阴转率更高（9.38%）[61]。

2.3　"加用"治疗策略

"加用"治疗策略即在NAs实现持续病毒学应答后加用PegIFN，该策略与继续NAs单药治疗相比在HBsAg下降或清除方面显示出更好的疗效。

一项观察性研究结果表明，12例接受NAs治疗的患者加用PegIFNα-2a后，2例患者发生HBsAg血清学转换[62]。

一项前瞻性研究纳入10例经长期NAs治疗获得HBVDNA持续抑制的HBeAg阴性患者，加用PegIFNα-2a后6例患者实现HBsAg阴转及NAs安全停药[63]。

PEGON研究表明，ETV或TDF经治HBeAg阳性患者，加用PegIFNα-2b联合治疗48周后，与NAs单药治疗相比HBeAg血清学转换率无显著提高[64]。

一项回顾性配对研究显示，长期接受ETV治疗未实现HBeAg血清学转换的HBeAg阳性患者，与ETV单药治疗相比，加用PegIFNα-2a治疗可显著提高HBeAg血清学转换率（44%比65%）和HBsAg阴转率（0比4%），且基线HBsAg低水平（<1000IU/mL）和12周HBsAg下降>0.5lgIU/mL能预测最有可能实现HBsAg阴转的患者[65]。

HERMES研究表明，NAs经治基因D型HBeAg阴性的CHB患者，加用PegIFNα-2a可显著降低其HBsAg水平[66]。

PEGAN研究结果则显示，使用NAs治疗并获得病毒学应答的HBeAg阴性患者，加用PegIFNα-2a治疗48周，96周时HBsAg阴转率与继续NAs单药治疗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8%比3.2%），但HBsAg水平下降更显著[67]。

ARES研究表明针对HBeAg阳性患者，NAs治疗第24周开始加用PegIFNα-2a至48周，较NAs单药治疗相比，HBeAg血清学应答率显著提高，且HBVDNA和HBsAg水平下降更明显[68]。

新近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HBeAg阳性初治患者，接受TDF治疗12周后加用PegIFNα-2b治疗24周，该方案较TDF单药治疗HBsAg阴转率更高（7.5%比1.9%）[69]。

另一项小样本随机对照研究则纳入长期接受TDF治疗的HBeAg阳性患者，20%加用PegIFNα-2a的患者实现HBsAg阴转，而继续TDF单药治疗的患者无一例出现HBsAg阴转[70]。

2.4　联合治疗的最佳策略

近期一项荟萃分析纳入了24项涉及NAs和IFN联合治疗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序贯联合策略与初始联合策略相比在治疗48周或52周时能实现更高的HBsAg阴转率（11%比8%）。

此外序贯联合策略中，"换用"策略第48周或第52周的HBsAg阴转率（14%）显著高于"加用"策略（8%）[71]。

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ETV经治HBeAg阴性患者，结果表明无论是"换用"PegIFNα-2a治疗（9%）还是"加用"治疗（15%），其HBsAg阴转率均显著高于ETV单药治疗（0）。

72周时"换用"、"加用"和ETV单药治疗组的应答率（HBsAg水平下降>1lgIU/mL）分别为60%、40%和2%[72]。

另一项针对NAs经治获得病毒学应答的HBeAg阴性患者的非随机研究显示，80.0%（8/10）换用PegIFNα-2a的患者和18.2%（2/11）加用PegIFNα-2a的患者HBsAg水平下降>1lgIU/mL，表明"换用"策略较"加用"策略更可能促进HBsAg水平降低。

研究者推测由于"换用"策略中，停用NAs可能通过激活宿主免疫应答从而有助于提高PegIFN的疗效[73]。

一项正在进行的随机对照研究（SWAP研究）纳入接受长期NAs治疗的患者，中期分析数据表明，加用PegIFN组（9.0%）和换用PegIFN组（8.9%）的HBsAg阴转率均高于NAs单药治疗对照组（0），而换用组的病毒学复发率（30.2%）显著高于对照组（3.3%）和加用组（2.0%）[74]。

根据现有的相关研究难以明确最佳的联合治疗策略，由于NAs抑制HBV复制可直接增强PegIFN介导的天然免疫激活效应，NAs只有经长期治疗才能获得持续病毒学抑制并降低HBsAg水平，从而部分恢复HBV特异性T细胞功能，我们可以推测：

药物选择（强效NAs联合PegIFN）、给药时机（NAs先行治疗后序贯PegIFN），以及患者筛选（持续病毒学抑制及低抗原血症）是影响联合治疗疗效的关键因素。

2.5　CHB临床治愈路线图

基线及治疗早期HBsAg定量或HBsAg快速下降可作为预测IFN序贯联合治疗HBsAg阴转和制定个体化治疗决策的重要标志物[75,76,77]。

OSST研究和NEWSWITCH研究分层分析表明，长期NAs治疗序贯PegIFNα-2a时，基线HBeAg阴转且HBsAg<1500IU/mL的患者治疗48周时HBsAg阴转率较高（22.2%～26.5%），而HBsAg≥1500IU/mL的患者HBsAg阴转率较低（1.6%～3.8%）。

此外，治疗第12周或24周时HBsAg<200IU/mL的患者最有可能获得HBsAg阴转（48.9%～77.8%）。

相反，第12周时HBsAg≥1500IU/mL或24周时HBsAg≥200IU/mL的患者难以实现HBsAg阴转（0～1.7%），因此建议这群患者停用PegIFN治疗[54,59]。

与上述结果一致，新近一项研究采用换用PegIFN治疗作为NAs停药策略，结果同样表明有20%基线HBsAg<1500IU/mL的患者可实现HBsAg清除，而基线HBsAg<500IU/mL是预测HBsAg阴转的最佳指标（HBsAg阴转率达50%）[60]。

据此本共识提出DAAs（如ETV/TDF）序贯联合免疫调节剂（如PegIFN）治疗过程中基于HBsAg动态变化的CHB临床治愈路线图，其中整合了基线特征指导治疗（BGT）和应答指导治疗（RGT）策略（图1）。

基于该路线图，基线HBsAg低水平且HBeAg阴性的优势患者接受序贯PegIFN治疗更有可能实现临床治愈，该理论被多项研究进一步证实。

Endeavor研究显示基线HBsAg水平<1500IU/mL的患者HBsAg阴转率高达27.3%[61]。

目前正在开展的多项研究针对优势人群采用序贯联合治疗进一步证实了BGT策略的有效性。

一项随机对照研究纳入NAs经治获得病毒学应答且HBsAg<2000IU/mL的患者，换用PegIFNα-2b治疗60周促进治疗结束时HBsAg阴转（32.6%）和HBsAg血清学转换（27.9%）[78]。

Anchor研究则随机纳入NAs经治低HBsAg水平（<3000IU/mL）的患者，与ETV单药治疗（HBsAg阴转率或转换率为0）相比，序贯联合96周PegIFNα-2b加或不加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均能显著提高HBsAg阴转率（21.21%～27.78%）和HBsAg血清学转换率（19.44%～21.21%）[79]。

ICURE研究纳入NAs经治低HBsAg水平（<1000IU/mL）且HBeAg阴性患者，接受序贯联合PegIFNα-2b治疗后，66.67%的患者实现了临床治愈。

治疗结束后，80%的患者在停药随访第24周仍维持应答[80]。

为验证RGT策略，近期PYRAMID研究纳入NAs经治后获得病毒学应答HBsAg<5000IU/mL且HBeAg<100PEIU/mL的HBeAg阳性患者，第24周时HBsAg<200IU/mL的患者，56.5%于第72周时实现HBsAg阴转；若第24周时HBsAg≥200IU/mL者，继续联合治疗组仅4.5%的患者获得HBsAg阴转；而第24周时停用PegIFN的患者均未能实现HBsAg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