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价创历史新高引发的深层次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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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创历史新高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猪价创历史新高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这一轮猪价上涨始于2018年中，历时1年3个月，大涨141%，远超前三次猪周期的最高涨幅：

132.6%、98%、76.6%。

更为严峻的是，截至2019年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

预计到2020年下半年才有望迎来猪价向下拐点，这也就意味着普通民众还要继续承受长达至少一年的高猪价。

而猪肉仍然是普通老百姓补充蛋白质的最主要来源，没有之一，我国猪肉消费占全球49.3%，远高于欧盟的19%和美国的8.7%，国内肉类消费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3%，这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

为什么这一轮猪价创历史新高？

为什么高猪价持续这么久？

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因为非洲猪瘟？

实际上，历次猪周期都有瘟疫疾病因素，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吗？

本着客观专业的精神，我们发现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的影响极大。

各地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一刀切。

大量中小养殖户因为不符合“环保标准”被迫大量退出，猪肉供给大幅下降，而我国散户养殖占比很高、规模化养殖率很低，养殖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高达99.4%。

大量中小养殖户退出导致供给严重不足，复养更慢。

所以，这一轮猪价创造历史的大涨主要原因不是猪瘟、猪周期这么简单。

怎么故事听起来好像是同样的情节？

2015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

但是，部分政策执行的“度”上出了问题，“用力过猛”，运动式，一刀切，层层加码，在去产能、去杠杆、环保督查等方面误伤民营和中小企业：

去产能与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关停并转、利润下滑，环保限产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上升，金融去杠杆与民营企业融资难贵、环境变差、流动性分层、身份歧视，税收社保加强征缴与民营企业实际税负加重。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

（参考《落花有意——当前民企生存环境及建议》）

后果已经显现：

1、因为贡献了我国经济“56789”的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步入“5”时代，底在哪里？

2、猪价带领牛羊鸡价格大涨，CPI逼近3%的警戒线，在经济持续下行、PPI连续负增长、企业盈利下滑、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的宏观大背景下，一头猪把货币政策困住了。

（参考《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该降息了！

》《降息大讨论》《迈向“5”时代》）

中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出现了新问题，当前需要客观辩证地看待新问题，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不能因为新问题否定改革成绩，但也不能因为成绩忽视新出现的问题。

“度”是一种大智慧，过犹不及，要鼓励各地区各部门又红又专、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执行中央政策。

“治大国如烹小鲜”“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当前亟需推动民营经济重大理论创新、营造公平竞争的公平环境、减税降费、调动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积极性、放开汽车金融互联网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释放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猪周期带动CPI指数上行，但PPI持续为负，当前物价形势的主要矛盾是通缩而非通胀，不会掣肘货币政策。

未来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冲击、经济下行加大、PPI通缩企业实际利率上升，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已经打开，控制好节奏和力度，配合好财政金融等宽信用政策，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不要把正常降息降准的宏观逆周期调节简单等同于大水漫灌，这太业余了。

我们都深爱这片土地，深爱这个国家。

值此时艰，尤其需要理性专业建设性。

我们深信，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经过改革转型洗礼之后的中国经济前景将更加光明！

摘要

“猪周期”是生猪生产和猪肉销售过程中的价格周期性波动。

在猪肉价格景气时，养殖户为了追逐利润，增加能繁母猪和生猪供给，造成猪价下跌，养殖户减少供给，猪价重新上涨。

猪的生产周期决定了一轮完整的猪周期历时3-4年，同时在一年之内受节假日和气候影响呈现出小周期波动。

能繁母猪代表产能，扩大生猪供应先要扩大产能。

从猪仔成为后备母猪需7个月达到可繁殖状态，能繁母猪生产1胎需要5个月左右，2年可产仔5次（2.4-2.5胎/年）。

母猪产仔再经过1-2个月的保育期和5-6个月的育肥期，生猪可出栏。

因此，直接补栏仔猪仅需6个月左右即可，当月生猪存栏量预示着未来半年的生猪供给；但从补栏母猪到增加猪肉供应需18个月左右，即一轮猪周期约3年左右。

我国每年生猪出栏量在7亿头左右，因此月末生猪存栏量应至少有3.5亿头，但截至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

猪周期的本质是供需关系，需求端总体稳定，关键在供给端。

我国以散户养殖为主体的环境放大了价格的波动性。

第一，猪肉消费需求从长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决定，短期受季节性饮食习惯、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费替代效应等影响。

第二，猪肉供给端主要受养殖利润、政策干预、天灾疫病等因素影响。

当前生猪养殖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即“自繁自养”，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种是“公司+农户”，公司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兽药及技术人员支持，待生猪长到出栏体重后由公司负责回收销售并给农户支付代养费，如温氏股份、新希望等。

前者占用资金相对较大，折旧多、兽药和疫苗费更高，但过程可控；后者占用资金少，折旧少，有利于刚进入生猪养殖行业的公司弯道超车，但需要支付大额委托养殖费。

2006年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四轮“猪周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每轮猪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时间略长于上行时间，主要是因为在下行阶段，利润下行但只要未亏损，养殖户退出的意愿不强；二是每轮猪周期均伴随疫病助推，但最近的猪周期相较过去明显存在非市场化的政策因素如环保干预；三是规模化和技术进步导致需要的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下降，因此新一轮猪周期产能恢复后对应的存栏量将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历次猪周期，本轮猪周期仅影响CPI，并未传导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宏观环境是总需求不足。

前三轮猪周期分别均历时4年左右，上行周期分别为2年、15个月和2年，最高涨幅分别为132.6%、98%和76.6%。

本轮超级猪周期，涨幅大、速度快，四大原因：

环保禁养扩大化、规模化养殖策略、非洲猪瘟、内生猪周期。

第一，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的影响凸显。

各地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一刀切。

第二，规模化养殖升级导致散户大量退出，猪肉供给下降，但仍未改变我国散户养殖占比很高、规模化养殖率很低的格局。

年出栏量小于100头的散养农户数从2007年的8100万户，下降至2017年的3700万户，降幅54%，而同期年出栏头数超过1000头的规模养殖场数量从4万增至8.2万，增幅达150%。

但是，养殖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仍高达99.4%，500头以上的养殖户数量占比0.6%，500头以上的出栏数量占全部出栏数不到50%（约49.1%）。

第三，非洲猪瘟导致大批生猪受到感染，截至2019年7月，全国共发生非洲猪瘟疫情143起，扑杀生猪116万余头。

第四，非洲猪瘟前，上一轮猪周期中积累的过剩产能逐渐出清完毕，新一轮猪周期已经启动，猪肉价格存在内生上涨动力。

本轮猪周期始于2018年中，已历时1年3个月，已上涨141%，根据2年左右的上升周期及本轮周期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过快下滑，可能要到2020年下半年迎来价格向下拐点。

一是居民猪肉消费需求较大，但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为十年低点，当前供给缺口高达1000万吨。

我国猪肉消费占全球49.3%，远高于欧盟的19%和美国的8.7%，国内肉类消费中猪肉消费占比高达73%，短期内牛羊禽肉难以替代。

二是我国进口猪肉量长期仅占国内猪肉消费的3%左右，占全球猪肉出口的18%。

今年以来虽加大进口力度，但仍无法弥补供给缺口。

1-8月累计进口猪肉116.4万吨，逼近去年全年119.3万吨的总额，累计同比40.4%；5-8月猪肉进口当月增速分别为62.6%、62.8%、106.7%和76%。

随着猪肉进口大幅增加，进口单价也大幅提高，8月达到2.27美元/千克，较年初上涨31.6%，同比为36.6%。

三是环保政策纠偏和非洲猪瘟疫苗研制需要时间。

超级猪周期将在宏观、中观、微观上产生较大影响。

1）宏观上，2008年至今，猪肉价格和CPI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2，远高于CPI篮子中的其他商品。

猪价上涨将推升食品CPI，同时带动替代品牛羊肉、鸡蛋、鸡肉等的价格上涨，拉动CPI，下半年CPI将继续在3%附近波动，个别月份可能超过3%。

但本轮CPI上涨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核心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全面通胀的可能性不大。

宏观经济形势主要面临通缩而非通胀压力，“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

货币政策更多作用需求端而非供给端，因此货币政策放松不会加剧通胀。

2）中观上，加速生猪规模化养殖，提高行业集中度；影响肉禽运输业格局，从活体运输到冷鲜猪肉运输，从“调猪”到“调肉”，冷链猪肉运输迎来机遇；对上游饲料产业产生影响，短期降低对玉米、大豆等饲料的需求，价格下降，随着存栏量上升将带动上游饲料价格上涨。

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业行业集中度较低，2018年前10大进军养猪行业的上市企业生猪出栏量共4731.67万头，市场份额占比仅6.82%，龙头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正邦科技和新希望生猪出栏量分别为2230、1100、554和225万头，与接近7亿头出栏量比仍极小。

3）微观上，低收入群体居民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影响更大，因此要注意通过补贴的形式降低低收入群体的支出压力。

政策建议：

一是多措并举增加供给，稳定猪肉市场供应，密切跟踪替代品牛羊肉价格并加大投放。

建议短期内适当放松对生猪养殖业的环保约束，减少不合理的禁养区划定。

加快投放储备的冻猪肉。

扶持前期退出市场的养殖大户，帮助其尽快恢复生产。

此外，应尽快寻找新的猪肉进口市场如巴西、澳大利亚等，在确保检验检疫安全的前提下，大幅增加进口猪肉数量。

二是降低猪肉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税费和交易运输等的成本，增加对养殖户尤其是大规模养殖户的融资支持。

三是从需求端重点补贴对猪肉价格上涨较为敏感的低收入群体，建立与猪肉价格涨幅挂钩的动态补贴机制，补贴人群与低保、贫困户等名单挂钩。

四是从长效机制，进一步提升规模化养殖场在种群选育、养殖技术、检验检疫等领域的水平，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强冷链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等，推进生猪“就近屠宰、冷链配送”经营方式。

1什么是“猪周期”

1.1“猪周期”的产生

猪周期是生猪生产和猪肉销售过程中的价格周期性波动现象。

具体而言，猪肉价格上涨时，养殖户会扩大产能，增加能繁母猪，推动生猪存栏量上升，育肥成熟后生猪出栏量增加，猪肉供给增加，价格下降。

养殖户观察到猪肉价格下降，减少产能，淘汰能繁母猪，生猪存栏量和出栏量下降，猪肉供给减少，猪肉价格重新回升，周而复始。

猪的生产周期决定了一轮完整的猪周期历时3-4年，同时在一年之内受节假日和气候影响呈现出小周期波动。

能繁母猪代表产能，扩大生猪供应先要扩大产能。

从猪仔成为后备母猪需7个月达到可繁殖状态，能繁母猪妊娠期114天左右，哺乳期20天，空怀期14天，所以1头母猪生产一胎需要148天（5个月）左右，2年可产仔5次（2.4-2.5胎/年）。

2018年，国内平均每头母猪年提供的商品猪数量（MSY）为19.2头，低于国外先进水平4-6头，随养殖技术进步将提高。

母猪产仔再经过1-2个月的保育期和5-6个月的育肥期，生猪可出栏。

因此，直接补栏仔猪仅需6个月左右即可，意味着可根据当月生猪存栏量推断未来半年的生猪供给；但从补栏母猪到增加猪肉供应需18个月左右，因此一轮猪周期约3年左右。

我国每年生猪出栏量在7亿头左右，因此月末生猪存栏量应至少有3.5亿头，但截至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38.7%；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37.4%。

猪周期的本质是供需关系，需求端总体稳定，关键在供给端。

我国以散户养殖为主体的环境放大了价格的波动性。

第一，猪肉消费需求从长期看由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增长和消费结构决定，短期受季节性饮食习惯、流行疫病、食品安全和消费替代效应等影响。

第二，猪肉供给端主要受养殖利润、政策干预、天灾疫病等因素影响。

政策干预包括环保、财政补贴、收储投放制度等。

由于猪肉直接影响居民生活水平、CPI及货币政策等，政策干预相对较多，主要根据猪肉价格、猪粮比、养殖利润等指标观测市场供给和养殖户盈亏情况，进一步调节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量、出栏量、屠宰量等。

盈亏平衡点的猪粮比一般在5.5-6，当前猪粮比价为13.92，养殖盈利较高，自繁自养生猪和外购仔猪养猪利润已达到1683.6和1412.5元/头。

但是如果干预措施力度过大，反而会加大价格波动。

第三，我国的养殖业以农户散养为主，生产者同质程度较高，行业集中度低，单个生产者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力较弱，更容易“追涨杀跌”，且防疫技术、资金不足，更容易大起大落，猪肉价格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蛛网周期的特征。

生猪养殖为处于产业链中游，上游主要有种植业、饲料、兽药疫苗等，下游主要是屠宰场和肉制品加工厂等，产业链总产值超过3万亿元，其中养殖业产值达万亿以上。

当前生猪养殖主要分为两种模式，即“自繁自养”，典型如牧原股份；另一种是“公司+农户”，公司提供仔猪、饲料、疫苗兽药及技术人员支持，待生猪长到出栏体重后由公司负责回收销售并给农户支付代养费，如温氏股份、新希望等。

目前两种模式均有成功案例，前者占用资金相对较大，折旧多、兽药和疫苗费更高，但过程可控；后者占用资金少，折旧少，有利于刚进入生猪养殖行业的公司弯道超车，但需要支付大额委托养殖费。

牧原股份每头猪分摊的折旧费用为温氏股份的2.58倍。

当前养殖方向主要为规模化、科技化和产业化，盈利的关键在资金、技术和成本控制。

1.2猪肉价格波动与CPI高度相关

从历史数据看，我国猪肉价格波动和CPI波动高度相关，2008年至今，猪肉价格和CPI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82，远高于CPI篮子中的其他商品。

猪肉价格走势和CPI高度相关主要源于猪肉在CPI篮子中占比较高。

据测算，目前猪肉在CPI篮子中的比重约为2%-2.5%，考虑到食品类商品在CPI篮子中总比重约为30%，且CPI篮子中商品种类众多，猪肉作为单一商品的比重是很大的。

此外，CPI篮子中的部分商品如服装、家用器具等商品价格一般比较稳定，周期性不如猪肉价格强；另一些商品如房屋租赁费用价格的波动周期长于猪肉价格变动周期，这使得猪肉价格的周期性变动在CPI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成为影响CPI的重要变量。

1.32006年以来的四轮猪周期

2006年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四轮“猪周期”，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每轮猪周期基本上在3-4年，下行时间略长于上行时间，主要是因为在下行阶段，利润下行但只要未亏损，养殖户退出的意愿不强；二是每轮猪周期均伴随疫病助推，但最近的猪周期相较过去明显存在非市场化的政策因素如环保干预；三是规模化和技术进步导致需要的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下降，因此新一轮猪周期产能恢复后对应的存栏量将低于前期；四是不同于历次猪周期，本轮猪周期仅影响CPI，并未传导至PPI，核心CPI和非食品CPI下行、PPI连续为负，宏观环境是总需求不足。

第一轮“猪周期”是2006年中-2010年5月，历时4年，其中上行周期2年，涨幅132.6%，下行周期2年。

2006年初猪肉价格持续处于低位，致使养猪业处于亏损状态。

部分养殖户亏损严重，永久退出，大量母猪被淘汰。

2006年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下降3.6%，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2.6%。

在大规模的产能出清后，生猪数量下降开始逐渐传导至猪肉供给端。

2007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在全国范围内爆发，延缓了补栏速度。

因此，猪肉价格从2006年中开始企稳回升，2007年全国22个省市的猪肉平均价格为18.8元/千克，较上年上涨41%；加之春节等短期因素作用，2008年3月猪肉价格达到25.9元/千克的高点。

此后，猪肉价格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2009年甲型H1N1（猪流感）疫情爆发，2010年出现瘦肉精和注水猪肉等食品安全事件，公众的消费信心受挫，需求阶段性下降，对猪肉价格形成进一步压制。

2010年6月，全国22个省市猪肉平均价跌至15.5元/千克的低点。

第二轮“猪周期”是2010年6月-2014年4月，历时约4年，其中2010年6月-2011年9月为上行周期，历时15个月，涨幅98%，2011年9月-2014年5月为下行周期，历时32个月。

这个周期是相对经典的猪周期，外部干扰因素较少，价格主要是受到猪周期内生动力推动。

在前一个周期的影响下，能繁母猪的存栏量自2009年起开始下跌，进入2010年，对猪肉供给的影响开始逐步显现，猪肉价格开始攀升。

2010年8月，能繁母猪存栏量降至4580万头，为周期内低点。

13个月后，猪肉价格迎来周期内高点，2011年9月，猪肉价格攀升至30.4元/千克。

随着猪肉价格的高涨，养殖户纷纷增加后备母猪存量，猪肉价格又一次进入下行通道，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上半年。

为了稳定猪肉价格，2013年5月，商务部等三部委联合开启冻猪肉收储工作，提振了市场信心，短期价格有所恢复。

但随着反腐工作深入和打击“三公消费”，2014年猪肉价格再次下行。

第三轮周期是2014年5月至2018年5月，历时4年，其中2014年5月-2016年5月为上行周期，历时2年，涨幅76.6%，2016年5月-2018年5月为下行周期，历时2年。

2014年底猪肉价格迈过W型底部，开始进入上升区间。

由于自201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严格的环保禁养规定，并着力提升生猪养殖业的规模化程度，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市场，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开始进入持续性的下降通道中，2015年上半年爆发猪丹毒疫情等使得猪肉供给减少，猪肉价格上行至2016年5月。

此轮猪周期的特点是受环保和规模化影响，猪肉价格上行并未带动生猪显著补栏。

因为环保压制补栏，同时规模化养殖提升了产业效率，一方面提升了生猪的单体重量，另一方面使得能繁母猪提供的仔猪数量上升，因此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降、2016年生猪存栏下半年略回升3%，生猪屠宰量未受到明显影响。

猪肉价格自2016年中开始下降，并在2018年中完成筑底。

第四轮周期为2018年中至今，已历时1年3个月，根据2年左右的上升周期算，可能持续到2020年中，但考虑到本轮周期生猪和能繁母猪供给过快下滑，预计上升周期可能延长至2020年下半年。

本轮猪肉价格受到非洲猪瘟、环保限产政策、猪周期内生上涨动能、规模化养殖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出涨幅大，速度快等特点，价格上涨幅度为历次猪周期之最，堪称“超级猪周期”。

今年4月以来，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截至9月底，猪肉价格全国22省市猪肉价格均值已达到38.3元/千克，已经明显超出前两轮周期30元/千克的高点，较年初上涨83%。

反映猪肉价格与成本比例的猪粮价比已高达13倍，远远超出6倍左右的盈亏平衡线和11倍左右的前期高点。

当前猪肉价格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都已创下历史新高。

当前猪肉供给缺口仍然较大，短期供应增加困难，预计后期猪肉价格仍有进一步上行空间。

2超级猪周期形成的原因、影响及展望

2.1四大原因导致本轮超强猪周期

2.1.1环保政策导致生猪存栏持续下降

近年尤其是2015年以来，环保政策对生猪养殖产业的影响逐渐凸显。

生猪养殖业对水资源的需求量高、污染大，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南方水网地区等生态敏感区的环保压力明显加大。

近年与生猪养殖业相关的环保政策陆续出台，这些政策聚焦传统小规模散养对生态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的污染，提出要加快转变行业生产方式，促进规模化养殖的发展，降低散养的规模。

其中，新《环保法》要求环保不达标的养殖户加速退出，提高养殖成本；《水污染防治计划》明确提出要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科学划定畜禽禁养区，2017年底之前依法搬迁或关闭不符合标准的养殖企业。

在此基础上，农业部下发了《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提出转变方式，提质增效的原则，大力发展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养殖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

其中，调减南方水网地区养殖总量1600万头，全国水网地区133个主产县禁养区内关闭或搬迁养殖场24659个，减少生猪存栏282万头。

在中央各部委的大力推动下，各地方纷纷制定了划定禁养区和区内污染养殖户搬迁计划，层层加码扩大化，一刀切。

从环保部公布的进展情况来看，南方水网地区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搬迁工作进展顺利。

山东、四川、重庆、湖北等省市已经完成禁养区的搬迁工作。

但在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的政策执行层层加码，导致禁养区划定范围不断扩大。

例如，广东番禺在今年5月修订了生猪的禁养区规划，禁养区面积由原来的50平方公里大幅扩大至410平方公里，达到原规划面积的8倍。

大量散养农户不得不退出生猪养殖，一些不符合环保规定的大型养殖场也被关停，大批生猪被处理，导致近年来生猪存栏量持续下降。

环保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降低生猪养殖业对南方水网地区的环境压力，但是在南方减少养殖规模的同时，北方地区无法承接或不愿承接生猪养殖产业，加剧了生猪的供给短缺。

一方面，由于北方地区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保考核压力，因此对于承接生猪养殖也存在顾虑。

另一方面，由于地理、气候与人文条件的差异，一些北方地区并不具备直接承接南方转移的生猪养殖产能的条件。

例如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因此保暖成本明显上升。

同时，受到东北人口流出和工人知识结构的影响，东北地区生猪养殖工人的供给明显不足，也限制了生猪养殖的产能转移。

2.1.2规模化养殖升级导致散户大量退出，猪肉供给下降

近年来，我国推行了规模化养殖策略，鼓励养殖厂扩大产能，同时不断缩小普通养殖户的规模，但仍未改变我国散户养殖占比较高、规模化养殖率不高的格局。

规模化养殖相对于散养户存在规模效应，且管理、技术和资金等更具优势，有利于增强市场的稳定性，减少散户养殖的盲目性。

散户养殖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老龄化率提高、资金和技术匮乏等将逐步萎缩，但这是一个过程，短期内以环保等手段推进提高规模化养殖反而不利于猪肉供给稳定。

2016年农业部发布《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要求2020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重达到52%；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9月印发的《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提出，2022年和2025年，生猪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分别达到58%左右和65%以上。

近年来小规模散养的农户数量明显下降，年出栏量小于100头的散养农户数从2007年的8100万户，下降至2017年的3700万户，降幅达54%，而同期年出栏头数超过1000头的规模养殖场数量则从4万增至8.2万，增幅达150%。

其中，年出栏数超过50000头的大型养殖场的数量则从50家增长至407家，增幅超过700%。

即使如此，养殖1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仍高达97.8%，500头以下的养殖户数占比为99.4%，500头以上的出栏数量占全部出栏数不到50%（约49.1%）。

我国规模化养殖率任重道远，难以一蹴而就。

近年来大规模养殖厂的效率提升正在边际递减。

2018年我国MSY（能繁母猪每年提供的商品猪数量，反映养殖效率）约为19.2头，较2017年的18.5头增长3.7%，增速较2016年的11.6%明显下滑，显示出规模效应正在边际递减。

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MSY与国外先进养殖场23-24的MSY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2.1.3非洲猪瘟导致大批生猪受到感染

2018年8月，非洲猪瘟疫情传入我国。

由于传染性强，没有有效疫苗，加之一些不法商贩为了牟利违规运输带病猪肉，非洲猪瘟很快传遍全国所有省区市。

同时，由于我国部分地区防疫能力较弱，客观上也未能有效阻止非洲猪瘟的广泛传播。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于康震表示，近年来，一些地方动物防疫机构队伍弱化，突出表现在机构体系不完善、基层工作队伍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