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石雕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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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石雕论

中国古代石雕论

——石兽、石人与石佛

石松日奈子

【英文标题】AncientChineseStoneSculptures:

StoneFigueresofAnimal,Humam

【作者简介】[日]石松日奈子，日本东京，清泉女子大学

【内容提要】 InChina,duringtheHandynasty,large-scale,three-d'nnensionalstonesculptureappeared.Stoneanimalsandstonehumanfigureswereerectedinfrontoftombsandontheirapproachroutes.Chineseart,whichhadlongloathedrealisticrepresentationofhumanbody,begantoturntowardsthehumanbody.However,thesestonehumanfigureswerecloakedinthickgarments,andtheirexpressionwasnothingmorethangeneralizedsurfacetreatments.Inthefirsthalfofthe5thcentury,ChinesestonesculpturemetanunprecedentedforeigninfluenceinitsencounterwithBuddhistart,andtherewasarapiddvelopmentofhumanfiguralsculptureviaBuddhistsculptures.IntheTangdynasty,aChinesestyleofBuddhistsculpture,fittedwithbothbodilyexpressionanddecorativequalities,matured.Ontheotherhand,theerectionofstonesculpturesandstelesspreadinthegeneralclassesandinregionalareas,giventheundercurrentofChina'snativepreferencefor,andreverenceof,jade.Chinesestonesculpturedevelopedamidstarepetitionofbeinggreatlyswayedbythe"foreign"andheldbackbythe"traditional".InthehistoryofChinesestonesculpture,itwasalwaysforeignculturesthatbroughttheopportunityforthebirthofnewchanges.

【关键词】石雕/石兽/石人/石佛EE53UU1788427

   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真正的造像则始于四世纪左右。

最初期的作品都是一些小的鎏金铜佛像，五世纪前半期，石头开始成为佛造像的材料。

在佛教石窟寺方面，虽然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主要是塑像，开凿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的山西省云冈石窟中却出现了石雕，接着在河南省龙门石窟中发现优美的线刻。

但是，中国石雕的起源更早。

在佛教造像之前，玉质的祭祀用器、装饰品、用砂岩和石灰岩加工的石阙、画像石、石碑、石兽等已经达到一定的工艺水平。

特别是汉代的墓前石刻已很发达，直至薄葬令颁布。

然而，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汉代的石雕像却意外地稀少，而且，与佛像匹敌的石像，特别是人体雕刻根本没有发现。

但是，五世纪以后中国石佛的盛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是因为有珍爱石头并相信石头的力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

那么，佛教造像之前的中国石雕是什么状况呢？

这种传统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与佛教造像相关联呢？

   本文试图梳理那些过去只是被零散研究的汉代石雕的脉络，并寻找它们与南北朝以后兴盛的佛教石雕像的关系。

特别关注中国的“传统”造型与佛教文化和胡族文化带来的“外来”因素之间的互动与结合。

   一、“雕刻”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的地位

   历来在中国美术上占首位的是书法，其次是绘画，接下来依次是建筑、工艺、雕刻。

换言之，在中国美术的传统中平面造型居于立体造型之上。

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美术不注重“写实”，中国古代雕刻最大的特色就是“抽象性”。

这是因为中国雕刻的出发点是供奉给神灵的玉器和青铜器，表现想象中的怪兽和看不见的“气”。

中国人喜爱温润的软玉，早至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遗迹中就出土了玉制的装饰品和祭祀用品。

玉器的表面刻着抽象的几何纹和虚构的鸟兽纹、怪兽纹以表达对神灵的敬畏。

商代后期的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和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玉器几乎全是玉璋、玉戈、玉琮等礼仪用祭器或佩玉等服饰用具。

虽然这些玉器中有奴隶那样的人物和动物的圆雕像，但都是尺寸在5厘米内的小件，与其说是雕刻不如说是工艺品。

   青铜器中也有仿鸟兽的立体造型。

如湖南省发现的青铜象形尊（商代后期），设计独特，用象的长鼻子作口注，而鼻端却变成了凤头，但象身体表面装饰着饕餮纹和夔龙纹，很明显不是在表现象这种动物的真实形象。

此外，还在青铜器的局部如把手和盖、足部等处表现立体的人物和动物像。

如中山王墓出土的银制男子头部像烛台（战国时期），以全身像的人体形态作为台座，与想象中的怪兽相比前进了一步。

但这个男子像僵直的身体和远离现实的表情表明它的确是器物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独立雕刻制作的。

而且，在这些装饰人物像中胡人和奴隶等“被支配者”的形象很多，国王和君主等“支配者”的形象几乎没有发现。

   在这种人物雕刻不发达的历史背景之下，秦始皇兵马俑的出现的确令人震惊。

秦始皇兵马俑与真人大小相当。

因为秦始皇的目的是在地下再现现实中的军团，所以无论士兵还是战马或战车都是以真实的尺寸制作的。

观者被兵马俑构成的完全与现实相当的规模与精妙的造型所震慑，发出“写实的”、“写实主义”的赞叹。

但是，这种造型真的能被称作是写实的吗？

的确，如果观察这些士兵的头部，会看到它们的发型、冠帽等刻画细致，面部表情也因人而异。

然而，因为构成军团的士兵的阶层和身份多样，冠帽和发型的不同是为了表现这种区别而不是出于人体写实表现的目的。

如果将目光转向士兵的身体、腿和足部就会一目了然。

因为兵马俑是为了大量生产而由模制的部件组装合成的，所以兵马俑的躯体造型单一，只不过是几种模式的反复交替而已。

可见兵马俑并不是作为单个的人物像而制作的，而是作为地下军团巨大造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制作的。

   当然，对于历来除了祭祀用器和装饰品以外几乎缺乏别的造型传统的中国雕刻来说，身高180厘米的人体立体造像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若从写实的角度来看，近年发掘出土的力士（杂技）俑也许更值得关注。

力士俑的上半身裸体，从肩部到手腕的肌肉、浑圆的腹部和粗壮的腰部的造型都很巧妙。

毫无疑问制作者是观察了真实的人体才制作了这样的俑。

但是，秦俑的这种造型风格并没有被后来的汉俑所继承。

近年发掘出土的汉景帝阳陵的裸体俑（公元前二世纪）本来是穿着衣服埋葬的，发现时因为衣服朽坏而只剩下了木偶似的躯体，并且，难以从模具里脱出的骑马俑只好将人物从腰部分开，仿佛对人体不加关注似地将人的下半身和马体一起制作。

因为俑仍然只不过是俑，对大量生产的类型化的俑而言是没必要关注和表现其人性的吧。

   二、西汉时期的苑池雕刻与石兽

   西汉时期中国的石雕像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

今天所知的苑池雕刻和墓前石兽都是作为独立的圆雕像而制作的。

从造型角度来看，这些雕塑虽然残存固有的神秘性和抽象性，但可以肯定具备明确制作意图的具象性。

西汉时期的石雕几乎全部集中在都城长安周围，现列举现存作品如下：

   图一　传昆明池牵牛像

   图二　传昆明池织女像

   ◆昆明池的牵牛、织女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长安城西开凿了昆明池，依据文献资料，在寓意银河的水池东西两边矗立着遥遥相对的牵牛和织女石像①。

昆明池遗址已确认位于现在陕西省长安县斗门镇的东南至东北部，虽然池水已经枯竭，但残存传为牵牛、织女的两体石像（这两尊像的名称一度颠倒，现已修正②）。

   “牵牛”像（图一）位于昆明池东侧（今长安县常家庄村北），现安放在新建的庙宇之中。

该像身体稍稍倾向左侧跪坐，右手捧于胸前，左手置于腰腹之际。

表现出头部异常大、头发竖立、两目圆睁的异样容貌。

据说该像曾手持牵牛的缰绳，但根据现状无法确认。

“织女”像（图二）位于昆明池的西侧（今长安县斗门镇），现收藏于棉绒工厂内的小祠堂里。

织女像的头部也很大，面部经过后世粗糙的修补而无法看清其本来的表情，头发在脑后结成一束的发型和着交领衣服拱手端坐的姿态均与同时代的女侍俑别无二致，并没有表现出作为织女的造型特征。

这两尊像都是采用巨大的四方柱体石头雕刻而成的圆雕像，牵牛像的高度为192厘米，织女像的高度为230厘米，充溢着压倒性的存在感。

造型上的特征表现为硕大的头部、单纯化的躯体和浅显而简洁的衣纹线，腿脚部的表现却停留在原石材四方柱的形状。

   据原来的报告，这两尊像所采用的石材是火成岩与砂岩，但通过对牵牛像近距离观察发现其石材也有颗粒稍粗大的部分，与陕西汉代画像石采用的颗粒细小的砂岩有所不同（织女像的表面经过了修补，因此难以判断石质），大概更接近于以下将提到的同时代的霍去病墓前的石兽所采用的花岗岩。

   虽然这两尊石像是否为文献所记载的昆明池当初安放的牵牛织女像还需要斟酌，但保留原材料外形大体轮廓的造型和稚拙的雕刻手法给人以古朴的感觉，因此可以确认是汉代的石雕。

无论怎样都与之前用玉石雕刻的工艺性小型雕刻完全不同，属于独立的圆雕大型石像。

   ◆霍去病墓前的石兽

   位于陕西省兴平市的茂陵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武帝的陵墓，名将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墓是茂陵陪葬墓之一。

因讨伐匈奴而战功赫赫的霍去病年仅24岁就在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去世了。

为了追悼霍去病，汉武帝特别在自己的寿陵附近为他修造墓冢，并将冢形仿祁连山以表霍去病战功③。

而且据传在墓上置“竖石”，墓前置“石马”、“石人”④。

   现在一般认为位于茂陵的东北部高约15.5米的小坟丘是霍去病墓⑤。

据1914年在此调查的VictorSégalen发表的照片⑥，坟丘上有若干起伏，顶上有树木和像庙似的建筑物，周围散乱地放着一些石块（石雕）。

坟丘下放置石碑、石马，周围有一些散乱的石块。

这种状况与文献所载之“祁连山”、“竖石”、“石马”、“石人”相吻合。

现在坟山上的石雕已经全部移向山下，14件石雕和2件石刻题记全部陈列出来。

14件石雕中大的长达285、小的112厘米。

现在分别被命名为马踏匈奴、卧马、跃马、石人、人与熊、怪兽吃羊、野猪、伏虎、卧牛、卧象、蛙、蟾、石鱼一、石鱼二⑦。

据题记中“左司空”判断，官少府所属的左司空工人曾负责制作这些石雕。

   图三　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雕

   这些石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踏匈奴”（高168、长190厘米）（图三）。

这是14件石雕中最完美的一件圆雕，马的四肢张开，稳健地站立着，压倒在马体之下的是仰面而卧的人物像。

马身下的人从马的两个前肢之间伸出头部，怪异的面容使人触目惊心。

散乱的长发与短髭，双目圆睁，张开的大嘴似在狂呼怪叫，右手持剑（或许是矛），左手持弓。

这样粗俗野蛮的容貌显然是在表现和汉民族所不同的异族。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被马所踏的人像是在表现“霍去病征服的匈奴人”，这种意见大致是妥当的。

据Ségalen所发表的照片，这个马踏匈奴的石像原本与石碑一起树立在坟丘南侧，表现出与墓主人功勋的深刻关系。

即这尊石像是用来纪念霍去病征服匈奴的战功。

图四　巴比伦遗迹踏人狮子像

   图五　霍去病墓“虎”石雕

   CarlHentze指出了“马踏匈奴”像与古代巴比伦遗址残存的石雕狮子像（新巴比伦时代，公元前七至六世纪）（图四）的类似性，并指出这尊石像可能受到了外来影响⑧。

虽然石雕狮子像经过伊拉克战争后现在的状态不明，但是这种仰卧的人像上面覆压着狮子立像的造型的确与“马踏匈奴”像十分相似。

西亚古来的战胜纪念图或国王叙任式图中，胜者（国王）的脚下或者马下倒着失败者的例子十分多见⑨，推测这座巴比伦遗址的狮子像正是象征战胜埃及后的新巴比伦王国。

如果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是在表现征服了匈奴的汉族英雄的话，那么两尊石雕同样作为“直观地表现支配关系的纪念性雕像”而十分类似。

此外，因为中国内部本来不具备这种造型传统，可能是通过击败匈奴后开通的丝绸之路而从西方传入。

对没有肖像制作传统的中国石雕而言，这种用骏马来象征霍去病本人的风格也许更得体。

   与这样具备特殊含义的“马踏匈奴”相比，其余的13件石雕并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意义。

例如马、象、虎（图五）等石雕也是此后的墓前石雕中表现的题材，在这里全部都作腹部贴地的匍匐状，从旧照片来看，它们被安放在坟丘低洼的地方。

大概是作为组成祁连山自然景观的一部分而安放在各个适当的地方。

猪、蛙、蟾（图六）、鱼，乃至怪人怪兽可能也都如此。

这13件石雕具有共同的造型特征，都只是在石材自然形状的基础上作适度的浮雕或线刻，并没有做成纯正的圆雕。

霍去病墓石雕采用的石材全部是没有棱角的不定型的石块，大概是采自河底的自然石材。

关于这些石块的材质有花岗岩和砂岩两种说法，但经现场观察发现它们比砂岩更坚硬，颗粒更大，另外，从局部有石英和长石那样的结晶体来判断，这些石材可能是花岗岩。

由此可见，这些石雕是根据天然石材的颜色和形状来决定与之相吻合的石雕题材，或者依据题材来挑选与之相配的石材。

因此，这些石雕虽然是立体的，但却不同于具象和写实性的雕刻，是需要观者运用想象力来把它们看成是动物或怪兽。

可以说这种兼具具象与抽象的造型方法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造型传统一脉相承。

   具有这种具象与抽象共存特点的西汉石雕还有2件作品值得一提。

1件是陕西省淳化县甘泉宫遗址残存的石熊，1件是山西省安邑县出土的石虎。

   图六　霍去病墓“蟾”石雕

   甘泉宫是西汉时期武帝的离宫，遗址位于陕西省淳化县铁王乡。

该遗址出土了瓦当和砖等遗物，地面只残存石熊（图七）和石鼓。

但是这2件石雕的雕刻技法和材质各异，相互之间应该没有关联。

石鼓采用并不罕见的灰色石灰岩制作，上面刻有北宋政和六年的题记。

而石熊高125厘米⑩，是美丽的花岗岩所制，局部有石英岩大块的结晶体。

熊的鼻子附近呈现肉红色，大概雕刻者特意将这个部分做成面部。

石熊坠着屁股蹲坐在地上，左前肢搭在左耳附近，右前肢贴腹部，像是要打探着前去远方的样子。

石熊像只用浅显的浮雕表现出四肢的轮廓，恰当地运用原石材的浑圆形状表现躯体的量感。

这件石熊与霍去病墓前的13件石雕的造型感觉极其相近，因此推断它为西汉时期的遗物。

   现藏太原市山西艺术博物馆（纯阳宫）的石虎据说出土于山西省安邑县杜村（现在的运城市）（11）。

石虎高72、长134厘米，虽然表面覆盖着后补的红褐色涂料，但仍然可见里面的材质是颗粒细小的灰色砂岩。

与富有量感的头部相对的是浅浮雕的四肢，与霍去病墓和甘泉宫遗址的石雕造型方法相一致。

咧开的大口中呲出上下牙齿，表情与其说是可怕倒不如说是有点滑稽感。

与霍去病墓的石虎相比显得有些拙劣，可以判断在西汉时期山西省西南部也制作石兽，且采用砂岩而不是花岗岩是该地区的地域性特征。

   从以上的例子可见西汉时期出现的圆雕石雕像超越了以前雕刻局限于“器物的器形或装饰”的范围，作为独立形象有了很大的主体性，不仅对石雕，乃至于对中国雕刻全体都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图七　甘泉宫石熊

   三、东汉时期的石人

   到了陵寝制度发达的东汉时期，盛行墓地上建造祠堂和祠庙，并在墓前和神道两侧安放各种石刻（12）。

在厚葬之风的背景下，石雕像在陕西及其周边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广大范围内可以看到。

题材中增加了石碑和石表等种类，不仅有狮子、象、马、牛、羊、虎等动物，还有麒麟、天禄、辟邪等灵兽（13）。

石刻的种类和数量依据墓主的身份而定，此外还出现了守卫墓和庙的卫士像，即石人（14）。

   ◆门卫石人

   河南省登封县嵩山中岳庙前现存的一对石人，其年代应该是建造太室阙的东汉元初五年（118年）（15）。

石人像现残高约100厘米。

两尊石人像都是双手于腹前握着像剑一样直抵地面的物品。

石人的头部用方柱状的石材进行了浅浅的雕刻，作为雕刻其技法尚未成熟。

石人的全身比例中头部硕大，头顶部很平，面部和耳朵的刻画都只作了记号似的简单刻画。

   山东省曲阜孔庙保管的一对石人据说原来置于曲阜西南5里的汉墓之前。

是高度分别为254、236厘米的大型石像，都戴冠穿长袍，一尊拱手，另一尊右手曲举至右肩，似握着长柄状的物品（剑或杖）垂直站立。

拱手石人像的腹前刻着“汉故乐安太／守藨君亭长”，持物石人像的腹部刻着“府门之卒”，可断定其身份为东汉末乐安太守藨君墓的守门人（16）。

由于长期在露天环境中而风化严重，但仍可看出与中岳庙的石人相比更接近圆雕。

但整体上仍然停留着粗壮的石块的印象，从过大的头部和过厚的衣服覆盖着的身体无从看出对人体的关注，而且，拱手石人像的眼睛非常大。

   像这样组合的石人像还有山东曲阜发现的被称作“鲁王墓前石人”的石人像（17），现藏于山东石刻艺术馆。

拱手石人像（图八，1）高210厘米，持物石人像（图八，2）高202厘米，头部很大，戴冠穿长袍。

面部刻画出眉毛，双目睁开，棱角分明的身体、素朴的造型特征与曲阜石人像十分类似。

   此外，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河床出土的石人像胸前持盾，也是和汉代画像石里屡屡表现的门吏形象相似（18）。

像高150厘米，面部扁平，刻画出眉毛和嘴，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眼角上吊的大眼睛和小嘴。

下半身的雕刻可能被省略掉，也像是未完成的样子。

   陕西省华阴市西岳庙保存了一尊石人像，是身高182厘米与真人等身的持物像类型。

这个石人的右脸颊上残留着可能是所持物尖端的石块，现在推测这个石块是彗的顶端，因此将石人称作“持彗石人”（持彗的石人）（19）。

画像石中描绘握着倒立的彗的门吏的例子很常见（扫除以待来客之意）。

这尊像的头部比例得到改善，从眼睛没有过分地睁开、耳朵立体的刻画等方面来看，与上述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的石人相比更接近现实中的人物。

   ◆胡人石人与裸体石人

   与上述门卫性质的石人不同的还有被认为是胡人的跪坐石人像。

山东石刻艺术馆保存着一尊据说是1980年山东省青州河道边出土的石人像，像高305厘米，石人双手拢于胸前，从其恭顺的跪坐姿态判断可能是在表现被征服的胡人。

硕大的头部和棱角分明的身体比例与真人大相径庭，手腕和腿部只浮雕出大体轮廓。

从石人圆形的大耳朵、深陷的大眼睛、长长的尖下巴、椭圆形张开的嘴巴来看是有意表现出不同于真人的形象。

服装的表现上，石人穿着立领的筒状袖上衣，上衣的表面全部雕刻着波状细纹，也许是用来表现毛皮的质感。

腰带和帽子上浮雕出汉代画像石上常见的菱形穿璧纹。

与这尊石像类似的还有山东省临淄出土、现存临淄齐国故城博物馆前庭的石人像（图九），姿势、容貌和服饰都与青州出土的石人像大体一致，下巴极尖，张开的口中刻出上下牙齿，胸部刻出乳头样的突起。

两尊像都呈现出异样的容貌，从帽子和腰带上雕出的穿璧纹推测这是具有“除魔”意味的胡人像。

因为青州的石人像是从河流中出土的，所以有人认为它可能是“镇水石人”。

但是，在山东兖州的泗水河床曾出土一尊双手持长剑状物做站姿的东汉门卫石人，与北魏时期的石人伴出，可见出土于河床的石人未必都是“镇水石人”，笔者也据此判断青州的石人像与镇水无关（20），应是原来的门卫石人，被后代转用为镇水石人。

   图八　曲阜石人像

   1.拱手像　2.持物像

   石家庄发现的一对男女石人像是明确地雕出生殖器的裸体形象（21）。

男像高174厘米，女像高160厘米，除了帽子和腰带外没有着衣。

方柱状的石块没有作任何深入的雕凿刻画，过大的头部和异常小的手部表现出与东汉的石人共同的特征。

虽然用途不明，但生殖器的表现可能与祈求子孙繁荣的意图有关，也许是依据民间信仰而做的造型。

   ◆治水功臣李冰的石像与镇水石人

   1974年3月，四川省成都市郊外都江堰鱼嘴附近的外江江底出土了李冰石像（图一○），现放置在都江堰伏龙观大殿（22）。

该像是高290厘米、戴高冠着长袍的大型拱手立像。

两袖与袖间的腹前部各刻出两竖行铭文：

左袖是“建宁元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掾”，右袖是“尹龙长陈壹造三神石人珎水万世焉”，两袖中间是“故蜀郡李府君讳冰”（23）。

从这些铭文判断，这是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造的李冰像。

李冰是此前400年左右战国末期的人，因为在这里修建大规模的治水工程的功业而名垂后世（24）。

   这尊李冰像用肌理细腻的灰色砂岩雕成。

拱手立像型的体貌和衣服表面刻铭文的手法与曲阜和济南残存的石人像有共同之处，但是，面部精心刻画出眉目，表情温和。

大体刻画出从上身到膝部的衣服，特别是两侧袖口和鞋子只简略地用线刻表现出轮廓。

   在都江堰出土李冰像的次年即1975年，从河底又发现高185厘米的“持锸石人”（手持锸的石人像）（25），接着在2005年发现两尊高200厘米的石人像和一通刻着“建安四年”（199年）铭文的石碑。

“持锸石人”现在和李冰像一起放置在伏龙观的大殿里，头部缺失，但石质和造型与李冰像十分相似。

虽然2005年出土的两尊石人像和石碑目前还未见诸正式的报告，但都是头部缺失、着长袍作拱手的姿势（26）。

这三尊石人像可能是李冰像铭文中尹龙和陈壹制造的“三神石人”，铭文中“珎水”即镇水的意思。

据文献记载，“三神石人”是为了测试水位而置于水中的石人（27），出土的三尊石人像可能为其印证。

除此之外，山东省兖州的泗河河床出土的石人（延昌四年（514年）铭）可能与北魏时期治水工程相关（28），《水经注》也有几处关于石人的记载，为了防止河水泛滥而造的石人，从原来安放的河岸沉入河底绝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可见纪念“治水功臣”的雕像与墓前石人的造型并没有多大的差异，由此可见这个时代人物雕刻水平的极限。

   从以上例子可见，在东汉时期石人圆雕开始出现，并不热衷写实的中国美术也终于开始正视人体现实。

但是，中国的石人包裹在厚厚的衣服之中，并未意识到衣服中的人体。

石人的躯体仍然是概念的和表面的表现，没有走向写实的方向。

不久，在东汉末期的建安十年（205年）曹操发令禁止厚葬（29），此后的魏晋时期也一直禁止厚葬，石人石兽等墓前的大型石刻大幅度减少了。

终于开始正视人体现实的中国石雕缓慢地渡过了漫长的空白期。

当中国石雕像再次出现是五世纪前半期，但不是在汉族的国家而是在胡族的国家，而且表现的是佛陀这个异国的圣者。

   图九　临淄出土胡人石人

   图一○　都江堰出土李冰像

   四、佛教造像的传入与石雕的复兴

   西安（长安）不仅是秦汉以来的文化中心，在佛教传入后还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心地。

然而，今天五世纪中期以前的佛像一例也没有存留下来。

这是因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以长安为中心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废佛令，将在此之前的佛像统统毁坏无余。

但是，在河北和甘肃等废佛令影响较弱的地域仍散见小型佛像。

   中国石佛现存最古老的作品是北凉时期的石塔。

这些石塔都是大体相同的覆钵式，在甘肃省发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