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课 与时俱进现代雕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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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与时俱进现代雕塑
第九课与时俱进──现代雕塑
一、教材分析
1.教学目的
①了解20世纪中国雕塑发展的特点，由于西方雕塑的引入，对传统雕塑经验的研究与继承。
②从城市大型雕塑的兴起，了解大型纪念性雕塑的艺术语言特点。
③通过对部分架上雕塑作品的分析，了解雕塑对不同材质的运用和表现手法的特点。
2.内容结构
①20世纪中国雕塑发展的特点，传统雕塑发展的断裂，西方雕塑观念和表现技法的引入。
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主题、创作方式和艺术经验。
③大型泥塑《收租院》对中西雕塑技法结合的试验。
④架上雕塑反映的雕塑语言特点。
⑤城市雕塑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兴起、意义、成就与问题。
3.重点和难点
①结合具体作品分析大型雕塑与架上雕塑不同的艺术语言特点。
②结合实际，对当地公共性雕塑作品的主题、表现特点，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组织讨论，以加深对大型雕塑特点的了解，提高课程的现实针对性。
二、教学资料
1.美术作品资料
刘开渠 （1904年—1993年）安徽省萧县人。
1920年就读于北京美专西画科。
毕业后任教于国立西湖艺术院，1928年赴法，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专业，毕业后为导师朴舍留作助手。
1933年归国，任教于国立杭州艺专，“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创作《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七七”事变后，在成都完成《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孙中山像》，1945年完成大型浮雕《农工之家》。
1949年后历任国立杭州艺专校长、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院长、杭州市副市长。
1952年任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长、雕塑组组长，完成《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三面大型浮雕。
1952年任中央美院副院长，1979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
1982年兼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
出版有《刘开渠雕塑作品集》、《刘开渠美术论文集》等。
王合内 （1912年—2000年）（女），原籍法国。
1955年加入中国国籍。
1929年入法国尼斯国立学校专攻雕塑，1933年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深造。
1937年在巴黎与中国留学生王临乙结婚后来华定居，抗战时期，颠沛流离于江西、湖南、云南、四川等地。
抗战胜利后定居北平，任教于北师大，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擅长动物雕塑，作品有首都机场广场雕塑《中国人民欢迎您》、《小鹿》、《小马》、《猫》等。
萧传玖 （1914年—1968年）字佩之，祖籍湖南湘潭，生于长沙，1929年入国立杭州艺专，1932年参加木铃木刻研究会，1933年赴日本，在东京大学攻读雕塑，1937年归国，在上海新华艺专任教。
抗战期间，在长沙等地参加抗敌宣传，创作大型浮雕《前方抗战、后方生产》。
1945年回杭州艺专任教，1950年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雕塑系主任，曾任美协浙江分会副主席。
作品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八一南昌起义》，上海虹口公园鲁迅墓地《鲁迅像》、《工农联盟》、《工人纠察队》等。
出版有《萧传玖素描人像集》。
曾竹韶 1908年生于福建厦门，幼居缅甸，1927年回国，翌年入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
192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等校学习雕塑，并自修音乐。
1942年归国，先后在重庆国立艺专等校任教，1949年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新中国建立，任筹备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
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作品有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虎门销烟》、北京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像》、《蔡元培胸像》、《何叔衡烈士像》等。
曾竹韶自1983年起，屡次提出建立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倡议。
司徒杰 1920年生于广东开平，1937年入国立北平艺专雕塑系；1939年在新加坡师从德籍雕塑家杜迪希，1941年在仰光师从曾竹韶，1945年毕业于重庆国立艺专。
1948年后任教于国立北平艺专，为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加拿大安大略省美术学院驻院艺术家。
作品有《农民自卫军》，分别建立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石家庄烈士陵园、加拿大蒙特利尔市的《白求恩纪念碑》、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华文化中心的《华人铁路工人在加拿大纪念浮雕》等。
潘鹤 1925年生于广州，1941年师从岭南派画家黄少强学习中国画，后在香港从事雕塑创作，1949年回广州，入华南人民文艺学院学习，后到华南文联、中国美协广东分会工作，为广州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美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
作品有《艰苦岁月》、《开荒牛》、《和平少女》（与王光庆、郭其祥、程允贤合作，北京复兴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等。
杨英风 1926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日本东京美术大学建筑系、北平辅仁大学美术系。
台湾师大美术系肄业，1960年从意大利罗马艺术学院雕塑系毕业。
在台湾荣民大理石厂工作。
历任国际造型艺术学协会中国代表、台北建筑艺术学会会长、中国美术设计会会长等。
作品有《日月》、《东西门》（纽约）、《精诚》、《国花》、《大鹏》、《凤凌霄汉》（北京亚运村）等。
钱绍武 1928年生于江苏无锡，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49年后改为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3年留学苏联列宾美术学院学习雕塑，1959年毕业后回中央美院任教，曾任雕塑系主任、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委员会会长、中国城雕全国艺委会常委等。
主要作品有《大路歌》、《江丰头像》、《李大钊纪念像》、《炎帝像》、《孔子言志群像》、《孙中山像》等。
擅长书法。
程允贤 1928年生于江西南昌。
1949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中国文学系，1952年肄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长期在军队从事雕塑工作，曾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雕塑室主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副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兼擅书法。
雕塑作品有朱德、陈毅、邓小平等革命伟人肖像、《红军时期的毛泽东》等。
张得蒂 （女），1932年生于山东菏泽。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后留校为研究生，后为中国雕塑艺术创作研究室研究员。
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
20世纪50年代曾参加北京展览馆装饰雕刻、辽沈战役纪念碑浮雕创作。
作品有《小达娃》、《日日夜夜》（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质奖章）、《但丁浮雕像》（参加意大利第七届但丁双年节雕塑比赛，获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奖）。
田金铎 1932年生于黑龙江鸡西。
1947年参军，在部队任文工团员、文化干部。
1959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196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
1963年毕业后回鲁迅美术学院任教，曾任雕塑系主任、教授。
美协辽宁分会副主席、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
作品有《稻香千里》、《森林之神》、《走向世界》（分别立于沈阳、深圳、北京、瑞士洛桑，曾获国际奥委会奖杯、首届全国城市雕塑评奖最佳奖等）。
孙纪元 1932年生于江苏无锡。
1950年入西北艺术学院习绘画、雕塑，毕业后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
1960年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研究班，毕业后回敦煌文物研究所任美术研究室主任。
后任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所长。
西安美院名誉教授。
曾长期临摹敦煌历代彩塑作品。
作品有《瑞雪》、《草原民兵》、《青春》等。
梁明诚 1939年生于广东南雄，1964年毕业于广州美院雕塑系，留校任教。
1980年赴意大利卡拉拉美术学院进修两年，为广州美院雕塑系教授。
作品有《珠江女》、《古希腊──奥林匹克》、《友谊泉》、《风正帆悬》、《冼星海》（广州市星海音乐厅前文化广场）等。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 为纪念1840年～1949年间在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决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建立纪念碑。
1952年开始动工，1958年“五一节”落成。
形式挺拔、雄伟。
正面镶嵌着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字，背面镌刻着周恩来书写的碑文，四面镶嵌着10块浮雕像。
浮雕设计始于1953年，由来自全国的著名雕塑家和画家参加。
每件浮雕都表现一定历史事件，10块浮雕既有独立性而又有连续性，概括地表现了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
东面第1块是《虎门销烟》，表现1839年群众在广东虎门销毁鸦片事件，作者曾竹韶等；第2块是《金田起义》，描写1851年1月11日广西金田农民起义，作者王丙召等。
南面第1块是《武昌起义》，表现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情景，作者傅天仇等；第2块是《五四运动》，表现1919年北京青年学生运动，体现人民“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爱国热情，作者滑田友等；第3块是《五卅运动》，描写1925年上海日本纱厂因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而爆发的示威运动，作者王临乙等。
西面从南边起的第1块浮雕是《八一南昌起义》，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开展武装斗争，作者萧传玖等；第2块是《游击战》，描绘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作者张松鹤等。
正面的浮雕是《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3块，表现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体现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作者刘开渠等。
（崔开宏）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
《收租院》 现代大型泥塑群像。
创作于1965年6~10月，陈列于四川省大邑县刘文彩庄园。
作者是当时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学生李绍瑞、龙绪理、廖德虎、张绍熙、范德高及校外雕塑工作者李奇生、张富纶、任义伯、唐顺安和民间艺人姜全贵。
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参加了后期的创作。
收租院根据当年地主收租情况，在现场构思创作，共塑7组群像：
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
它们以情节连续形式展示出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收租的全过程，共塑造114个真人大小的人物。
雕塑家将西洋雕塑技巧与中国民间传统泥塑的技巧融而为一，生动、深刻地塑造出如此众多不同身份、年龄和个性的形象，可谓中国现代雕塑史上空前的创举。
群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惊心动魄，集中地再现出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迫使他们走向反抗道路的历史事实。
在这组作品中，写实风格和泥土材料的运用颇为恰当，中、西雕塑技巧的融合也达到了和谐统一的效果。
收租院于1965年～1966年间在北京复制展出，曾引起很大反响。
其后曾在阿尔巴尼亚、越南展览，1988年则以玻璃钢镀铜新材料的复制品在日本巡回展出。
（王官乙）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
李大钊同志纪念像创作体会（钱绍武）（节选）
以肖像而论，李大钊纪念像恐怕是国内最大的了。
光从顶到领子就3.1米高，仅颜面部分一薄片，采石就达12吨。
肩宽7.5米，厚近3米，总共约100多吨。
从酝酿创作小稿开始，直到雕像落成，共花了两年多近三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工程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
从大钊同志故乡，唐山市各级领导，一直到运泥堆石的工人同志，都为了共同的目标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尤其应感谢李葆华、李光华、李运昌等革命前辈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支持，因为他们才能最切实可靠地提出改进的方向。
同时也要感谢帮我放大制作的张方、俞华和姜杰同志。
当然最辛苦的还是帮我进行石雕的师傅们。
这个纪念像的形成的确是费了一点周折的。
一开始我接到的任务是做一个大钊同志在故乡五峰山读书的全身坐像，高度限为3米左右，而且有位园林设计家已经画了个草图。
如果我偷点懒也就可以“因人成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了。
但是当我读了大钊同志的文章和遗言，读了鲁迅先生写的《守常全集题记》，看了目前可以找得到的全部照片之后。
就觉得不能满足于这指定框架了。
我觉得大钊同志是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早典范，他非但传播宣传而且已把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机结合起来，缔造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已经看到中国革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前景，并开始做军运工作，同时他又大力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和孙中山先生的合作正是大钊同志亲自开创的，可以说中国革命方向、规模都已由大钊同志奠定了基础。
我不是党史研究者，但深深觉得一个手执书本的学者形象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包含体现的了，当然，我自己是个雕塑家，不可能也不需要去详尽研究和评价大钊同志，只是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之后就立即研究大钊同志的具体形象和性格。
记得罗丹说过，一个人的经历都会在外貌上表现出来，他说，一个人只要任他仔细观察一小时，那么这人什么也别想瞒得过去（大意）。
我相信这话，但我要略加修正。
我的经验是：
只要了解了这个人的经历和心情（这是要认真花精力的），我们就可以在他的外形上找出它们的痕迹，找到这些外在和内在的必然联系，就可以找出哪些现象是偶然性的，哪些现象是本质性的，就可以抓住这些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而去掉、起码减弱那些非本质的细节，达到揭示这个人物的精神本质的目的。
在仔细研究了大钊同志的全部照片之后，我的确找到了这种神奇的一致性。
大钊同志的相片几乎没有一张是斜依或侧视的，都正襟危坐，精神抖擞。
他的脸型显得特别方正，他本来就是很典型的北方脸型，很浑厚方正加上他留的发型又很平齐方正，整个给人以一个略长的方形的感觉。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往往最好地说明了他的人格，这种方正的造型之所以为大钊同志喜爱，至少是为他所容忍，正好反映了大钊同志的修养和品格，就是方正、刚直而又含蓄、沉稳。
我又从读鲁迅先生“题记”中得到一点重要的启发。
鲁迅先生说他“有些儒雅，有些质朴，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
这样的人像，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
”解放前，北平的旧书铺掌柜，我有幸还接触过一些。
因为我一直喜爱书法，所以往常要到隆福寺和琉璃厂一些卖碑帖书画的铺子去走走，的确碰到过这样的掌柜，很简朴、谦和、质直又有些凡俗。
所谓凡俗，无非是说明他们并不傻，但的确让人觉得他们挣钱挣得比较的公平厚道；忽然想到电视剧《四世同堂》中的第三代，好像是位布店掌柜，就很接近这种典型了，我以前常称之为“北方气质”。
鲁迅先生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北京才有的这种商人，这句话进一步肯定了我的体会，就是的确存在着这种“北方气质”。
虽然并不科学，没法进行阶级分析，更没法写上“鉴定”，但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种特色，勉强地加以分析，往往是一种比较凝重、厚道、简朴、质直的品质，仔细想开去又发现其实就是中原文化的一种特色，记得杨辛同志（美学家）曾给我看过一组照片，从泰山的牌坊到岱庙，到大石阶，到南天门，所有的建筑都是这种风格，都这么方方正正，简朴浑厚，不事琐细而大气磅礴，和楚文化的雄放恣肆、腾挪多变有明显的不同，正如诗经和楚辞一样。
这使我对大钊同志的气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还有一点，是鲁迅先生在当时无法公然阐明的，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是大钊同志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向往，对人类美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他充满了为强大祖国开拓这一事业的责任心和自豪感。
他手书了“铁肩担道义”这副对联就足以体现这种伟大人格。
所有这些理解和体会在我脑子里逐渐溶为一个最单纯的形体，大钊同志就像一座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不可动摇的泰山，他方正、刚直、沉稳、开阔，重、拙、大，像天安门而不像南方空灵的亭台，更不像欧洲一心升天的教堂，他本身就是一整块中国革命的伟大基石。
纪念像的母题就这样呈现并确定了。
歌德和爱克曼谈话中把“母题”看作是一首诗的灵魂。
我领会是指一件艺术品的最早胚胎。
苏联雕刻家马尼泽尔说：
“如果没有找到具有独创性的母题，那么其他的步骤是不必做的。
”钟涵同志告诉我，母题，有人译为契机，他认为建筑家梁思成译为“母题”是十分恰当的。
有一次，我和刘骁纯同志聊起，他说明代的李渔（大戏剧理论家）就已经提到，叫作“初心”。
我看，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核心的具有独创性的“点子”。
我的确体会到，只要找到有独创性的“点子”，其他步骤也就比较好解决了。
当然一个创作过程是十分艰辛的，接下来的是如何体现这个“伟大基石”的问题了。
这里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如“构成”、“材料”、“影像”、“周围环境”等等，其中也包括了“如何采用民族形式”的问题。
我在这里想谈一点如何采用“民族形式”的体会。
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构思阶段，本身就必然包括着形式因素。
我在上面用获得的“母题”作为创作的第一步，也就是强调这是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的最早胚胎。
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具有民族形式的艺术，其实也得同步开始，决不能在所谓的“内容”确定之后再去找出一种“民族形式”来加以体现。
我的经验是：
在酝酿李大钊同志像的时候，看到并理解了李大钊同志内在和外在的神奇的一致性。
从这种方正、质朴、浑厚、沉稳的特征，联想到中原文化的特色，想到泰山的牌坊、大石阶、南天门，想到汉魏书法的重、拙、大，想到天安门，最后的形象凝集于一块拔地而起、不可动摇、开阔浑厚的伟大基石。
这些其实都是从内容紧密结合的形式方面的考虑，也是吸取民族形式的酝酿过程，这和我在年轻时满脑子都是米开朗基罗、罗丹、马约尔和苏联雕刻影响是截然不同了。
这些年来一直沉浸在自己祖国的文化里，看来，这时起了作用。
有了这个基础，为了进一步突出这块宏伟基石的“母题”，也就很自然地想到了汉魏传统──方多于圆，突出本质的形，而把一切细节都作浮雕处理。
这时，对我来说，已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了。
但在吸取过程中却发现这种处理竟是埃及、希腊、法国和印度所缺乏的。
我们古代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多么宝贵的经验啊！
我不禁想起十年前蔡若虹同志曾建议大家都来“淘金”──向我国的优秀传统学习。
我确实体会到我们这样的文化传统是宽阔深厚的，只要老老实实地劳动，是不会空手而回的。
（原载《美术》1989年第4期）
2.有关论述
中国现代雕塑
中国辛亥革命（1911年）以来的雕塑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普及与提高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概况 进入20世纪后，中国传统的宗教雕塑已处于衰落时期，民间小型雕塑虽很繁荣，但未能成为主流。
辛亥革命时期，即有青年赴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学习雕塑。
五四运动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又有更多的美术青年先后赴加拿大、法国、日本、比利时等国学习雕塑。
他们归国以后，举行的雕塑作品展览，促进了中国架上雕塑的发展。
他们大多从事艺术教育，成为中国近现代雕塑艺术的开拓者。
中国艺术院校的雕塑教学始于1920年，其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设立雕塑科，之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等相继设立雕塑系、科。
比较大的创作有为纪念孙中山和其他民主革命家塑制的纪念像和设计抗日战争英雄纪念碑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雕塑创作又有巨大发展，各美术院校普遍建立雕塑系，并选派留学生、研究生到苏联学习。
中央美术学院先后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举办两届雕塑研究班，1956年还成立了中国雕塑工厂。
1958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为建设城市大型纪念碑雕塑创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1982年2月，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出《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经国务院批准，同年8月，由城市建设环境保护部、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召开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学术会议，并成立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和全国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领导全国城市雕塑创作活动，雕塑创作活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雕塑工作者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期间不顾艺术质量，滥造大型雕塑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造领袖像的两次教训，提出积极稳步的方针：
制定规划，进行试点，陆续建造了一批城市雕塑，包括纪念碑雕塑、园林装饰雕塑等。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84年，已建立室外大型雕塑326座，其中大部分是1976年以后所创作的，对美化环境、改变城市景观起了重要的作用。
架上雕塑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在各种展览会上出现了较多的肖像作品，也有抒情性的作品与少量的浮雕。
最早有留学美国、英国攻雕塑与油画的李铁夫，他与梁竹亭、陈锡钧都作过孙中山像。
较早的肖像作品有：
李金发的《蔡元培像》（1925年），江小鹣的《马相伯像》、《谭延闿像》、《胡文虎像》，张辰伯的《梁启超像》，潘玉良的《王济远像》，张充仁的《春》，廖新学的《少女》，滑田友的《陈散原像》，梁竹亭的《高剑父像》，王朝闻的浮雕《毛泽东像》等。
抒情性作品有黄土水的《山地牧童》，张充仁的《春》雕塑，柳亚藩的《人类的悲哀》，金学成的《少女》雕塑，滑田友的《沉思》、《轰炸》，傅天仇的《抗战八年赞》、《暴风雨》，叶络、苏晖等的民间彩塑和滕白也、郑可等人的动物雕塑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架上雕塑创作有了新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后，木、石、青铜等硬质材料得到广泛应用，在雕塑语言的探索方面也有很大进步。
代表性作品有：
袁晓岑的《母女学文化》（1951年）、潘鹤的《艰苦岁月》（铸铜，1957年）、龙德辉的《觉醒》、郭其祥的《百万农奴站起来》（1960年）、田金铎的《稻香千里》（石雕）、孙纪元的《草原民兵》、陈道坦的《大庆人》（1964年）、刘焕章的《少女》（木雕）、王济达的《边防英雄》（1972年）、唐大禧的《海的女儿》（石雕，1977年）、张德蒂的《小达娃》（1979年）、程亚男的《夏天》（木雕，1979年）、田世信的《欢乐柱》（木雕，1982年）、刘小岑的《家乡的河》（铸铜，1984年）、杨冬白的《饮水的熊》（石雕，1984年）等。
在肖像雕塑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有：
王朝闻的《刘胡兰像》（1951年，后来放大为大型纪念碑雕塑）、张松鹤的《鲁迅》（1974年）、贺中令的《白山魂》（石雕，1984年）、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石雕，1984年）、钱绍武的《江丰》（石雕，1984年）等。
此外，还有周轻鼎、王合内、刘政德、周国桢、滕文金、郑于鹤等人创作的各类小型雕塑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
大型纪念性雕塑、园林雕塑 纪念性雕塑较早出现的有作于民国初年的《史坚如像》。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许多雕塑家都创作过孙中山纪念像，分别建立于广州、北京、武汉、成都、南京等地。
较早的为1925年11月建于上海市中心的《孙中山立像》（江小鹣作）。
1935年曾进行孙中山像评选活动，获得首选的为滕白也所作《孙中山演说像》。
在此前后，雕塑家们为已逝世或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民主革命家创作了不少纪念像。
如陈锡钧作的《程壁光铜像》，李金发作的《邓仲元像》、《伍廷芳像》，江小鹣作的《陈英士像》、《黄兴像》等。
抗日战争时期和胜利后，王子云、王临乙、梁竹亭等人曾设计或创作过抗日英雄纪念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开渠1934年所作《八十八师淞沪阵亡将士纪念碑》（铸铜，建于杭州西湖）、《无名英雄铜像》（铸铜，1943年，建于四川成都）。
战斗在敌占区的新四军美术工作者在枪林弹雨中创作了《新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烈士纪念塔》（1943年）和《新四军淮北解放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1944年），塔上分别铸有新四军战士铁、铜像，为芦芒所设计。
在黑龙江哈尔滨烈士纪念馆，由苏晖等人合作创作了《无名英雄纪念碑》（194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缅怀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先烈，各地先后建造了不少纪念碑，如1949年在山东临沂建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1955年在辽宁大连建立的《苏军烈士纪念碑》（青铜，卢鸿基作）。
20世纪50年代规模最宏伟的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活动。
该碑是根据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兴建的。
1952年8月1日动土，1958年5月1日揭幕。
纪念碑按照民族形式设计，形式崇高、肃穆，碑高37.94米，碑座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分嵌有10块反映中国人民近百年来革命斗争史迹的大型浮雕，为雕塑家、画家共同设计，由优秀民间艺人雕刻而成。
内容为：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参加创作的雕刻家有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张松鹤、萧传玖、傅天仇、王丙召等。
其他重要的烈士纪念碑还有：
《英勇就义──雨花台烈士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79年），《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强渡大渡河纪念碑》（石雕，四川石棉县，许宝忠、高彪、叶宗陶作，1982年），《渡江胜利纪念碑》（石雕，南京，集体创作，1986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青铜，四川泸定县，隆太成、叶毓山作，1986年），《歌乐山烈士纪念碑》（石雕，四川重庆，江碧波、叶毓山作，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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