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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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

红三军团

　　奉中央指示，成立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中共红军第三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军，五军辖一、三两师（由五军二、三、四纵队改编而成）。

军长和政委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兼任（后由邓萍、张纯清接任）。

五纵队扩编为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毅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辖三个纵队和几个直属队。

另外，原五军一纵队和湘鄂赣地区的地方武装编为独立十六师，师长孔荷宠，政委于兆龙（第二次打长沙之前，十六师改为十六军），后来，“三军团辖五军八军共三个军，五军辖第一师第三师，八军辖第四师第六师，十六军辖第七师第九师，共六师。

”

　　上海会议决定红三军团进攻武昌，实行李立三提出的“饮马长江，会师武汉”、“夺取全国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然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计划。

　　红三军团成立后，群情振奋，士气高涨，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兵强马壮。

现在主要任务是什么?

中共中央上海会议指令:

“红三军团进攻武昌，配合二军团和红一军夺取汉阳、汉口，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

能这样盲目服从吗?

彭德怀认为不能。

“进攻武昌，这是具体的切身问题，当时武昌城有白军五个团据守，修了坚固工事，江面上各帝国主义兵舰满布，长江正是涨水期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只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

蒋桂战争结束后，钱大钧军十二个团驻岳州休整，罗霖师驻在阳新城。

我军进攻武昌，钱、罗两部必尾后攻击。

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这比1929年1月井冈山突围和六月进攻安福还要危险多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他觉得“这是军事冒险主义”。

于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兵分两路，第一路进攻大冶县城，再进攻黄石港、石灰窑;第二路进攻保安、金牛、攻占鄂城，在金牛一带惩办大土豪、大商人，并筹集款项作为军费。

造成围攻武昌态势，声称要攻武昌。

然后，主力南下，按大冶城前线指挥部会议计划，消灭鄂南6县的地主武装。

彭德怀略施计谋，国民党蒋介石果然上当，急调钱大钧昼夜赶往武汉，造成岳州空虚。

6月25日红三军团再次在通山县城召开前委会议，会议根据这一变化情况，果断地决定红三军团立即离开鄂东南，乘虚夺取岳州。

于是，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等的率领下，不失时机地调动优势兵力，从咸宁、崇阳、蒲折、通城等地迅速进抵湖南，于“7月2日占领岳州，3日下午占领城陵矶，占领海关，逮捕税务司，没收帝国主义财产。

停泊当地之英舰‘体耳号’曾与红军激战8小时，英被击毙两名水兵，英旗舰‘蜜蜂号’随即由汉开赴镇压，激起广大工农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压迫中国革命，并庆祝红军占领中心城市，以充实这一示威运动的内容。

”当时，只有彭德怀同志与一位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

于是彭德怀同武亭一起亲自向敌人开炮。

还击几十炮，大概十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敌舰不敢抵岸射击了。

红三军团进军湘东北，所向披靡，打败王东原旅，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余卒赶至洞庭湖一角的君山。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向东挺进扑向湖南省平江县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

1930年7月15日，占领平江县城。

在平江休整5天，补充新兵5000余名。

此间，红三军团前委、湘赣边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就当前形势，部队任务及行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彭德怀面对当时湘桂军阀混战正酣，何健主力南下，长沙只有7个旅敌军驻守，其中5个步兵旅，1个炮兵旅，1个骑兵旅，大部分是杂牌军，战斗力弱，长沙城内空虚的情况，而当时我军打下岳州后，补充了大批士兵和武器弹药，战斗力明显增强，又加上红军对长沙地形、敌情比较熟悉;“马日事变”后，到现在还有一大批革命同志被关在狱中，巫待解救;再加上湘鄂赣边特委准备动员20万人的游击队、赤卫队参加，这样，彭德怀力主先打长沙。

7月22日，红三军团在平江天岳书院召开誓师大会，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

是日，长沙守敌何健先发制人，命令第15师及第19师逼近平江，以约3个旅7个团的兵力向红三军团梯次进攻。

彭德怀获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主力移至平江城南20华里之外的晋坑迎敌，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红军隐蔽，待机歼敌。

战斗打响之后，双方很快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红军反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军击溃。

红军乘胜尾敌追击，一气追到长沙附近的金井，与长沙出援之敌约4个团遭遇，红军仍勇猛迎敌，待追到榔梨，彭德怀指挥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城下，乘胜猛进长沙城。

长沙守敌凭借城墙固守，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向红军射击。

红军伤亡很大，渐感不支，并有撤退之势。

这时，彭德怀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果断地下令撤掉浮桥，背水一战。

长沙守敌以为红军攻城受挫会撤退，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

该敌出城不久，由红八军第三纵队司令员侯中英组织的“敢死队”强渡杉木港，从左侧包抄敌人，红五、八军两面夹击，将出城之敌歼其大部，残敌向城里溃逃，红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

经过激烈巷战，殊死肉搏，将敌赶出长沙城。

何健率残部向玩江、湘阴、宁乡、湘潭败退。

我方俘敌4000余人，缴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28挺，迫击炮20余门，山炮2门，电台9部，子弹炮弹几百石，其他军用品无数。

红三军团以少胜多，“打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漂亮仗，一举拿下长沙，在红军的战争史上第一次攻占了一个省城，使中外反动派为之震惊。

”

　　7月27日下午8时占领长沙，28日召开前委会议，由红八军留守长沙，彭德怀率红五军向易家湾追击，决定邓萍为长沙市警备司令，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主席的省临时苏维埃政府和临时省总工会，出版了省苏维埃日报，广泛宣传“六大”的十大纲领，动员城市贫民和郊区农民及俘虏参加红军，扩充红军7000余人，筹款40万银洋，解决了红军的被服、医药困难;没收了帝国主义和豪绅的财产分发给贫苦市民，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等等。

　　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被迫退出长沙城，集结在湖南省平江长寿街及附近，红军五、八军进行混编，将纵队改为师。

不久，红三军团接到江西万载县来信说，一军团从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转到万载县境。

彭德怀即派袁国平前去联络。

后得到袁国平的消息，一军团前委约定红三军团进攻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接着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一军团也到达永和市。

23日，红一、三军团在永和市召开了前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滕代远任副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总参谋长，杨岳彬任总政治部主任。

同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以及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任总前委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委员。

红一方面军总兵力3万多人，从此，红三军团在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领导下，成为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之一。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下，红三军团参加了第二次攻打长沙。

在讨论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彭德怀在总前委联席会议上并未发言，内心不主张打。

他认为:

“从三军团本身来说，迫切需要短期整训，从1929年n月起，到1930年8月，部队扩大了6倍，从五月开始一直没有得到休整。

有些连队不但没有党的支部，连党员也没有，只有士兵会而没有核心。

这次打长沙和第一次是不同的。

那次是迅速各个击破敌军，迅雷不及掩耳地给敌以袭击。

这次追击之敌四个旅，一军团在文家市全歼了戴斗垣旅，其他三个旅安全退回长沙，原在长沙还有一个旅未出动，我军进迫长沙时，敌取得五、六天时间准备，野战工事做好了，这就使我失去进攻的突然性，变成正规的阵地进攻战。

攻城能否速胜，“难以肯定”。

彭德怀是根据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几个主要因素作出深刻分析的。

但是，为了服从当时党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服从一方面军总前委的决定，还是积极配合一军团攻城，组织几次强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我虽然打击了长沙外围之敌，歼敌2个团，毙伤敌1000多人，终因敌援军逐渐增多，增强了城内守敌的信心，野战工事好，城墙坚固;也因我没有破城攻坚武器，弹药供养缺乏，久攻未克。

于9月12日红一方面军发布了“撤围长沙进占萍乡，株州待机”的命令，及时撤围，回师江西，不仅保存了军力，还为转人反“围剿”作战争取得了主动。

同时还影响了其他红军停止对武汉的进攻，也就停止了“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冒险主义计划。

　　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三军团屡建奇功

　　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率领下，顾全大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决维护服从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和指挥，在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参加了龙冈、东韶、富田、中村、广昌、建宁、莲塘、良村、黄陂、高兴圩、方石岭等重要战役和战斗，歼灭了大量敌军，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军用物资，胜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

　　1933年1月至3月，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排斥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的领导。

但彭德怀积极、主动支持周恩来、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首长抵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坚决执行毛泽东从战争实际出发的作战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攻南丰不克。

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人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7月至9月，红三军团作为东方军人闽作战。

由于在“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虽然取得了胜利，也受到了较大的损失。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在18次重大的战役战斗中，红三军团参加了12次。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从1934年10月开始，彭德怀、杨尚昆（滕代远已调离红三军团，由杨尚昆任政委）率领红三军团参加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湘江战役中，红三军团敢同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打硬仗，打恶仗，完成了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渡江的任务。

遵义会议后，彭德怀坚决遵循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土城，一渡赤水，二渡赤水，夺取遵义通川南、黔北的大门，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谓的娄山关，再占遵义，消灭击溃敌2个师8个团，赢得了红军长征路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再接着三渡赤水、四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西渡北盘江，巧渡金沙江，通过凉山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到达惫功、达维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师。

涉过茫茫草地，北上抗日。

　　1935年8月下旬，在张国煮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的紧急关头，彭德怀、李富春和红三军团的广大指战员，旗帜鲜明地同张国煮分裂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坚定地站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边。

彭德怀临危受命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护卫中共中央脱离险境，继续北上。

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最后到达吴起镇，与敌骑兵第六、第三十五师作战。

击溃3个团，俘敌约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为革命的大本营放到陕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附：

红三军团编制情况如下：

　红三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成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滕代远（后杨尚昆代）、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1万余人。

下辖红五军：

军长彭德怀兼任（后邓萍兼任），政治委员滕代远兼任（后张纯清代）；红八军，军长李灿（后何长工代理），政治委员何长工（后邓乾元代理）。

不久，红十六军也划归红三军团建制：

军长胡一鸣、政治委员李楚屏。

　　红三军团组成后，根据李立三控制下的中共中央指示，开展了对长沙的攻击，并于7月27日一度攻占长沙。

不久，由于遭到何键的反攻，红三军团被迫撤出长沙，受到严重损失。

8月23日，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会师，双方自发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1932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要求，红一方面军撤销，红三军团改辖红五军、红七军和红十四军，6月5日，红十五军回归红三军团。

1933年6月，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的编制，红三军团下辖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

第四师：

师长张锡龙（后洪超代）、政治委员彭雪枫（后黄克诚代）；第五师师长寻淮洲（后李天佑代）、政治委员乐少华（后为陈阿金、钟赤兵代）；第六师：

师长洪超（后彭雪枫代），政治委员陈阿金（后为江华、徐策代）、政治部主任欧阳钦。

　　1934年1月，中央军委取消了红一方面军的编制，红三军团直属中央指挥，10月10日，红三军团开始参加长征，此时各级主官为：

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下辖三个师：

第四师师长洪超（后彭雪枫、张宗逊代）、政治委员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第六师师长曹里怀、政治委员徐策。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三军团由于损失巨大，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改组为4个团。

7月21日，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三军团番号取消，部队归红一军团指挥，编为红一军团第四师。

　　1937年，原红三军团主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李天佑任团长，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红五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简称红五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于湖南平江率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发动平江起义，将起义部队自行编为红五军第十三师，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参谋长邓萍，下辖第一团，团长雷振辉、党代表李灿；第四团，团长陈鹏飞、党代表黄公略；第七团，团长兼党代表黄纯一。

全军共2500余人。

　　1928年8月至9月，红五军3个团改编为5个大队，10月，红五军与平江、浏阳一带的地方武装合编，下辖5个纵队。

11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第四、五纵队及军部直属部队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对外仍称红五军。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转入江西、福建作战，彭德怀、滕代远率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

3月，彭德怀一度率主力转入赣南寻找红四军，不久返回井冈山，8月在湘鄂赣苏区与黄公略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合编，恢复红五军编制，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副军长黄公略、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吴溉之。

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李灿（后孔荷宠代）；第二纵队，纵队长黄公略（兼任）、政治委员张启龙；第三纵队，纵队长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于定一；第四纵队，纵队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张纯清；第五纵队，纵队长李灿（后游雪程代）、政治委员何长工。

1930年，红五军的四个纵队改编为第一、三师。

6月，以第五纵队为基础扩编为红八军，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1933年6月，红三军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进行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编制，红五军番号随之取消。

红八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简称红八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

　　1930年6月，由李灿、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按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在湖北东南改编成红八军，并与红五军合编为红三军团。

军长李灿（后何长工代）、政治委员邓乾元、政治部主任柯庆施。

下辖第一纵队，司令员刘文琪、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二纵队，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郭一清；第三纵队，司令员谢振亚、政治委员黄克诚。

1933年6月，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取消军一级编制，红八军番号取消。

　　在1930年6月的改编中，原赣北和鄂东的游击队改编为红八军第四和第五纵队，四纵队司令员陈奇，五纵队司令员黄刚。

1930年10月，四纵和五纵在湖北黄梅考田镇改编为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军政委陈奇，政治部主任周吉可；原四纵改编为第一团，团长查子清，团政委李奚石；原五纵改编为第三团，团长黄刚，团政委陈奇。

1930年冬，红十五军脱离鄂东苏区，转移至鄂豫皖苏区，部队被分散隶属于后来的红四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各部队。

　　另外，在红军历史上还有两支部队也采用过红八军番号。

一是1932年春湘赣苏区的红军独立第一、三师合编而成的部队，代理军长李天柱、政治委员王震、参谋长李达。

同年11月，军部正式成立，军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王震。

下辖第二十二师，师长谭家述、政治委员王震（兼任）；第二十三师，师长杨茂、政治委员谢国俞；第二十四师，师长弋勇、政治委员胡楚父。

全军2200余人。

1933年7月，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后王震代）、政治部主任李朴、参谋长李达。

二是1930年2月1日，俞作豫率国民政府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起义，部队也编为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参谋长宛旦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下辖第一纵队，纵队长何家荣、政治委员潘裕明；第二纵队，纵队长俞作豫（兼任）、政治委员涂振农；第三纵队，纵队长黄飞虎，全军共2000人。

3月，邓小平政治委员，不久，红八军因受李宗仁的进攻，基本覆灭，全军仅剩100余人，后编入红七军。

红十六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六军，简称红十六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主力部队之一。

　　1930年7月，由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和平江、修水、铜鼓等地的工农地方武装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改编成红十六军，属红三军团，军长胡一鸣（后孔荷宠代）、政治委员黄志竞（后于兆龙代）、参谋长余发明、政治部主任吴天骥。

下辖第七师：

师长邹之漠、政治委员李楚屏；第九师师长俞庚、政治委员高咏生。

　　1933年6月，红一方面军进行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编制，红十六军番号随之取消，原部队缩编为红十六师：

师长高咏生、政治委员温锦惠，属红六军团编制。

　　红军第三军团

　　湘鄂赣边地区党和红军的领导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于1930年6月在湖北大冶的刘仁八举行会议，组成红军第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并组成中共第3军团前敌委员会，彭德怀任书记。

所属第5军，由军团参谋长邓萍兼任军长，张纯清任政治委员；第8军（由红5军第5纵队和鄂东南地方武装于五月合编而成），何长工任军长，邓乾元任政治委员。

随后，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第16军，孔荷宠任军长，李楚屏（后叛变）任政治委员，也属第3军团建制。

全军团共一万余人。

第16军以后留在湘鄂赣边根据地坚持斗争。

　　6月12日，红三军团占领大冶县城，之后又成立了大冶苏维埃政府。

6月底，红三军团挥师南下，夺取崇阳，攻克岳州，占领平江，所向披靡。

　　7月，由湘鄂边独立师扩编而成的红十六军成立，亦编入红三军团。

　　7月27日，红三军团的红五、红八、红十六各军进攻并占领长沙，8月6日退出长沙。

　　8月23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在永和市会师，两军合编为红一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