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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知识不再改变命运?
在经历了1000年的科举、20多年的“知识改变命运”后,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忽然成了头号难题。
不可避免地,这引发人们对于多少年来一直不惜工本地追求上大学本身的思考。
本刊三名记者分别对贫困的四川邛崃山区、富裕的浙江温州玉壶镇和大城市北京、上海展开调查,我们会看到,在乡村和中小城镇,人们会很现实地考量在教育上的投入产出,一旦有其他可能,就不再把上大学当成惟一的进身之阶。
而在大城市,人们对教育的崇拜,仍然是一种迷狂。
它背后显示出的,是中国上千年来,教育成为获得特权的门槛的历史沿习。
然而,在今天,这种惯例已经显示出维持不下去的迹象。
大学,上还是不上?
“山区的农民都是非常现实的,你给他说得天花乱坠也没用。
如果他们感觉上学的钱最后收不回来,是绝对不会让孩子去的”——一位山区教师
★本刊记者/王寻
北京西四环外的世纪城旁,有一片绿地,50岁左右的园丁孙文强正在挖树坑。
孙文强从家乡出来打工已经有20多年了,从每月挣200元工资干起,现在他每月的工资已是700元。
这700元钱,他每月只留给自己50元做生活费,再划出150元,是为将来买的一种养老保险,其余500元,他全部寄给正在上高一的儿子,作为学费。
儿子每年的学费,是6000元。
“我曾经对儿子说,别念书了,可是他一听就哭了”,孙文强说道。
“他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孩子,可是自从上了高中,跟谁也不爱说话了。
”
与这位辛苦劳作的父亲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来自贫困农村的研究生去年9月在“关天茶舍”发的一个帖子:
“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
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
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大学无用论’和‘大学致贫论’就这样点点滴滴深入到村民的心中。
”
这个帖子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跟帖多达上千条。
山区青年的憧憬与现实
从成都市往西南75公里,就是邛崃。
这里地处丘陵,除了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平地),四周群山环绕。
特殊的地理状况,使得这里经济相对落后,2005年的人均GDP是9033元,在成都所属的19个区县市中位列倒数第三,不足成都市区的1/4。
酒厂技术员田维和这里的青年男子一样,每天骑着摩托车——这里最快捷的交通工具——穿行在乡间忽上忽下的小道上。
前面是一道山梁,翻过去又是一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
田维去年刚从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
他干的工作,是负责检查酒的装箱,并把出货的情况录入到电脑中去。
学了四年计算机,这工作简直就像“玩一样”。
自从上小学时起,他就憧憬着通过上大学,找上一份好工作:
像村里以前那些大学生一样,进一家企事业单位,工作稳定,每月拿3000多元的月薪。
而今天,他在试用期的工资,每月只有800元,甚至不如那些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们。
他骑的摩托车,还是一个没上大学的老同学借给他的。
田维初中时的班主任胡明清老师对记者说:
“(田维)这孩子的成绩可好啊。
他们那会儿的学生,每天都是5点钟就起床开始学习了。
现在的孩子跟他们那会儿相比,可差得太远喽。
”
功课好,是田维靠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最好本钱。
但在今天,上大学光是学习好是不够的。
田维在考上西南科技大学时,计算了一下,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至少要1万元。
而学校提供的助学贷款是5400元/年,剩下几千元钱的缺口要由家庭负担。
上到大三时,在陕西汉中打工的父亲突然出了事故,不幸去世,好在田维只剩下一年的课程了,家里勉力支撑才把他的学业供了下来。
他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毕生就业形势,比起几年前,已有天差地别。
邛崃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长尹全文向记者回忆:
“在以前,邛崃能够考上大学的人很少。
当时孩子能够上一个大学,亲朋好友、乡里乡亲都会来支持。
”胡明清解释道,在农村孩子的眼里,改变自己的命运,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使自己不会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一辈子的愿望。
实际上,上大学还不是那时候邛崃农村孩子的最优选择。
“在过去,中等师范才是最受欢迎的。
”胡明清老师告诉记者:
“在2002年以前,我们这个初中最好的几个学生都考到了中师,比他们稍微差一点的才会去考高中,考不上的就回家种地去了。
”
“考上了中师就意味着你抱上了铁饭碗,国家负责分配,进了这个门,你便是国家的干部了。
”胡明清说。
一切在2002年发生了巨大改变。
从这一年开始,中师不再包分配,过去的门庭若市突然变得无人问津。
那两年的中师毕业生们,被田维称作最“霉”的一代。
因为其中很多孩子在初中时都是成绩出类拔萃的,而后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只能够成为某所学校里的代课老师。
2002年,也是从1998开始的大学扩招的影响开始显现的时候。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和田维不同,田维的堂妹田宗秀从小功课就不好。
两年前,刚上高三的田宗秀退了学,开始打工。
“我从高中退学的时候,一位室友对我说:
‘你一定会后悔的。
’可我到现在也没有后悔。
”她笑着对记者说道。
虽然开始的时候,田宗秀发觉打工比自己想像中的还要累,还要难。
在火锅店她吃过冷饭,在蛋糕店老板拖欠了她的工资,在小吃店她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
最苦的,还是在成都郊区的一家鞋厂里,从早上7点半一直干到夜里12点,中间只休息了1个小时,才最终把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干完。
虽然吃了许多苦,田宗秀却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她觉得这都是迟早要经历的。
她记得,自己有一个月挣了1000多块,那时每天回到宿舍累得就不想动了,但是心里却觉得很值。
事实上,田宗秀原来所在的平乐中学11班,在高一入学时有78人,等到高三下学期就只剩下30多人,于是学校干脆把这个班级给拆掉了。
而在这30多名学生中,也只有十几个最终考上了大学,剩下的,几乎所有人都走上了打工的道路。
田宗秀告诉记者,大学扩招以后,许多大专,只要交学费,即使你没在学校,没有成绩,它都会接收你。
但是,田宗秀觉得,即使自己读个大专出来,恐怕也会像周围许多人那样,找不到好工作,况且上学还需要一大笔钱。
在邛崃,一名高中生一年的费用大约为4000元,考上大学后,一年的费用将不少于10000元。
而《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显示,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邛崃的情况还要低于这个平均数字。
邛崃市道左乡教导主任吴刚告诉记者:
“在这里,人们已经开始算计,如果考上一所很一般的大学或大专,出来找不到工作,那还不如让孩子去打工。
”而按胡明清的感觉,最近几年回来的大学生,有40%都非常后悔读大学。
“当年是不上大学一辈子受穷,而现在是上了大学马上就受穷。
”
平乐中学政教主任吴忠说,为了便于管理和保证学校最后的成绩,学生一入学就会按成绩分班。
这样,排名最后的3个班级到高三以后,会有大约60%的学生保留学籍去学一门技术或是直接去打工,而不再参加高考。
而另一名平乐中学的老师张世蓉对记者说,“如今的家长已经基本不会因为贫困原因而让孩子退学,更多的家长都是因为就业问题而同意孩子放弃学业。
”
根据邛崃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2年毕业的99级高中生,入学时的总人数是1831人,毕业人数则为1673人,比例为91.4%。
之后的几年,这个比例一直在呈下降趋势,到了今年,这个比例为79.4%。
也就是说,这里的高中流失率达到了20.6%。
从高等学校方面的反馈,也可以从另一方面说明问题。
一些就业前景相对较差的学校或专业,新生报到率不足问题凸显。
四川托普信息技术职业学院陈永芬对记者表示,为了最大限度避免名额浪费,每次正式录取时,学校都会打电话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愿意来就读的才予以录取。
但即便如此,该校今年最后仍有10%的学生未来报到。
田维觉得,现在中学生的选择其实是更加理性化了:
“比如考大专,就一定要选择就业前景好的专业。
如果能考上本科呢,也不会随便考一个大学就完了,不好的大学他们根本就不会去的。
”
不上大学,往哪走?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一个农村孩子,如果不能靠读书考出来,出路只剩下一条:
回家种地。
到今天,这条路依然存在,却没有什么农村孩子再愿走了。
以田维家所在的太阳村6组为例,与田维年龄差距在3岁以内的年轻人,95%都是在外面打工。
不过与父辈们略有不同的是,这些年轻人大多还留在成都周边,没有去到很远的地方,并且不再愿像父辈们那样从事着重体力劳动。
这一代年轻人也已不太在乎有没有城镇户口,因为农业户口已不再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虽然与城里人所上保险的数额不同,但只要你在某个地方打工,他(雇主)都会给你上的。
”田维说。
进城打工,也并非就是这些农村青年们的最高理想,田宗秀悄悄告诉记者:
现在她每月至少可以存到500块钱。
她已经算好了,等到存够两三万,就可以回去开一个卖手机的铺子。
和田维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黄永科,比田维早一年就回到了家乡。
因为功课没田维好,黄永科最终只念了一个体育师范的大专,回到自己当年上过的初中当了一名体育代课老师,因学历不够还当不上正式教师。
但大专生黄永科的心要比本科生田维的更大。
他对记者说,教书对于他来说,只是解决一时的经济问题,他的目标是,在邛崃开一家健身房。
黄永科算了一下,先期投资差不多要4万,这个钱自己一时也拿不出来,准备找几个人合伙一起干。
他现在每周都有三天到邛崃市内的一家健身房带操,“当(健身)教练吃的只是青春饭,现在是在积攒经验,学习更多的管理理念,为将来打好基础。
”黄说。
黄永科的“野心”还不止于此。
在邛崃的乡村,他很个别:
不爱打牌,普通话说得非常流利。
“我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上;这一年来,我上课都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跟学生交流。
我知道,我的普通话将来一定用得上。
”黄永科还总是时不时地感慨道:
“四川人休闲就是打牌、喝茶,不像北京、上海、深圳,一点健身的气氛都没有。
要真的想做健身这一行,还是要去那些地方:
北京、上海、深圳。
”★
玉壶:
富裕乡镇放弃教育的孤本
“这些孩子几乎都不通过高考找出路的”——对于这里的乡村教育来说,一旦开拓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路子,教育这条鲤鱼跳龙门之路就会被放弃
★本刊记者/陈晓
从上午第一节数学课开始,除了起立,玉壶中学高三2班的宇杰(化名)几乎像雕塑一样,头埋到课桌的边缘,盯着这本在当地男孩子里颇为流行的魔幻武侠小说。
即使老师上课巡查走过他身边,他也一动不动继续自己的魔幻旅程。
数学老师在讲维达定理。
虽然还有几个月就要高考了,可是宇杰还不能理解这个定理,也不知道会解二次项方程,对他的未来有什么用。
被视为玉壶精神领袖的侨领们,曾经给他们留下一句话:
能写信就可以。
玉壶镇是浙江温州著名的侨乡,全镇2万多人口,在国外的是留守人口的一倍。
大规模的出国潮从1992年开始,从此,出国成为玉壶镇小孩的主要出路。
由于18岁以前以团聚的名义出国费用最低,大部分玉壶镇的孩子都会在高中毕业前出国。
玉壶中学初中有5个班,高三只剩下3个班,高三2班是惟一的文科班,高一时四十几个人,现在还剩18个人。
宇杰是班上的小说家。
他学习的“教材”是《末世血皇》。
这种怪诞的魔幻武侠小说是这些乡村小镇上男孩子最喜欢的题材。
班上看过他小说的女同学评价:
文笔不错,但是看不懂。
宇杰大度地说:
“她们女孩子就喜欢言情,我试着写过,没素材。
”
对这些镇上的孩子来说,要获得想象以外的素材很难。
欧洲的繁华,离他们的年龄很近,却离他们生活的城镇很远。
镇上没有公园,没有电影院,也没有图书馆。
一家台球室,一间电子游戏室,还有7家网吧,就是男孩子们常去的场所,或者是在几分钟就可以跑完的狭窄街道上,开着车呼啸而过。
宇杰从初三就开始写小说,但是他对语文读本上的文章却有些不能认同。
很多世界名著,卡夫卡的变形记,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看不明白。
”他说。
实际上,他从初二开始,除了语文、历史,其他的课程就已经听不懂了。
他的班主任吴老师说,“这些孩子几乎都不通过高考找出路的。
”
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
胡梦洁的QQ名字叫“追梦”。
这位15岁的女孩子,刚刚初中毕业。
喜欢穿白色T恤,扎一束直顺的马尾,白净的脸上透着乡村孩子少见的书卷气。
玉壶中学有一个传统,每年中考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文成二中——这在文成县是一所明星学校。
考进去的孩子,高考至少可以考上“二本”,即第二批本科录取院校。
梦洁考了730分,是玉壶中学第二名。
这是一个光荣,但家里的反应很平静。
学习好在这里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事情。
梦洁喜欢数学,但是在镇上惟一一家新华书店关门后,只剩下的一家三味书屋,书都藏在店铺的侧面和里面,能提供给梦洁学习的教材也越来越少。
梦洁还有一些和镇上小孩不一样的习惯:
她喜欢看中央电视台10套的《人与自然》、科学探索,还有希望英语杂志。
经过二十几天的考虑,梦洁决定放弃保送文成二中的机会。
她的父亲几年前去了意大利都灵打工,在中考前几个月,她和妈妈、妹妹去意大利和父亲团聚的手续就开始办理了。
对这个喜欢学习的女孩来说,她看不清哪条路更好。
梦洁选择出国后,还想去看一眼文成二中,但最后放弃了。
这个远在县城、以高考晋级闻名的学校,据说像一个闭关修炼的秘地,大门禁闭,连家长给孩子送东西,也只能放在传达室。
梦洁有些胆怯。
她说,当她努力备考时,只是怀着一个模糊的希望:
“可以考上一个好学校,以后就会更好。
”而最后的结果,“就好像给了你希望,又让你失望。
”她有些惆怅地轻轻说。
教育和出国,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如今还在玉壶中学高三上课的孩子,大部分是邻村的,或者是父母没有在国外,没有那么直接的出国理由的孩子。
胡圆只有哥哥在国外,因此出国不是首要考虑。
玉壶镇里长久的话题,还是在欧洲日进斗金的致富传奇。
侨领们是镇上当仁不让的榜样,影响着玉壶镇年轻人的道路选择,甚至还可以“震撼县领导”。
2005年玉壶镇外汇达到7个亿,占文成县的一半。
它是文成县下辖乡镇里惟一有农业银行的镇,排名在浙江省农业银行的前十名。
留在玉壶的人,也常用欧元来度量生活。
玉壶中学的老师周裕胜被学生们追问工资是多少。
周裕胜说1500元左右。
小孩子们惊叹一声:
只有150欧元啊。
我们到国外,一人给你寄一欧元,就是五六百欧元呢。
而胡圆对自己学校的评价是,虽然想学的孩子不多,但“如果你要学习,环境很安静,同学不会去打扰你。
”胡圆想考音乐学院,有时候课间也会吊吊嗓子。
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大叫,不要唱了,我受不了了。
旁边就有孩子说,你让她唱吧,她要考大学。
于是男同学转怒为喜,笑嘻嘻地说,那考上要请吃饭哦。
这种两种出路的互不干扰也反映在他们的分座上。
高三2班的学生们自动将座位分为三组,第一组挨窗户坐的看小说的是6个男生,第三组最靠里,是爱讲小话的。
中间最好的位置则留给了要听课的孩子。
教育和出国,在当地分别占领着两个位,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
人们站在远处用尊敬的目光看着教育,胡全金的两个孙女在外地读书,都考上了名牌大学,当地人见他会伸出拇指说:
你们家祖坟埋得好啊。
但县城占主导地位的榜样依然是侨领。
玉壶中学的周峰老师正在筹划将玉壶小学墙上的画像都换成侨领,以激励小学生们向他们学习。
为什么教育如此容易放弃
下午3点多,沿着玉壶镇的河边走——实际这已经不算河了。
玉壶镇连遇了40多天无雨,整个镇惟一一条河——芝水已经干涸。
在玉壶邻近的乡镇,农民们为此焦灼。
但是玉壶镇的人仍是怡然自乐的样子。
在这个人均土地拥有面积不到0.3亩的地方,从来无法依靠农业过活。
早在20年前,出国路径还没打通的时候,玉壶镇和中国其他农村没有两样:
耕地为生,收入微薄,读书是离开这里获得好生活的惟一路径。
周峰还记得,当时他两个哥哥,每天除了完成农活,就是看书。
周峰的父亲是自学成材,先是在农村当了会计,最后成了玉壶镇的镇委书记。
周峰的妈妈则在周峰上瑞安师范的时候,跟着去那里进修了几个月。
这样的家庭在当地算是知识阶层。
这使得周峰在当年的选择上,成了班上的一个异类。
“当时我和玩得比较好的两个朋友约定,他们都出国了,我们就不出去,我们在国内也要干一番事业。
”
当时国家还实行就业分配,那时通过读书,确实可以得到国家资源的一些分配。
周峰当年约定不出国的同学,现在都在公务员系统,有稳定的收入。
可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小镇,通过读书进入行政体系,并分享到国家资源的数量毕竟有限。
玉壶镇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周育朋曾经担任过乡长。
他眼见着从1992年至今,这里共有24个乡级干部抛弃在内地颇受青睐的乡官乌纱帽,去了欧洲,其中有的还是乡长。
“留下来,最多工资不超过2000元,加上奖金不到3000元。
靠工资就能盖起房子,靠正当收入能盖新房子的,说不出5个。
”周育朋说。
当年同班的班长回国来,看见周峰骑了六七年的摩托车,说:
“我在国外奔驰都好几辆啦。
”他现在在荷兰法国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脚下做酒店老板,资产上千万。
周峰说:
“每个玉壶人心里都有本账。
”按中国行政资源从上到下的分配体制,通过读书进入大城市,更多地分享国家资源,这是一条太遥远的路径,你看不到终点,像一条黑洞洞的甬道;而围绕你的现实是学费、生活费、垂老的父母,还有几乎没有升学希望的教育质量。
相比之下,在玉壶镇,出国前辈们给后代一个一眼可见的光明未来。
但玉壶镇的经验并不具有普及性,实际上,就在与玉壶相邻几十公里的乡镇,那里的人并没有近水楼台搭上这条出国的致富之道。
这些以务农为主的乡镇,读书还是跳出龙门惟一的办法。
★
城市中的教育迷狂
今天中国城市里的教育崇拜或是教育迷狂,不是能用经济学规律解释的。
它反映出人们想用教育来改变自己地位的一种扭曲的信念
★本刊记者/黄艾禾陈晓
在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学生辍学问题。
在这里,教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家长们不惜工本追求的目标,这种追求,无法用纯粹经济学的规律来解释。
2006年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北京市教委又一次申明,仍然实行电脑派位,即按照学生的住址划出附近几所好坏搭配的学校,由电脑随机摇出谁该进哪一所学校——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生升学压力并保证相对公平。
但所有在北京经历过“小升初”的家长都明白,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能寄希望于电脑。
今年女儿就要进初中的何晓娟,听一位朋友说,她儿子“小升初”时,班里没有择校而等着电脑派位的,不超过10人。
如果想进市一级的重点学校,光是小学成绩好是不够的。
最好是从现在开始,就进一个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强化学习数学、外语,届时才能通过该校的特定测试。
就算进了一个重点学校,仍然不能让家长们放心。
最好是能进重点学校的重点班。
如今从教育部到北京市教委,三令五申不许办重点班,连重点学校将来也要逐步取消,所以,学校里的重点班,今天是一件只可意会的事。
何晓娟朋友的孩子去年进了一所重点学校。
为了进重点班,他们也去找关系托熟人,各种相关小道消息在家长间满天飞。
有人说,十几个新生班中,一二三四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最后的四个班为重点班,有人说,是中间的随机的四个班。
开学的那天,十几个班的新生进了教室,家长们在外面惴惴不安地猜测。
到下课时分,孩子们纷纷出来对家长说,老师说了,我们班才是重点班!
——几乎一大半的孩子都这样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
环环相扣的“完美”教育链
在中国的另一个超大城市上海,家长们对教育的投入,与北京没有什么差别。
79届高中没毕业就顶替父亲进了工厂的女工杨雪梅,对儿子杨骏的将来,要求简单而笃定:
留在上海,平安稳定,“至少得有大专文凭,本科文凭就好很多”。
杨骏在龙湾区上高二,马上面临着进入高三前的分班。
杨雪梅下了指标:
一定要进直升班。
分出不同等级的班级,是现在学校最常见的做法,也是教育“社会分层”功能的初步实践。
从进入高中以后,杨骏就面临着一场接一场的考试。
每一次考试都要被记录在册,作为高二结束后,进入直升班还是普通班的凭据。
直升班又分为化学班、物理班、生物班。
杨骏想进入的是化学班,这就意味着他从高二开始的每一次大考,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累积成绩必须要进入全年级前100名。
每一种类的班级,就是一条通向社会的出路,而结局又暗含在你此前的每一次考试里。
教育产业和它的社会功能,环环相扣。
如果要考察中国的教育和出路的体系构建有多么完备,上海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对杨骏来说,最好能进最高等级的精品班,一个班只有8个人,这些人肯定会进市重点。
第二等级的是尖子班,可以进区重点,每个班约有二十几个人。
普通班则是大班上课,一个班有三十多个人。
区重点中学与市重点中学,差距有多少?
上海闸北八中属于闸北区重点,它去年的高考本科上线75%,在上海同类学校中的地位是中上。
而这个成绩是无法与上海市的实验性示范中学——如另一名高中生郑青就读的控江中学相比的,在那里,“第一批本科”的升学率是80%以上,在上海市排名前十。
但控江中学与有“四大名校”之称的复旦二中、上海师范附中、华东师大附中、交大附中相比又相形见绌了,它们的“一本”升学率都是90%以上。
“这几个学校拼的是名牌大学升学率。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说。
而在北京,几所最著名的市级重点中学之间,拼的已经是“北清率”(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比例)。
为了保证进重点大学,就要先进重点中学,这就要求从小学开始努力,这条起跑线甚至划到幼儿园。
一位名叫何云的家长告诉记者,她在少年宫排了半天的队,才为3岁的女儿报了一个吹笛子的班。
在那里,音乐、舞蹈、形体,早就人满为患——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上海的家长们尤为先知先觉。
“不合经济规律”的狂热教育投入
2003年,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徐安琪在以徐汇区为样本进行的调查中,教育费在孩子的养育成本中所占份额一路上升,幼托占30%,小学为22%,高中上涨至34%,大学为41%,接近一个孩子所有生活成本的一半。
2005年,《中国青年报》披露的数字是上海拥有18岁以下的孩子的家庭,孩子的教育消费占到全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以上海女工杨雪梅的投入来说,她的孩子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在补习学校里度过。
化学竞赛班、英语竞赛班、语文补习班、高三暑假冲刺班、英语高考班,种类繁多,每期辅导班的价格由1000~4000元不等。
在这种教育迷狂的气氛下,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成绩优秀,那是你的福气;如果成绩也不是太差,但离进入重点学校的分数还有点距离——其实大多数学生普遍如此——这就要靠家长花钱了。
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的肖兰说,为了让儿子能进一所区重点中学,她托人找到校长,校长说,孩子可以先进一所“共建”的班。
听起来,这个“共建班”办在另一个私立学校里,但是,它的师资,都来自这所重点学校。
“期末考试的时候,如果你孩子的成绩好,我们可以把他调整到本校的正规班级里”,校长许诺说。
当然,进这样的班,花费是每年约10万元。
“就这么一个儿子,如果需要,确实学校好,这个钱我肯定会掏。
”肖兰说。
当被问到,你有没有想过,一年花掉10万元,这种投资,可能将来好多年也收不回来时,肖兰说:
我根本没考虑这些。
从来没有。
一到关于儿子的时候,是不拿经济学的原则来衡量的。
“在他这个年龄段,如果你不付出这些,有可能等他明白过来,时间已经无法挽回了。
”
北京大学附中校长康健,在谈到中国这种狂热的教育崇拜现象时,觉得有些东西不可解释:
当一个社会,在高考的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时,比如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会出现以下的变化:
第一,在考大学考生报志愿时,不再拿分数作为最高的选择原则,而是选择自己更喜欢、更适合的专业,要高于选择更合适自己分数的学校;第二,不愿意接受太高的学历教育、甚至放弃上大学的人会增多,不会像在中国,有这么多的本科生一定要读研究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成为每个人终身教育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那似乎是低人一等的学历。
虽然近年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考升学率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