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史记》与《汉书》语言特色比较毕业设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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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版《史记》与《汉书》语言特色比较毕业设计

《史记》与《汉书》语言特

色比较

摘要：

《史记》、《汉书》从选材、写人、抒情、说理到布局等方面都表现出两书各自的独特风格,而语言特色更是两者不同文风的主要表现与鲜明标志。

《史记》奇谲善变的笔法、深情的语调、丰富多彩的语言,与《汉书》严密的布局、细致的描绘、整齐繁富的语言很不一样。

语言特色不同原因是两书思想内容、两书作者写作体裁、西汉东汉思想文化状况与文学风气有所不同。

《春秋》以“一言而寓褒贬”可知不同的史传具有不同的语言特色，试比较《史记》与《汉书》的语言特色的不同。

关键词：

《史记》；《汉书》；语言特色比较

同作为史传文学的《汉书》和《史记》自问世以来，人们从多种角度对其加以评价，无论是从文学体裁，还是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评价，褒贬不一。

《史记》写作于西汉王朝鼎盛时期，记录的是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着重描写的是从战国到汉初的这段时代。

它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许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表现风云变幻的时代，刻画千古风流人物。

作者经过李陵之祸后重新审视人与整个社会、历史的关系，自己的写作目的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写作于东汉王朝的稳定时期，记录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是对当时社会面貌作全面的记述。

作者写作由私人到官方，其创作目的也发生变化，变为“弘扬汉德”。

目前学术界只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可以说两部史学著作从选材、写人、抒情、说理到布局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而语言特色的不同是其主要表现与鲜明标志。

本文就《史记》、《汉书》语言特色作一比较。

一、语言特色比较

同时作为史传文学的《史记》与《汉书》，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非常注意通过语言的运用加强叙事的生动性，展示人物性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任何崇高的思想感情，任何动人的故事情节，如果没有准确、生动、优美的语言，便不可能表现出来。

这里从三个方面试着比较《史记》与《汉书》的语言特色：

㈠叙事语言

⒈《史记》语言雄奇疏放，体现在描写紧张激烈的场面，表现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汉书》用语典雅，文采斐然则体现在书中多引用诗赋，收录大量的奏疏。

在描写《荆轲列传》中描写秦庭惊变的场面时，用笔尤为绝伦。

开始作者先写蒙嘉对秦王的一套奉承，秦王就是带着接受降表的那种得意满足的心情来接见荆轲的。

整个咸阳宫里的威严好不吓人，以至于使秦舞阳这个有名的大勇士都被吓昏了。

这种极力的铺陈渲染，起着一种欲抑先扬的作用。

当荆轲抓起匕首刺向秦王的时候，《史记》中这样写的：

“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

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尽失其度。

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

方急时，不及诏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

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

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

‘王负剑！

’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

不中，中铜柱。

”[1]

秦王一边绕柱奔跑，一边拔剑，荆珂在后面紧追不舍，殿上殿下的百官群臣一片惊慌失措，用手搏的，用药箱打的，着急害怕而又不敢上殿救驾的，千情万状如在眼前。

语言短促，气氛紧张，但在叙述的高潮中，恰当的插入“秦法”如何如何，用以解释读者为什么满朝文武惊慌失措、带刀武士也不敢上前救驾的疑问。

这样一来，不仅使内容更加严密，而且使文势急中有缓，有起有伏，形成波澜，避免了叙述的呆板。

班固生活在东汉前期。

赋作为文学体裁，是汉代的代表文学样式。

作为文学样式的一种，它赋源于战国，经过西汉的发展到东汉已经趋于成熟。

班固成长于儒学世家，擅长辞赋。

这当然不可能不影响到《汉书》的写作。

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的情况下，以辞赋的手法进行《汉书》创作，将文章写得典雅精巧，给人以美感。

如“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何其美！

美得惊世骇俗。

另外作品中奏疏的收录在保存资料的同时更增加了作品语言的典雅。

如《汉书·刘向传》所载刘向的《谏止山陵》和《上封事疏》二文,重厚博大,援引典故、《诗》、《书》得体,铺叙有伦,首尾相应,都是典雅严整之文。

如《上封事疏》：

“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

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

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四海之内，靡不和定。

及至周文，开墓西郊，杂遝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

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

‘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

’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

其《诗》曰：

“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言四方皆以和来也。

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釐麰’，釐麰，大麦也，始自天降。

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

”[3]

2：

《史记》语言深情奇气，文章挥洒自如，力求口语化、性格化；《汉书》注意锤炼词语，引用俗、谚，使语言简净凝练，增强可读性。

《史记·赵世家》关于救孤的记载，主要写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受赵氏托孤后，经过激烈、艰难的斗争，终于保全赵氏孤儿，使其长大成人，报仇雪恨。

开始，屠岸贾得宠，就寻找借口，制造舆论，想要诛灭赵氏，可是韩厥走漏风声，劝赵朔避难。

这是一个转折。

赵氏遭到灭顶之灾，仅存一孤，屠岸贾还是追杀不已。

程婴、公孙杵臼挺身而出，暂时救出孤儿。

接着，两人为救孤而争死、献身。

“公孙杵臼曰：

‘立孤与死，孰难？

’程婴曰：

‘死易，立孤难耳。

’公孙杵臼曰：

‘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

吾为其易者，请先死！

’”言语动人，场面激烈。

这又是一个转折。

后来屠岸贾失宠，韩厥乘机为赵氏翻案，与众人一起帮助赵氏孤儿“攻屠岸贾，灭其族”。

但是，“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却自杀了。

死前他对赵武说：

“昔下宫之难，皆能死。

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

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

”[4]结局出人意料而又符合情理。

这些描写反映出程婴、公孙杵臼、韩厥救孤的不同动机。

程婴为报知遇之恩，冒死救出孤儿；公孙杵臼为挽救主人后代，宁愿牺牲自己；韩厥为分辨忠奸、伸张正义，事先向赵朔透漏屠岸贾的阴谋，事后又设法谋立赵氏孤儿。

通过这些描写，作品就把正面人物的正直性格和反面人物的凶暴十分清楚地展现出来。

全篇跌宕起伏，灵活多变扣人心弦。

同时，人物语言与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如李景星说：

“《赵世家》是一篇极奇肆文字，通篇如长江大河，一波未平，一波复起。

”“用笔节节变化，有移步换形之妙。

”[5]

此外，《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等也都是典范之作。

班固在著作《汉书》时一方面非常注意锤炼语言,以达到言简意赅、词略意足的效果。

如《史记·项羽本纪》中“汉王数项羽曰”以下十罪中,八处用了“项羽”二字,而《汉书》则有四处省去“项”而只用“羽”字,文较简净。

另一方面《汉书》人物传记中还大量引用民谚、歌谣、格言、俗语,既收到了言简意丰的表达效果,又使文章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得到进一步加强。

如《曹参传》所引百姓之歌，百姓歌之曰:

“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

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6]

这是用民歌称颂历史人物的政绩。

萧何辅佐高祖,废除暴秦苛法,民称便利;曹参守之不变,无为而治,人民都感到幸福安宁。

仅一首民歌,而百姓欢天喜地之情状俱出。

《汉书》中所引熟语、歌谣很多,这些歌谣不但言简意赅,说明事理,而且与正文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从而形成了《汉书》凝练简净的文风特点。

《汉书》注意锤炼词语，典雅严整的语言，凝练简净的叙述手法在《霍光传》中着重体现。

《霍光传》描写霍光受汉武帝托孤后,经历复杂尖锐的斗争,完成辅昭帝、废昌邑王、立宣帝三件大事。

作者对传中及的主要人事,作了周密的安排,使其来有介绍,去有归宿。

一是交代霍光的出生和其受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经过,二是刻画他与上官桀等人的斗争,三是详写他废刘贺、立宣帝的事情及生前死后炙手可热的情况,四是叙述他的子孙败亡的过程,五是补充说明与霍氏兴衰前后有关的人事。

其中围绕霍光从谏如流、沉静详审的特点,“讲述郎”强调“唯在所宜”和田延年建议“选贤而立”的两件事,细致生动的描写形象地刻画出霍光一生及其性格。

文中在突出霍氏的奢冠京师、势倾三公和强调徐生预言的正确时,运用辞赋笔调加以描绘。

“起三出阙,筑神道,北昭灵,南出承恩,盛饰祠室,辇阁通属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

广治第室,作乘舆辇,加画绣冯,黄金涂。

韦絮荐轮,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第中”,“而禹、山亦并膳治第宅,走马驰逐平乐馆。

云当朝请,数称病私出,多从宾客,张围猎黄山苑中。

使苍头奴上朝谒,莫敢谴者”。

“向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人无“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7]之言。

生动描绘层层写来,周严谨密,首尾呼应,修辞出色,展现出作者表达事理与驾驭文字的才能。

范晔说班固“文赡而事详。

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8]刘勰说班固“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

[9]可以说班固的《汉书》虽然没有司马迁《史记》的“奇”但却叙事典赡成一家之言。

㈡人物语言

《史记》激情奔放，人物语言生动形象，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准确表达了人物的内心情绪。

《汉书》则冷峻含蓄，但不是不动声色不动感情，而是把强烈的感情蕴藏于冷峻的描述之下，从而使情感免于溢于表面含蓄委婉的表现出来，或寓褒于贬，或寓贬于褒。

[10]如：

同是对汉武帝的评价，《史记》中写到汉武帝：

“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

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言，於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於鬼神者，具见其表里。

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至若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焉。

”[11]

《汉书》中写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

遂畤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礻亶，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12]

司马迁因为其自身所受的特殊的遭遇而对武帝大加贬斥“信奉方士，迷信祥瑞。

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封禅，浪费民力”而班固对武帝则是褒中寓贬。

武帝对汉王朝的繁荣与鼎盛作出巨大功绩，作者冷静叙述并加以褒扬。

但也看到他穷兵黩武拓展疆土、郊祀封禅奢侈淫逸等等，不顾人民苦难。

但作者把贬斥隐藏在褒奖之下，委婉表现出来。

另外，内心独白揭示人物，展现人物性格；对话揭示人物关系，展示人物身份地位

如《史记》中描述的陈涉、项羽、刘邦三人，是三个出身不同、性格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有取得天下统治的语言表达。

但出于三人之口则是全然的不同的语言。

陈涉曰：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项羽曰：

“彼可取而代之也！

”刘邦曰：

“嗟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

”[13]三人口气不同，方式不同，但很精确地显示了说话人的身份、个性。

陈涉佣耕出身，率戍卒起义，其目的是在于取代王侯将相的地位，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用长志气的反传统作为号召；项羽出身于旧贵族阶级，是一个曾经拥有统治权而被秦王朝所剥夺的统治阶级一份子，自然内心不服。

而且项羽又是一位才气过人的英雄。

因此他不把始皇帝放在眼里，出言大胆而干脆；刘邦当过亭长，妻儿耕于家，是占有一定土地的自耕农出身，而又染上了浓厚的流氓气，贪图享受，所以就不免对秦始皇的奢侈生活垂涎三尺。

可以说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待陈涉、项羽这样的任务，虽然失败，但仍是英雄，对其充满佩服之情，对高祖刘邦则有所贬斥流氓气十足等。

而《汉书》因为修史的目的的转变因而对高祖大加评价“秉天命而行”对项羽等则呈现批判的语态。

《汉书》中则是样评价到：

“《春秋》晋史蔡墨有言：

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

而大夫范宣子亦曰：

‘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