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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企业
FreeEnterprise
自由企业
参见：
Capitalism;EconomicFreedom;LassezFaire。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常被经济学家称为市场社会，也常被企业和政府发言人称为自由企业制度。
但这些概念强调某些经济的或政治的特征，它们都不足以描述这个制度的复杂性或其决定性的识别要素。
资本主义被更确切地看成一种历史“结构”，有别于在它以前的或今天与之相应的结构，它有一个决定性的核心制度，并通过运动把这个制度传到整个社会。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资本主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只要比较一下狄更斯笔下的英国和20世纪的瑞典或日本——但是，从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可能发现这种核心制度与各具特色的运动。
因此，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可以与古代君主的王国或封建制度相比的历史实体。
资本主义社会最受到广泛承认的成就，是它的那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积聚财富的能力，对于这种能力，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给予高度赞赏。
无论如何，弄清楚资本主义的财富积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同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的财富积聚是很重要的。
许多古代的王国，如埃及，在积聚超出于维持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剩余产品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并利用这些剩余建造起巨大的宗教的或公共的纪念碑、军事设施，或提供奢侈的消费。
作为这些财富形式的特征的是它们能满足欲望的属性，存在于特定的使用价值上——战争、军舰、装饰——它们的物质化身能直接从这里得到表现。
与此截然不同，资本主义下的财富积聚是以价值而不是特定的使用价值，是一般化的交换价值。
因此，资本主义下的财富是典型地作为商品的积累——生产的对象是为了销售而不是为了直接使用或者供他们的所有者享受；资本主义在积聚财富方面的非凡成功，意味着商品的生产使得财富的膨胀有可能比以往的历史结构中统治者作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积累大得多。
斯密（Smith）和马克思两人都强调商品形式的财富的扩张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斯密认为劳动是“生产性的”，仅仅因为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在销售后能够补偿或扩大国民资本基金，而不在于劳动的产品本质上是否有用或受到人的称赞。
马克思以同样的方式描述资本主义下的财富积累是循环进行的，在这个循环中，货币资本（M）被变换成商品（C），出售后得到更大数目的货币（M’），处在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M—C—M’的变形之中。
虽然M—C—M’过程的动态将视商品到底是贸易商品还是劳动力和固定资本设备而大不相同，但是这种特有的资本内在循环的存在，却构成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类型的最重要的识别因素。
这样，它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上来。
其中之一是关于驱使资本家进行贪得无厌的追逐的动机问题。
对现代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效用最大化”，这种回答通常涉及到斯密所称“改善我们的条件的愿望”这一类假定人类天性的特征问题。
然而，扩张性的资本争夺具有无法满足的特性，这表明着与其说它根源于这些自觉的动机，不如说对不自觉的冲力有一种满足感，有如普天下的婴儿需要母爱，也需要进攻失败后的经验。
这样的需要和冲力浮现在所有的社会上，就如期望获得声誉和期望取得个人的支配地位。
根据这个观点，资本主义不仅像是一个由互利的交换的愿望编织起来的“经济制度”，而且像一个更大的文化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对财富的追逐就像以往年代中对军事荣耀的追逐或对个人威严的颂扬，充斥着同样的不自觉的目的。
这样一种描述表达了两种“本能的欲望”的力量（如凯恩斯（Keynes）所说的），它推动了M—C—M’循环，并在这个循环中得到满足（海尔布伦纳（Heilbroner），1985年，第2章；萨根（Sagan）,1985年，第5—6章）。
M—C—M’循环的中心地位提出的第二个大问题，是关于资本积累的进程如何组织着并规范着围绕这一过程的社会活动。
这里，分析的焦点集中在为了维持这个循环所必需的那些制度上。
一致的看法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不是指所有的社会都是如此的个人的动产）。
然而，私人资产组织和规范社会活动的能力并不像人们经常假设的那样，存在于它的所有者拥有想如何处置他们的资产就如何处置的权力中。
这样一种危险的社会特许从来就不存在。
倒不如说，它从一开始就赋予它的所有者一种权力，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制止他们的资产为社会所用。
这种权力的否定形式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构成中拥有特权的上层人物的权力形式形成尖锐的对比。
在君主的王国或封建主那里，惩罚的权力是通过直接使用力量或显示强制力量来实施的，州郡的行政长官或贵族的管家则是它们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直接建立起经济秩序。
资本主义的社会权力则是一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拒绝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坚持要求承认自己权利的权力。
资本家可以拒绝他人使用他的资源，但他不能强制人们和他一道工作，这种权力明显地需要那种使制止他人的使用成为一种要他人承担严重后果的行动的环境，这样一种环境只有在一般民众不接触私人资源或财富便无法度日的情况下才会出再现。
资本就这样成了权力的工具，因为所有者可以索取产出作为准许他们使用其资产所应付的报酬。
使用资产通常是通过“雇佣”关系得到的。
在这种雇佣关系下，工人与资本所有者要订立合同，通常是出卖固定数目的劳动工时以换取固定的工资支付。
当这一“劳资”合同结束时，双方彼此都不再承担义务，而合同工人的产品变成了雇主的财产。
从这些产品中，雇主负有偿付他们工资的义务并要偿还他的其他供应者，其余就留下作为利润。
详细地说，利润有着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不是所有的形式都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例如贸易所得在资本主义以前早就存在。
因此，对利润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一般来说，所有利润形式最终都离不开经济地位的不平等。
当这种不平等产生于知识程度或获得替代供应品机会差别悬殊的时候，利润或作为贸易收益的形式出现，这是典型的形式，在中世纪的评论家眼里意义重大；或作为垄断公司掠夺的形式出现，亚当·斯密（AdamSmith）对此作为猛烈抨击。
当这种不平等来自资源的生产率或生产能力的差别时，产生了准租金形式，那些在别的方面观点不同的评论家如马歇尔（Marshall）和熊彼特（Schumpeter），把这种形式归之于资本家的收益来源。
而当这种不平等被放到雇主与工人之间市场关系中去考察的时候，则表现为马克思学说的核心，即剩余价值，用了一个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词汇来表示。
正如斯密所说，“没有就业，许多工人无法维持一周的生活，有少数人能维持1个月，几乎没有人能够维持1年。
从长远来说，雇主需要工人就像工人需要他的雇主一样；但这种需要不是那么迫切”（斯密（1776），1975年版，第84页）。
这里不是讨论这些利润形式的地方，所有的利润形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是可以辨认出来的。
本质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下，不管是来自哪一种来源的收益都会全部归资本所有者所有，而不归工人、管理人员或政府官员。
这是资本主义既不同于又类似于较为早期的社会构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
所不同的是，产品现在流向已经向生产者支付过报酬的资产拥有者，而不是流向生产者——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中通常是指农民——他们必须向他们的领主“提供报酬”。
类似之处是，这两种办法都把社会剩余输送到上等阶级手里，这一事实再一次揭示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统治制度，而不仅是合理交换制度。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积累循环的顺利完成，代表着一种既是经济又是政治的挑战。
获取利润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所必需的，不仅因为它能够再度填满每个资本家（或厂商）的钱袋，而且因为它显示出资本主义这个构成得以建立的基础M—C—M’原则有着持续的效能与活力。
利润对于资本主义，正如战争胜利对于建立在军事原则上的政权，或者拥护者数目的增加对于一个建立在正在改变的信仰之上的教派一样重要。
资本主义的演进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它的组织原则是不停地积累资本，只有对那导致资本主义出现的历史变化作出某些评价，才能理解这一体制。
在进行这一复杂的叙述时，先对三个主要的题目加以识别是有好处的。
第一个题目关系到生产的组织和对生产的控制从资本主义以前的国家帝王和贵族阶层那里转移到商人手里的问题。
这一巨大的变化根源于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而发生的政治摩擦。
在那里，商人们建立的贸易场所逐渐变成具有战略影响的据点，这样就使得商人的地位由9、10世纪乞求封建主的怜悯，发展为12、13世纪的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
封建领主继续在他们的领地上监督农民从事生产，但是商人及其后代行会头目则成为城市生产、城市间贸易和为封建贵族本身提供财政支持的组织者。
从商人的地位转变为资产阶级，并设想使该阶级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而不仅是经济力量，这是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事实上，这种转变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之前是非法的。
从事这一革命转变的人物，在当时当地也只能在暗中进行活动。
一个中心的因素是，中世纪欧洲生活的逐步重新货币化是伴随着政治体制的重建而进行的。
封建社会关系的更替，由习惯与传统起中间作用，通过商品交流编织起来的市场关系，使商人稳步地取得了比贵族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许多相关的发展加速了这种进程——16世纪从西班牙输入黄金而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后果，进一步动摇了封建领主的土地出租者地位；像流水一般不断出逃的农奴，背井离乡地到市镇上去寻觅宝贵的自由，给他们原来的主人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国家权力的扩大鼓励君主和商人为了他们的共同利益而结盟；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变革（皮雷纳（Pirenne）,1936年；希尔顿（Hilton）,1978年）。
权力从贵族向资产阶级全面转移往往被包含市场社会的兴起这一主题下面；就是说它出现在通过买卖，而不是通过命令或传统的生产与分配经济组织不断增加的时候。
这场经济革命，从中涌现出表示市场社会特性的“生产要素”，无论如何，必然会被看成是那种破坏一种社会秩序以便为新的秩序铺平道路的政治骚动的最终产品。
因此，一无所有而依靠工资度日的劳动大军的形成——劳动力作为商品而被纳入M—C—M’循环中去的前提——是一场破坏性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在英国始于16世纪末期农民失去对公地的占有的时候，一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完成这个过程。
与此相类似，封建庄园由社会与法律生活的中心转变为不动产，受其保护的同业公会在新生的资本主义企业毫无约束的扩张面前遭到毁灭，体现了痛苦的社会政治混乱，而不仅是原先存在于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关系的顺利扩散。
正是这种痛苦的权力和地位的重新安排构成“伟大转变”的基础，在这一转变中终于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波拉尼（Polany）,1957年，第
部分）。
资本的历史演进第二个主题强调的是与政治变化相关而又明显不同的方面。
这里主要强调的已不再是生产的职能机构，而是强调笼罩着历史结构内一切活动的那张统治权的传统上天衣无缝的网已分为两个领域，每个领域各为整体的不同部分。
其中一个领域包含着行使统治权的传统政治任务——主要是司法、立法、宣战和指导战争。
这些事务继续交由现存的国家机器去执行，这些国家机器保留（或重新获得）合法暴力的垄断，并保持其权力与礼仪上的中心地位。
另一个领域局限于商品与劳务的生产与分配方面；就是说，管理社会的物质事务，从调配劳动大军一直到社会剩余的集中和使用。
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第二领域也把自己的范围扩展到国家的疆域之外，达到商品卖出和买进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并把它们也纳入资本的循环之中。
这两个领域的形成，对于资本主义的构成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性。
广阔的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的产生，把传统命令的行使排除在外，而赋于资本主义另一种具有历史特征的无可怀疑的象征，即一个“经济”的创建，一个扩展到边境之外的半独立的国中之国。
这反过来也带来两个明显的后果。
其中之一是资本主义独有的政治议程的建立，两个领域的关系成为中心问题，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开展着没完没了的讨论。
在讨论中，拱顶结构的统一性和两个领域的相互依存却往往被忽视了。
生产的组织通常被看成纯属“经济性的”活动，而忽视了工资-劳动关系在规范劳动大军的行动方面取代了封建官吏和地主管家而执行着政治职能。
与此相似的是，政治权力的执行基本上被认为是从经济领域的运行中分出来的，而忽视了对法律、军事和物质分配的规定，没有这些，私人部门就不能有效地运行，甚至无法存在下去为。
两个领域的存在，各自负责着维持这个社会构成所需的那一部分活动，这种情况不仅赋予资本主义一个完全不同于任何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结构，而且也提出一个资本主义独有的必须专心处理的问题，既在生产与分配这个领域面前，国家应该担当什么适当的角色。
这种领域的划分在鼓励经济与政治自由方面所取得的第二种重要成果，更是为人们所广泛承认的。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在这里再度扮演关键的角色，这次不是作为安排生产或分配剩余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保护特定的个人权力的盾牌。
原来是财产权被设想为保护商人的积累免遭国王掠夺的手段，通过市场把它推广为保护一切财产，包括在相当程度上保护工人对本身的劳动力的所有权。
现在劳资关系不是表现为使劳动处于依附地位的手段，而是表现为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手段，因为工资劳动比起作为奴隶或农奴的劳动是真正的进步，从事劳动的人有权拒绝资本家使用他们的劳动力，正如在同样的法律基础上，资本家有权拒绝工人使用他的资产一样。
因此为实现下述要求，要有一个制度基础，即要求资本主义两个领域应有助于确立某种重要的自由，而市场联系范围对于阻止国家权力过大可能是必需的。
这确实是斯密对“天赋自由”的社会的赞美的重要部分，也是资本主义受到普遍而谨慎的认可的基础。
毫无疑问，自古以来，在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人类自由的最大成就是在某些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获得的。
然而，人们不能提出资本主义具有充分自由的条件这一更广泛的要求，从对现代历史的粗略观察中可以证实这一点。
有关资本主义演变的第三个主题，是要求人们注意文化的变化，它与制度框架同时变化，而又塑造着制度的结构。
韦伯（Weber）和熊彼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十分重视这个题目，他们都强调基本合理的——即意思是分析的结果——资本主义文明的文化，与以前的历史构成中“不合理”的文化相比存在着历史差别。
重要的是，要认清这里所说的合理性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的原则，因为我们知道，积累财富的原动力只是一种更深藏的无理性的冲动与需要的升华，合理性指的是在追随这一原则的过程中的行为常规。
对资本积累的追逐，可以借用探求其他声望和权力形式的一种计算方法来加以分析，这种方法即使确实存在，也不是现成的。
这种充满了计算的思想方式本身既是交换价值抽象的结果，它可能使得那些只用光荣或纯属炫耀的措词所不能表示的事物得出了相应的量，也是市场施加压力的结果，它使得那些夺不到经济利益的经济活动者受到惩罚。
因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以其像会计人员比较成本与利润时那种谨慎为上的精神而区别于其他社会构成，它的前景，除了较早期社会构成中统治中坚那种毫无特征的粗暴之外，可以从商人的钱袋中发现（韦伯，1930年；熊彼特，1947年，第11章）。
然而，伴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文化变化，走得比它的整个面貌的合理化还要远。
事实上，当我们探讨资本主义生活的一般文化时，我们深感震惊地看到了比上面所强调的确更为重要和更为根本的一个方面。
那就是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构成呈鲜明对照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存在。
我使用意识形态这个词并没有轻蔑的意思，不是指一套为了操纵民众而以统治者命令强加给民众的思想，而是说它是一套社会上的统治人物用以阐明自己的立场和作出解释的信仰体系。
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真正认为出现面前的种种问题的真正解释是什么。
早先的一些社会构成中的意识形态，它们的特征是统一性和铁板一块。
在我们知道的古代文明中，有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通常是宗教性质的，阐明生活的每个方面，从物质宇宙的运行，到证明统治有正确性，直到社会日常生活和态度的每个细节。
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内部产生的意识形态则是由不同类型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其中世俗的多于宗教的，有许多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他组成部分互相矛盾的。
18世纪末或更早一些时候，在对宇宙运行的解释上，资本主义转而利用科学而不用宗教的宇宙论。
同样地，统治权力已不再被看成是那些授命于天的权贵们的特区权，而且令人感觉到是一个“政府”；也就是说，它以一种为了互相保护与共同进步而由“人们”建立起来的机构的面貌出现。
劳动的景象和物质生活的模式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依照事物的自然秩序，而更像是一个复杂的交互作用的网，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或稍后的经济学的讲授，这个网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互相分开的科学的、政治的个人主义的和经济的信仰体系的线头，在许多情况中都导源于18世纪资本主义明显地出现以前，把这些线合在一起成为一束文化，就为资本主义发展史提供了另一个鉴别的主题。
在这一束文化内，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显然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问题。
这一信仰系统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包含着对获取财富本身的态度的改变，尤其是善恶观的消失，古时候把善与恶看成积累财富的最直接和不可逃脱后果。
正如赫希曼（Hirschman）指出的，这一变化的完成，部分的是由于把危险而贪婪的“激情”逐渐地重新解释为有益的“兴趣”，能稳定和培养社会交往，而不是破坏或伤风败俗的东西（赫希曼，1977年）。
其他可供了解的决定性因素，洛克（Locke）已在他的《关于政府的第二篇论文》1690年）中作了光辉的论证，他指出无限制获取财富并没有违反圣经的教旨，边沁（Bentham）对于图谋财富也给以充分的谅解，他证明所有的人的幸福是每个人为了自我而追求幸福的自然的结果。
善与恶的问题就这样被从政治经济学中勾销，而被归到道德问题一类中去；而经济学作为对日常生活运行的探索，由于明显地脱离了对道德的理解这一中心课题，也因此有别于早期的探索，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或阿奎纳斯（Aquinas）所反映出来的。
也许更正确一点说，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社会自我审查形式的一门“科学”，当那些在市场上无法加以计算的道德问题被有效地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以前，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这个制度的逻辑资本主义作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政治、文化特征的历史构成这一概念，是从那些为数不多的爱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发展“阶段”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引伸出来的。
除了马克思的有创见的著作和在他的著作的鼓舞下出现的作品以外，斯密、穆勒（Mill）、凡勃伦（Veblon）、熊彼特以及包括著名的韦伯和布劳德尔（Braudel）在内的为数众多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也促进了这个概念的形成。
当今的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喜欢在这么广阔的背景下分析问题，而是专心一致地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市场制度，因而强调它的职能方面而不强调它的制度结构方面。
资本主义除了制度的“性质”具有象征性的特点之外，从它随着时间的运动而改变着的外部结构和侧面也可以加以辨认。
由于这些运动在本质上来源于在行为中形成的特性，我们可以说这些运动表明这个制度的逻辑，近似于征服或王朝的结盟表明建立在君主统治原则上的那些制度的逻辑；也近似于原始社会中相对来说没有变化的自我再生产表明把秩序建立在亲属关系、交换和接受自然环境所赐予的基础上的那种社会逻辑。
资本主义的逻辑从根本上来自扩张性的M—C—M’进程施加的压力，把这个总的力量分为两类是有好处的。
其中第一类关系到由于积累资本的需要而在这个社会构成上打上的“内部”变化的印记——也可以说是它的新陈代谢过程。
第二类涉及它的更大的“外部”运动——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时，制度结构或行为的重要标记发生的变化。
资本的内部动力出自个人资本为其他资本家夺得这种持续存在的危险。
这是资本作为货币被以工资和其他费用的形式分配到公众手里的结果。
这样，每个资本家都必须向公众卖出商品经济设法赚用去的资本，并防备着其他资本家也努力这样干。
在积累的循环中，货币资本被强制分解而重新夺回的前景又不确定，这个过程当然是竞争的压力，这是普遍寻求利润的社会结果。
我们知道，仅用供应者在市场上求胜心切来描述竞争，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正如马克思和熊彼特认为的那样，竞争说到底是资本家追逐扩张而滋生出来的互相倾轧的结果，而不是很多厂家在某一特定市场上竞争的结果。
个人资本不可避免的分解和对它的重新获得缺少把握的这种过程，使得人们设计出种种行动来保护这些资本免遭掠夺。
最现成的自卫手段就是寻找新的生产过程或寻找可以生产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同样的寻求，通过发展新的市场，也有利于资本的扩张。
这样，竞争促进了技术和组织变革，并把这些变化带到了积累过程的心脏部分，通常经由两种方式：
试图用机器代替工人以降低生产成本（或以另一种形式的替代现有形式的固定资本）；或通过设计出全新式样的商品，努力赢得公众的购买力。
结果，生产技术的经常革命化和物质生活的不断商品化，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中最容易辨认的一个特征，这是它自夸具有变革和提高生活水平能力的根源。
资本积累的核心过程中的扩张压力，也造成内部的进一步变革。
总的来说，这是对资本从商品生产中抽取利润的能力的一种威胁。
这一趋势，是由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增强工人对资本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长远后果引起的。
私人企业都无法通过削减工资来避开这种威胁，因为在竞争的市场体制中他们会因此失去吸引工人的能力。
对付工资水平不断上升的趋势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可能的地方以资本取代劳动。
就整个制度来说，压低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必须取决于各自努力降低成本的普遍行动，即在整个制度范围内以机器取代工人，或者通过政府直接实施政策，以便在工人与资本之间维持一种利润与生产的平衡，或者通过制度性衰退——危机，而造成全面失业。
不论是由于故意实施政策的结果，还是由于市场自发势力的结果，要求取得与工资水平相一致的利润的那种压力，就这样成为这个制度内部动力的重要方面。
资本主义内部逻辑的最后一个特征，也必须追溯到积累的核心过程。
这是一种不需要政治干预而使供应与需求相称的，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方法所取得的成就。
这种控制论的能力确实是资本主义历史性标志之一，也是在“比较制度分析法”经常强调的，在“比较制度法”中，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是用来与其他制度惯性和刚性作比较的，而那些制度必须依照传统和命令（计划）完成分派的任务。
这里不想对市场体制的成功与失败进行评论。
我们只是强调这个体制本身的运转来源于制度上的特征，我们已经观察到这些特征产生的过程——即自由的合同关系的建立作为社会协作的手段；生产和分配这一社会领域的建立，把政府的干预排除在外；获得财富的行为合法化，并作为社会的准则；使整个经济活跃起来的，是迫切地追求交换价值的扩大，并把它作为这个历史构成本身的积极原则。
大规模的趋势从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中也形成一种更大规模的“外部”运动——全面性轨道，经常被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运动，或被描写为制度经济学所主要关心的外部结构变化。
只要我们注意体现总体运动特征的三个总的方面，就有可能把这些运动的某些意义表达出来。
我们已经注意到其中的第一种，资本主义以空前的规模积累财富的趋势。
说明这种过程的重要性的某些标志，出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和不发达的（非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的对比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表1（按1960年美元和物价计算）
目前发达国家目前欠发达国家
1750年前后$180$180—190
1930年前后780190
1980年前后3000410
来源：
保罗·贝罗奇（PaulBairoch），见法兰（Faaland）,1982年，第162页。
在我们对资本积累在资本主义内担任中心角色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再把这一历史趋势与它的制度基础联系起来叙述了。
然而，财富的全面增加有两个多少有点被人忽略的方面似乎还值得提出来谈谈。
第一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不仅包括产出的增长，而且也包括M—C—M’过程本身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延伸。
这显示积累进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继续扩张——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物质生活商品化的进程——以及对邻近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张方面。
这种爆发性的强行推进，提醒人们注意财富全面扩张的第二个特征。
正是这样，资本不知道国家界限的存在。
从它最初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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