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论散文的兴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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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政论散文的兴盛
论宋代政论散文的兴盛
[摘要]宋代虽国力较唐衰微,但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局势,宽松的人文环境,发达的经济实力,成熟的行政机制,宋代成长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期和成熟期,尤其在散文方面,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力亦或审美境界,都达到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峰,取得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
[关键词]宋代政论散文鼎盛时期
一
宋代在文学史上一直以来都是以“词”著称的。
但散体文是宋文最高的成就代表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明代宋濂在《文原》中说:
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
此评价是非常客观准确的。
宋代散文的成就是辉煌的,创作的作家和作品庞大而丰富,也是前代所不能相比的。
首先,宋代散文较之唐代在内容上讲是相当广泛的。
《全宋文》共8345卷,分360册,文字1.1亿,文章178292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科技、法律、制度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到了反映。
其次,宋代散文在体裁方面是非常全面的。
宋代继承了前朝所有的散文体裁,辞赋、诏令、奏议、公牍、书启、赠序、序跋、论说、杂记、箴铭、赞颂、传状、碑志,哀祭、祈谢外,还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发展。
如文赋、记叙文、书序等,在内容和艺术上,比唐朝更为成熟,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领域,创制了一些新的体裁,如艺术散文、日记、诗话、词话、随笔,书画的题跋品评等。
第三,宋代散文在作家作品数量质量方面是极其众多的而优秀的。
《宋史?
艺文志》称:
“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大而朝廷,微而草野,其所制作、讲说、纪述、赋咏,动成卷帙。
”这说明在宋代散文的创作非常普遍,不仅作品内容丰富多样,而且作家数量众多,作家构成也非常繁杂,上至帝王公卿,下到布衣百姓都参与其中。
《全宋文?
序》称:
“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六百余家,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
由此,宋代散文的创作盛世局面可见一斑。
《全宋文》收录作者9176人,这个数字是先秦至隋代作家总数的三倍。
其中著名作家也多,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
优秀作品传世也很多。
唐代优秀散文集中出自韩愈、柳宗元之手,而宋代优秀散文作家流传于世的就有十几位。
二
宋朝一代,虽国力较唐衰微,且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然宋代立国达300余年,北宋王朝政权统一达160余年之久,英才辈出,文章鼎盛,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的兴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散文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写作技巧都取得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
在这众多的散文中,以关心国计民生,参与讨论国家政事为主题的论政散文这种实用文体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曹丕在《典论?
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曹丕在这里所说的文章就是在朝堂之上用于商讨国家大事,解决公共事务的实用文,即政论散文。
但在宋代之前很少有这种文章的汇编,也少有人专门研究政论散文。
这是政论散文本身的性质和文书工作的特点及一定的历史原因决定的:
其一,这类文章有的涉及国家机密,具有机密性;其二,自古围绕文章所做的文书档案工作都是世袭,皇家绝不允许文书档案流传民间,所以文书工作中传帮带的方式形成文书工作的封闭性。
正由于与文文章与文书工作的这种特殊性,即使有“章表奏议”文章的收集文选,也只是从文艺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评论。
从南朝梁太子萧统编辑《文选》开始,各体文书尽管为历代选家所重视,但一直与文艺学混同在一起。
刘勰在《文心雕龙?
章表》也说:
“接《七略》,《艺文》,谣咏必录。
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职司也。
前汉表谢,遗篇寡存。
”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宋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由于宋代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政论文与文书工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的大发展,达到了封建文章史上的最高峰,文书专辑也相继问世。
不仅文书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出现了架阁库这样完备的档案馆,而且文书工作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并且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传递文书的驿站网络。
文书数量大增,文风健朗,而且宋代几乎无论平民,官吏,在朝在野,皆言事论政,大大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
并且由此,议论之风极盛,波及诗歌,散文,辞赋等,无不议论,而且论及内容之广,论政,论兵,讲学,鸣道皆有涉及,形成文章盛世的局面。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诸如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司马光,三苏,黄庭坚,宗泽,范成大,杨万里,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这样具有代表性而且声名显赫的文章大家。
其中尤以欧苏水平为最高。
时评欧阳修文章“众莫能及”。
他更以其雄冠一世的文章成就和奖掖后进的风范成为一代宗师,极大影响了宋代及后世的文章。
在众多文字中最能体现欧阳修的思想和人品的就是政论之文,代表作如《朋党论》,针砭时弊,放言无忌,表现出成熟的政治素养和文章才能。
苏轼在其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下,二十一岁进士及第,早在应试制科时就写了针对朝廷用人问题的策论《御试制科策》。
当时还撰有《策略》,《策别》,《策断》共25篇,都是进献给皇帝的治国建议。
苏轼的文章写作代表了宋代文章的最高水平,宋孝宗称他为"一代文章之宗"。
三
这种政论散文盛世局面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原因所在。
(一)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为政论散文的繁荣创造了客观条件
宋代是阶级矛盾不断深化,民族矛盾不断扩大的时期。
宋初虽出现了暂时的经济繁荣,然而这一繁荣却使一大批统治者形成了不可遏制的骄奢淫逸,很快造成“天下空竭”的局面。
加之邻国不断地边界侵扰,宋朝统治者不断地赔款纳贡,统治者加重了农民的剥削。
由此农民起义相继爆发。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一大批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力图兴民强国,人人论政言事,创作出一大批优秀的政论散文,掀起一次次改革运动。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以改革官僚机构为中心的元丰改制,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改革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纲领性的政论文。
真是乱世出英才,乱世好文章。
庆历新政前后的几十年间,文章随朝政改革发生很大变化。
欧阳修一时领文章之风范,现存的许多奏疏,都写于此时。
其政论文是新政历程的真实记录。
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士事》则是新政的纲领性文章。
王安石变法主张早在仁宗嘉佑年间就提出,所上《上仁宗皇帝言事疏》,《上时政疏》都是纲领性文章。
在改革的斗争中,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这类文章作为解决和缓和矛盾的信息传递使者,作用不可忽视。
正因为国内形势的这些不安因素形成了北宋文章“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为主的特点。
从北宋到南宋,国家长期以来积贫积弱,备受屈辱,人民富国强兵理想不断破灭,这些都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怒潮,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爱国政论散文,其中以胡铨《上高宗封事》声震朝野,影响最大。
在这样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抗战与求和,改革与因循,几乎成了社会生活的主题,国家决策的中心。
也正是在这种国家内忧外患,蒙受民族屈辱的时代,产生了大量具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和爱国者,激发了政论散文迅速而健康的蓬勃成长。
(二)严密的政治制度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为政论散文的繁荣局面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北宋之所以不象秦、晋、隋那样虽一统而早夭,形成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是因为在更加深入研究典章制度和历代政论散文的基础上,宋统治者革除前代弊端,网罗人才,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严密的政治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治国措施,并加强了以之为内容的政论散文的整理研究工作的原因。
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再一次统一全国。
洪迈《容斋随笔》卷五《晋之亡与秦隋异》曾说:
“自尧舜及今,天下裂而复合者四:
周之末为七战国,秦和之。
汉之末分为三国,晋合之。
晋之乱分为十余国,争战三百年,隋合之。
唐之后又分为八九国,本朝合之。
然秦始皇一传而为胡亥,晋武帝一传而为惠帝,隋文帝一传而为炀帝,皆破亡其社稷;独本朝九传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祸,盖三代以下治安所无也。
”
宋代也在中国文章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专集:
《两汉诏令》,《唐大诏令集》,《宋大诏令集》,相继问世。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及《文献通考》,对后世有深刻影响。
由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空前加强,安定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为经济,文化乃至文章,文书档案工作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北宋王朝用近20年时间逐步消灭了各封建割据政权;宋太祖在其谋臣赵普的建议下,于中央建立了“凡政事送中书,机事送枢密院,财贷送三司,覆奏而后行”的军,财,政三权分立的政体。
地方管理集权于中央。
全国分为十五路,路设回监司,“一路之事,无所不忌”;加强转运使的管理;路下设洲县两级政区;选各道精兵送京城充禁旅;并设定官吏的考核,奖惩,致仕等选用制度;完善科举及法律制度等等。
反映这些措施政策的文章中有一系列实用价值很高且较有深度的优秀政论散文,如范仲淹《上十事疏》,《奏启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包拯《论诏令数易改》,《弹宋痒》,《论历代并本朝户口》,欧阳修《论按察官吏札子》,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乞制置三司条例》,苏轼《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等,不仅为加强中央极权统治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政论文打下伏笔,奠定基础,营造氛围。
政治制度的严密性及环环相扣的行政管理体系,庞大的官僚机构为政论文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
(三)宋代优遇文士与广开言路的政策扩大并强化了政论散文的创作主体,为政论散文的繁荣提供了人才保证
宋太祖是由出身行伍的身份拥兵自立,夺得政权,因而为收归军权抱着保证历史不要重演的心情“杯酒释兵权”之后,推行了“重文抑武”的优遇文士的国家基本政策,一面裁抑武臣,一面厚禄文士,改革科举,广纳文才。
同时为了实现长治久安,经济文化繁荣的目的,必须使全国顺利地贯彻执行朝廷的一切政令。
而各种规章制度及政策的制定成文和执行的好坏与否,皆取决于文官的素质和对朝廷的忠诚程度。
因而文官此时就显得比武官重要并且安全,而选拔官员的标准办法也不可忽视将就。
于是就有了优遇文士的政策和科举制的改革。
《宋史?
文苑传》说: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
”他曾对赵普说:
“儒臣百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污,不及武臣一也。
”《宋史?
百官志》所载俸禄之制,说:
“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
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
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世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
观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
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
”而武臣之待遇相比之下,有天壤之别。
宋政府制定的“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的政策直接导致武学武举受到轻视,将帅受到倍加监督和制御的结果。
宋初太宗时就大兴文教,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国子监,太学,律学等,惟独没有武学。
直到庆历三年才办武学,但因有人以“古名将如诸葛亮,杜预等岂专学《孙》《吴》为由反对,办了三个月即被解散。
且宋代武举及第者,所授的官差很低。
这种低的品秩和差使,与所谓选拔将帅的武举宗旨是相背离的。
重文抑武的政策,大大提高了文人的社会地位,并积极鼓励他们创作以国事为主的文章。
在宋代,宰相、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担任。
宋太祖建隆五年曾立“戒碑”,讲“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
“子孙有谕此誓者,天必亟之。
”文人学者由此以好发议论蔚为风气与日俱增。
内容多言事论政,至庆历,熙宁朝政改革期间,论政文章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至南宋之际,抗战救亡,更趋繁多,且论兵为内容也成为主流之一。
梅尧臣,苏洵,欧阳修,苏轼,辛弃疾,陈亮等人皆有论兵之文。
文人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
鼓励士人参政议政,为撰制优秀政论文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人身的安全保障,为政论文的空前繁荣提供了最佳客观条件。
(四)科举改革与重视教育为政论散文的繁荣奠定了文化基础
宋代科举制是历朝中最完美最健康的,打破了六朝门阀用人制度,适应广开才路的需要,选拔出一批庶族寒门子弟。
科举中的贡举考试涉及面广,定期试举,取士最多,对宋代政治影响极大。
两宋科举取士比唐代更为重视,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笼络文士,防止反叛的重要手段。
宋时有一张元,多次殿试落选,心生怨恨,转而投奔西夏,助元昊与宋作对。
同时,也因为社会的进步,宋代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复杂,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宗教,律法等,深度,广度都远远超过前代。
各级性质机构迫切需要一批有文化素养和办事能力的官员。
因而宋王朝取士不问家世。
庆历年间石介撰《庆历圣德颂序》有云:
“上视汉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间非无圣神之主,盛明之时,未有如此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
实为希阔殊尤,旷绝盛事。
”苏辙曾说“今世之取之,诵文书,习课程,未有不可为吏者也。
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
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
这无疑极大丰富了政论散文创作队伍的结构。
科举制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然仁宗以后,开始重策论。
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政论散文写作水准的提高和人们对政论散文写作的高度重视。
同时这种“先策论以观其大要,次诗赋以观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对其等级”的取士原则,提高了由科举入仕的官员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
这对于政论文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最好的前提条件。
而且宋代科举考试扩大了录取名额,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十倍以上。
以北宋为例,自太祖到徽宗八朝的一百六十六年间,共开科六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九千一百四十七人。
且宋代进士升迁远比其他出身的人快得多,被时人称为”将相科。
一日入第,“指日金马玉堂”,“十年可至辅相”。
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更多机会参政。
这就为政论文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强有力地壮大了政论文的创作队伍。
与此同时,政论文也就成为宋代文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与出人头地的唯一而重要的手段。
因此,宋朝对政论文的写作重视程度史无前例。
特别是给皇帝的奏疏都是精心之作。
写好文章,竭心尽力效忠朝廷成为宋代文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在此基础上宋朝也十分重视学校的建立与学生的教育。
宋初太宗时就大兴文教,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国子监,太学,律学等。
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一些大家也多重视提拔培养年轻人,最终大大提高了文章作者的文化素养。
宋朝的政论文作者,或为政治家,或为军事家,或为文学家,或数家兼具。
因此,宋代政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很高。
(五)古文运动为政论散文的繁荣引领了健康文风
宋代也是古文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的时代,通过欧阳修大力提倡,曾巩,三苏,王安石的竭诚追随与实践,使宋代散文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可喜局面。
散文的改革成就,直接因影响到政论文,造就了其朴实的文风,更有利于此时长于说理的言事论政散文的繁荣,使之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尤其南宋散文,爱国主义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国难当头,几乎人人言事论政,上书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宋代文章的朴实文风是和当时古文运动的伟大成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与古文运动同时进行的是当时的朝政改革。
随着宋初以来社会长期稳定和生产的发展,封建统治者日益志骄意满,追求侈糜生活,以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进而造成财力严重不足,“天下空竭”,出现了天下社稷难以维持的局面。
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受仁宗皇帝之命,出任参之政事,进行改革。
他写了《上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重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改革方案,史称其为“庆历新政”。
在这十项改革方案中,除了有一项讲加强武备,两项讲发展生产外,其他七项全是讲有关选官育才,整顿吏治问题的。
这是一次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变革。
而以朝政改革,富国强兵为中心也就成为北宋政论文最主要的内容。
北宋文章之变,汪藻在《苏魏公集序》中也曾说过:
“宋兴百余年,文章之变屡矣,杨文公倡之于前,欧阳文忠公继之于后,至元丰,元间,斯文几于古而无遗恨矣。
盖吾宋极盛之时也。
于是丞相魏国苏公出焉。
”宋代政论文从内容上说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即北宋,以励精图治,变法图强为主;后期即南宋,以收复失地,主战抗金为主。
从形式上说,发展变化主要在北宋时期,以扫荡骈文,复兴古文为其突出特征。
在古文运动的倡导下,政论文不仅内容充实,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且形成了长于议论,语言平易自然的健康文风,为文章的繁盛赢得质量上的保证。
(六)经济的繁荣为政论散文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宋代是我国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时期。
北宋王朝统一后,农民在一个时期中得到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朝廷也采取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不择地而生的占城稻的推广,农具的改良等使当时出现了“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的景象。
当时还有“苏糊熟,天下足”的说法。
经济的繁荣可以使更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而从事文化活动,这也为文人后备军的扩充提供了可能,为宋代封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文化事业的发展带动文具制造也发展,文房四宝在北京达到很高的水平。
开封是当时最大的制笔中心,南方就是造纸工业中心,四川成都生产的皮纸和竹纸,专门用于印刷图书,临安城市私人书坊林立。
当时临安,福建,四川等地都是印刷业的中心。
首都临安国子监是国家出版机关。
所有这些都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文章传播速度的提高,促进了文章制作的质量提高。
为文章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七)宋朝对文书工作的重视和发展是政论文繁荣的机制保障
宋代政论文多是上达于皇帝的上行文书。
所以,文书工作的兴盛也直接促进了政论文的大发展、大繁荣。
宋代的文书工作制度已日趋健全,而且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出来。
文书和文书工作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日渐成熟。
宋代文书的种类划分更为细致,而且皇帝的诏令文书是由知制诏和翰林学士两套班子撰写的。
诏令文书和地方诸路监狱司,州,县反馈上报的各种文书的递送路线和方式更加完整严格。
宋政府还规定,各衙门收到文书后必须登记备案,立即办理,有贻误者重种惩治。
宋代很重视文书的保管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都有收发保管文书的机构和官职。
最重要的是宋代创立了“架阁库”,对提高文书保管质量和检索速度及文书利用作出了贡献,从而形成文书使用的良性循环。
同时,宋代的驿站组织也有很大发展。
驿和递的分工更为明确。
馆驿设于交通干线上,递铺则既设于驿道干线的繁华地带,也设于没有馆驿的荒凉僻所,其主要职责为传递文书。
北宋递铺以京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一个大网络,非常发达,使宋代在文书传递上有了重大突破。
文书工作与文书制度的完善为政论文繁荣奠定了制度基础。
有宋一代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原因,政论散文在内容的广度上,写作手法的多元化以及思想内涵的深入度、艺术表现力的加强和美学境界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最高峰,取得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最高成就。
宋代政论散文为后世在有关选官育才,整顿吏治问题上,设定官吏的考核,奖惩,致仕等选用制度,在完善科举及法律制度方面,政治制度的严密性及环环相扣的行政管理体系,为加强中央极权统治都起了重要参考作用,而且为进一步发展政论文打下了伏笔,奠定了基础,营造了氛围。
在文学创作领域,宋代政论文对后世散文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散文主要是在宋代散文的影响下继续发展。
明代王慎中,归有光,清代方苞,姚鼐等作家推崇唐宋八大家,将他们的作品作为写文章的样板,将唐宋八大家当做学习的楷模。
其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1]《宋代散文研究》杨庆存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中国历代散文名篇鉴赏》李永田编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3]《历代散文史话》郭预衡著,中国文联出版社
[4]《宋元文学史》王文生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