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反应.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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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美国文学中的反应
从异国情调、真实反映到批判、创造
--试论中国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
吴冰
提要:
由于作家生活和写作的时代不同，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也不同，其中起作用的除作家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个人思想认识等因素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国际局势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本文探讨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45年）、雷庭招（一译朱路易）的《吃碗茶》（1961年）、以及汤亭亭的《女勇士》（1976年）和《中国佬》（1980年）如何从异国情调的描写、真实地记述，发展到批判并创造性地反映中国文化。
关键词：
华裔美国文学、中国文化、黄玉雪、雷庭招、汤亭亭
由于华裔作家生活和写作的时代不同，中国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反映也不同，其中起作用的除了作家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个人的思想认识以外，当时美国的社会状况以及国际局势也对作家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黄玉雪（JadeSnowWong）1945年发表的《华女阿五》（FifthChineseDaughter）、雷庭招（LouisChu，一译朱路易）1961年发表的《吃碗茶》（EataBowlofTea）和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分别于1976和1980年发表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和《中国佬》（ChinaMen）探讨三代华裔作家笔下的中国文化，在各相隔约15年的四部作品里，他们怎样从异国情调的描写、真实地记述，发展到批判并创造性地反映中国文化。
中国几千年连续发展的悠久文化对华夏儿女的影响极为深远。
华人不论到世界何地，都力图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子女的华文教育，并教诲下一代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仅仅这四个字往往就可以使世界各地的华人彼此感到亲近，这就是中国文化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对华裔文学的影响处处可见，而且因为一些国家的排华政策和种族歧视思想妨碍了华人和移居国人民交往，国际排华势力又一度隔断了海外华人和祖国的联系，加上他们的思想没有直接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等种种原因，中国文化、尤其是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在海外华人中似乎保留得更多、也显得更加根深蒂固。
真正意义上的华裔美国文学始于20世纪40年代，1960年前，在第二代在美出生的华裔作家中，只有两部作品得以在大出版社出版，即1943年刘裔昌（PardeeLowe）发表的《虎父虎子》（FatherandGloriousDescendent），和女作家黄玉雪（JadeSnowWong）1945年问世的《华女阿五》（FifthChineseDaughter）。
《华女阿五》实际上是黄玉雪的自传，但作者用第三人称叙述者。
她解释说在书面语中不见“个人”符合华人自谦的习惯，中国诗歌、散文中“我”字几乎不出现；她给长辈写信时自称“小女玉雪”，而且还写成其他字的一半大小。
小说取名《华女阿五》，因为主人公玉雪是祖籍广东中山黄姓人家的第五个女儿，“自传”讲的是她如何利用美国给予妇女的机会，通过个人奋斗和几个热心美国妇女的帮助，靠自己打工挣钱，终于读完大学并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由此得到重男轻女家长的承认。
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主流文学里通常称为“成功的故事”（successstory），不过主人公换了个少数族裔而已。
虽说是“自传”，书中除了黄玉雪5岁到24岁的经历外，介绍中国文化的部分占了很大比重。
作者声称她的目的是想“使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以此堵住所有种族歧视者的嘴（235页）。
一般说来，文化结构可分为四个层次：
即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的“物态文化层”；指导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准则的“制度文化层”；关于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的“行为文化层”，和表现人们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心态文化层”，其中第四个层次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黄玉雪希望美国人了解的中国文化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几方面：
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华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饮食，以及节日、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唐人街的华人学校、剧院、家族会馆、修鞋店、修表店、中药店等等。
《华女阿五》中涉及华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的地方很多。
玉雪的父亲是基督徒，在家里开了个服装厂。
他坚持子女在上幼儿园前只学母语。
在家里，父亲教授书法，母亲则边缝纫边教在身边玩耍的孩子儿歌。
上了美国小学后，孩子们还要在课余读9年华人学校。
黄玉雪的父母不苟言笑，家教极严，要求子女尊敬、服从父母、师长；坚信“不打不成才”，孩子们通过挨打自己总结做错了什么，父母从不解释原因。
父母不要求子女对他们说知心话，不鼓励孩子们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这样会削弱子女对父母的尊重；他们也不对孩子们表示理解，因为这可能与服从相冲突。
玉雪因成绩好在学校受到嘉奖时，父母没有表扬、鼓励、祝贺，他们的反应是“本该如此”。
她不记得妈妈对自己有过亲昵的表示，在身心受到伤害时，也从不寻求父母的安慰，而是尽量不让父母知道，以免他们怪罪说是她自己惹来麻烦。
几个姐姐出嫁后，繁重的家务就落在11岁玉雪的肩上，放学后她要采购、缝纫、洗衣、做饭。
妈妈不许玉雪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爸爸不许她学跳舞，未征得父母同意她不能和朋友、尤其是男孩子外出，爸爸甚至以来找玉雪玩耍的小女伴“浪费”女儿的时间为由，禁止她们来往。
玉雪的少年生活就是在家里、美国学校和华人学校三点之间的狭小世界中度过的。
最让玉雪不满的是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虽然认为女孩子也应受教育，但那是因为“儿子们必须有聪颖的母亲”，否则就没有好的家庭教育，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强国。
他鼓励玉雪充分利用在美国免费受教育的机会，但当玉雪提出想上大学，希望父亲能给予经济援助时，爸爸明确地告诉她，要优先考虑给黄家传宗接代的儿子，女儿是给丈夫家传宗接代的。
何况玉雪中学毕业，所受教育已经超出了在美出生的一般华人女孩，如果她有志继续深造，必须自己解决大学学费。
玉雪怨恨父母对她的不公平待遇，不止一次暗地里发誓要以实际行动向家人证明他们小看自己的错误，她要为家增光，从而成为受家人尊敬的人（93，108页）。
最后她没花家里一分钱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投稿报社的征文获奖被选中为下水的新船命名而誉满唐人街，她自制的陶瓷品大受美国人的欢迎，使她在24岁时就成为二战后唐人街第一个有小轿车的人。
黄玉雪终于使父母对她刮目相看了。
除玉雪的故事外，《华女阿五》中相当大的篇幅读起来不象“自传”，倒象中国食谱、中国风情介绍、旧金山唐人街导游。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书中反映的大多是低层次文化，是为了满足追求“异国情调”、对中国和华人一无所知且兴趣仅限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美国读者。
如在总共246页的书中，黄玉雪竟用了一页多的篇幅叙述中国人怎样做米饭。
从每餐用米量，洗时搓揉、清漂各几次，加多少水，如何掌握火候，在不打开锅盖的情况下怎么知道饭已焖熟，直到烧糊米饭的解救办法，叙述极为详尽。
作者还不胜其烦地介绍诸如芙蓉鸡蛋、番茄牛肉、糖醋菠萝猪肉、荔枝鸡等中国菜的做法，从买什么菜和作料，用什么炊具，洋葱、肉等各用多少，切成什么形状，块、片、条的大小、长短，直至炒时先放什么，加多少水和其他调料，几分钟后起锅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最后还概括说?
中国菜没有固定的用料比例，主要是按照个人的口味和想象，有一般常识，知道些基本原则就可以了。
作者并没有集中讲解中国菜的做法，而是采取分散在书中见缝插针的办法，如在讲述过节时谈节日的饭菜，在描绘唐人街的中药店时，借店主说他有存放40年的陈皮之机，介绍如何烹调陈皮鸭。
在描绘在美华人过中秋、春节和婚丧嫁娶风俗习惯的同时，作者对比在美华人和国内中国人的某些差别。
如果说借四姐结婚详细描述华人嫁娶习俗还有些道理的话，有关唐人街葬礼的记述则纯粹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猎奇心理。
作者从送葬队伍的组成、死者家属散发硬币给送葬者买糖果以及葬礼后宴请至亲好友的习俗、直至中国国内服丧守孝的规矩等等都一一详尽交代。
在美华人的葬礼和婚礼一样，采取中西合璧的形式，前面开路的是穿着美国传统灰色制服的华人乐队，有钱的人家往往再请一支白人乐队跟在家属、亲友后面，两支乐队各吹各的调。
队伍中除了载有死者巨像和装满花圈的大车外，还有由穿着制服的白人司机驾驶的黑色豪华小轿车队，以及着长袍念经的和尚和雇来撒黄色纸钱的人。
以上有关中国文化的内容穿插在书中，无论在文体、所占比重和繁简程度上都和玉雪的故事很不协调。
况且其中还有把糟粕当精华来炫耀之处，如在记述四姐婚礼的一章结尾，玉雪母亲谈到中国封建包办婚姻时辩解说，尽管人们批评中国的传统婚姻制度，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在中国有离婚的。
几百年来，中国人治家有方，家族的力量有增无减。
妇女们知道父母会给她们找到般配的夫婿。
她们有耐心且放眼于未来，如果做新娘时“不舒服”，她们知道有一天会生儿子、做婆婆，那时就可以享福了。
作者的这一态度或许与美国的种族歧视和排华政策有关，在自视文化优越的美国人面前，黄玉雪可能不愿加入“外人”的行列来评论、批判“家丑”。
作者在1945年版的《华女阿五》按语中说她的许多经历并不“典型”，此话确实有几分道理。
首先，由于美国的排华政策，绝大部分华人的妻子和儿女不得入境，黄玉雪的家庭属于少数例外。
此外，作为女性，她感受的美国社会和华人男子不尽相同。
华人男子一到美国就被迫从事过去不熟悉的工作，先是开金矿、建造横跨美国的铁路，后来又被排挤出工人队伍，不得不干起在他们看来完全丧失尊严、纯属女人干的洗衣、做饭等工作。
而妇女却往往感到美国社会给予她的机会比国内妇女多。
加上黄玉雪上大学以前，大部分生活局限在家里和唐人街，只有毕业后找工作时才第一次接触“美国劳工世界?
一般称之为‘男人的世界’”，而此时正是二战期间，中美成了同盟国，美国造船业又急需补充人手，律师、艺术家、家庭主妇、甚至街头流浪汉都去造船厂找工作，因此玉雪受雇做打字文书也不足为奇。
不过，作为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一员的“自传”而几乎没有涉及种族歧视，实在令人费解。
我们只知道《华女阿五》是在黄玉雪的英语老师和出版社的编辑鼓励之下写成的，最后定稿主要出于她们之手。
编辑伊丽莎白×劳伦斯删去了原稿的三分之二，剩下的部分由老师艾丽斯×库珀协助串连起来。
因此是否黄玉雪本人有意回避种族歧视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读者还是从作者两次在书中以羡慕的口吻提及美国人家的狗中看到了一些问题。
作者说玉雪在大学教务长家打工，“从没有感到自己只是一个仆人”，她和这个家里的两条狗和一只黑猫一样，都得到主人的“关心和爱护”（156页）。
玉雪在家里和父母抗争，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独立的人格并取得和哥哥平等的地位，而在美国人家里，却把自己和人家的猫、狗相提并论，这恰恰表明美国种族歧视对华人潜移默化的毒害之深，已经到了使华人心灵深处自视低下，不要求和美国人平等的地步。
无怪乎此书1945年出版后立即受到美国官方的赏识，国务院不仅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译本在香港、日本、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发行，又于1953年出资请王玉雪前往亚洲的京都、德里、马尼拉、仰光等四十五地做为期4个月的巡回演说。
作者自己说，这是“因为读过《华女阿五》译本的亚洲人不相信一个穷苦中国移民的女儿能够在有偏见的美国人中获得立足之地。
”可见美国当局看中的不是黄玉雪能够“使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文化”，“使华人的成就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而是她能够以现身说法表明作为少数族裔的美籍华人可以从美国民主制度中受益。
雷庭招（LouisChu，一译朱路易）1961年发表的《吃碗茶》（EataBowlofTea）则真实地反映了由于美国当局采取排华政策而持续了近百年的早期畸形华人“单身汉”社会。
小说故事发生在1948年处于变化前夕的纽约唐人街。
王华基和李刚是十几岁时同乘一条轮船来美的广东新会同乡。
王曾以开餐馆为生，1923年回国结婚，等到妻子怀孕后才又回到美国，此时他在唐人街地下室经营一家麻将馆。
李刚来美后开过洗衣店，1928年回国成亲，返美后不久就听说自己得了个女儿。
1938年他正想回国，不料发生了日本侵华战争，后来蒋介石垮台，他又对回老家顾虑重重，于是只得滞留纽约。
王华基的独子宾来十七岁来美后，父亲怕儿子会在自己开的麻将馆里染上赌博恶习，因此请求王氏家族的头号人物王竹庭把宾来安排到康州他开的餐馆里做跑堂。
没想到宾来不久就被店里比他年长的伙计钱源带到纽约嫖娼。
二战期间，宾来入伍随军到香港、印度等地，每到一处，无不拈花惹草。
战后，二十四岁的宾来已到结婚年龄，正巧李刚的妻子多次来信要他为十八岁的女儿美爱物色一个“金山客”丈夫，于是两个老朋友谈起了儿女婚事，为此王华基决定让宾来回国相亲。
年轻的“金山客”回新会后，上门提亲的人很多，最后宾来还是相中了美爱。
他们比老一辈幸运的是可以双双返回美国。
宾来过去的荒唐行为终于导致他新婚不久就失去了性功能，美爱不满足没有性爱的婚姻，于是无正当职业的阿桑乘虚而入，最后竟使美爱怀孕，搞得唐人街满城风雨。
王华基气不过割了阿桑的左耳，被阿桑告到了美国警方。
最终还是王竹庭出面，依靠王氏会馆的势力和他曾任多年全美平安堂会长的关系，迫使无家族会馆做后盾的阿桑撤回诉讼并离开纽约，5年之内不得返回。
王华基和李刚也因丢了面子在纽约待不住了。
宾来和美爱则远走旧金山这座华人在美最早落脚的城市。
摆脱了家长的控制，宾来终于在中草药和妻子的帮助下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男人。
华人“单身汉”社会也象征性地结束了。
亚裔评论家一致肯定《吃碗茶》在华裔、乃至亚裔美国文学的里程碑作用。
雷庭招与过去的华裔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既不回避华人“单身汉”社会，也不粉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并且在文字上力图再现纽约唐人街华人的语言。
读者看到的是一个被迫封闭、由老年男子统治的父权制社会和形形色色华人“单身汉”单调、寂寞的生活。
《吃碗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的家长制，这一制度下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对妇女的蔑视，视婚姻为“传宗接代”的手段，以及“面子”对华人的重要性。
封建家长制不仅表现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家族和个人的关系上。
父母，尤其是父亲，要求子女言听计从，工作和婚姻大事全由他们做主。
这不仅扼杀了年轻人的自由意志，也增加了他们的倚赖性，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早期海外华人由于和子女长期分离，造成彼此陌生、感情疏远。
父亲不能尽到教育的责任，也不会关心子女，当然更谈不上思想交流。
宾来到美国后很少和父亲见面，即使见面也无话可说；美爱则是到美国后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而李刚是听到女儿和阿桑的丑闻后，才第一次踏进女儿的家门。
海外华人的家族会馆也是由“家长”统治的，从王竹庭在王华基父子的家事中起的作用可以看出个人的命运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家族首脑人物手中，他的素质也决定着家族的成败、兴衰。
家族会馆帮助同姓，为维护小集团的利益一致对外。
在以集体为重的制度下，个人的地位紧密地和他与他人的关系连在一起，宾来在唐人街是以“王华基的儿子”而为人所知的。
美爱出事后，王华基首先想到的是儿子给他丢了“面子”，而不是怎样去帮助儿子解决家庭问题。
王氏会馆为了维护所有姓王的人的“面子”，以强欺弱，私了了一桩告到美国警察局的公案。
由于华人极为重视“面子”，公众舆论和流言蜚语往往能左右华人的思想言行，起着在其他社会不能起的作用。
美国长期禁止华人妇女入境的政策造成了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助长了唐人街诸多的婚外情。
由于缺乏正常的家庭生活，昔日中国人的嫖、赌不良习气也变得更加严重。
业余闲来无事的男人们沦为过去他们所不齿的长舌妇，理发店、咖啡馆成了他们议论、传播各种绯闻和小道消息的场所。
华文报纸刊登的寻妻启示，某人妻子的外遇，甚至王华基的儿媳来美快一年了还没有“大肚子”以及后来美爱怀孕，都是“单身汉”们议论的话题。
他们最后的结论总是“如今的女人不可信赖”。
他们看不惯他们称之为“竹心”的、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尤其鄙视“竹心”姑娘们着装不检点、追求安逸、贪图享受、未婚先孕等等。
在年长的华人男子心目中，妇女应该象他们留在老家的妻子那样，对丈夫年轻时的放荡和婚后长年不归毫无怨言；她们不应该有性的要求，而应该忠贞不渝，既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又为丈夫几十年如一日地侍奉公婆。
由于女人的价值在于“传宗接代”，美爱怀孕后，她和宾来都松了一口气，过去从不上门的王华基也开始提着食物和补品去探望儿媳了。
唐人街的华人信奉“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把婚姻看作年轻人应尽的“义务”。
封建包办婚姻不需要以爱情为基础，宾来和美爱相亲后，双方最急于通过媒人了解的是女方是否哑巴，男方是否四肢健全。
结婚既然是为了“传宗接代”，婚宴上客人们祝酒时自然会表示“希望来年此时再举杯”庆贺。
《吃碗茶》除了描绘华人的相亲、婚宴、打麻将、看中医等习俗外，还反映了中国的茶文化。
书中多次提到茶的功能：
首先，宾来虽然先找西医，但最后还是中医的药茶治好了他的病；李刚到康州去了解他相中的女婿时，不知情的宾来特地给他送上一壶茉莉花茶以便得到更多小费；宾来和美爱是在新会的茶馆里相亲的；在婚宴上，新娘又给来宾敬茶表示谢意；阿桑到美爱家是以喝茶为借口才得以留下并最后达到勾引美爱的目的。
或许作者将书取名《吃碗茶》是想表明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华人要在美国生存，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要华人全盘否定中国固有的文化，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顽固坚持也不可取，最好的办法是立足于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学习西方文化中顺应历史潮流的因素。
从写作技巧上看，朱路易比黄玉雪高明之处在于，他描述华人的传统习俗是服从故事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趣味。
同时他采用了唐人街华人生动的语言，如阿桑交了“桃花”运，宾来戴了“绿帽子”，以及“男女授受不亲”，“一回生、二回熟”，“肥水不流外人田”，“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等等。
书中的理发师借用店里正在放送的粤剧唱片《金瓶梅》试探宾来的反应，但他错误地把金瓶梅当做仅指潘金莲一个人。
应该指出，如果朱路易想表明妇女的到来终于结束了近百年的华人“单身汉”社会，他选择的美爱绝不是一个称职的妇女代表。
她肤浅、爱虚荣，没有自强、自立的精神，比不上“竹心”姑娘黄玉雪，更不要说汤亭亭作品中的女性了。
汤亭亭1976年出版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和1980年问世的《中国佬》（ChinaMen）可以算是姐妹篇。
《女勇士》的副标题是“一个生活在群鬼中间的女孩的童年回忆”（MemoirsofaGirlhoodamongGhosts），全书包括“无名女子”、“白虎山学道”、“乡村医生”、“西宫门外”和“羌笛野曲”五部分，其中第一、三、四部分讲述“我”的姑姑、母亲和姨妈的故事。
“白虎山学道”一章中“我”的故事是以中国读者熟悉的花木兰和岳飞的传说为基础的；“羌笛野曲”则是借用蔡文姬的故事。
《女勇士》中虽然也有反映华人饮食、婚姻习俗的内容，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创造性地反映中国文化的核心、精华部分。
可以说《女勇士》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汤亭亭是通过改变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名著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女勇士》中“白虎山学道”一章就是一个例子。
白虎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方之神，汤亭亭在这里可能暗示她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西方。
她借用了花木兰的故事，又“嫁接”了经她改变了的岳母刺字传说。
汤亭亭的女勇士和我们中国人熟知的那个替父从军的花木兰有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花木兰未婚，只有一个年幼的弟弟；而女勇士“我”不但有丈夫，有一个被征去当兵的弟弟，还有一个在战役间出生的儿子！
其次，花木兰是和远离家乡的外部敌人作战，而“我”的敌人在国内。
离家前，父母在“我”背上刺了“报仇”、“誓言和名字”以及说不尽的“怨愤”。
他们甚至刻上了他们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我”领导的子弟兵进京后杀了“皇帝”，回乡后，“我”又杀了地方官报仇，因为那恶霸把女孩子比做“米里的蛆”，说“宁养呆鹅不养女娃”，他还夺走了“我”的弟弟和“我”的“童年”。
“我”解放了被恶霸关押的小脚妇女后回到婆家，安心地过着一个普通妇女种地、持家，生儿育女的生活（51-54）。
可以看出汤亭亭的女勇士是当代的华裔美国花木兰，她反对歧视、压迫妇女，反对剥削和种族歧视，反对征兵作战。
所有这些无不受作者本人经历的影响。
汤亭亭家族中的男性长辈大多重男轻女；在家乡做教书先生的父亲到美国后曾不得不靠开洗衣店为生，因此孩子们童年的课余时间，除了上华人学校，都是在店里打工度过的。
她的母亲是个有文化、有独立意识的坚强女性，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花木兰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汤亭亭上大学前后，正值越南战争期间，国内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这些在《女勇士》中都有反映。
作者在书中说，母亲生怕她的“美国”儿女们忘了祖国和家乡，不断在儿女耳边念叨“广东省，新会村”，并告诉他们“顺着我们来的路走，你们就能找到我们的房子。
别忘了。
只要提你们父亲的名字，村里人谁都能指得出我们的房子来”（88-89页）。
因此，女勇士的父母会在她背上刺上他们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中国佬》告诉我们，汤亭亭的弟弟被征兵到越南去打仗，她曾不止一次说过，让她焦虑的是从越战归来的美国士兵受到战争的心理创伤后，再也不能回到昔日的生活中去。
1994年来华访问期间，她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师生说，花木兰的故事对她启发很大，因为花木兰能够在战争结束后脱下战袍，立即回去过战前的生活。
汤亭亭的《中国佬》讲的是家族中几代男人，包括“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弟弟和堂、表兄弟等的故事。
与《女勇士》不同的是，《中国佬》一书中的某一华人男子，如“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等，往往代表了某个历史时期的一群华人、甚至一代华人。
因此，更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华裔男子在美国排华政策迫害下的奋斗史、血泪史。
在家族故事中，汤亭亭提到中国的科举考试、私塾的体罚、华人的结婚、抓周儿等习俗。
和黄玉雪、雷庭招不同的是，这些也都经过作者的“加工”，如她在讲科举考试时加入了我们熟知的头悬梁、椎刺骨等故事。
在家族故事前后，汤亭亭穿插了一些寓意深刻的短小章节，创造性地借用中、外神话传说或名著片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如《镜花缘》中女儿国的故事、希腊神话中迈达斯（Midas）的故事、鲁宾逊的故事、关于屈原以及粽子的传说等等。
汤亭亭在书的开篇《论发现》一章中，不仅改变了武则天在位的年代，而且把在《镜花缘》的女儿国中受屈辱，被缠足、穿耳、毒打、倒吊而后被国王逼迫成亲的林之洋改成了唐敖。
她还增加了唐敖的手足被扣上枷锁，双唇差一点被缝合，以及被迫洗涤自己裹脚布等情节。
最后她说根据有些学者的研究，女儿国在北美。
汤亭亭无疑是一方面揭露、批判旧中国歧视、压迫妇女的现象，同时用暗喻的手法表明华人男子在美国受屈辱、被奴役、被迫保持沉默的处境。
由于华工在建成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后就被排挤出工业领域，不得不从事洗衣这项过去完全由家中妇女承担的工作，华人男子在美国实际上已被迫“女性化”了。
汤亭亭改变有关武则天年代的细节，意在拉开虚构与历史的距离，让读者明白这不是历史，而是艺术的创作。
《女勇士》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评论赞扬书的内容“象中国织锦缎一样绚丽多彩”，文字“象磁器般细腻”、“抒情诗般优美”等等。
汤亭亭本人却认为美国读者大多误读了《女勇士》，把一本集家史、历史、回忆、神话传说和奇想为一体的著作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回忆录”，中了出版商为了招徕读者而设下的圈套。
《女勇士》在一些中国通和相当多的华裔和华人读者中引起的反响却截然不同。
他们批评作者完全不懂中国历史和文化，误导了无知的读者；说她写这样一本书是为了取悦白人读者，满足他们追求异国情调的好奇心。
华裔男作家赵健秀（FrankChin，一译弗兰克·秦）甚至认为汤亭亭在书中有意夸大在父权制度下中国妇女受压迫的现象，歪曲中国历史传说，其“种族主义”的恶果在于进一步加深人们固有的概念：
即中国传统社会更加歧视妇女，因而和西方文明相比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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