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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表意为诗以论诗

表意为诗以论诗

--浅谈《戏为六绝句》

首先,我国以诗论诗历史悠久,它缘起上古,《诗

经·大雅·蒸民》中“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可视为最早

的论诗诗。

但以诗论诗作为一种诗歌体裁,同时作为一

种文学批评形式,则是到杜甫《戏为六绝句》出现才标

志正式成立。

从《诗经》到杜甫,即以诗论诗从渊源到

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溯其源流,内容上似受魏晋品藻

人物风尚及《世说新语》影响,其形式上则与陆机《文

赋》和南朝诸家怀人、咏史、摹拟诗有密切关系。

魏晋以前,以儒家、道家为代表的人物品评观念、

内容及形式均较为单一,儒、道均以内在道德、理想人

格与精神境界作为人的评价标准,更关心人应该是什

么而非人是什么。

自汉代起人物品鉴渐成风气,有名

者入青云,无名者委沟渠,如许劭与从兄许靖“俱有高

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

月旦评焉“（《后汉书.许劭传》）。

魏文帝曹丕实行九

品中正制后,人物品评风气更加兴盛,（魏）刘劭《人

物志》总结鉴察人物的理论及方法,（宋）刘义庆《世

说新语》以短小生动的故事,列举大量品评人物的生

动事例。

其品评人物多以自然界光明鲜洁,晶莹发亮之意

象比喻、象征,且多用“清风”、“日月”、“玉”、

“松”、“柳”、“朝霞”、“凤”、“鹤”等品藻人物。

“有

人叹王恭形茂者,云:

‘濯濯如春月柳’。

“（《世说新

语.容止》）;“严仲弼,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

（《世说新语.赏誉》）等譬喻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

是。

值得注意的是,此种以具体意象品评人物形貌、风

度的方法,也被用作评论人物之学问、语言及文学创作

的风格与特色:

孙兴公云:

“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

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世说新语.文学》）杜甫《戏为六绝句》: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

曹。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均继承了

此种以自然之物譬喻文学创作特色的品评方式。

南朝以降,诗作中涉及论诗成分的以怀人诗、咏史

诗与摹拟诗较多。

如沈约《伤谢》“调与金石谐,思

逐风云上“,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春日忆李

白》等作,均是怀人同时兼论其诗;咏史诗如颜延之

《五君咏.阮步兵》,其中“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

二句,即涉及对阮氏代表作《咏怀诗》的评价,杜甫

《咏怀古迹》“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等

句,也在咏史中包含论诗成分;摹拟诗之以诗论诗,往

往表现得较为隐晦,其对摹拟对象风格的认识与把握,

对所拟诗篇品藻、商榷之处,即是其论诗因素。

可以见出,论诗诗的形成非一蹴而就,《世说新

语》虽已开品评人物兼论创作特色之风,且南朝怀人、

咏史及摹拟诗中已夹杂若干论诗因素,但真正意义的

以诗论诗,仍要以杜甫《戏为六绝句》为标志,其有所

承亦有所创“开论诗绝句之端”

[1]

《戏为六绝句》中极力颂扬的庾信、“初唐四杰”等人,

本身即具有倡导魏晋风骨、摒弃六朝绮丽文风的倾向

性,杜甫作为传播者选取其作为信息源进行编码、创作

诗作、其实质是对庾信、“四杰”等人文学倾向客观的,

正确的认识。

在杜甫诗集中完整、篇幅较长的论诗诗有两篇,即

《偶题》（五言排律共四十四句）与《戏为六绝句》

（七绝六首共二十四句）,此外还有散见于其他诗篇的

断句及若干短诗,合计一百八十几条

[4]

其中最为全面

表达其诗学宗旨的是《戏为六绝句》。

一般认为,这六

首绝句为杜甫晚年之作,是“杜公一生谭艺之宗旨”

[5]

。

在这组诗里杜甫评判论说诗人的诗歌,其中对庾

信下笔最多。

在今人看来,庾信是六朝文学集大成者,

其创作成就之高,在当时无人可及。

但在庾信死后至初

唐的百年间,他却被认为是南朝绮艳文风的代表,是受

到指责最多的诗人之一。

庾信摒弃早年的繁富艳丽,转

而崇尚萧瑟、古朴诗风的创作风格与被误解、受指责的

现实本身即蕴含着倾向,杜甫选择庾信为例阐发其对

“古人”的观点,无疑使作为传播者的倾向性更为明

确,更具有针对性与说服力。

“初唐四杰”也是这组论诗诗的论诗对象之一,这

四位诗人是齐梁华艳文风及当时“绮错婉媚”之“上

官体“的极力反对者,但由于自身作品仍部分沿袭齐

梁余风,有“轻薄为文”之处,故成为“今人”哂笑对

象。

此事件本身具有模糊、复杂的倾向性,需要以历史

的、辩证的角度对其进行评述,杜甫准确地把握了该事

件的实质,不仅看到他们“轻薄为文”、“劣于汉魏近

风骚“的一面;更看到其新变的一面,即壮健瑰丽如

“龙文”、“虎脊”的一面,对“四杰”远承汉魏风骨,近

启盛唐之风的创作风格进行大力传播。

通过对庾信、“四杰“的评述可以见出,文学作品

的文本倾向性有强与弱、显与隐之分,倾向性强的文

本,接受者一看即明;倾向性弱的作品,接受者几乎感

·受不到什么倾向,甚至是接收到混乱、复杂的信息,这

时就需要传播者针对文本倾向阐发自身观点,表达爱

憎之情,凸显其传播者的倾向性。

三、杜甫论诗诗的传播者形态

杜甫以庾

信、“四杰”的创作为例以诗论诗即是明证。

《戏为六

绝句》中,杜甫借品评庾信等人诗作,正面表达本人的

文学传播倾向:

其深刻地认识到作诗应以“别裁伪

体“、“转益多师”为原则,要适应现实需要,不贵古贱

今、不薄古厚今;而是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别裁伪

体“,“转益多师”是其贯穿诗作始终的传播思想。

传播者的倾向是文学传播之助推器,其形成原因与

传播者个性因素、所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有密切关联。

杜

甫《戏为六绝句》组诗的主要创作意图很可能与诗人抒豁

怀抱,不平而鸣的抒愤传统及唐代荐贤风尚关系密切。

《戏为六绝句》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

年）,当时诗坛由繁盛转入暂时萧条:

边塞诗派创始人

之一的王昌龄至德二载（公元757年）遇害;高适、岑

参结束边塞诗创作,少见新诗问世;储光羲卒于七五九

年、王维卒于七六一年、李白卒于七六二年;孟郊仍在

童年,韩愈、白居易尚未出世;元结于七六○年搜集孟

云卿等七位诗人的二十四首诗,编撰《箧中集》,倡导

关怀人生,鄙弃拘限声病、崇尚形式的作品。

此种理论

虽恰中时病,碍于当时诗人诗才有限,创作成绩平常,

反响不大。

[6]

此时杜甫的创作日臻完善,无奈其“拘声

病、尚形式“,仍以国计民生为创作主题,故诗作不被

当时文坛接受。

“杜甫之诗,与当时诸家,体调皆不相

合,盛唐、中唐诗选,不及杜公。

“

[7]

其时流传的诗选集

如《中兴间气集》、《河岳英灵集》等,均未选杜诗。

当

时诗坛不承认杜甫创作成就卓绝,普遍对其排挤、打

压,《旧唐书》、《新唐书》中均记载其“放诞,无礼,倨

傲“。

杜甫曾叹“世人皆欲杀”,韩愈《调张籍》也感

慨:

“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所说的可能就是当时

诗坛对杜甫的攻击情况。

杜甫身处逆境,针对当时诗坛的批评及创作问题,

大发感慨: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

（《戏为六绝句》其四）“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

见尔曹。

“（其三）“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

生。

“（其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

（其二）似有自伤身世、借酒杯浇块垒之意。

可以见出,

杜甫对庾信、“四杰”等人遭际的感同身受,对当时诗

坛创作、批评现状的不满等因素,均为引发杜甫以诗论

诗,阐述诗歌批评理论,舒展诗人怀抱的诱因。

此外,杜甫创作《戏为六绝句》的传播倾向也与唐

朝荐贤风尚的弘扬及鉴赏艺术,追求文学价值的情怀

有某种内在关联。

唐代社会的举荐传播极为活跃,举荐

者积极为有才能之文士进行宣传,使之声誉鹊起,从而

助其在文坛或仕途上青云平步。

唐开国之初即有一批

贤良之臣,以荐员为“至公之道”,更在初盛唐时期形

成了以举荐贤良为特色的社会风潮。

开元二十二年博

学宏词科王昌龄《公孙宏开东阁赋》云:

“君任下以不

疑,臣荐贤以答贶,失之者丧,得之者王。

“（《全唐文》

卷三百）已将人才得失与国家存亡相提并论。

由于荐

贤风尚不断得以弘扬,其渐变为文化基因沉淀入唐代

文人士子体内,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当杜甫感念

庾信、“四杰”之才情、遭际时,难免自愿、自发地对其

进行传播,振其声望,此为《戏为六绝句》传播者倾向

产生的又一因素。

以上论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等层面是杜甫创

作论诗诗,阐发其传播思想的主要因素.《戏

为六绝句》既是采用唐代最具时代特征的诗歌语言形

式———绝句论诗,运用这一特定传播技巧,不仅使论诗

绝句自成诗歌一体,传播了杜甫对前人诗作的看法、观

点;也使论诗绝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

之一,作为传播媒介推动了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

杜甫以独特的传播技巧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批

评形式。

四、杜甫论诗诗的受众

杜甫《戏为六绝句》的

传播过程中,一些接受者继承了杜甫以诗阐述诗歌理

论的风格,宋朝戴复古《论诗十绝》即是如此,戴氏论

诗主变化,认为文章优劣,与时代先后无关,所谓“性

情元自无今古,格律何须辨宋、唐。

“（戴东野《有妄论

宋唐诗体者》,《石屏诗集》卷九）除论诗诗外,戴复古

尚有论词词值得一提,其《壶山好》云:

“壶山好,文字

满胸中。

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绰有稼轩风,最会说穷

通。

“（《石屏诗集》卷八）此亦是接受者在视听杜甫

论诗诗的过程中发挥其自主性,以自身视域介入,使杜

甫的论诗绝句创生出一种新的意义。

另一些诗人则传承杜甫以诗品藻人物的风格,如

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品评诗人的同时又贯穿自

身之诗歌理论。

其诗开宗明义云:

“汉谣魏什久纷纭,正

体无人与细论。

谁是诗家疏凿手?

暂教泾、渭各清浑。

“

又评陶渊明: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

（《论诗三十首》其四）且晚年作《杨叔能小亨集引》,

将“正”与“真”绾而为一,以“诚”字为其诗学宗旨。

元好问对杜甫以诗论诗的认同倾向受到自身固有的诗

学观念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充分发挥其自主性,以论诗

诗作为文学传播媒介,传播自己“诚”的诗学宗旨。

如上所述,元好问与戴复古的论诗诗都上承自杜

甫,又各得其一体,形成论诗绝句两个主要流派,此后

的论诗诗大致即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

[8]

且后人在论诗

内容上亦有开创:

以诗论诗话,诗话原是古代文学批评

的一种著述方式,用以诗论诗的方式论诗话,当属批评

中之批评,是对杜甫以诗论诗的一种超越。

徐祯卿有

《自题谈艺三绝句》、王梦篆《重读随园诗话》等;以诗

专论闺阁,如沈彩《论妇人诗绝句四十九首》,席佩兰

《论诗绝句》“风吹铁马响轻圆,听去宫商协自然。

有意

敲来浑不似,始知人籁不如天。

“以诗论域外风情,则有

王士《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记得朝鲜使臣语,果

然东国解声诗。

“

[9]

此外,形式上则有为论诗诗增加注

文、序文、以集句体论诗等创新,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首先,以诗论诗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

之一,杜甫对其有开创之功,但溯其源流可以见出,论

诗诗的形成非一蹴而就,《世说新语》已开品评人物且

兼论创作特色之风,且南朝怀人、咏史及摹拟诗中已夹

杂若干论诗因素,但真正意义的以诗论诗,仍要以杜甫

创作《戏为六绝句》为标志,对论诗诗溯源有助于深入

认识这一独特文学批评形式的重要性及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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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

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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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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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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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9]张伯伟.清代论诗诗的新貌[J].江苏社会科学,1997

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

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间暇则纤浓莫备”½之

境况,《新唐书》杜甫本传亦载明此情形:

　　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

问、沈亻全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

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

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

为了纠正此种“好古遗近,务华去实”、“恃华反

质,好丽壮违”之弊端,杜甫乃有《戏为六绝句》之创

作。

当时不少才力不及子昂、太白之轻薄人徒,拾人

牙慧,侈言复古,妄发议论,恶言谤伤,否定六朝文

学,排斥今体律诗,固已纠正“务华去实”之风气,但

又陷于“好古遗近”的另一极端。

如元结所编《箧中

集》即不选律诗,所选皆质朴有余,词彩不足,读来索

然乏味之诗,杜诗自未能选在其列;而高仲武所选

《中兴间气集》及殷王番所选《河岳英灵集》,亦均提倡

风雅诗;当时流传虽广,然未选及少陵作品,显然杜

甫亦在排斥之列,此可于韩愈诗中寻得佐证:

“李杜

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蚍蜉

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¾韩愈所称“群儿”,即杜甫所

谓“后生”、“尔曹”,杜甫大抵受到当时轻薄之徒的排

斥诋毁,有所激发,遂托庾信等四子以寓其意,对于

后生之轻侮老成不禁有深恶痛绝之辞,故而指斥之、

告诫之、教诲之,而于指点之中并全盘托出其论诗宗

旨。

再者,庾信之文学成就尤以其句式整齐、音律和

谐之诗歌及抒情小赋为代表,对唐代律诗、乐府歌行

及骈体文都有直接之先导作用,在唐人心中,他是六

朝代表作家;因唐人反对六朝诗风,故是非毁誉易齐

集其身。

初唐令狐德芬木于《庾信传》中云:

“其体以淫

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并称之为“词赋之罪

人”¿。

至于初唐四杰,虽不满于以“绮错婉媚为本”

的“上官体”,讲究刚健骨气,然未尽脱齐梁遗风,难

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惟其主要贡献,乃在对六朝艺术

技巧的继承和发展,及今体诗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其

功实不可没。

而当时胸无定见,以耳代目的寻声逐影

之徒,未有“文学进化”的“史”的意识,盲目附和风

雅,标榜复古,因而厌薄齐梁,排拒今体,杜甫的《戏

为六绝句》即为矫正此种偏差而作。

总之,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写作动机,大抵在告

诫当时“蚍蜉撼大树”之辈,不可因“好古”而“遗近”,

六朝诗歌艺术及初唐今体律诗各有其时代贡献,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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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戏为六绝句》写作动机试探

兹先录少陵《戏为六绝句》全诗如次: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体;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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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师法,汲其精华;亦不可以偏概全、轻侮谤伤前辈

——如庾信等四子们,今人——当时如杜甫等人,应

“转益多师”,学习各人长处,以成其大,而能“江河万

古流”。

可见《戏为六绝句》确为有的放矢,理论正确,

且寓意深远。

四、由《戏为六绝句》综论杜甫之诗观

《戏为六绝句》为杜甫论诗宗旨所在,几可涵盖

杜甫全部诗歌理论,兹就《戏为六绝句》之主张,参证

其他诗篇,综述杜甫主要诗歌观念如次:

（一）提倡风雅,重视比兴

《戏为六绝句》第六首归结为“别裁伪体亲风

雅”,杜甫虽不否定齐梁,但最终仍在提倡《风》、

《雅》。

缘《国风》与《小雅》,为中国诗歌之始祖,《国

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其后继起之《离

骚》,则兼得二者之美。

论其形式,则典雅纯正,论其

内容,则富比兴,恰合杜甫之要求,故极为推崇提倡。

其《咏怀古迹》五首有句云: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

儒雅亦吾师”;《陈拾遗故宅》一诗中评陈子昂云: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扬马后,各与日月

悬。

”因陈子昂提倡古道,恢复古风,杜甫至为称誉。

又于《元使君舂陵行诗序》中,杜甫赞美元结《舂陵

行》及《贼退示官吏》两诗善于讽喻云:

“不意复见比

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辞”;另其所作《进雕赋表》一文

中云:

“……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

子,至于沈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

可及也。

……”此则自述其所作系“随时敏捷”,多反

映现实之作。

观杜诗中乐府古辞及讽喻诗篇,率皆自

风雅中蜕变而来,所谓“上薄风雅”者即是。

中唐白居

易论诗有所谓“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语,杜甫实已发

其先声。

（二）不贵古贱今,不崇己抑人

《戏为六绝句》称美庾信及四杰,告诫轻薄者不

可贵古贱今,第五首“不薄今人爱古人”一句即是,其

《偶题》一诗更可佐证: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作者皆殊列,

名声岂浪垂。

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

前辈飞腾入,余波绮丽为。

后贤兼旧制,

历代各清规。

此言各代有清规,作者名声并非轻易流传下来,

即使后贤今人,亦必兼有前代体制。

除庾信及四杰

外,杜甫于当代,亦推重多人,如称李白云: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春日忆李白》）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

又称孟浩然云:

　　最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

（《解闷

十二首》）

　　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

（《遣兴五首》）

另称王维云:

　　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

（《解闷

十二首》）

以上足见杜甫绝不贵古贱今,同时复可见其不崇己

抑人;因其襟胸广阔,能包容含纳,故能成其大。

尤其

处于陈子昂、李白标榜歌诗贵古、复古声中,天下诗

人莫不翕然从之之际,杜甫独能摆脱众流,卓然独

100

立,其态度益显珍贵。

（三）崇尚雄浑,注重骨、神

杜甫重视老成雄浑之作,讲究诗歌之气骨风神。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评庾信为“老更成”,为“凌云健

笔意纵横”,第三首赞初唐四杰为“龙文虎脊”及第四

首之“鲸鱼碧海”,足见杜甫虽重视齐梁,同时亦极重

视气骨,使归于老成,归于风神。

此亦可由其他诗篇

证之,如《寄薛三郎中（据）》云: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

益神”;如《敬赠郑谏议十韵》云:

“毫发无遗憾,波澜

独老成”;如《咏怀古迹五首》云:

“庾信平生最萧瑟,

暮年诗赋动江关”;如《游修觉寺》云:

“诗应有神助”;

如《独酌成诗》云:

“诗成觉有神”;又《苏端薛复筵简

薛华醉歌》云:

“文章有神交有道”等均是。

惟其所谓

神境,系从苦思力学得来,故云:

“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一般人之阅

历,总随年龄而增长,老年阅历丰富,所为诗文,自亦

浑厚精当,富于风神,“老作优于少作”,为千古不磨

之铁律。

老杜早见及此,观其一生千余篇诗bk,莫不

雄浑老成,富有风神气骨,显示其理论与创作密切结

合。

（四）崇尚清新,讲求华丽

杜甫一方面讲究“凌云雄健”浑厚诗风,一方面

又要求清新绮丽、文章华美,在《春日忆李白》一诗中

有“清新庾开府”之语,杜甫极赞赏庾信清新风格;

《戏为六绝句》第三首之“龙文虎脊”系称美四杰有华

丽辞采;第五首更指出“清词丽句必为邻”,以“清丽”

为诗歌不可缺之要件。

在前述《偶题》诗中有“前辈飞

腾入,余波绮丽为”之语,前述《解闷十二首》诗中亦

称赞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其他杜甫诗篇亦屡

屡强调清丽诗风,如:

　　政简移风速,诗清立意新。

（《奉和严中丞西

城晚眺十韵》）

　　挥翰绮绡扬,篇什若有神。

（《八哀诗》）

　　声笔当健笔,洒落富清制。

（《八哀诗》）

　　篇终语清省……绮丽玄晖拥。

（《八哀诗》）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与李十二白同

寻范十隐居》）

　　不意清诗久零落。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

寄》）

此等均是崇尚“清丽”的,并以为清诗秀句最能

流传于世。

《解闷十二首》称王维“最传秀句寰区满”,

《寄岑嘉州》一诗中称“中间小谢又清发”之诗人,是

“谢眺每篇堪讽咏”、又《哭李尚书之芳》诗中亦有“诗

家秀句传”之句,类似诗句,俯拾即得,足见杜甫至为

强调清丽,毕竟诗为韵文,重视外表形式,如过于质

朴贫涩,读来索然乏味,将不成其为诗矣!

（五）讲究声韵,注重格律

杜甫于戏为六绝中,从头至尾,均一致推许庾信

及四杰,而庾信和四杰即为中国律诗试验发展过程

中的重要功臣,杜甫赞美他们,重视齐梁,意即杜甫

不废弃音律,并深知诗歌与齐梁音律关系之密不可

分。

唐代近体律诗绝句体裁之完成,庾信和四杰等人

功不可没。

正因杜甫重视音律,故而赞誉四杰之“当

时体”为“江河万古流”。

考诗歌与散文之最大区别,

即在音律;诗须押韵,其字数、平仄及对仗等,均有一

定的限制,不得不遵循注意。

杜甫自称:

“晚节渐于诗

律细”（《过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又主张:

“律诗昆仑

行,音知燥淫弦”（《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

百韵》）。

又《敬赠郑谏议十韵诗》中云:

“思飘云物动,

律中鬼神惊,毫发无遗憾……”,可见杜甫讲究音律

毫发无差,自能惊动鬼神。

另《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

内诸官以诗》有“遗词必有律”之语,又《示宗武》一诗

亦云:

“觅句新知律”,均可证明杜甫极为重视音律;

而杜甫本人极力从事律诗之创作,其一生主要成就,

即在律诗,故有“律圣”之称。

（六）讲究技巧,注重雕琢

齐梁诗人注重形式,刻意藻饰,精心雕琢,以求

妍丽,杜甫《戏为六绝句》并未否定齐梁,第五首且告

诫后生“恐与齐梁作后尘”,显示杜甫对诗歌亦讲究

雕琢藻饰,认为诗须经苦心锤炼,方能永垂不朽。

其

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书》中云:

“为人性僻耽

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即为其苦心作诗之最佳写

照。

又如《解闷十二首》云:

“陶治性灵存底物,新诗改

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杜甫

于此言曾仿效齐梁阴铿、何逊之苦心制作。

又如《寄

峡州刘伯华使君四十韵》:

“雕刻谁初料,纤毫欲自

矜”,此即雕琢细腻,毫发无憾之意。

他如:

“诏谓将军

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余”（《复愁十二首》）,“美名

人不及,佳法句如何?

”（《寄高三十五书注》）,“赋诗

新句稳,不觉自长吟”（《长吟》）等等,均可见杜甫主

张诗须经千锤百炼,苦吟长吟,方能得最精当,方是

一流好诗。

杜甫的苦吟,虽招致李白“借问别来太瘦

生,总为从前作诗苦”之讥,然已开中唐贾岛、孟郊及其以后诗人苦吟之先声。

收稿日期:

2006-09-10

第1期邓新华:

/论诗诗0:

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性批评文体

是以/文0的方式而不是以/诗0的方式来言说的。

至于钟嵘的5诗品6,更是我国诗歌理论方面一部最早的评论著作,该书

以五言诗为评论对象,分上、中、下三品共品评了从汉魏到齐梁间的122位诗人,每品之中又依时代先后逐次论述诗人的

创作特色和渊源所自,并且还在序中阐发了有关创作本原的/感物0说、诗歌审美特性的/滋味0说、纠正当时诗坛过分讲

究用事、用典和声律的/自然英旨0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