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有什么差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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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有什么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有什么差异
饮食观念
欧洲人都说世界上有三大美食，每一个版本里都有中国和法国的，只有关于第三家却说法不一，有说是意大利的，也有说是土耳其、突尼斯或摩洛哥等国的。
尽管相持不下，但大家都有个共识，饮食常能反映出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文化思维等方面的差异。
一次在中餐馆举行宴会，饭店菜上得很慢，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近两个小时，但菜似乎才上了一半。
临座的一位女士是第一次参加中餐宴会，忍不住问我，你们中国人请客都上这么多菜吗?
我说，在中国还要多，通常是10道以上。
她很惊讶，连说中国的宴会实在太丰富了，难怪中国的美食很有名。
但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有个现象很奇怪：
中国人吃饭每次都上那么多菜，可为什么都长得那么瘦。
而法国入每次菜很少，但为什么都比中国人胖呢?
我一时语塞，但又觉得她问得多少有点道理，因为那天同桌的几个中国人都显得比较瘦弱，而几个法国人个个人高马大。
想了想，和她讲了自己的一点想法：
中国是个好客的民族，只有上了一桌子菜才觉得没怠慢客人。
另外中国人有时候更注重形式，所以在中国的烹调里，菜的样式千变万化，具体到每一道菜又非常讲究色香味的搭配。
而欧洲人似乎更实际一些，在菜的花色变化上下的工夫显然不如中国，但讲究的是其营养的搭配和保护。
这是中、法饮食观念的重要差异，多少也反映出了中法文化性格的不同。
对色彩的认识
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颜色，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一样，对不同颜色的喜好从整体上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审美情趣与好恶倾向。
有一次碰到欧盟委员会的一对教授夫妇，谈起上海APEC会议上各国领导人穿的中国民族服装，他们都说非常好看，但有一点不太明白，为什么亚洲领导人大多穿红色，而西方领导人则多选择了蓝色。
我说颜色都是领导人自己选定的。
大概亚洲国家有着相同的文化背景，红色在中国文化里，也可能在整个亚洲文化中都代表着幸运、财富和吉祥如意，所以亚洲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红色。
我反问他们，蓝色在西方文化里代表什么?
他们说西方人认为，蓝色代表冷静和沉着。
想了想，我又补充说东西方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比如说龙在中国是民族的象征，而在比利时的蒙斯市则有一个打龙节，龙被视作恶魔，被传说中的保护神圣·米歇尔杀掉了，因此特意搞打龙节来庆贺除灾弊感谢米歇尔。
教授夫妇也非常认同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巨大，并认可文化需要交流。
思维方式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表现在诸多方面，但简单加以概括其实并不复杂：
反映到思维方式上是抽象和具象的差别，反映到生活态度上则似乎可以理解为西方人更加实用，而中国人则多少更偏重一些精神感受。
比如把法语单词和中文文字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很明显。
中国文字造词多注重形象，而法文里更多地注重考虑的是实用价值。
像中文里的名片，法文里直译就是访问用的卡片，而航空母舰在法文里叫载飞机的军舰等等，都是从实际用途出发来造词的。
而像压照片用的玻璃板，我们也是从其使用价值角度来造的词，但法国人就更加直观了，直译就是“放在照片上面的”。
反映到绘画上更是如此。
大家都知道中国画的大开大阖、泼墨写意和欧洲油画讲究的人体比例和光学原理等完全是属于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技术范畴，似乎很难有共同语言。
欧洲人有时不太能够理解我们过于抽象的艺术表现手法，我们有时也会认为欧洲人的艺术技巧过于写实本分，缺乏灵气。
看多了欧洲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的宗教题材画作，中国人有时在感叹其技法写实细腻的同时，也会感慨欧洲大师们想象力的贫乏：
为了说明天使在飞，就非得给那些可爱的小精灵们加上一双翅膀。
而我们的祖先不也画了几千年了吗，在那些美丽的仙女旁边加上几朵白云，她们不就飞起来了吗?
多有意境，多有想象空间啊。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但是，差异带来的并不总是分歧，它恰恰给文化艺术大师们留下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如能从中找到一个准确的结合点，那不仅会给两个民族，而且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一种更具包涵意义的和谐与美丽，比如赵无极的画作就体现出了文化交融的无尽魅力。
中华传统文化包括思想、文字、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
礼、乐、射、御、书、数，再后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来的书法、音乐、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俗等。
传统文化是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融入我们生活的，我们享受它而不自知的东西。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
古文、古诗、词语、乐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
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清明节前后的寒食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活动等;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4]。
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多维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
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
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
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外来文化等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
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
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
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分为名号文化、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
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
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
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
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552年孔诞生，约2500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
孔子诞生前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
秦始皇在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
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
霍去病墓关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
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
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
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啰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当欧洲笼罩于基督教的黑暗之时，以伊斯兰为特征的阿拉伯帝国文明光芒璀璨，成就斐然。
对于这种文明的地位，权威的科学史学家的评价是，纵向来看，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承前（希腊、罗马）启后（文艺复兴）的作用;横向来看，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了解一些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西方学者曾广泛使用阿拉伯文，或受益于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文化，许多科学著作都是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帝国在此期间也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
因此，前西德历史学家赫伯特·格特沙尔克在《震撼世界的伊斯兰教》一书中写到:
“全世界都感谢阿拉伯语在传播中世纪高度发展的阿拉伯科学知识方面所带来的媒体作用……如果没有阿拉伯语这个媒介，得到这些知识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也不会了解得那么早。
”
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
“西欧人对希腊知识已缺乏直接的了解，甚至长期不知道它的存在。
因此，穆斯林这一学术成就在西欧准备重新恢复他们的研究之前，起到了保存希腊古典著作的作用。
”
而作者RobertBriffault在《构建人性》中则更加明确地说:
“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现代的欧洲文明就根本不会出现，这是极其可能的;绝对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他们，欧洲便不会扮演那么一种超越所有先前进步阶段角色。
”“正是在阿拉伯与摩尔人文化的感召下……真正的文艺复兴才得以发生。
正是西班牙而非意大利，成为欧洲再生的摇篮……”
居斯塔夫·勒朋旗帜鲜明地指出:
“十字军战争不是导致学术进入欧洲的主要原因，而是通过西班牙、西西里和意大利。
”
他在《阿拉伯文明》一书中写道:
“阿拉伯人迅速地创立了一种与以往的许多文化有着很大差异的新兴文明。
由于他们良好的政策，使许多民族接受了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连具有古老文明的埃及人、印度人也不例外，他们情愿地接受了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传统习惯和建筑艺术……”
《西班牙的摩尔人》的作者、英国人斯坦利·莱恩·普尔说:
“西班牙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近8个世纪里，发展成为整个欧洲文明的光辉典范--当欧洲其它地方呈现萧条的时候，这个国度的艺术、文学与科学一片繁荣。
来自法国、德国与英国的求学者聚集在这里，汲取这些流淌在摩尔人的城市里的知识的甘泉。
”历史上，在西班牙科尔多瓦、塞维利亚、与格拉纳达的高等学府里，云集着为数众多的基督徒与犹太学生，他们如饥似渴地向穆斯林学者学习科学，然后又把所学到的知识在欧洲播散。
以下引用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二世写给西班牙哈里发希沙姆三世（公元1027~1031年在位）的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请求允许派遣王族成员前往科尔多瓦大学学习。
“乔治二世--英国、高卢、瑞典及挪威的国王，致西班牙穆斯林国王哈里发希沙姆三世陛下:
我们已经获悉，贵国之科学、知识、技术与制造业甚为发达，故，鉴于我们的国家在此类方面之匮乏，及全然处于愚昧无知，我们希望获得良机，以使我们的青年人受益于贵方之成就。
我们期盼这种良机可以让我们跟随你们的脚步前进，并以知识照亮我们的人民。
鄙侄女杜邦特公主及一些英国贵族女子，希望受惠于你们的学术机构（科尔多瓦大学--笔者注）。
对您特许给予我们机会以实现我们的目标致以敬意。
年轻的公主将为陛下晋献一份礼物。
您若能够收下我们将倍感荣幸。
落款:
您顺从的仆人，乔治”
西班牙穆斯林创建的大学也是后来一些欧洲早期的大学的模范，例如阿方索八世于公元1208年建立的帕伦西亚大学与弗雷德里克二世于公元1224年建立那不勒斯大学。
尽管基督教世界翻译穆斯林的科学著作在诸如巴塞罗纳、里昂或图卢兹等地进行，但是占据首要位置的无疑是西班牙的托莱多。
这座从公元8世纪初至11世纪的3~4百年之间由摩尔人穆斯林治理的城市，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其声望尤其是在翻译工作大规模开展的12世纪以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托莱多被译成拉丁语的穆斯林科学著作应该有几百部以上。
事实上，欧洲也因此而涌现出诸杰拉德、普拉托、阿德拉尔德、罗杰·贝肯、罗伯特·切斯特，以及荷尔曼等著名的翻译家。
他们云集于此，如饥似渴地从事科学著作的翻译工作[在那些翻译家来到托莱多之前，那里甚至还出现了后来成为罗马教皇的吉伯特（公元940~1003年）的身影。
]。
《全球通史》也提到这些翻译家，它写到:
“12、13世纪，这里的翻译家有犹太人、西班牙人和欧洲各地的外国学者。
”可以这样说，他们来到托莱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获取穆斯林的科学知识。
自公元12世纪阿拉伯帝国学者的著作（和希腊、罗马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被大批译成拉丁语及其它欧洲语言以来，欧洲各大学将它们作为教科书长达几个世纪。
科学史告诉我们，阿拉伯帝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承前启后，独步中古。
如果将《构建人性》加以引申，人们就会明确无误地看到，彼时其科学技术与文化水平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境界。
阿拉伯帝国文明在科学上多有建树，而且正是通过广大科学家与学者的创造性劳动，古代印度、希腊、波斯与罗马的科学巨著得以矫正并保存。
欧洲文艺复兴的大师们从阿拉伯语书写的这些古代希腊与罗马巨著开始，点燃了复兴的火炬。
如果没有崇尚科学的穆斯林的辛勤劳动，今天就不会有人看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了;因为中世纪笼罩在欧洲的基督教的黑暗几乎摧毁了一切古代希腊与罗马的科学文化典籍，尽管衰败的拜占廷可能剩下典籍中的片言只语。
不要轻视阿拉伯帝国科学的作用--当苟延残喘的拜占廷几乎完全隔绝欧洲通向东方的道路之时，中国的“四大发明”是经由当时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影响下的西班牙、西西里和法国部分地区，传往整个意大利乃至欧洲的;而奠定今日科学基础的文艺复兴，正是始于欧洲的这些地方。
对此，Arnold和Guillaume编撰的《伊斯兰的遗产》有所佐证。
该书写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这样讲，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映射着希腊的光芒，当希腊科学的白昼流逝，伊斯兰（医学与）科学的光辉犹如月亮，照耀着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夜晚……因为伊斯兰（医学与）科学指引或引导了那场伟大的运动（文艺复兴），所以我们有理由宣称这种文明依然与我们同在。
”
流传下来阿拉伯帝国科学的历史文稿有时是很粗略的，这使得一些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它的科学只不过是对希腊科学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的一种保存。
出现这种错觉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科学著作几乎都是以阿拉伯语书写的，而今天的科学编年史学家真正精通这种科学语言的已经不多了。
另外，一些被翻译成拉丁语或其它语言的书籍，随着时间的推移，读者已然很难分辨它们的渊源了。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进行了“模糊”处理。
但是，一些史学家力图歪曲史实，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只不过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点余光。
”其实，这种蓄意抹杀阿拉伯帝国的科学地位与成就的鼓噪，不是处于无知，就是缘于偏见。
而事实是足以胜过诡辩的。
诸如OttoNeugebauer与Delambre之类所谓的学者甚至走的更远。
例如在他们的报告里，伊斯兰天文学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穆斯林也从来不曾凝视过星空，尽管那时的繁星也是像今天一样俯瞰着大地。
而PierreDuhem的态度则可谓是滑稽可笑了。
按着他的逻辑，中世纪的穆斯林在天文学方面同时身兼两重身份――一是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的暴徒，二是毫无建树地模仿希腊科学的抄写员。
可是，一个抄写员如何能够眷抄一部已经投进烈焰的书稿?
这就好比让Duhem先生用自己的脚掌抽自己的嘴巴一样困难。
此类荒唐的逻辑也不乏追随者，他们甚至企图使人类的天文学由托勒密直接蛙跳到哥白尼，而这一步蛙跳几乎有1500年的距离。
先后担任国英国欧文学院与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陶特说:
“看到还有人相信，一个人能够从伯里克利或奥古斯都时代一步蛙跳到美第奇和路易14时代，这实在令人痛心……从头开始固然好，但是我们根本不能随意在某个时候停下来，跳跃过数百年，然后重新开始。
”
现在来戳穿一个关于穆斯林征服者焚毁亚力山大图书馆的寓言故事，以便使“疯狂焚烧托勒密书稿”这样的故事就此止步，也为让Duhem之类的“伪术士”在天真的读者面前被彻底揭去伪装的面皮。
居斯塔夫·勒朋的《阿拉伯文明》有这样一段文字:
“所谓的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这样荒蛮的行为并不符合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道德准则。
人们会产生这样的质疑――那些杰出的学者们长久以来怎么会相信这样一种传说?
这种传说遭到我们这个时代唾弃，根本没有再去讨论必要了。
没有什么事情比证明在伊斯兰征服世界以前，是基督徒自己焚毁了异教徒的书籍更容易了。
”
奇怪的是，那些穆斯林征服时代或稍晚一些的、人才济济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人留下对焚烧亚力山大图书馆事件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倒是到了13世纪突然冒出3个人讲起这个故事，其中尤以一个人叫Ibnulal’Ibri（意思是“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按照这位“犹太人的儿子”的说法，那些被焚烧的70万册书被亚力山大的4000座浴室当作燃料连续燃烧了半年的时间。
但是，这种说法却出现了简单的算数问题――如果把按此人所说的70万册书分送到4000座浴室，那么每个浴室只能分到175本，而要想让这175本书连续焚烧半年，则每本书至少需要持续燃烧1天以上。
况且多达70万册这一数量本身就是令人无法相信的。
由此听众便有理由怀疑这个“犹太人的儿子”讲述的“寓言”故事的真实性了。
事实上亚力山大图书馆倒真是被放了两次大火，一次在公元前48年，放火的是大名鼎鼎的朱利斯·恺撒的舰队，另一次在公元391年，适值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统治时期。
莫非“犹太人的儿子”以那两次放火为蓝本，杜撰了一个寓言故事?
约翰·威廉·德雷珀在《欧洲知识发展》一书中仗义执言说道:
“欧洲文献故意系统性地抹杀穆斯林的科学成就，对此我不得不表示悲愤。
但是我肯定，他们再也不会继续被隐瞒下去了。
建立在宗教敌视与民族自负基础上的偏见永远都不会长久。
”
在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些荣耀的名字足以让人们想起，在西方是没有同时代的人物能够与这些名字相匹敌的……加长由这些名字组成的豪华的名单也并不是困难的。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中世纪的科学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就把这些名字读给他听，他们所有人都是在一段不太长的时期内取得辉煌成就的--公元750~1100年。
”
让我们回味一下乔治·萨顿的一句话的含义吧--“一个自以为是和虚伪的哲学家不可能理解伊斯兰的智慧，同样也应受到谴责。
”
前文引用的文献作者皆为研究科学史的著名学者。
另外，也有一些“大众化”人物所言亦可稽考。
但愿这些政治家或政客不是不学无术、胡说八道。
《自然辩证法》一书指出:
“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德几何学和托勒密大阳系;阿拉伯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科学史的评价。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抓住时机》中说:
“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的时候，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几乎所有领域的关键性进展都是穆斯林取得的……当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把知识的边界往前开拓的时候，他们所以能眼光看到更远，是因为他们站在穆斯林巨人的肩膀上。
”
西方音乐界及作曲界则忌讳“9”，因为贝多芬创作了举世闻名的9大交响曲后辞世。
此后舒伯特、德沃夏克、威廉斯等名作曲家也都在写完9首交响曲后与世长辞。
有趣的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在写完八首交响乐，并为之编号后有意继续写，但又想逃过“9”字，就写了一首不编号的交响曲，果然安然无恙，但后来他又创作了一首交响乐，将之编号为9，不幸在尚未编写十号交响乐前就死了。
在日本，忌讳“9”字，是“9”的发音与“苦”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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