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就高句丽问题的争论及我国外交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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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就高句丽问题的争论及我国外交对策

中韩就高句丽问题的争论及我国外交对策

摘要

当今在东北亚地区出现的种种纠葛,其背后隐藏着历史上积淀下来的种种宿怨。

中日韩三国为了争夺解释历史的主导权,彼此间的利害关系可谓是针锋相对。

不仅如此,各种歪曲历史的问题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出现,其程度也愈演愈烈,其中高句丽问题就是中韩突出矛盾之一。

本文拟就中韩两国专家及学者在不同时期对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的不同观点方面进行研究,通过对两国专家及学者理论的学习,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的发展及演变和高句丽归属问题的争端,并通过我国所实施的外交对策作出分析说明,达到通过合作与交流的手段,和平解决问题,共同为维护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实现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

高句丽归属问题;战略合作;文化交流;学术化;分歧

 

 

Abstract

Nowadaysvariousquarrelsthatappearedinthenortheastregionconcealedvariousoldscoresthataccumulatedinthehistory.Thethreecountries,China,JapanandKorea,gavetitfortatwitheachotherinordertocontendforthepredominancepoweronexplaininghistory.Moreover,differentkindsofproblemsnowemergedandagain,andtheextentalsogotmuchstronger,amongwhichGaoGouLi'sproblemisaprominentone.Thispaperexpectedtodosomeresearchondifferentideasofthetwocountries’scholars,andinquireintotheGaoGouLihistory’sdevelopmentandchangesandtheproblemofGaoGouLi’sownership.Throughthedescriptionofourdiplomacy,itaimedtofindthemeansofcommunicationandcooperationandapeacefulwaytosolvetheproblem,moreover,tomakegreatercontributionstothestabilizationandprosperityofthenortheastregionandthewholeworld.

Keywords:

TheownershipproblemofGaoGouLi;Strategycooperation;Culturalinteraction;Academicturn;Rift

 

目录

引言1

第一章高句丽问题争论的由来及焦点2

1.1高句丽问题争论的由来及现状2

1.2中韩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争论的焦点3

1.2.1高句丽民族的起源3

1.2.2高句丽的政权性质4

1.2.3高丽与高句丽是否存在继承关系4

第二章高句丽问题争论的影响6

2.1政治方面6

2.2经济方面6

第三章针对中韩两国存在的矛盾我国的应对举措7

3.1全面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7

3.2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8

3.3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9

第四章前景展望11

结论12

注释13

参考文献15

谢辞16

引言

2004年7月1日,在中国苏州召开的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决定,主体坐落于吉林省集安市的“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对此作为集安人的我感到非常自豪。

申遗的成功带动了集安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旅游业。

至申遗成功到现在每年都有约几十万的游客来集安观光,其中韩国游客也相当多。

显而易见中韩国两国国民对高句丽都非常关注,同时在这种关注下两国在高句丽的归属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高句丽归属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争论的焦点与热点。

目前在国内学界,大体上的意见已基本一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而在国际学界,这个问题的争论还处在百家争鸣的状态。

对于朝鲜半岛学者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甚至非学术化的倾向和结论,尽管我们不能认同,也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学术轨道上进行讨论、争鸣,见仁见智,求同存异。

对与该问题的研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初衷,拟就几个基本问题作出一些说明,以求推动问题的研究。

 

第一章高句丽问题争论的由来及焦点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立政权,先后以我国辽宁省恒仁、吉林省集安和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平壤市为都,至公元668年被唐所灭。

在历史上持续了705年之久。

1.1高句丽问题争论的由来及现状

高句丽问题的产生始自19世纪80年代高句丽国第十九代王好太王之——“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墓碑”的发现及其传播、考释。

清朝初年,长白山区为封禁之地。

好太王碑长期处在封禁区内,人迹难至,林木蔽天。

晚清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边乱,寻找治边对策。

开禁设治即为其中一策。

好太王碑所在地区,称为通沟口子,时归桓仁县管辖。

清政府派出的设治委员章樾赴任,调查耕地,清理户口,筹划管理事宜。

他的随从幕僚关月山好金石之学,公余之时到处寻访古迹。

终在荒烟蔓草丛中发现了史书上从未有过记载的好太王碑。

关月山手拓碑文数字分赠友好,人们争相捶拓,拓本很快传入京师。

金石学家杨颐、盛昱、王志修等先后对碑文进行考释、著录,揭开了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序幕。

1

至好太王碑的发现,中外学者纷纷展开了对高句丽历史的研究。

对于其研究的具体过程在这里就不细说明。

着重说一下我国的“东北工程”与韩国的“高句丽研究财团”。

中韩关于高句丽问题的争论发展到现阶段,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中国的“东北工程”与韩国的“高句丽研究财团”之间关于高句丽历史研究成果的分歧。

于2002年2月正式启动的“东北工程”,全称为:

“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联合组织的大型学术项目。

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以往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集中优势力量攻克历史上的疑点问题、现实中的热点问题和理论上的难点问题,使整体研究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形成系列化、权威性的研究成果。

该工程的研究内容很多,其中高句丽问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几年间,“东北工程”刊出数部关于高句丽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使我国的高句丽研究达到了高峰阶段。

其中引起中韩国高句丽争议的直接导火索是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署名“边众”的文章,该文提出:

“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

”4这一观点在部分韩国学者和媒体中间引起轩然大波。

而韩国长期以来,其史学界形成一个传统,即只重视对具体史实的考证而忽视对一般性问题的研究。

2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学界对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化的研究,使韩国对高句丽的研究也无法深入展开。

但自中国设立“东北工程”以后,韩国的这种情况大为转变,不但社会各界呼吁弘扬和重视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政府也加大对传统文化团体的资助。

32004年3月1日高句丽研究财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当时韩国学界急切希望建立一个类似中国社会科学院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机构,以应对中国的“东北工程”。

4

从2005年开始,仅高句丽研究财团主办的国内高句丽学术讨论会就有四次,围绕着高句丽问题的对策性较强的论文已发表近40篇。

5

1.2中韩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争论的焦点

至好太王碑的发现,中韩学者纷纷展开了对高句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高句丽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以下仅对中韩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争论的焦点进行简要阐述:

1.2.1高句丽民族的起源

关于高句丽的早期历史问题,涉及的内容较多,国内外学术界亦争议较大。

但从确认高句丽政权归属看,高句丽的民族起源应当是核心问题。

高句丽的起源问题是从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外学术界一直讨论的问题。

高句丽很早就开始在我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活动,我国先秦古籍《逸周书·五会篇》记载:

“北方台正东高夷。

”后世人孔颖达疏云:

“高夷,东北夷高句丽。

”这是早期中国对高句丽族的认识。

关于高句丽的源头《三国志》记载:

“又有小水貊。

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

”由此可见,高句丽应当是从貊族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支系。

因此中原史家仍把高句丽人称作貊人。

6

韩国学者千宽宇在《箕子考》指出,韩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就是东夷史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和分化过程。

他主张“韩城河北说”,认为现在韩国人的祖型就是东夷系统的“韩”、“秽”、“貊”,而且是以“韩”为中心的“秽貊族”。

也就是说,韩国上古史的发展本身就是“韩”即朝鲜系(朝鲜、真番、三韩等)和“秽貊”即夫余系(高句丽、夫余等)在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的分分合合过程。

7

1.2.2高句丽的政权性质

在中国史学界认为,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

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

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试论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署名“边众”的文章提出:

“高句丽政权的性质应是受中原王朝制约和地方政权管辖的古代边疆民族政权。

”8

这一观点在部分韩国学者和媒体中间引起轩然大波,首尔大学教授李成硅认为:

“如果古朝鲜、夫余、高句丽和渤海等历史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编成‘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有可能引出韩国史只是没有被中国吸收的支流,是没能参与‘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的集体历史而已等各种观点。

”而韩国汉阳大学教授慎镛厦甚至撰文称之为“历史帝国主义”工作。

9

由于“边众”是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学者的联合笔名,而研究中心正是国家立项学术项目“东北工程”的领导机构,由此导致问题进一步严重化。

1.2.3高丽与高句丽是否存在继承关系

韩国学者认为,公元668年,唐朝推翻了高句丽政权,在平壤设立安西都护府。

高句丽游民成为难民大举南下,松岳成为了高句丽游民的中心城市。

随着新罗逐渐衰败,弓裔以该地区高句丽游民为基础,于901年成立了后高句丽,并定都松岳。

但是残暴的弓裔首都迁到铁元,国名也改为摩震、泰封。

此时,高句丽游民的后代势力推翻了弓裔政权,拥戴高句丽游民的直系子孙王建为国王。

918年,王建把国号改为“高丽”,开创了高丽王朝,定都送月,退位后重建平壤,称为“西京”。

在留给子孙的《训要十条》中第五条写道:

“西京是我国支脉的根本”。

可以了解到高丽源于高句丽。

10

而中国学者认为,高丽建国离高句丽建国已有250年之久,公元668年和公元918年在时间上相差甚远,归属各异;高句丽与高丽民族构成不同,高句丽管辖境内的居民以高句丽族为主,王氏高丽并非高氏句丽后裔,王氏高丽的王族也不是高氏句丽王族的后裔。

11

从客观上讲,人们混淆高句丽与王氏高丽,和我国史书记载有一定联系。

宋以前史书记载是正确的,但后来由于战争导致文献失散,即王氏高丽误导等原因,宋以后的史书关于高句丽历史与高丽历史的记载开始出错。

《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是最早将高句丽史写入高丽史的,《宋史》则是“王建承高氏之位”的始作俑者,到了《明史》这个错误得到完整化。

12

 

第二章高句丽问题争论的影响

2.1政治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尤为重大,具体到东北边疆,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还包括日本、美国,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

中韩现就高句丽问题的争论将必然影响两国政治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

东北边疆地处东北亚地区,研究东北边疆战略格局离不开对现在东北亚整体战略格局的研究,而东北亚战略格局研究又离不开对整个世界格局及对21世纪世界整体格局的把握。

特别是近十几年以来,随着东北亚政治、经济地位的日益上升,东北亚成为世界瞩目的热点地区,我国东北边疆地区地处东北亚中心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一形势下,一些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别有用心地在历史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中歪曲史实,少数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公开宣扬种种谬论、制造混乱,使得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面临诸多挑战。

2.2经济方面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韩需要一种互相依赖、互相依存的和谐友好的关系,而高句丽问题的争论势必会降低两国国民的信任感与友好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经济往来。

“东北工程”和“高句丽研究财团”同是国家级的重要研究机构,推动两院之间的学术合作和推动世界水平的合作是这个时代赋予的使命,在“和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院学者的合作,对推动两国经济的合作、推动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合作都将是有益的。

此外,两国在反恐、防扩散、环保等领域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今后,这种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紧密,两国将在外交、经济、朝鲜半岛和平、维护地区金融稳定等领域加强协作,共同发挥作用。

同时中国在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维护东北亚乃至世界和平等问题上,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种种迹象都要求中韩必须尽快解决在高句丽问题的争端,只有合理的处理了该问题,势必将推动两国在各个方面的飞速发展,促进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繁荣。

第三章针对中韩两国存在的矛盾我国的应对举措

3.1全面推进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韩互为重要邻国,1992年建交以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取得了迅速、全面发展,目前已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领导人频繁接触,加深了政治互信。

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对象国。

韩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两国人员往来迅速增加,每天有1.5万人往来于两国之间。

13这都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共同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实现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具体措施:

1、由两国专家学者就全面推进中韩交流与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并向两国政府提交相关报告。

2、开展两国防务当局高层互访,加强相互联络机制,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

3、建立两国外交部门联合国事务磋商机制,加强在联合国事务中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4、推进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5、进一步加强在环保、信息通信、金融、物流、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

6、双方共同意识到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一致同意签署《防治沙漠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开展合作研究、专家交流和信息交换等方式,促进和加强双方在防治沙漠化领域的科学技术合作。

7、加强在应对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8、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毒品、金融经济犯罪、高科技犯罪、海盗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9、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不懈努力。

10、双方一致同意,为认真落实上述各领域共识,充分利用两国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联委会、旅游部长会议等双边机制,进行具体规划并予有效推进。

14

3.2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中韩文化交流既是中韩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关系中的一大亮点。

“韩流”、“汉风”交相辉映,方兴未艾。

不少中国公民可能就是通过“浪漫满屋”成为韩剧迷,通过“大长今”对韩国料理产生兴趣的。

韩国朋友则推崇“孔孟之道”,喜读《三国演义》小说,爱看《赤壁》电影,通过“成龙”、“李连杰”迷上中国功夫等等,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的身边不胜枚举。

中韩文化交流现状及特点:

中韩两国地理邻近,历史交往源远流长,文化传统相似,国民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开展文化交流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韩建交只有短短17年,两国文化交流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成果显著,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一是官方合作卓有成效。

两国文化部门领导定期互访,就积极引导和开展两国文化交流重大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保障两国文化交流始终在健康有序的轨道上发展。

两国在1994年首次签订《中韩两国政府文化合作协议》并举行中韩文化混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来,至今已经签署了7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

双方积极主办和支持举办文化日”、“文化周”、“文化月”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2007年建交15周年时举办“中韩交流年”,100多项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贯穿全年,在两国引起积极反响。

两国还在“亚洲艺术节”、“中日韩文化部长论坛”、“中日韩文化产业论坛”等多边场合加强合作。

15

二是民间交流不断拓展深化。

目前,两国文艺界每年互访团组达200个、2000人次,涉及文学、艺术、体育、影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各个领域。

交流项目丰富多样,譬如中国来韩交流,就从传统京剧、杂技表演到现代交响乐、音乐剧、芭蕾舞,从小型民间工艺、个人作品展到大型书画联展、敦煌壁画、珍珠贝雕、中国国宝展、文化大展等,包罗万象。

秦始皇兵马俑展就曾在韩国引起轰动,观众达几十万人次。

韩国赴华文化交流团组同样络绎不绝。

双方还通过联合举办“中韩歌会”、书画展等多种形式,相互切磋借鉴。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正在进一步发展。

三是双向互动更加活跃。

中韩文化交流初期,“韩流”在中国的流行势头明显超出中国文化在韩国的风行程度。

近年来,这一失衡现象得到明显改观,韩流依然强劲,“汉风”也扑面而来。

举例来说,中国著名青年钢琴家郎朗、李云迪在韩演出大受欢迎,张艺谋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赢得好评,《赤壁》电影热播,中国当代名画家的画作也很受欢迎。

韩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已经不仅局限于古典领域,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现代文化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韩国朋友关心和重视。

我相信,这种双向互动将使中韩两国文化交流之花常开不败,持久芬芳。

四是文化产业合作正在互利共赢的局面。

中韩两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产业。

韩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文化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中国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巨大的市场潜力。

加强双方文化产业合作是共同建设文化领域的重要手段。

两国与日本自2002年起轮流举办“中韩日文化产业论坛”,为三国文化产业界相互学习借鉴、加强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又一重要平台。

五是文化中心锦上添花。

中国于2004年12月28日在首尔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这是中国在亚洲设立的第一个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设有汉语、太极拳、书法、厨艺、二胡演奏等课程,有图书阅览室、电影厅、茶艺体验区、展览厅等设施,迄今以来举办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

2005年创办的“中华缘杯中文大奖赛”已成为韩国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参与人数最多、最具权威性的中文知识竞赛。

中心举办的汉语演讲比赛受到韩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的喜爱和积极参与。

中心网站注册会员5万余人,网站点击率累计超过50万次。

同样,韩国在中国开设的文化院也很活跃,活动丰富,使中国人不出国门就能了解、体验韩国文化。

文化中心为两国人民开启了了解对方的窗口,架起了增进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文化似水,润物无声。

文化交流就象粘合剂,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

文化交流又是润滑剂,对消除误解,减少摩擦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交流更是催化剂,促进了两国民众的友好感情,有力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在中韩关系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还会进一步显现。

我国今后应继续大力推进中韩文化交流,为丰富两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增进双方理解与友谊做出更大努力。

3.3不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

由于古代高句丽历史本身直接涉及中国及周边各国历史的复杂性,在古代高句丽历史研究中时常出现各种非学术性的不和谐音及其倾向。

在现实中,朝鲜半岛南北学界的高句丽历史研究中也不无许多非学术性因素的作用和表现,至于近年来朝鲜半岛南北的所谓“高句丽热”中更是参杂着许多非学术性的意图和倾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民族主义浪潮泛起,在朝鲜半岛出现了利用高句丽历史来增强“大高丽民族”现实认同感的民族主义热潮,韩国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他们不仅出版了大量著作,而且举办了很多社会化、民间性宣传活动。

这种早已超出学术研究领域的“高丽热”中的种种非学术化的倾向,通过追溯本民族久远的历史国家及其广泛的领土,来激发和强化朝、韩两国民众的历史民族优越感与现实民族凝聚力,同时,也隐含了将近代朝鲜半岛移民进入中国的那段历史视为“回归故土”,甚至为实现所谓“高丽民族大统一”制造舆论。

16早已超出学术研究领域的“高丽热”中的种种非学术的倾向,对朝鲜半岛学者的高句丽历史研究的影响将是强烈的、长期的,对此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但我们也应看到,韩国的学术观点总的来说还是呈多样化的。

许多学者承认中国学界对高句丽的观点和立场亦有其合理的一面。

特别是真正在学术上有所造就的韩国学者们并不主张以民族主义史观分析高句丽及古代东亚问题,相反,是从学问的角度和中韩友好关系角度看待高句丽问题的。

如全海宗的弟子、在中韩关系史研究中造诣颇深的西江大学历史学教授金焕奎,不顾国内一些激进分子的指责,将高句丽作为“辽东”史来研究(即他主张高句丽国既不纯粹属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纯粹属于现在的大韩民国),并始终主张高句丽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也是韩国历史的重要部分。

同时金焕奎还批评韩国学界较为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潮,说民族主义史观会使客观的古代史研究受到阻碍。

17

中韩对高句丽历史认识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

不应该要求任何一方屈已从人。

而应该本着真理越辩越明的观点加强交流,以争取早日解决这一学术上的分歧。

这一问题,只有通过学术交流而非任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

坚持将高句丽历史研究纳入正常的学术化研究轨道,是我国的一贯主张。

我国反对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中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和做法。

高句丽历史既是中国历史上、也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一个有待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潜心研究,将科学的研究结论提供给学坛,进而推动和深化高句丽历史研究是学者的职责。

18

至于研究结论的分歧,完全可以通过符合学术规范的规则开展学术交流与争鸣,即使一时不能取得共识,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还可以求同存异。

相信高句丽历史的研究在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必能有一个大的进展。

 

第四章前景展望

中国与多国接壤,中国的历史意识对东亚乃至世界和平将产生重大影响。

在韩国古代史研究中非常执着,并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学者李仁哲更是以积极的态度对待高句丽问题,他说:

“韩中两国以这次事件(中韩在高句丽问题上矛盾分歧) 为‘转祸为福’的契机,更加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共同为东北亚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带而努力”。

19

2008年中韩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

两国领导人已经为今后一个时期两国关系发展明确了大的方向和目标。

接下去需要做的,就是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全面推进中韩各领域交流与合作。

  

2008至2010年中韩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业已签署,双方正在努力落实有关项目。

双方已就相互支持办好“2010中国访问年”和“2012韩国访问年”达成协议。

这些合作项目为提升中韩文化交流水平提供了新的良好平台。

我对两国文化交流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将积极配合国内,在向中国介绍韩国文化的同时,将更多中国优秀的文艺精品推介到韩国,充分利用现有管道,积极探索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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