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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

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研究综述

　　摘要：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

论文通过对2000年以后研究现状的考察，对安史之乱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爆发原因、影响、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安史叛军人物、安史之乱时期民族关系、安史之乱时期墓志及其他相关问题。

　　关键词：

安史之乱；研究综述；2000年以后

　　中图分类号：

K24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长久以来为学界所关注。

在胡戟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中对二十世纪的安史之乱研究动态已做过初步梳理，但其侧重于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影响。

而随着近些年新出土的墓志和多学科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应用，安史之乱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动态。

本文将对2000年以来安史之乱的研究动态进行一下大致梳理，以察近二十年安史之乱研究的成绩与不足。

　　一、安史之乱爆发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较早，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到了2000年以后对其研究依然没有丝毫的减弱。

张京华在《“安史之乱”爆发原因再探》[1]中从政治学角度入手，对当时唐廷的各方势力进行分析，认为安禄山叛变是由于利欲与实力变化所导致的，而叛乱爆发的原因主要是杨国忠激化矛盾。

明秀丽在《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为例》[2]中认为君王个人的思想和心态对于国家正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唐玄宗统治后期则由于玄宗心态的变化造成了社会各方面矛盾激化，酿成安史之乱的爆发。

宋社洪在《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3]中认为李林甫上台、专权和引用蕃将，都是开元天宝之际特定形势的产物。

安史之乱的形成是渐变的，唐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也是逐渐累积的，当盛衰转变的趋势已成时，包括李林甫在内的任何个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

谢元鲁在《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4]中从心理学角度入手认为唐玄宗在开元后期起，由于人生价值及其内心情感的矛盾与冲突的发展，他的个人行为和心理模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他荒怠国政、奢侈浪费、任用非人是引起安史之乱的内在因素。

李飞在《安史之乱背景分析――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安定》[5]认为唐玄宗对安禄山进行羁縻策略失败造成其叛乱，同时也反映了唐朝对整个东北进行羁縻策略的失败。

金荣洲在《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局限》[6]一文中认为正是由于唐廷在危机管理上没有严格执行防范制度，疏于管理，致使安禄山日渐坐大，具有反抗中央权威的资本。

而唐玄宗在中晚年时的危机管理意识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造成了安禄山的叛乱。

王军在《谈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安史之乱与王忠嗣遭贬黜为例》[7]中根据恩格斯、汤因比等人的观点，从偶然性因素（王忠嗣遭贬黜）改变唐廷兵制入手，对安史之乱爆发原因重新论证。

并认为偶然因素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局势下，会引起转折性或决定性的作用。

　　二、安史之乱的影响

　　关于安史之乱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当中各位学者就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研究。

2000年以来因其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特殊性依旧有一些研究成果。

孟钟捷在《再论“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性――对动乱前后主体认知变化的考察》[8]中从思想层面对社会精英、普通民众和特殊地区进行了考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尚不应用划一的方式加以区分，而是在实际的历史运动中相互影响。

王守栋《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宦官权势的演变》[9]认为安史之乱是宦官权势发展的转折点，宦官的权力从内廷向外朝延伸，掌握禁军，把持朝政，形成宦官专权。

史友仓在《浅析安史之乱对中唐士人观念的影响》[10]中认为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士人们承担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责任感，其仕途观依然是积极的，但更为艰辛。

张晋光在《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影响》[11]中认为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给我国特别是北方图书文献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而南方图书文献事业则出现了蓬勃发展势头，表现在南方私家藏书发展和民间书院的兴起。

该氏在《论安史之乱对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12]中认为安史之乱给河北农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并且在战后因藩镇割据的影响，社会秩序极不稳定，经济恢复始终处于缓慢的状态。

该氏在《安史之乱对我国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13]中认为安史之乱中北方人口的南迁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全面开发，推动了南方农业的经济发展。

乔慧在《浅论安史之乱对唐代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14]中认为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为税茶和榷茶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而税茶和榷茶制对于增加财政收入是有积极作用的。

陈翔在《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15]中认为因为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唐代军队强大实力作用下的结果，所以导致战后唐的军事实力强于河北藩镇，这也使得河北藩镇对于中央削弱自身实力时颇感无奈。

孙涛、张晋光在《论安史之乱对山东经济发展的影响》[16]一文中认为安史之乱给山东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导致大量人口流失，且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大大降低了抗灾、减灾能力，严重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恢复，造成战后山东社会经济长期不振。

保宏彪在《安史之乱后朔方军的地位演变及其对党项的影响》[17]中认为朔方军在安史之乱后由皇家依赖的心腹力量发展为拱卫京西北的一个普通军镇。

这一过程既是朝廷的刻意安排，又是情势转变的必然结果。

李冉的《“安史之乱”与唐代后期的儒学复兴运动》[18]认为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儒家思想便出现了自身理论发展方向的重要转变：

即是由前期主要以经学形式的发展转而进入了对心性理论的发展，这一转变对宋明以来的儒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溯源之所。

　　三、安史之乱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研究

　　围绕安史之乱时期唐廷与安禄山创建的大燕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但随着近些年新史料与新方法的运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丰富了起来。

任士英的专著《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19]当中认为玄肃之际的中枢政局内矛盾斗争的内容无不深刻打上了安禄山叛乱后政治局势的烙印，并且中枢政治斗争的内容又对安禄山叛乱后动荡局势的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

贺金娥在《说唐玄宗朝显贵之间的矛盾――以张说之子为何做伪官为例》[20]一文中认为张均、张?

?

在安史乱前备受宠幸，但叛乱爆发后却做了伪官，其原因在于唐玄宗时期显贵之间矛盾斗争十分激烈，矛盾焦点在于皇太子继承人问题上的不同态度。

王翠在《简论安史之乱时期颜真卿的盐法》[21]一文中认为颜真卿推行的盐法是刘宴盐法的根本和源头，在研究唐代盐法时不能忽视颜真卿的草创之功。

林伟洲在其专著《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展开》[22]中认为中晚唐政权结构的形成，不应是唐前期三省制的瓦解，而是为了平乱，权力重组后所形成的新类型。

仇鹿鸣在《五星汇聚与安史之乱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考释》[23]一文中，通过对新出的《严复墓志》进行研究认为安禄山利用天宝九载四星聚尾的天象异动作为其起兵的政治号召，选择以燕作为国号或许与这一谶言有关。

安禄山又利用五德始终的理论，宣扬金土相代之说，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

并且文章还对墓志作者赵骅出仕伪官前后的经历进行了考证。

孙英刚在《无年号与改正朔：

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24]一文将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为重造李唐天命，构建自身统治合法性，采用高宗上元年号、无年号纪年、改李唐正朔的措施置于历法与中古时期政治关系中进行考察。

豆兴法在《唐廷处理降贼官吏的政策及其转变》[25]一文中认为唐廷以平叛为最终目的，对国家法典可从权执行，对降贼官吏政策随着战事的转变和对局势的整体估计而转变，为宽大――严厉――宽大。

　　四、安史叛军人物研究

　　安史之乱相关人物研究一直是安史之乱研究的热点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并且随着近些年对文献的深入挖掘和新史料的发现，安史之乱人物的研究有了更新的发展。

鉴于安史之乱的相关人物研究很多，所以此处仅挑选出一些对安史之乱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进行论述。

关于安史叛军人物的研究，马晓丽在《试析唐朝文官武将投降安史叛军的原因》[26]中，认为唐朝官员投降安史叛军既是政治腐败的产物，又是政治斗争失败的结果。

从根本上说则是玄宗不专政事的原因。

勾利军、朱宇强在《史朝义之死考》[27]一文中认为，史朝义之死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在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基本史书中的记载不尽相同，而且今人对这一问题也没有展开讨论，所以文章再通过对比相关史料得出了史朝义是被擒杀，死亡时间应是宝应二年正月，死亡地点在范阳附近的结论。

余迎在《安禄山之死与糖尿病考辨》[28]一文中通过对史籍记载的安禄山的病症与糖尿病的临床表现进行比照，认为安禄山应是得了糖尿病。

所以在分析其死因时，应当把安禄山之死大半归结为糖尿病造成的双目失明和满身疮痍以致心情烦躁。

而沈睿文在专著《安禄山服散考》[29]中围绕《安禄山事迹》一书，结合考古资料揭示了安禄山的出生神话、祆教信仰细节以及服散状态等历史碎片；通过安禄山与唐玄宗的一些碎屑琐事，试图呈现出二人政治关系中的另一面相。

该书把安禄山的死因则归结为长期服散。

谢思炜在《“杂种”与“杂种胡人”――兼论安禄山的出身问题》[30]中对“杂种”一词的相关史料做了进一步梳理，并对安禄山为何被记载为“杂种胡人”进行了解释。

关于安史叛军其他相关人物的研究，还有王辉斌的《王维“接受伪署”考评》，[31]该文着眼于史料记载与王维文章两个方面，对王维的“受伪职”一事进行了考察，以证明王维的“接受伪署”乃确凿可靠之史实，以对一些论者为王维“接受伪署”翻案进行回击。

　　五、安史之乱中的民族关系研究

　　唐代是多民族交融的年代，而且安史之乱中也间杂着诸多民族，所以关于安史之乱当中的民族研究一直以来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随着近些年西方史学理论的传入，关于安史之乱有了更新的解读。

崔明德在《试论安史之乱的民族构成及其民族关系》[32]一文中，认为安史乱军的民族构成虽然比较复杂，但在叛军中起主要作用的仍多为汉族人；唐代河朔地区既有胡化趋向，也有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向；安史乱军中的民族关系比较缓和。

这些是唐中央平叛工作进展缓慢以及安史之乱持续八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李丽洁在《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述论》[33]一文中认为回鹘助唐平安史之乱，挽救了即将倾覆的唐王朝，促进回鹘与唐友好关系的发展。

然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回鹘日益轻视唐朝，唐与回鹘间不免有些冲突，但友好往来应是彼此关系的主流。

荣新江在《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34]中认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与对胡化的排斥。

面对这种情况，留在中原的粟特胡人开始进行改换姓氏、郡望转胡为汉。

另一方面，河北节镇则对胡人采取优容态度，参加安史之乱的胡族将领继续被留用。

文化角度上，长安和洛阳没有明确的胡人新立祆祠和祭祀祆祠的记载，但在河北地区得以建立。

钟焓在《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35]中对安禄山等杂胡的记载进行考察，论述了唐代活动在北方的原出粟特地区的“杂胡”在文化上所受到的突厥等内亚游牧民族的各种影响，并结合个案指出当时的“杂胡”实际上并不具有统一的族属意识，其成员认同胡人还是突厥往往要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

董春林在《安史之乱后河西铁勒部族的迁徙――以唐代契?

族为例》[36]中通过对墓志与敦煌文献的记载进行研究认为安史之乱后，河西铁勒浑、契?

、思结三部并非一些学者所论，融入汉族或径直迁往代北地区，事实上，除少数在潼关失守后迁至朔方外，大部分自河西迁往漠北依附于回鹘。

回鹘亡国之后，契?

、浑部再次内附蒙古以南、山西以北的代北地区，并在捍卫唐代北疆的征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孙炜冉、苗威在《粟特人在渤海国的政治影响力探析》[37]中认为渤海国没有发兵助唐平叛的原因是渤海国内有一个粟特人利益集团，他们与安史政权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

陈玮在《唐孙杲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后西域、回鹘史事》[38]中通过对《唐孙杲墓志》的研究对唐中央在安史之乱后对于北庭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北庭归朝官的安置政策。

墓志所述与唐史典籍所记孙杲出使回鹘亦可相互印证。

　　六、安史之乱墓志研究

　　近年来随着墓志碑刻等史料的大量发掘和公布，其史料价值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因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关于安史之乱墓志研究逐渐展开，虽然限于墓志数量，研究成果的规模还很有限，但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此部分将不限于年代，把安史之乱墓志的相关研究一一列举。

田立坤在《唐杨涛墓志考》[39]提出自己的看法，最后还探讨了安史之乱后营州柳城的情况。

阎万章在《唐杨涛墓志考中志主死因推测辨误解》[40]中针对田立坤提出的杨涛死因有不同观点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周铮在《司马垂墓志考证》[41]中认为该墓志细述了司马垂的生平事迹，同时也提供了不少同时代人物情况，并涉及到安史之乱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侯璐在《几方特殊的唐代墓志》[42]中涉及到安史之乱的有窦氏墓志，文章认为该墓志以大半篇幅记载窦氏丈夫并且墓志当中使用“大燕”年号，故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冻国栋在《墓志所见唐安史乱间的“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附说“伪号”的模仿问题》[43]中认为这些墓志不仅证实了史籍所记诸类安史“伪号”的确是存在的，而且证实了在安史所控制的地域内，曾强令当时吏民奉行“新朝”年号。

墓志还表明，在安史伪号行用的地域范围内，吏民之心态是十分复杂的。

张忱石在《考释》[44]通过墓志对严希庄被害一事进行考证，认为与严庄有关，同时对严庄生平进行研究。

并对墓志撰写者房休与刘秦生平做了考证。

冻国栋在《读书后》[45]中认为该墓志为我们理解唐安史乱间之“伪号”行用及吏民心态提供了另一例证。

仇鹿鸣在《五星汇聚与安史之乱起兵的政治宣传――新发现燕考释》一文中对墓志作者赵骅出仕伪官前后的经历进行了考证。

冯金忠在《墓志所见唐代钜鹿魏氏――以新出〈魏钰墓志〉为中心》[46]认为《魏钰墓志》最大价值在于为研究唐代名相魏知古所在的鹿城房世系及其仕宦、籍贯迁移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

呼啸在《新发现大燕赵府君墓志铭浅析》[47]中认为《赵府君墓志铭》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安史之乱时的长安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中这方面的史料空白。

张天虹在《从新刊唐代看安史之乱后士人“北走河朔”》[48]中根据《李仲昌墓志铭》与《郑氏合?

y墓志》对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北走河朔”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

彭文峰在《大燕马凌虚墓志考释》[49]以马凌虚墓志为中心，参以史籍和其他墓志材料，对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安禄山叛乱过程中对李唐王朝的政治态度及独孤问俗与马凌虚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研究。

仇鹿鸣的《安史之乱的另一面》[50]认为使用安史年号的墓志，其所记录的逝者都是身处安史统治区域内的官民，作为当时存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未经后人的删削，多少能多透露出一些历史真相，是颇值得玩味的史料。

　　七、安史之乱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安史之乱是一个相当综合性的问题，围绕这一事件还有诸多讨论，但都很分散。

比如研究安史之乱当中具体战争的，如陈建林的《略论张巡领导的雍睢保卫战》[51]认为雍睢保卫战以极大的斗争勇气和忘我的牺牲精神，抗击数倍叛军，有力阻挡了叛军南进江淮的通道，保证了唐朝的钱粮重地免遭破坏。

王效锋、王向辉在《唐代香积寺之战评析》[52]中把香积寺之战分成了四个阶段，并认为唐军在香积寺之战中歼灭了关中地区的安史叛军，收复了长安，并非是安史之乱得以延续的原因，而唐军选取香积寺作为收复长安的突破口，是香积寺之战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还有对安史之乱作为历史分期点进行再研究的，如周俐、郭淇斌的《析以“安史之乱”为界点的唐历史分期》[53]认为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外交状况都不比安史之乱前逊色。

因而文章认为以安史之乱作为唐朝走向没落的界点是有失公允的。

　　对安史之乱思想文化进行的研究如张子开、张琦的《映照安史之乱的唐代民间弥勒信仰实物――敦煌写本新探》[54]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重新清理这批卷子，从而判定经文的产生背景、理解其所宣扬的信仰内容。

　　对前人研究安史之乱进行研究的如彭丽华、凌志春的《王夫之论安史之乱》[55]认为王夫之对唐代安史之乱的见解，深刻地体现了推本得失之源、治乱救失之法作为研究历史的目的这种史学思想。

　　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安史之乱进行研究的如李碧妍的《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56]第三章第一节《安禄山叛乱与河北》中认为尽管作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地，但安禄山对河北的控制力并不全面和稳固。

安禄山对其统内控制效力的不同，源自于叛乱前就早己形成的河北军政结构之中。

　　关于安史之乱的考古问题，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山西平鲁出土的肃宗时期金铤，九十年代发现的史思明墓之外，近年来又发现了一些安史叛军所铸货币，引起学界关注。

许敬华在《河南尉氏出土窖藏史思明钱币》[57]中认为史思明所铸钱币因铸造时间短，流通区域窄，能留存至今很是难得。

尉氏出土的1500枚（现仅存462枚）对研究唐代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尉氏县的地方史都有重要价值。

　　而在2000年以后出版的断代史专著（因其属于综合性研究故不列入上述的分类当中。

）中，也对安史之乱相关问题有一些新的解读。

如黄永年所著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58]的第十章《安史之乱》从《通典》的“二统说”入手对安史之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并且认为契丹和奚族军队才是安禄山的嫡系部队。

同时认为玄宗因为积重难返找不到根本解决办法故在安禄山叛乱前不对其动手。

文章还对前期战局进行了剖析，认为朔方军的崛起主要是西方二师败给东方三师的缘故。

并且还借助诗史互证的方式对回鹘助唐平叛进行了研究。

最后对平定河北和重建藩镇做了阐释，认为起用安史余党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仆固怀恩只是这一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

　　气贺泽保规所著，石晓军翻译的《绚烂的世界帝国：

隋唐时代》[59]中的第三章第一节《安史之乱始末》中认为经过安史之乱唐朝并没有沦为地方政权并且仍旧延续一个半世纪，其原因在于唐朝体制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柔性构造。

同时通过安史之乱还可看到唐朝决心抑制过度活跃的异民族，重建以汉族为主轴体制的倾向。

　　孙英刚所著的《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隋唐五代史》[60]中的第八章《亚洲历史图景中的安史之乱》对安史之乱的起因、发展过程和影响进行了叙述。

虽然该书属于历史普及性读物，但仍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该书认为安史之乱并不能用历史必然性来解释。

从性质上说是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事将领结合唐朝雇佣军的一场反叛，所以唐代兵制的变化也是这场叛乱持续时间长的重要原因。

该书还认为安史之乱造成了唐代保守主义的兴起和走向内转。

　　八、研究特色与不足

　　从上述的分类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入2000年以后，安史之乱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如下四个特征。

（一）多元化。

在《二十世纪唐研究》当中提出了当时研究的一些不足：

这场动乱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对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心理的作用究竟如何、情况怎样，还需进一步研究。

而我们看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上述不足方面以多有涉及，并且还在其他领域也有了一定的突破，研究方面已经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宗教、民族关系等各方面。

（二）多学科。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看，安史之乱研究已经运用了心理学、医学、政治学、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多方面学科知识，这些学科知识的运用为安史之乱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为研究取得新的成果提供了知识基础。

　　（三）新史料。

这点是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因素，大量安史之乱人物墓志的发掘和公布，补充了很多传统史料记载中缺失的部分，这为研究取得新进展并且修正原有观念的不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新理论。

新理论的运用主要来自于西方学界。

比如对安禄山种族问题研究时开始运用了?

妊鞘返睦砺郏?

并且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这些都是前辈学者所没有涉及的。

新理论的运用为安史之乱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

　　尽管有着上述四个研究特色，但安史之乱研究仍旧有着不足之处。

（一）对安史之乱战争双方的研究不足。

虽然研究有多元化的特征，但其多是对安史之乱的影响进行研究，而对战争期间，唐廷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研究成果还不是很丰富，至于当时的社会情况研究仍是比较少的。

而对于安禄山所创建的大燕，研究成果更是稀少，这种不足一方面是由于史料不足造成，另一方面与长期以来学界对于这种伪政权的漠视有关。

（二）安史之乱研究多为炒冷饭。

虽然近年来研究成果数量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真正有深度有特点的文章不是很多，大部分多为从新的视角阐述此前旧的观点。

　　（三）研究较为琐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虽然研究有多元化、新史料等研究特点，但这也造成研究更加琐碎，缺乏如前代学者那样理论性与系统性的梳理概括。

　　（四）新史料使用还不是很充分。

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到，安史之乱时期的墓志研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进行。

直到现在，大部分研究还以墓志本身内容的考释为主，联系到历史大环境的研究还不是很多，所以这一方面还有待开发。

　　（五）对该时期古诗文发掘不够。

在找寻研究成果的时候，发现从文学角度对安史之乱期间诗人与作品的研究成果颇多，而历史学则对其照顾的不是很充分。

对诗文的研究可以加强对该时期士人心态变化的研究。

　　（六）近年来随着对西北考古发现的增多，对安史之乱时期唐廷与西北各政权之间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而对东北亚的国家与各民族政权照顾不足。

在2000年以前禹硕基曾经发表两篇文章①对安史之乱时期整个东北亚国际形势进行了研究。

但2000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处于停滞状态，仅有一篇涉及到渤海国的文章，这部分还是有亟待发展的空间。

　　总之，作为中古史当中一个重大问题，安史之乱研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

虽然有着很大成绩，但不足之处也应值得我们重视。

并且这些不足也是我们今后对安史之乱研究应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安史之乱与渤海、日本、新罗》（《日本研究》，1994年第1期）、《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日本研究》，1995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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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秀丽.试析玄宗心态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以“开元盛世”到“安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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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宋社洪.李林甫专权与盛唐转衰关系再探讨[J].文史哲，2004（6）.

　　[4]谢元鲁.再论唐玄宗杨贵妃与安史之乱的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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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李飞.安史之乱背景分析――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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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金荣洲.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玄宗公共危机管理意识的局限[J].学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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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王军.谈偶然性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以安史之乱与王忠嗣遭贬黜为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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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孟钟捷.再论“安史之乱”的历史转折性――对动乱前后主体认知变化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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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王守栋.安史之乱前后唐朝宦官权势的演变[J].德州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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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晋光.安史之乱对我国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影响[J].兰台世界，2007（18）.

　　[12]张晋光.论安史之乱对河北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J].农业考古，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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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张晋光.安史之乱对我国南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J].军事经济研究，2009（6）.

　　[14]乔慧.浅论安史之乱对唐代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J].沧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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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陈翔.再论安史之乱的平定与河北藩镇重建[J].江汉论坛，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