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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素材选择

别把公务员当成唯一的选择

日前，#国考最热岗位竞争800:

1#冲上了热搜。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发布的数据，截至18日18时，已有超过26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最热岗位的竞争比超过800:

1。

从2009年国考算起，国考报名人数已连续11年都在百万以上，竞争之激烈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连《人民日报》都不忘跟着调侃两句：

“你的国考对手里，可能还有00后”。

国考报名的年龄条件是“18-35岁”。

正值青春年华，本应是意气风发之时，为什么却选择国考？

答案无非两个字：

稳定。

坊间流传着一个判断一份工作是否是“体制内”的标准：

如果你的上司恨你恨到牙痒痒，但还是无法辞退你，那这份工作就是体制内的工作了。

有数据显示，公务员年辞退率仅约0.05％，相比体制外的颠沛流离，就是实打实的“铁饭碗”。

虽然今天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已经大大减少，但诸多隐性津贴，和公租房、一线城市的户口、公立学校的学位，都令公务员成为了“香饽饽”。

进入体制不能让你大富大贵，但起码可以防范阶层滑坡，“稳定”就是这个时代最昂贵的奢侈品。

但稳定的溢价是有限的。

细心观察可以发现，这些年，不少年轻人努力挣脱父母加在自己身上的观念枷锁，掀起了一阵“逃离体制内”的风潮。

在计划经济的时代里，从教育、医疗到生产，国家都包办一切，加上温暖的共同体生活，难免让生活在旧时代的父母有某种“编制情结”；随后，改革开放，国企改制，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深入，他们一夜之间就被当做“劳动力”抛到市场之上，其中滋味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今，到了自己的下一代长大成人，即将步入社会，他们自然就会向孩子们谆谆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

但对于年轻人而言，“稳定”更多地被解读成一种没有波澜，“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虽然有物质保障，可比起忍受体制内无休无止的推诿扯皮，他们更愿意去江湖里拼搏厮杀。

著名思想家马尔库塞有本书，叫《单向度的人》，意指那些被既有的社会现实规定，丧失了想象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的能力的人。

选择稳定，本无可厚非，但可怕的是被体制束缚了想象力，看不到人生的宽阔。

如果我们认为去体制内就是唯一的选择，那么我们就主动放弃了自己潜在的可能性，丢掉了生活该有的浪漫与激情。

也许，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成为生活的斗士，拥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而不是被统摄进一个单一的模子里，思维变得麻木而平庸。

更深层次上讲，年轻人越热衷于编制，就越能够说明这个社会给予个体选择空间的狭窄，这才是根本的问题。

之所以追求体制，无非是因为体制内的关系亲疏和人情往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的分配，越接近体制就意味着越靠近资源分配的中心。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些年哈尔滨一名研究生考环卫工失败后，口出惊人之语：

“就算死也要死在体制内”。

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倡导个体的多元发展，并给予其基本条件；如果每个个体都沿着僵化的路线前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格局就会因此板结。

除了做公务员，人生还有很多选择。

从微观层面讲，我们鼓励每个年轻人挑起自由的重担，努力地活出自我；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过去那种权力主导资源分配的错误观念，是时候抛弃了，国家应该把权力还给市场，给每个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机会，让市场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元化的就业选择。

这样，“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

职业教育不应是差生的“无奈选择”

我国实体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无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还是实施“中国制造2025”，都迫切需要一大批高水平技能人才。

但在现实中，高级技工缺口达千万人。

如何锻造符合时代需求的“大国工匠”，是职业教育亟须破解的时代命题。

（8月9日《半月谈》）

教育部、人社部和工信部联合下发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预测：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2020年的人才缺口超过1900万，2025年这一数字将近3000万。

既然存在人才缺口，那就填补缺口，但是现实却不容乐观。

产业升级迫切需要技术性人才，教育部数据显示，在现代制造业、新兴产业中，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然而社会上却存在着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在人们的普遍认知当中，上普高，参加高考，上好大学才是一个学生的“正确道路”，才是“有前途”的道路。

就读职业学校，是“差生的选择”，将来的出路不过是一个“技工”，并且“天花板”很矮，没有前途。

如果不能够破解从培养“一技之长”的手艺人，转向培养跨界“斜杠”人才的难题，不但制造业人才缺口无法填补，改革创新各个方面的短板也将日益凸显。

说到底，“人才资源”依然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只有解决好了人才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

因此，党员干部作为社会发展的保驾护航者，帮人才“突出重围”也是其重要责任。

一方面要彻底根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打破制度层面对职校生的区别对待。

比如建立更加完善的制度，让符合要求的职业教育的学生也能参加公务员考试，完善的人才制度，让社会应尊重技能人才，职业教育才会成为学生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选择”。

另一方面，探索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相衔接的一体化育人模式，搭建起人人皆可成才的职普融通“立交桥”。

打破职业教育人才的“天花板”，让其感到“未来可期”，也才不会只甘于做一个“匠人”，而是去追求做一个“斜杠”人才。

人才“突出重围”，是一个复合命题，而党员干部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唯有其干部披荆斩棘，才有人才逆境求生。

如何让学生心甘情愿地选择职高？

近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布的普通高中录取分数线引发当地考生家长的巨大热议。

一位家长表示:

“去年，我（孩子）这个分数也许能上省示范高中，可今年差点就没学校可上，太惊险了。

”而对比市区634分的最低线，下辖的含山县504分、和县501分、当涂县519分，都比市区要低至少115分。

为此，不少家长向教育部门反映了“普高分数线过高”的问题。

而在分数线公布5天后的7月10日凌晨，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关于部分普通高中追加招生计划的通知》，宣布在市区4所学校分别追加100名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名额，并降低30分进行投档，这意味着该市又有400名考生可以搭上普高“末班车”。

不过，604分的最低线也还是较市内其他县高出了100分左右。

这次地方教育部门之所以迅速调整招生政策，是迫于家长的压力——孩子不够普高的分，又觉得上职高“吃亏”，教育部门只能作出适当让步，扩大普高招生指标。

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其它省份也曾发生过类似情况，它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于职业教育根深蒂固的“排斥感”。

职业教育究竟前景如何？

当地教育部门在网上苦口婆心地劝导家长、学生：

“普高线以下的考生如进入中职学校就读，今后的发展平台会更多一些，如毕业当年可以参加高职分类考试、对口升学考试，也可参加普通高考。

”教育专家从更为现实的角度进行解读：

成绩一般的学生，即使上了普高，高考还是会上高职或者应用型本科，最终还是会回到职业教育的路上，不如早点上职高，一方面可以免除学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早早拥有一技之长，基本功打得更牢。

尽管教育部门和专家都看好职业教育，并且苦口婆心地劝说，可是，学生、家长就是不买账。

这是当前职业教育招生的困境所在。

对于很多学生及家长来说，上普高是上大学的重要前提。

尽管高校扩招带来了大学生规模的连连上涨，而且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亦不容乐观，但学历崇拜的社会观念并没有真正减弱。

本科文凭比专科文凭更好，而不管具体的学校、专业，这被理解成就业市场上的一个标准信号。

只有引导学生就读职业教育，才能确保“职普比”，引导的手段是多元化的，除了通过控制分数线，形成刚性力量，以确保“职普比”平衡以外，还应当像办普高一样花大力气办好职高。

教育部门应当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宣传，组织好校园开放日、政策咨询会和技能展示等活动，做好中职招生有关助学、就业等政策解读，让学生理解职教、认同职教甚至爱上职教，这样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去选择职高。

“救儿子”还是“救儿媳”，不该是一道选择题

3月19日，陕西延安陈岗夫妻双双煤气中毒生命垂危。

二人住院至今已花了20多万元，大部分都是众筹或向亲戚朋友借的。

陈岗父母再三考虑后，决定放弃病重儿子救儿媳。

5月14日，陈岗父亲称，放弃治疗回家后，原本植物人一般的儿子反倒有了意识。

他现在已经打消了放弃儿子的念头，儿子儿媳都要救，一个都不放弃。

（5月15日《新京报》）

“救儿子还是救儿媳”？

这是一道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他们从“理智的角度”尝试着解题：

儿子的病情较重，儿媳的病情较轻。

依据家里的经济情况，救儿媳比较“科学”：

儿子未必能救得过来，可能花费了医疗费用还于事无补；儿媳救治花钱要少不少，而且儿媳妇还能照顾孩子。

在艰难的权衡利弊之后，老人给出了一个答案：

救儿媳。

然而，老人给出的答案还是出了问题：

原本以为儿子已经成为了植物人，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已经有了知觉”，这种情况下如果看着“可能恢复的生命”不去救治于心何忍？

“救儿子还是救儿媳”，着实没有更完美的答案。

在家里的经济能力“只能救治一人”的现实面前，无论给出哪一种答案都是落泪的。

儿子是自己心头肉，是家里的顶梁柱，父母岂能舍得“放开他的手”。

而儿媳也是一条生命，即便不是自己的心头肉，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不去救治？

最新的“好消息”来了。

延安市宝塔区民政局已启动救助程序，对陈岗家临时救助两万元，并着手为他们家申报低保。

“温暖的手”让不知道该如何解题的老人看到了希望。

我们也相信，在这起“救儿子还是救儿媳”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这起事件能够有个完美的结局。

民政不会丢下他们，社会不会丢下他们，他们可以等待着“被温暖”了。

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不幸的生命，不幸的家庭，都能有“引起社会关注的机会”，那些“没引起社会关注的”该如何办？

“救儿子还是救儿媳”新闻刚一刊发的时候，网络上掀起一股谴责潮水，认为父母不该做出这样的无情选择，无论多难都不该如此，这是道德伦理出了问题。

可是正如“何不食肉糜”一样，不是“其中人”是难解“其中味”的。

想起一些新闻事件：

卖身救父的；卖肾救妻的；卖女儿救儿子的……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新闻炒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眼球，期望用这种方式走上“被救助”“被温暖”的捷径。

当“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亲人”成为一场大戏的时候，谁“表演的好”谁就有机会获得救助，谁“表演的不好”谁就可能失去救助的机会的时候，这何尝不是一种伤痛？

我们需要正视“救儿子还是救儿媳”背后的制度设计缺陷，提升大病救助标准，完全落实“先看病再付费”制度。

“救儿子”还是“救儿媳”，不该是一道选择题。

它是出给老人的难题，但是终究需要用温情来破题。

每种职业选择都有必然的承担

5月1日，湖南长沙大三女生瓜瓜发微博称自己前一天夜里在殡仪馆点了单外卖，外卖员送餐时在陵园附近迷路被吓到崩溃。

（5月6日央视网）

此事在网上引发了诸多讨论，殡仪馆这类的特殊地点，外卖小哥要不要拒送？

会不会引起模仿，故意在殡仪馆点餐戏弄外卖员？

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用户利益置是第一位的，会尽全力满足用户需求，但也希望不要故意为难小哥。

应该说，即便送餐地点是殡仪馆，小哥可能忌讳或是畏惧，却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项工作是开放性的，并没有限定条件。

正如出租车不能随便拒载，不能以路程远近或是否方便到达来取舍客人，外卖对送餐对象也没有选择余地。

如果因为送餐地点是殡仪馆就放弃，其实是一种职业歧视，照顾了自己的心理感受，对殡葬行业的从业者却有失公平，没有一视同仁当客户对待。

正如外卖小哥所纠结过的那样，对方是个女生都不怕，自己怎能胆小呢，还是硬着头皮坚持送单。

这位女生当时和同学在山顶的殡仪馆拍摄纪录片作业，晚上肚子饿了才叫外卖。

对她来说，是正常的工作与点餐行为，外卖小哥的胆怯，反过来提醒大家要正确认识殡葬行业，消除先入为主的偏见。

对殡葬行业的工作人员来说，何尝没有不被人理解的苦衷：

请客没人愿来，握手被人拒绝，也不能随便给人拜年。

这个行业为逝者服务，崇高而神圣，工作的特殊性让他们经常沉浸在告别的悲伤中，心情抑郁，也是个需要关爱的群体。

送餐到殡仪馆被吓到崩溃，只能说，每个职业都有着逃不脱的承担，都有相伴的艰辛与委屈：

记者不能选择采访现场，环卫工不能选择寒暑，消防员不能选择火场，医生不能选择疾病……工作没有轻重之分，岗位没有优劣之别，所有行业与劳动者，都有着一样的光荣与伟大，也都有着咬牙承受危难的时候，要在身体与心理上经受极限的考验，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矫情。

有时候，哪里有危险有困难，还偏要往前冲，诸如救险救灾，应对疫情，根本就没有退缩的余地与空间。

想起另外一则有关外卖小哥的故事：

半夜冒雨将外卖送到客户地址，却联系不上，委屈不已，后来收到客户信息：

因为工作太累太困，睡过去了。

外卖小哥顿时心软了，谁都辛苦啊。

谁还在半夜点餐，还不是加班加点拼命干活给饿的。

没有一项工作是轻松的，要不要送餐到殡仪馆，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既然选择了外卖行业，就只有风雨无阻，在所不辞。

没有不理解小哥的意思，这事恰恰说明每个行业都要得到理解与尊重，理解自己工作的内涵，也理解他人的工作，这样也能少一些委屈，多一些积极承担。

选择校服理应让学生有话语权

近日，在两会期间，民革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称，部份校服样式丑，学生不爱穿，建议改进校服的美感与舒适度。

（3月10日澎湃新闻）

校服起源于欧洲，本是舶来品，辛亥革命后我国始出现。

统一着装穿校服，初为避免孩子间在服饰上的相互攀比，营造出一个平等的育人环境，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增添了新含意与功能，成了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

改革开放，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实现着思想观念的大解放，校服也逐步走进了各级各类学校，成为了学生的“标配”；校服的兴起，不仅让其款式与布料日趋多元化，满足着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

校服，虽有校之名，但穿者为学生，理当让学生在校服的选择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现实中，过分强调了统一性，校方的意识往往牢牢地占据着主导权；穿什么样的校服，体现的是一所学校的精神风貌，更需考虑普遍的承受能力，故学校占据主导，也没什么不对。

为推行校服，一些学校将关注点不是放在“学生是否喜好上”，不是放在“价格是否公道”等上，不惜将“穿校服”列入到了常规纪律考核之中，进校查，到班查，用制度倒逼每个学生都订，都穿，全然不管学生的感受。

正是在校服的选择上“校方主导”，加之受其它因素的影响，对校服生产者而言，自然也就不会过多考虑学生的喜好，将精力花在设计、开发上；只需搞定“校方”及可；也许，正因为如此，才出现部份校服样式难看，质地差，千校一服，甚至还出现了“毒校服”。

这些校服问题，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伤害着学生。

既不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也不利于学生欣赏美、感受美，让家长“减经济负担”之愿望付之东流，甚至还让学生的身体受到伤害，影响其健康成长。

学生者，民族之未来也。

凡是有妨其成长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因此，面对“校服问题”，理当高度重视，有序打破制约校服与时俱进的“地方保护”，尊重学生的话语权，运用市场规律，让学生穿出青春与文化。

穿什么样的校服，让学生有话说，需要学校在征订前，广泛征求学生建议，或引导学生进行设计，或提供多种样式，供学生进行选择，再“求大同、存小异”，稳步达成共识，确定校服的样式、布料、价格等。

同时，在校服的采购过程中，学校要创设条件，让学生主动参与“厂家的选择”、“价格谈判”等，既培养了学生的民主与参与意识，又能将“敏感话题”置之于阳光之下，从而将可能滋生的腐败有效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