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思想史之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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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思想史之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

明朝思想史之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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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6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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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朱熹理学思想的确立

　　朱熹的理学思想在他生前并未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更没得到统治者的认可。

　　虽然朱熹生前长期讲学著书，弟子众多，形成了一个势力颇大的学派，但由于在他晚年直到死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朱学被南宋统治者宣布为伪学，因此受到极大的压制。

有的学生被诬为妖人，遭流放驱逐，客死他乡；有的学生在严重的政治压迫下，变服易形，以示异于朱门。

就是学者应举考试，也要声明自己并非朱学，方能参加。

　　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的学术思想开始得到统治者的认可，然而还没有取得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

此后经过大约一百年的历史过程，朱学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位置。

　　元仁宗皇庆年间，明令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但实际上朱学仍未受到重视。

标志明初朱学统治地位确立的是明成祖永乐十三年（１４１５年）修成的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这三部《大全》的修成距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修书，将近半个世纪。

三部《大全》共计二百六十卷，其中《五经大全》一百五十四卷，《四书大全》三十六卷，《性理大全》七十卷。

（一）三部《大全》的纂修

　　明太祖洪武年间，解缙上书，建议上接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这是官修理学的开端。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解缙传》载：

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谕缙：

朕与尔义则君臣，思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缙即日上封事万言，略曰：

……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

《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

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

……明太祖时，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尚未确立，作为帝王之尊的明太祖也只是以佛、道经典或以杂书为个人的读书书目。

解缙的建议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的。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天人对策，旨在建立有权威的统治思想。

　　解缙此时提出上接与下及，其用意亦在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

　　解缙的建议，成为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理学巨著的先声。

　　三部《大全》的修纂开始于明成祖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年）。

原来为两部，又称二书.一部为《五经？

四书大全》，一为《性理大全》。

前者《五经？

四书大全》为圣贤精义要道；后者《性理大全》为周、程、张、朱羽翼六经的著作。

二书分称为《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书，是修成进览时由明成祖确定的。

　　《大明太宗孝文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八载：

（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谕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扬荣、金幼孜曰：

《五经》、《四书》，唱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之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

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

命广等总其事，仍命举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学者同纂修。

开馆东华门外，命光禄寺给朝夕馔。

　　《国榷》卷十六，成祖永乐十三年九月己酉条：

《五经？

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下叙胡广、金幼孜等纂修者姓名官爵），上亲序之。

临海陈燧常曰：

始欲详，缓为之。

后被诏促成。

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

虚心观理，自当得之，不可泥也。

这三部《大全》，开始纂修在永乐十二年十一月上谕之后，修成在永乐十三年九月，时间不到一年。

开始原想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后被诏催促，乃草草成书，不暇精择.可见《大全》修得比较草率。

容肇祖先生认为，由胡广等主编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集合若干宋元以来的陋说，在经学的价值上远比不上唐代的《五经正义》。

①三部《大全》纂修完后，胡广等进览，明成祖亲自作序，并命礼部刊赐天下。

　　现今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藏有白棉纸印本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纸质厚实，大于十六开本，估计为当时的礼部印本。

另外，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善本室藏有桑皮纸印本的《性理大全》，此为南京的翻印本。

这两种印本均为善本，是国家的贵重文物。

　　①　　《明代思想史》，第2页。

　　明代是在元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元代，朱学虽然被列为科场程式，开始成为官学，但并未获得独尊地位。

与宋、元两朝相比，明代的封建专制主义更为加强，因此，从官方的统治来说，也更需要寻找一种能够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理论思想。

明成祖在三部《大全》的御制序里认为古来的圣王都是以道治天下的.这个道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日用之理.唐、虞、三代由于道以为治，所以能够致雍熙悠久之盛，秦、汉以后卒无善治，这是因为道之不明不行，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纯。

可见，明成祖与历朝历代的君主一样，也深知维护自身统治需要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

朱学原本是一种学术思想，但由于它所提倡的社会价值理想是根植于封建宗法社会之中的，因此它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很容易与统治者的思想标准相吻合。

在这种情况下，以朱学为主体编撰的三部《大全》自然就成为明代封建国家的思想准则了。

朱棣认为，三部《大全》刊印颁布天下以后，天下之人就能够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由此穷理而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风。

以绍先王之统，以成熙雍之治，必将有赖于斯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靠三部《大全》，而家不异政，国不殊俗则是颁行《大全》的宗旨所在。

总之，统一的封建国家需要统一的社会思想，三部《大全》的颁布既为当时的社会寻找到了统一的思想准则，又使朱学纳入官学的轨道，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

　　在明政府的官文书里，三部《大全》的顺序是《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这三部《大全》收集的并非都是朱熹及其门人的学说。

　　朱学是一个集合性概念，它包含着程门弟子、朱熹门人、后学在内的许多程朱理学家的思想学说。

因此，说三部《大全》确立了朱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是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地位。

以《性理大全》为例：

在卷首所列的先儒姓氏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程朱理学家占半数以上，著名的有周敦颐、二程、张载、游酢、谢良佐、刘绚、李籲、吕大临、扬时、侯仲良、张绎、尹焞、范祖禹、朱掞、胡安国、陈渊、祁宽、罗从彦、李侗、朱松、刘子翚、朱熹、张栻、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李方子、董铢、廖德明、度正、真德秀、魏了翁、项安世、饶鲁、熊勿轩、黄瑞节、许衡、吴澄、黄榦等多人。

另外，《性理大全》的诸儒一目，所列者为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程子门人、罗从彦、李侗、胡安国（附寅、宏）、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子门人、真德秀、魏了翁、许衡、吴澄，百分之七、八十为程朱学派中人。

　　虽然三部《大全》收的多是程朱理学家们的文献，然而，朱熹个人的思想观点却极为鲜明。

就《性理大全》而言，其中所收篇章，或为朱熹所注，如周敦颐的《太极图》（朱熹注）、《易通》（朱熹注）、张载的《西铭》（朱熹注）；或为朱熹所作，如《易学启蒙》、《家礼》；或为朱熹门人所作，如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

只有《正蒙》和《皇极经世书》既非朱熹所作，亦非朱熹所注，但是这两部书也是朱熹所推崇的。

　　这些著作，都收在《性理大全》的卷一至卷二十五之内。

《性理大全》的卷二十六以下至最后一卷，为有关性理的语录，语录的门目，大体仿照《朱子语类》的门目。

例如理气、鬼神、性理、道统、圣贤、诸儒、学、诸子、历代、君道、治道等等，与《朱子语类》的门目大致相符，语录的内容也取自程朱及朱熹门人后学之说，很少有其他学派的。

　　《四书大全》的全名是《四书集注大全》，它更集中体现了朱熹思想的正统地位。

《四书大全》所收诸儒之说以朱熹的思想观点为裁取标准。

书的《凡例》指出：

《四书大全》，朱子集注诸家之说，分行小书。

凡《集成》、《集释》（吴真子《四书集成》、倪士毅《四书集释》）所取诸儒之说有相发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

凡诸家语录、文集，内有发明经注，而《集成》、《辑释》遗漏者，今悉增入。

由此可见，《四书大全》所辑录的诸儒之说，不论是《集成》、《辑释》所已取的，或《集成》、《辑释》所遗漏的，还是这次新增入的，其作用都在发明经注，即发挥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注文的涵义，使之更加明确透彻。

而朱熹的原文，保留不动。

可以这样说，《四书大全》实际上是朱熹《四书集注》的放大，是一部朱学著作。

　　《四书大全》包括四个部分：

一、《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三、《孟子集注大全》；四、《论语集注大全》。

其中《大学章句》、《大学或问》和《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只是把朱熹的四部原著编入，未附诸儒之说。

《孟子集注大全》、《论语集注大全》，则在朱熹的两部《集注》之中，逐章逐节附入了诸儒之说。

这是《四书大全》在编辑体例上的一种情况。

这也许是由于中途诏旨迫促，便将《大学》、《中庸》草草完书，未及编采诸儒之说的缘故。

　　三部《大全》中，《五经大全》的卷帙最多。

计《周易大全》二十四卷，《书传大全》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春秋大全》七十卷，《礼记大全》三十卷，共一百五十四卷，几乎占三部《大全》二百六十卷总数的三分之二。

由于诸经分纂，原书卷帙不少，合起之后便十分庞大。

《五经大全》所据经注，均属朱学著作。

例如《周易大全》采用《伊川易传》和朱熹《易本义》；《书传大全》依蔡沈《书集传》；《诗经大全》据朱熹《诗集传》；《春秋大全》主胡安国《春秋传》；《礼记大全》据陈浩《云庄礼记集说》。

　　胡安国就教于程门，蔡沈是朱熹的学生，陈浩之父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乃朱熹学生。

由此可见，《五经大全》所据经注，无一不是朱学著作。

自元仁宗皇庆制定科举条制，《易》用程《传》及朱熹《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熹《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礼》用郑《注》。

　　明朝初期仍沿用未改。

至永乐纂修《五经大全》时，只是将《礼》改据陈浩《集说》，其它不变。

经过《五经大全》的纂修，朱学在经学苑囿确立了统治。

　　《五经大全》虽卷帙庞大，但以抄袭成书，故内容陋劣。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八中这样批评道：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

书成之日，赐金迁秩。

　　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

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

　　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

上欺朝廷，下班士子。

唐、宋之时，有是事乎？

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违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呜呼！

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又说：

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

　　顾炎武从经学大师的角度批评当时的纂修者修出浅陋的《大全》，是非常有道理的。

他认为明成祖在推倒建文帝的时候，杀尽骨鲠之臣，招致士风无耻；又推行八股，不讲实学，以致经学坠废。

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一个社会必然要有一种统一的思想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精神主旨的方面着眼，自然不能不有如《大全》这类的著作出现。

在明成祖看来，通过《大全》确立朱学的统治，其政治作用是很大的。

此后，统治集团设科射策，终三百年之世，而读书人一头钻进《大全》猎取富贵，外界天翻地覆也都不在乎。

这正是历史逻辑的必然。

另外，在明成祖的威令下，九个月之内，居然写出二百六十卷的大书，编修者即使有再大的学问，再深的经术，要不抄袭成书，也是难以办到的。

（二）明初朱学统治的历史意义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谈论这个问题，首先应该划定朱学的意义与确立朱学统治的意义的界限。

　　就朱学的意义而言，它是一个蕴涵着多层历史和文化精神在内的大问题，不是有限篇幅可以述清的。

然而，如果从儒家价值理想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和人类的普遍精神追求来看，我们至少可以确认这样两点，一是朱学（或称程朱理学）围绕心性之学的主题，将人性问题提到本体论的高度来讨论，从而以价值理想的方式，把儒家建构和谐统一社会的文化理想直接与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统治集团的成员）的精神修养相连接，期望通过理想人格的途径来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

二是理学体现着人类挣脱动物自然性，向着人性的崇高和庄严努力提升的理性意志。

无论人们生存的地理环境和文化区域有何不同，追求理性升华却是人类的普遍精神。

例如，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抛开它对人的自然欲求和生存权力的压抑不言（这实际上是被政治异化的结果），它深层的价值意义恰恰在于表现人的意志威力。

这种表现在感性形式里的理性意志，是在与感性生理的自然欲望——求生、快乐、幸福相对峙基至相冲突中，展现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庄严的。

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意志和道德行为并不建筑在自然欲求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理性主宰、支配感性的能力和力量之上。

理学所要张扬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类的普遍精神。

　　与这种精神相对立的是，人的理性力量的丧失，对自然欲求的屈从或迁就，贪生怕死，追求安逸，耽于声色等等。

不同社会、时代、阶级的道德要求伦理内容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但与动物性的自然欲求相区别，建立崇高的人性本体却是人类共同的要求。

程朱理学（以及整个宋明理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及社会结构中，以自己特有的思维路线和情感方式去表达这一要求的。

理学在把儒家的人性本体高扬到成熟境地的同时，也培养着中华民族注重气节、重视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等主体意志和伦理责任感。

我们可以这样说，朱学的深层意义在于它的文化精神上，也即在于张扬人生理想、精神价值和道德境界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方面。

　　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朱学是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才能存在和发展的。

朱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较为完备的阶段。

儒学从它产生的时刻起，就将自己的文化理想植根于以氏族宗法社会为基础的现实世界，它不主张超世，而主张入世，企盼把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建成符合文化理想的美好世界。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现实切入的越多，现实对理想产生的局限也就越大，尤其是政治权力对儒学文化理想的干扰就更突出。

与以基督教精神为主干的西方传统文化相比，儒学所感受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紧张更为强烈。

这是由儒家自身的文化选择所决定的。

一方面儒家要把现实的社会，特别是政治统治集团推向文化理想的目标；而另一方面，现实的政治权力又极力要将儒家的理想拉回现存的社会，俯就于政治权力的统治。

由汉武帝开始的历代统治集团对儒家学说的认定和利用，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对一种文化理想的异化；而儒家在历史进程中执著地发展自己，既是对文化精神的张扬，也是对政治权力异化的极力弱化。

文化的功能大致有二，一是为社会提供导引性的精神方向，二是弱化现实法则对人性本质的扭曲。

尽管一种文化学说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时代而存在，但它的功能永远存在，它与社会现实的疏离决定它不会混入某种现存政治权力的框架，而是与其保持着一定的张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初统治集团对朱学地位确立的过程，也是政治权力对朱学文化理想的异化过程，朱学本身的文化意义是倡导一种赞化育，与天地参的情理协调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力社会及其成员提供一种人格的参照，建立真正的人性本体，从而使社会贴近理想社会的目标；而由统治集团来确立朱学的统治地位，则是为特定的时代寻找一种统一思想，从而使整个社会按照某种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准则运作。

前者的意义具有人类精神的永恒性，后者则是特定时代的思想需要。

我们在探讨朱学意义的时候，应该注意区别朱学本身的文化精神的意义和由统治集团确立的朱学统治地位的意义。

多少年来，诸多有识之士对朱学（乃至整个理学）进行的抨击和批判，实际上是对那种被确立了统治地位，即被封建政治集团异化了的朱学的批判。

　　戴震在《与某书》中抨击道：

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谭嗣同在《仁学》里把理学比作惨祸烈毒，他说：

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苦国宪而不敢议，……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

　　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

这些为我们所熟知的引文最清晰地表达、说明了被政治改造过的理学的现实作用。

为了使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变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政治集团及它所控制的社会舆论必然要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为各类规范，并使这种规范具有权威性和不可动摇性。

　　经过这样的变异，理学自然变为维护封建等级、压抑和扼禁人性的大绳。

一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语录，曾使多少妇女尝尽了人世的苦难。

那些至今偶而还可看到的高耸的石头牌坊——贞节坊、烈女坊，凝聚着多少孤灯挑尽未能眠的痛楚情感。

一顶名教罪人的帽子，压死了多少有志于进步和改革的英勇汉子。

　　戊戌以来，从谭嗣同到邹容、宋恕，从陈独秀到吴虞、胡适，从鲁迅到巴金、曹禺，无论是他们写作的政论还是小说，之所以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些作品高扬了反对被政治变为教条和绳索的理学的主题。

　　当然，作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朱学的意义，我们也应给与理性的分析，一方面它象一道封建思想的长城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使整个社会的思想愈趋僵化，众人一口，千篇一律，使思想界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

尤其是在经过理学家们整理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之后，它更变为一种教条，使人们冲不破，跳不出，不能独立思考，不能创立新学派，不能探讨现实问题。

这样一来，被确立为统治思想的朱学不仅变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成为压在人们身上的沉重的历史包袱。

另一面，一种统一的社会结构也必须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思想才能稳定地运行。

理学在宋代并未被统治集团认作正宗，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较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才被统治阶级乃至整个社会确认下来。

这说明，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的。

关于理学的理论成果及它的文化意义，是一个还需深究的问题，有待人们的进一步探讨。

　　（三）明初朱学主要人物的理学思想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儒林传？

序论》中讲到，从明太祖开始，就征用儒士，对开国时的文教事业有不小的贡献。

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抢攘之时，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

虽天亶英姿，而诸儒之功，不为无助也。

制科取士，一以经义为先，网罗硕学，嗣世承平，文教特盛。

大臣以文学登用者，林立朝右。

此后，诸多学者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在学术思想上也形成了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

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从陈献章、王守仁开始，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大变化，形成了心学流派。

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

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

下面略举几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以表明他们清修笃学，矩殹秩然的谨朴学风和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学术局面。

　　容肇祖先生的《明代思想史》把明初朱学分为博学或致知派、涵养或躬行派。

就博学或致知派来说，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三《朱陆篇》中这样写道：

性命之说，易入虚无。

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勉斋（黄榦）九峰（蔡沈），再传而为西山（真德秀）鹤山（魏了翁）东发（黄震）厚斋（王应麟），三传而为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四传而为溍溪（宋濂）义乌（王祎），……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

章学诚大体描述了博学派的传承、主要特征和代表人物。

　　就涵养或躬行派而言，容肇祖认为，自明初的太祖、成祖以来，都提倡理学。

太祖把宋儒朱熹等的经注定为考试的标准，成祖又敕胡广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

在统治者的提倡下，朱学的学者自然辈出。

然而，受明代皇帝的提倡而产生的理学家与明初紧接宋元致知派而来的学者大不相同，他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而不事著作，不做学问。

容肇祖认为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薛瑄、吴与弼。

　　无论是章学诚列举的博学派的传承，还是容肇祖提出的躬行派的主要人物，他们的主要风格是谨守矩殹，无敢改错，而且他们都生活在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因此具有很多的共同性。

尽管如此，我们也应注意到，明代中期理学向心学、理学向气学的转变并不是异军突起，而是与前期的某些理学家的思想有着理论渊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必要按学派的分野作介绍，也不必一一论述每一个理学家，而应从思想发展的脉络着眼，就两个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薛瑄、吴与弼的理学思想作一些重点介绍。

他们的思想代表了明代前期理学的演变与分化。

薛瑄以复性为宗，强调躬行践履，日用人伦，清代学者视其为朱学传宗，称他是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吴与弼强调磨励自家身心，寻向上工夫，发展了朱熹的心体说，期在得圣人之心精，他的思想开了明朝心学一派的先河。

　　１。

薛瑄的理学思想薛瑄（１３８９-１４６４）字德温，号敬瑄，山西河津人。

少随其父读《四书》、《五经》；及长，从东莱魏希文（纯）、大梁范汝舟学习濂洛学问。

３３岁那年，即永乐十九年（１４２１年）进士，历任差监湖广银场、山东学政、大理少卿。

因得罪太监，放回为民，家居七年。

后召为大理寺丞、大理寺卿、礼部侍郎、翰林院学士。

其间，他曾为于谦辨诬，但未能获救。

时权臣石亨当朝，故托病回家，教授学者。

卒年七十六。

在临终弥留之际，作诗谓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党性天通.谥号文清。

　　薛瑄对当时的腐败政治不满，而且比较重视民心的作用，表现出一个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应有的社会良心。

他认为：

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

①薛瑄还对当时的统治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愈富愈不足，计较得失之私.薛瑄是朱熹理学在明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但他并无理学的专门著作。

　　能反映其理学思想的，一是他在公廨间读钦定《性理大全》时所作的札记，后汇为《读书录》；另一是辞官回家后，继续读朱熹及周敦颐、张载理学著作，续作札记，成《读书续录》。

两部读书札记共二十三卷，大多不成系统。

　　另外，他还有诗文、奏札之类。

清人辑其所有文字，连同年谱、诸儒论赞等，汇为《薛文清公全集》，共四十六卷。

　　薛瑄与弟子张鼎、阎禹锡和私淑段坚等形成河东之学.再由段坚门徒周蕙（小泉）及周的再传弟子吕柟（泾野）等，形成明中期以吕柟为主的关中之学.薛瑄的学说主要在理气论及人性论方面。

　　（１）薛瑄的理气观在理气观上，薛瑄与以往的理学家一样，也是以理与气的关系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

他批评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提出理不离气的思想。

薛瑄认为：

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

①这是从朱熹哲学的基本前提出发的。

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是什么关系。

薛瑄认为理与气密匝匝地，真无毫发之缝隙.②因为没有缝隙，所以理与气一时俱有，不可分先后.③既然理气间不容发，那么，如何分孰为先孰为后？

④这显然与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观点相左。

朱熹认为，理流行气，充塞于气，故理气不能分离，但从本原上说，是理先气后，若论本原，即有理然后有气。

⑤理对气来说是根本的。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朱熹主张理气相即不离，但在孰为先后的问题上，朱熹则倒向理本论。

薛瑄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

他说：

或言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先有此理（语出朱熹《语类》卷一）……。

窃谓气不可分先后。

盖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气虽未成，而所以为天地之气，则浑浑乎未尝间断止息，而理涵乎气之中也。

⑥薛瑄在这里指出，朱熹的理在气先，是就未有天地之先而言。

　　而他则认为，即使在未有天地之先，就已存在浑浑乎的无形之气，只是未成，即未聚合成具体的东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