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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洛斯宣称文艺复兴文化的诗学与政治

宣称文艺复兴：

文化的诗学与政治

路易斯·A·蒙特洛斯

在文艺复兴研究和英美文学研究的总体范围内，新近出现了对文学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社会、政治条件和结果的关注：

书写、阅读文本，文本流通、分类、分析和教学的过程都被看成是历史决定和决定历史的文化产品形式；表明看来自足的审美、学术问题被重新看成不可避免地、复杂地与其他话语和实践交织在一起——这些联系构成个体主体性和集体结构相互持续塑形的社会网络。

这个总体上的重新定位是1986年现代语言协会J希利斯米勒主席致辞中不甚快意的话题。

在那次致辞中，米勒稍带沮丧地——并且略带夸张地——指出“过去几年的文学研究经历了一个突然的，甚至普遍的转向，从朝向语言的理论相应地转变为朝向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条件，转向社会语境和物质基础。

”1米勒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式，把语言与社会对立起来了。

但是，文化研究中的普遍做法是强调二者的互惠关系和相互构形：

一方面，社会的东西被认为是话语建构的；另一方面，语言的使用被认为总是必然对话的，受到社会、物质的决定和限制。

米勒将“阅读”和文化批评，“理论”和“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话语明确对立，在我看来，不仅过度简化了两对概念，而且抑制了两对概念的接触和融合。

结构主义阅读的论点和操作也许可以作为当做意识形态分析中有用的工具来使用。

德里达自己最近表示，至少在他自己的作品和欧洲文化政治语境中，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他写道“解构的阅读和写作不只关乎…话语，关乎意念性的和语义的内容。

…解构的实践也是，首先是政治的、制度的实践。

”2德里达著名的警句，“文本之外无一物”，可以拿来支持逃避历史必然决定的观点，怂恿一种不自制的对文本模糊愉悦的追寻；当然，它也可以被看成是对普遍话语意识形态力量的坚持，或是对那些仅仅把话语作品看成本体上优先的、本质的或实证的事实之反映的话语之意识形态力量的坚持。

不稳定的、以不同方式连接在一起又相互矛盾的话语具有多样性，可以说它们居身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场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意义产生和建立的过程进行了问题化，对关于这些过程自身的假设和限制，方法和动机的强化的（当然，是有限的）自反性进行了问题化。

米勒完全把“理论”等同于本土化的、去除了政治内容的解构主义变体，从道德上和方法论上，他把这些变体的相关关系放置到他所嘲笑的“意识形态”中——据说“解构主义批评家及其敌手中所谓的左派和右派”都共有的充满激情的、妄想的状态。

尽管他的论辞不加区分地，有意地把它们归为学界知性上和政治上反动的力量，社会政治、历史批评的不同模式不仅受到过去二十年理论发展的挑战和影响，而且富有活力地参与了理论定义和理论定向。

这种定向就是要理解“理论”不是安静地栖居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陷入其内。

书写话语对世界的表征参与建构世界，参与社会现实模式的成型，参与调节作者、表演者、读者和观众到由他们组成且居身其中的世界中多重、变换的主体位置上。

传统上，“意识形态”指的任何社会群体都共有的观念、价值、信仰系统；最近几年，这个备受争议又不可或缺的名词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与社会主体形成、再形成并且得以在明显有意义的世界中作为有意识的作用物表演的过程联系在一起。

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专业实践，就像我们谈论的话题一样，也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通过这个我不只是指它带有做批评的教授的价值，信仰和经验——他或她社会建构的主体——而且它也积极地例示那些价值、信仰和经验。

从这个视角看来，米勒所说的“关注语言本身”（我的强调）本身——常常已经是——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制度、阶级和性别条件”内部位置上产生的语言的关注。

就像要用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子当作责难，强化米勒所说的文学研究中的普遍的危机，以米勒的主席致辞开篇的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紧接着是一篇对文艺复兴戏剧进行“政治化”的文章。

后面的那篇文章以一个不祥的警告开篇“一个幽灵盘旋在批评之上——那个新历史主义的幽灵”。

4爱德华·佩切特对《共产党宣言》的戏仿指向他的断言，尽管“新历史主义”标签包含一系列批评实践，这项批评实践的中心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后者是更大的项目，其各种形式、变体的特点是把“历史和当代政治生活看成完全或本质上被斗争、争夺、权利关系和权利意志所决定”的观点。

（292页）在我看来，在这个本质主义定义基础之上，把这个批评项目标示为权谋术或霍布斯哲学比标为马克思主义更好。

不管怎样，从它总体上是对投身于攻击它的批评家的（错误的）建构，它本身成了迷恋和恐惧的对象这个意义上来说，佩切特的幽灵的确具有幽灵性质。

数年前，我曾短暂地尝试言说、论证自1970年代以来被称为“新历史主义”的人（包括我自己）的作品中的一些理论的、方法论的和政治的假设和暗示。

5此类作品的焦点是集中于重新描画文艺复兴经典文学作品最初诞生的社会文化场域；专注于把这些作品不仅与其他文类和话语形式关联起来，而且与同时代的社会制度和非话语实践联系起来。

史蒂芬·格林布拉特是最为紧密地与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标签联系在一起的人物，他自己如今也丢弃了这个术语，转向了“文化诗学”，这个术语他早些时候既已经使用，该术语也能更准确地反映我所描述的批评项目。

6事实上，这个项目重新调整了互文的轴线，用文化系统内共时性的文本替换了自足的文学史中历史性的文本。

正如其标题中的词汇联合所示，“文化诗学”的兴趣和分析技法既是历史主义的，又是形式主义的；其项目是隐在的，尽管没有被充分地言说或理论化，其坚定的形式主义旨趣和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不可分割的。

直到晚近——甚至现在——英国文艺复兴研究的主导模式还是将修辞分析这一形式主义技法同相对自足的“观念”历史，或文类及传统主题历史的详尽阐释结合起来——此类历史都是从社会母体中攫取出来的历史。

除了这些文学历史，我们还可以在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中注意到另外的两类传统的“历史”实践：

一类是对政治陈词滥调的评论，其中，都铎-斯图亚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社会政治合法化之不可靠的机器——被误认为是伊丽莎白世界的稳定、连贯的群像，被认为是清晰地展现在那个时代经典文学作品中；另一方面，博学但有时却显得怪异的学术性侦探作品把文本当作复杂的密码，把虚构性人物和情节与具体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相互参照从而找出其意义。

尽管有时重复早先的历史批评中理想主义和实证主义模式中的方法论弊端，新的历史批评新在它拒绝“文学”和“历史”之间、“文本”和“语境”之间毫无问题的区别；新在它拒绝那种假定与社会或文学背景相映衬的一元化的、自足的个体——不管是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流行趋势。

在已提及的那篇我本人的文章中，我只是说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中有个新的历史趋向，因为，在我看来，那些自身或被他人归为的符合这个历史趋向的其实是多种多样混杂的批评实践，其绝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对那些批评实践进行理论化。

没有明确的表达本身即表明它兼收并蓄的实证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破坏了任何将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分割开来的努力。

也许正是这些模糊不清之处更多的是为新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拔用提供了话题，而在更小程度上是为其主导的批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这样，它突然之间被当做最新的学术正统装备起来了，被文艺复兴文学研究的“阐释团体”迅速吸收了。

当然，那些被认为是典范的新历史主义者的学者现在拥有学术成功的物质性和象征性标志；大量的新历史主义博士论文、会议、出版物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其学科影响和地位。

但是，这个最近的“主义”迎合了我们对“新”的商品化崇拜，它是否不仅仅是费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下学术市场中另一阵匆匆而过的学术幻境则不清楚。

“新历史主义”还没有从学术场景中淡出，它也没有在阐释者批评方法的书架上占据它自身的位置。

“新历史主义”是否标明任何统一的学术性、制度性项目仍然尚不明确。

各路可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践之间没有联合一致的东西使其形成文艺复兴文本阐释的系统化、权威性范式；这样一个范式的出现不太可能，也不可取。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关于“新历史主义”的各式各样的兴趣的交汇点，现在是激烈的术语争论和批评，文艺复兴研究意识形态领域内，及一定程度上该学科内其他领域内多重拔用和论争的场所。

如果爱德华·佩切特基于新历史主义坚持认为无所不在的斗争是历史的动力而带有怀疑地把它归入马克思主义，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积极地批判新历史主义回避政治干涉和历史性分析——事实上，因为它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另外一些男性和女性文艺复兴学者将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关注点富有成果地结合起来，另外一些学者把这些项目（和/或它们的实践者）表征为性别上具有很深敌对性的；当一些人把新历史主义看成参与建构一个理论上有见识的、历史研究上以后结构主义式发问的社会批评，别的人把它看成与新实用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高级理论相平行；如果有人把新历史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和社会语境的关注看成是对传统批评兴趣和文学价值的威胁，另外的人则把新历史主义者对逸闻、叙事和克里茨·格尔茨命名的“厚描”的兴趣看成是把所有文化看成文学批评领域的意愿——一个需要不断阐释的文本，一个无法穷尽的可以挑选出很多逸闻并被重新讲述的故事集合。

新历史主义这个术语的话语空间是一些最为复杂、持续和使人不安的问题，也就是文学教授或者面对或者回避的问题：

其中有，“文学”区别于其他话语的本质或历史基础；文化实践和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之间关系的各种可能组合；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在历史批评或唯物主义批评中带来的结果；主体性被社会地构成和制约的媒介；意识形态产生、维持、争斗的过程；具体个体的价值和兴趣之间协调、矛盾的方式，即不同主体位置变换接合处得到实现——正如，智力工作者、学术人员，和有性别差异的家庭、社会、政治和经济作用物。

我的观点不是说，“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可以定义的项目，或者说自称为或被称为新历史主义者的具体个人的工作，必然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哪怕是暂时的答案，而是说，提及“新历史主义”这个术语只是为了使这些问题生效，在这些问题标示的话语空间里标出——或查找出——具体的位置。

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对待历史的后结构主义取向可以进行交互式概括为对文本历史性和历史文本性的交互兴趣。

通过“文本的历史性”，我想指所有书写形式——不仅指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指我们借以进行研究的文本，都具有文化具体性和社会嵌入的内容。

我所谓的“历史的文本性”，首先是指，我们无法获知原汁原味、完整的过去（一种存续过的实体的存在，这种存在未受当时社会留存下来的文本踪迹的影响——这些文本踪迹的留存本身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至少部分地在复杂微妙的社会（文本）保存和删除过程中受到了调解）；其次是，那些文本踪迹会在被后世历史学家拿来当作“文献”书写他们自己笔下的“历史”文本时受到调解。

正如海登·怀特给我们强调指出的那样，此类文本化的（小写、复数）历史组成历史学家们用叙事、修辞形式大写“历史”的材料，但两者绝然不会等同。

在《新批评之后》中，弗兰克·林特理查把“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反历史冲动”同单语的、目的论的“历史”理论相联系。

后面一类不仅包括基督式借喻和末世论的历史的大符码，而且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被认为是最广泛意义上由生产模式的序列和各种人类社会构形之接续和命运构成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宏大叙事；他把之称为阐释活动的“不可逾越的视角”，包括“显然对立和不适宜的批评操作，指派给它们自身无可怀疑的片面的合理性，既取消它们又保存它们。

”10与未历史化的形式主义和集权化的大写复数历史这一对不洁净的联盟相对，林特理查反对“历史”的多样性，即以“异质、矛盾、分裂和差异力量”为特征的历史。

在我看来，（包括改良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的后结构主义历史批评之不同模式可以描写成从大写单数的历史向小写复数的历史的变化。

最近提到“历史”（就如“权利”一样是一个时常有可能被实体化的术语）经常是作为回应——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实证主义式的整顿，针对——不同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在一些人看来，把历史理解和历史经验的可能性问题化；威胁着要把历史消解成佩里·安德森所说的东西的正是客观决定论和主观的随意活动之间的自相矛盾，这对矛盾没有可能为个体和集体人类主体留下任何历史作用物。

11“主体”，同为语法和政治术语，不仅作为“个体”的时髦代名词而广泛使用，而且是为了强调个体和“个体”观念本身都是由语言和社会历史性地构成的。

可以自由生成自我和生成世界的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个体是——至少在理论上是——已经是不再使用的。

与历史作用物这一备受困扰的范畴相对的是，反对结构决定论和后结构意外幽灵的理论军团争夺正酣（后结构主义的意外被安德森刻薄地描绘为“没有主体的主观主义”[见《历史唯物主义轨道内》54页]）：

我们看到一边是难以平息的符码，另一边是滑动的能指——寓言和命数的当代对等物。

安德森说，当代社会理论战场上“所有争论者围绕着的一个主导问题”是“人类历史这社会中的结构和主体关系的本质”。

（33页）（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变化与一边的系统、整体和霸权和另一边的策略、实践和作用物交织。

）我相信，我们应该拒绝把此类术语不可避免地当作二元对立项的简化倾向，相反，要把它们当作相互形成的过程。

那么，我们也许可以抱这样一种提议，主体化和结构化相互依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是社会的和历史的；社会系统在个体和群体交互作用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和再度产生；集体结构可以促成，也可以制约个体作用物；行动的可能性和方式总是社会地、历史地决定的，总是被局限了的，也具有限制作用；行动者意图和行动结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因此，我提及“主体”一词旨在表示一种双关的主体化过程：

一方面把个体当作意识的场域和行动的发起人——赋予它们主体性和作用物的能力；另一方面，把它们放置在内部，予以激发并加以限制——使他们屈服于——超越他们理解和控制的社会网络和文化符码。

正如乔纳森·多利莫尔和阿兰·辛菲尔德及其他人所说，这个主体/结构问题的版本明显地存在于文艺复兴研究的新历史主义取向中：

一方面，一些人强调对主导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斗争和颠覆——也就是，对主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人强调都铎-斯图亚特国家霸权能力，在王国内拟人化了，是为了抑制明显的颠覆性姿态，或者是产生它们以便抑制它们——后一种能力标明“权利的条件”

。

13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理论位置不仅对于那些珍视个人自决的自由人文主义理想的人，而且对于那些自身话语实践攸关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中直接干预的文化批评家，都是尚有怀疑的。

我对文艺复兴文学研究中提出意识形态问题和使该类问题流行的术语感兴趣——即“抑制”和“颠覆”的对立——是简化的、两极化的、无活力的，以至于少有或没有概念性价值。

关于意识形态的闭合、稳定、单数和同质的概念是随异质、不稳定、渗透性和过程性的意识形态观念之后而产生的。

必须强调，意识形态主导被文化生产个体（如诗人和剧作家）具体的职业、阶级和个人兴趣决定；被消费文化产品的不同观众、听众和读者具体多样的社会位置决定；被相对的自足性——起作用的文化媒介的——具体特性、可能性和局限性决定。

换句话说，要为意识形态主导中生产、再生产和拨用中相关的多重调节留有足够的配额：

为国家臣民的集体和个体作用物，为他们使用的表征形式（例如文类和修辞手法）的具体特征和惯例。

14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文本都是带有意识形态标志的，不管那些痕迹是不是多价和不一致。

一方面，意识形态只有在具体文化形式和实践中被例示后才存在，包括那些被描述成“文学”的东西，另一方面，任何既定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地位都必然是被多重决定的，不稳定的。

例如，我把《仙后》和《哈姆雷特》描述成“复杂”的文本，我并不是倒回新批评美学本质主义术语；相反，我在把文本的地位描述成历史和其他生产和拨用历史中生产和拨用的话语。

在这种文本空间内，诸多文化符码交汇并交互作用，意识形态的连贯和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中，雷蒙德·威廉姆斯把意识形态放在动态和对话性术语内理解，强调“有效主导内外运动和趋势的关系”。

（121页）威廉姆斯认为任意时间点上的惨余的、自然发生的、对立的和互斥的价值、意义和实践的存在。

此类“运动和趋势”的变换的交汇处可以意识形态场域产生概念场所，在这个意识形态场域里，主导意识形态会被挑战、被不断地重新定义和重新辩护。

在其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暂时性模式——主导和从属位置的无休止的冲撞，连续性和变化的无休止的相互作用——这类视角把文化诗学的目标物和实践都通向了历史。

“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如果这种交叉式的程式已成流行，指称概念已经如此争论不休，原因就是他们从话语本身开始描绘话语和物质范畴内一种动态、不稳定、交互式的关系。

15话语和社会、文本和世界之间关系的这种描画关涉到对一些普遍的选择性文学观念之重新问题化或全盘反对：

作为跨越物质需求和兴趣的变换着的压力和特性自足的审美秩序；“事实”惰性的话语纪录的集合；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反映。

现在的实践强调具体话语相对的自足和它们对社会构成的影响，即通过塑造社会存在的主体性使事件发生。

这样，谈到“文学”的社会产品或者任何特定的文本都不仅意味着它是社会性产生的，也指它具有社会性产能——它是工作产品，并且它在被书写、被通过或被阅读的过程中实施工作的。

最近的文本理论有力地证明了语言符号的指示物不可能是固定的；一个文本的意义不可能是稳定化的。

同时，书写和阅读总是历史地、社会地决定的事件，被世界上性别化个体和集体人类作用物扮演，也对世界上的性别化个体和集体人类作用物产生影响。

我们可以同时承认指示过程理论上的不确定性和话语实践——言说、书写和阐释行动的历史具体性。

新的社会历史批评项目就是要分析具体文化中的话语实践交互作用——同时兼顾到其自身也是此类话语实践之一，也参与它所分析的话语交互作用中。

通过此类方式，真实、历史的不同版本得以示例、调用和再度生产；通过此类方式，这些不同版本也可能被拨用、被争论和被改变。

要做一种集体性的历史批评项目，必须意识到并且承认，我们自己的分析和理解必然也是从自身的历史、社会和制度上的有利位置出发的；我们，身为历史主体的批评者，建构的历史也只是文本建构。

如果学术研究积极地建构研究对象并为之划清界限，而学者又被历史性地置于该研究对象的对面，那么，采用更为古老的历史批评以求得终极意义上绝对真实、正确、完整的含义只是幻想。

因此，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践诉诸于修辞策略来对传统的文学史批评模式抹除或否认的建构文本性行动进行前景化。

它也使得对现在和过去的历史化、现在和过去之间辩证关系——过去塑造例如了现在，现在也在重塑着过去的交互历史压力——的历史化努力成为必然。

简而言之，今天谈到历史批评就得承认不仅诗人而且批评家也处在历史之中；各自的文本都是历史的镌刻；我们对过往文本的理解、表征、阐释往往是交织着陌生化和拨用，此为文艺复兴文本和文艺复兴研究文本之互惠共存的条件。

这种实践是文化的诗学和政治的不停歇的对话。

一种绅士的/男人的——也就是，慈父式的父系制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新教式，人文主义式的道德观今天仍然深深植根于英国文艺复兴研究的“阐释群体”里，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和加拿大学者中。

一直以来不断地形成其主要书目的主要批评书籍、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十六世纪诗人和二十世纪批评家共有的宗教、社会和审美价值上的持续传统的庆贺，加上/或者对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既激烈又秩序化的浪漫和反叛的理想化。

这些都是伊丽莎白时期宗教、经济、社会和家庭之暴力、不稳定和异端的不同表征，因存留的文献证据不同而相冲突。

要从文化的道德说教和工具范畴内独立出审美范畴来，把文学经典从历史、政治和哲学话语中独立出来，这种做法似乎是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书写概念相去甚远。

但是，随后的文学批评实践选取了一些诗歌和戏剧作为文艺复兴文学的经典作品；这样一建构起来，就在文学历史和文化传统语境中对它们进行研究了。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被认为是其创造者主体性永恒的反映，或是感知的明显的审美模式的范例；被认为是永恒、普遍的真理令人信服的代表；或者，至少被认为是犹太-基督、英美文明自由精神持久的纪念。

过去十年，学术界里可以辨别为新历史主义或文化批评、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批评中的改良主义等力量的不同组合，参与文艺复兴研究的疆域重划和内容重建，付出了不同程度的连贯努力，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这些学术力量有一个共同的关切，就是既要确证文学和别的话语之间的关系，文本和世界的辩证统一，又要把这种辩证关系进行问题化。

之所以存在对主导范式的相对新近、有差异、不一致的挑战，其条件的根源不一，各条件之间的相互作用情形也较为复杂；我想指出三个我本人感兴趣且具有普遍干涉的因素。

首先，一个时期以来，英语文学研究向一些学者敞开了大门，这些学者有不同的性别、种族、宗教、阶级出身、政治立场或性取向（或兼而有之），这使得他们实质性地或想象性地参与其所研究、教授的作品中的文化、意识形态传统时的情况更为复杂。

历史和文化的排斥或他者经历当然会促使对主导文化的补偿性迎合，对被接受和被同化吸收的愿望；但这些经历也许会产生矛盾甚至抗拒性的态度，不仅对文艺复兴的文本而且对文艺复兴研究文本的阐释常规提供拨用、批评的有利视角。

其次，至少早在1980年代初既已开始的研究转向主要是动荡的60年代身为学生的学者的工作，这些学者对当代急剧改变后的社会政治气候反映激烈——甚至，对他们自身在学术建制内遭遇的不快也颇有反映——在学术著作中包含明显的历史内容以表明社会政治立场，尽管不会总是在自身历史位置问题上如此直白。

再次，我所指的文艺复兴批评模式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并造成了过去二十年间的学术动荡——这个动荡，以“理论”概括之，挑战了几个学术领域常规话语的假设和程序，动摇了文学研究的基础。

还有另一个互补性视角得以省察美国文学研究界对历史问题的重新关注：

那就是，越来越技术化和商业化的学术界和社会似乎显出益愈遗忘历史的趋势，美国文学研究界是在补偿这种遗忘。

美国大学自称人文学科的学者把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看成在日益朝着培养高度技术性人才、提供前职业训练的高等教育系统中被边缘化了；在鼓励科学研究应用于产业和军事，提倡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科学主义合理性的学术机构中被边缘化了；在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于周遭的政治和商业机构利益、跨国经济集团的运作的学术群体中被边缘化了。

对于令人心痛的轻蔑称呼，“那就是学术界”，我们必须加上一句更为有害的表达，“哦，那就是历史”。

新的历史批评教授的首要任务就是教给学生去除历史一去不复返的错误观念；使他们理解到，他们自身就生活于历史，他们能使历史活生生。

它的反-反映论，从对言语的人工产品的形式分析到对话语实践的意识形态分析的重点转变，它拒绝遵从“文学”和其他文本（有时包括批评家的文本）之间严格固定的界限，文学研究中新出现的社会/政治/历史取向普遍关注书写、阅读和教学，把它们当作行动的模式。

我不相信我们对文化产品工具性的关注，会因为把它看成部分程度上是对我们自身行动的能力的拷问——即对职业、制度和政治方面的力量缺失和不相关性的拷问——促成的，就有损于其智性和社会严肃性。

我并非暗示此类学术作品只是对社会和政治的静止状态的心理补偿，尽管我得承认它很容易变成这种状态。

人文学科中的批评研究和教学也许要么仅是学术替换，或是对立的社会政治现实的真实的学术示例。

在美国，真实女性主义和女权运动在近年间为书写的和真实经历的文化批评注入了最为强劲的智性和社会力量。

在文艺复兴研究中，正如批评领域之外一样，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集中力量于对性别、社会和家庭关系的总体建构；这就相应地把作为读者阅读出发点和操作阅读过程的目标点的区别性主体位置前景化了。

通过声明文艺复兴文学与戏剧作品中——以及过去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女性声音被边缘化、被压抑或被以口技发声的方法，通过学者们发掘文艺复兴女性书写的现存的作品，他们对自由人文主义者认为传统文学作品经典和传统批评阅读经典代表了人类经验和表达的本质的、囊括所有的范围这一断言提出了质疑；通过公开地、集体地将批评实践、学术政策和社会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既把学术和学术界同物质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