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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50年来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来的发展过程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的。
一方面，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提出命题，并提供相应的适宜环境，而人们的研究结果也大致反映了这一时期社会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又在一定程度卜影响着什会的认识，对人们正确认识外部世界也发挥着积极的影响。
因此，与共和国的发展史划分大致同步，新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显然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以1978年为界，分为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
以下，本文将简要叙述50年来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并着重评述在若干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进展。
由于本学科覆盖领域极为广泛，仅以其中比较重要的双边史而言，中美关系史、中日关系史、中俄关系史等都已发展成独立的子学科，以作者个人的学识，实在不敢说能对所有的研究成果一览无余。
如果本文能为读者提供一个学科研究的概貌，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点基础信息，愿已足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要内容。
这一时期出版的较有影响的综合性着作有胡绳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1），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鸡等人着《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
（1）。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抓住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和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主线，论述了鸦片战争后80多年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变化。
《帝国主义侵华史》对1840―1895年间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
在近年面世的中外关系史通史专着中，我们仍能看到这一着作的影响。
在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活动的研究中，50年代着力最多的当是美国侵华史，这多半因为美国是当时与中国最为敌对的国家。
其中最有影响的为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揖的二卷本《美国侵华史》。
这两种着作主要从政治史角度着眼，钦本立的《美国经济侵华史》则从经济史角度揭露了美国的侵华活动。
基于同样的背景，50年代的中苏关系研究则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旨，出版了曹锡玲的《中苏外交史》等专着。
60年代中后期，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便发展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撰写的《沙俄侵华史》，详细地叙述了沙俄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
此外，比较有影响的着作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和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沙俄侵华史简编》等。
但对产长期扮演列强领头角色的英国以及侵华最烈的日本，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它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
这一时期先后出版了鲍正鹄《鸦片战争》、魏建猷《第二次鸦片战争》、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贾逸君《甲午中日战争》、陈联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海战》等专着。
对其他国家的研究则更为薄弱。
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相呼应的是中国反侵略斗争史。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主要有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周明绮《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等。
这―时期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研究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突破了1949年前外交史研究的旧框框，建立了新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
这一时期的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关系的若干重大事件，勾画出了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基本线索，搭建了学科的基本框架，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在当时中国政治进程中不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
中外关系发展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基本上被侵略和反侵略模式所涵盖。
除此以外的许多方面，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而且，即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
如《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出版后，便有人指责该书犯了方向性错误，声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
于是，研究组被撤销。
以致直到20多年后，该书第2卷才得以与读者见面。
给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
它既向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全面认识外部世界的课题，也创造了一个大为宽松的学术环境。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外文化交流获得极大发展，中国学者能够直接了解西方社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视野。
中外关系史学科由此出现了繁荣景象。
这一时期，除前述《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和《沙俄侵华史》第3、4卷陆续出版外，一批以中外关系史或外交史冠名的通史性着作也纷纷面世。
根据狭义上的近代史划分，叙述清末到1919年间中外关系史的着作有：
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顾明义《中国近代外交史略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杨公素《晚清外交史》，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唐培吉主编《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等。
相对来说，民国时期外交史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其综合性专着的出版普遍晚于研究清末的专着，大抵都在90年代。
其中，比校有影响的有：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
（2），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以及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
由于研究者所掌握外语语种及个人精力的限制，更大量的研究，也可以说更为深入的研究是按国别而分类进行的。
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已经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通史性着作有：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张振？
、沈予等《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马振犊、戚如高《蒋介石与希持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等。
在双边关系史研究中，更多的是若干高水平的阶段性或专题件着作，本文将在以下的专题综述中予以介绍。
以往的研究综述大多是按国别分类进行的。
但是，作为中外关系史整体研灾的概述，如果也采用这一办法，一是担心多达四五条双边关系线索并行，不易使人看
清中外关系发展的总的进程，二是若干重大事件涉及多国，若分国别叙述，就可能出现或叙述不完整或重复叙述的现象。
因此，本文试图大体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展开综述，以便读者对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的总体走向有―印象。
（3）
1、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开端（4）
关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历来存在着为保护对华鸦片贸易和为开展对华自由贸易两种观点，中外学者一般分持前后两种不同看法。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的双重动因说、并指出前者是一段时间内起重大作用的直接因素，后者则是长远起作用的根本因素，是基本动因。
（5）
在论及清政府对待鸦片贸易及战和抉择的态度时，曾一直认为有严禁派和弛禁派、抵抗派和投降派之分。
80年代中期始，一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道光皇帝一直主张严禁鸦片，清政府内只有禁烟策略之别，而无弛禁派和严禁派之分，统治集团中并不存在一个鸦片利益集团。
一些学者还指出，不少鸦片战争前期痛言主剿的“英雄”，后期都变成了高唱主和的头面人物。
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把主张和谈视为投降，并以此来划分抵抗派和投降派。
（6）
研究者通过考证指出，所谓“川鼻草约”，是英方单方面制定的条文，琦善并未在该草约上签字。
（7）对于：
《南京条约》及随后而来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学者们的共识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
这些条约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初步进入中国，开始把古老的中国纳入近代世界，并由此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方向。
2、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8）
关于不平等条约的发展，比较一致的看法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确立的一批中外条约极大地扩允了列强在华特权，不平等条约由此初步形成体系。
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使日本得到西方列强在华已有的一切特权。
该条约还反映出列强向中国输出资本的要求，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转向帝国主义侵略的―个重要标志。
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列强近乎要瓜分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的《辛丑和约》则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确立。
（9）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在列强所获得的抢机中，削；一些是清政府官员主动出计的。
究其原因，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政府对若干近代国家主权概念茫然无知，出卖国家重大利权而下自觉。
领事裁判权和K面的蚓月待遇的确上过汗巾皆有如此现象。
（10）人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些模糊概念，学义们也进了二百科学的澄清。
如关于不个等条约的数目，一直流传着1100多个的说法，并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1年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所采用。
有学者指出。
这是对《中外旧约章汇编》的错误理解。
该书所收1182个文件并非部足条约，所收条约也并非都是不个等条约。
因此，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的数目是不能成立的。
（11）
3、日本侵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1874年，日本对台湾发动侵略，中日最后达成《北京专条》。
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注意力放在“丢失琉球’刑赔款问题上。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中日这场斗争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
日本以征伐“无主之地”的名义出兵，但最后不得不在专条中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英美等国外交代表也明确表态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
中国在台湾的主权问题由此而得到澄清。
（12）以往认为，专条默认了日本对琉球的主权。
有学者指出，条约中的“日本国属民”系确指在台湾遭劫的日本人，从专条中并不能得出承认日本在琉球主权的结论。
但日方后来有意作了歪曲的解释。
（13）
关于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时间，有人认为形成于明治初年，明治天皇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御笔信”，定下了对外扩张的基调。
也有人认为，大陆政策形成于山县有朋内阁时期，其实标志是 1890年山 县有朋的《施政方略》提出了日本的“主权线”和“利益线”问题，这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基本理论。
（14）
甲午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新兴的日本打败了腐朽的老大帝国，一跃而为对中国威胁最大的侵略国家。
因此，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是19世纪的中日关系研究的最大热点。
（15）学者们对战争的起因、进程以及战败对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欧美列强的纵横捭阖都作了充分的研究。
4、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对于反洋教斗争的性质，分歧较大。
有人认为，反洋教斗争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
（16）另一些人认为，参加反洋教斗争的社会力量非常广泛，而地主阶级人物往往充当倡导者。
因此，不能称之为农民革命。
而且，反洋教运动虽以反侵略为主流，但免不了盲目排外的举动，常常是以封建主义的文化意识去对抗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因而，它又始终带有反进步的因素。
（17）
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对义和团的评价上。
一些人指出，义和团盲目“杀洋仇教”，反对先进科技，对一切资本主义新事物统统采取横扫的态度。
（18）但另一些人认为，义和团的排外是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关头的正义反抗。
帝国主义在华兴办近代企业，强化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
义和团反对洋物，是对侵略政策的反抗，而不是对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
（19） 有研究者指出，反帝与排外是有联系但性质不同的概念，反帝应该肯定，排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是愚昧落后的标记。
但对它既不能苛责，也不能辩护。
（20）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与列强订立了《辛丑和约》。
以往认为清政府从此“彻底投降”了帝国主义。
有学者考察了此后十年间清政府的外交，提出不同看法，指出清政府确实做了大量危害本民族利益的事，但它同帝国主义也有矛盾，有争执，甚至可以说有斗争。
“彻底投降论”是带有片面性、简单化、绝对化的提法。
（21）
5、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独占中国的政策。
1979年，有学者对包括门户开放政策在内的一些问题提出重新评价，认为门户开放政策包含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
（22）该文的发表引起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次重大的学术争论。
批评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侵略政策，美国打着“贸易机会均等”等旗号，同其他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中国。
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是不能成立的。
（23）也有学者赞同重新评价，还有人提出修正意见。
经过讨论、澄清了一些史实上的问题。
虽然分歧犹在，但在一些问题上也形成了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看法。
如关于提出这一政策的动机，学者们指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始终是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现实利益和潜在利益。
因此，门户开放是一个殖民扩张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民主主义的对外政策。
但对它的客观作用，不少学者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如沙俄和日本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制衡作用。
（24）近年来又有学者探讨了清末中国人对这一政策的反应，指出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对这一政策持批评态度。
清政府的态度比较复杂，它既持一定的欢迎态度，又对它的作用将信将疑。
（25）
6、民国初年的外交困境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
民国的建立并未能缓解中国的外交困境。
列强利用中国政局的动荡，在边疆地区开始了新一轮的分裂活动。
俄国在外蒙古策动和支持独立，英国在西藏加紧分裂活动。
（26）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利用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并签订“民四条约”。
令中国民众深感失望的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取消“民四条约”的要求竟未被会议所接受
。
这一外交上的大败影响极大，它激发了中国民众广泛的爱国情绪，引发了五四运动，并影响了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选择。
北洋政府曾经被作为卖国政府的代名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不能一概否认。
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政府利用“战”的机会，废除了中国与德、奥之间的不平等条约。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全面提出取消若干不平等特权的要求，并在华会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在1926年与比利时和西班牙政府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曾先后断然宣布废除旧的中比条约和中西条约。
这种不顾列强反对而单方面宣布废约的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破天荒的。
（27）
当北京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举步维艰之时，新生的苏俄政府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旧俄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对此，学者们一致予以肯定。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更趋深入。
如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该宣言有两个文本，前一个文本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内容，而后一个文本则无此文字。
前苏联学术界一直否认中方所收到的前一文本是正式文件。
我国学者通过多方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前一文本表达的无疑是官方立场。
不同文本的出现，反映了苏俄政府自身在中东铁路上的变化。
（28）
7、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29）
北伐的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研究者指出，在实际斗争中，北伐军民并没有四处出出击，而是把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权益的英国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30）面对大革命浪潮，英国起初曾试图通过武力来阻挡北伐洪流。
1926年10月以后，英国转而采取“怀柔”外交，并于年底提出“对华新政策”。
在武汉政府陆续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英国调兵上海。
在处理南京事件时，英国对华政策又回到“炮舰政策”的老路上。
（31）
以往曾认为，英美日都对大革命持敌视态度，并共同策动蒋介石反共。
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有学者指出，日本在宁案中采取了比较妥协的低调政策，而着眼于拉拢蒋介石走上反共道路，这与英美的政策是不同的。
（32）另有学者不赞同将美英等同观之，认为美国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早已掌握。
北伐开始后，美国便极力笼络蒋介石，诱迫他去压制共产党。
（33）
济南事件是北伐时期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有学者认为，蒋介石在济案处理中的委曲求全的外交，影响长远，是其后10年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
（34）另有学者指出，济南事件是中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感受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遂放弃以日本为外文中心的取向，转而寻求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以制衡日本的侵略。
（35）
关于《田中奏折》，日本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伪作。
中国学术界以往一致认定是真品，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的《田中奏折探隐集》收入了对田中奏折讨论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
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
修订不平等条约是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很长时期内这是一个避免提及的话题。
90年代以来出版的民国外交史着作大多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
（36）但在对这一修约活动的总体评价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有人认为，这一被南京政府称为“革命外交”的行动，实际上多是一些空洞口号和原则。
国民政府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并未取得比北京政府更大的进展，其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勇于对内、怯于对外的误国害民的政策。
（37）另一些人认为，南京政府对修约活动是努力进行的，并在关税主权、租界法院及最终收回一些租界及租借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国民政府的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38）
这一时期，中苏在中东路问题上冲突不断，1929年爆发了导致苏军出兵东北的“中东路事件”。
以往我国史学界沿袭苏联观点，大都指责中国政府反苏反共。
80年代始，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东路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府为了收复国家主权。
（39）对于后来苏联政府于30年代将中东路出售给伪满，学者们大都持批评态度，认为此举违反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侵犯了中国主权。
（40）
9、“九·一八”事变与30年代前期国民政府的外交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累累。
（41）学者们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经济原因、事变经过及历史教训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发动者，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认为是关东军少数人的独断专行。
我国学者指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
“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
（42）
关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些人认为，美国实行的是纵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
它提出的“不承认主义”并不是支持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它不承认的只是日本对美国在华权益的攫取。
（43）另一些人认为，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以明确的语言反对日本用武力手段侵占中国上地，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阻遏。
不承认主义在当时的作用很有限，但它保留了美国将来在有利条件下加以干涉的权利。
（44）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逐渐走上了联络英美以对抗日本的道路。
有研究者对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个事件都具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的影响。
国民政府意在加强与欧美的联系，寻求支持，以扼制日本逐步升级的入侵。
（45）中德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
学者们主要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中德之间的易货贸易及德国协助中国发展国防工业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
学者们指出，德国顾问在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和进行军事教育方面颇有成就，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迈出了一大步，这对以后的中国抗战不无帮助。
有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德关系的蜜月时代”（46）。
10、抗日战争前期的中外关系
中外关系在抗日战争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被打败，美国和苏联先后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这对以后的中国内政外交部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
与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中外关系相适应，有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
（47）
抗战前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
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争取友邦、孤立敌国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
（48）中国推动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并给予中国财政援助，使美同外交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
中国还争取到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
以往认为，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
现在，许多研究者指出，在抗战之初，德国确曾保持过一段时期的中立。
德国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
（49）
但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
如对中日秘密交涉问题，一些人将此视为蒋介石对抗战动摇，准备投降。
但另一些人认为，交涉和妥协并不等于投降。
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是有基本原则的。
还有学者提出，国民政府与日谈判还怀有牵制日方作战及要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等目的。
（50）又如英美对华政策，一些人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英美不时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
（51）另一些人认为，并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
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相提并论。
在总体上，英美政策同时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一是援华制日。
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
（52）
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
家，学者们对此并无异议。
但对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的中立条约，学者们认为，苏联承认伪满，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53）还有人认为，该约是一个为了本民族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
（54）
11、抗战后期的中外关系
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到与英美订立平等新约，再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学者们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显着提高一致肯定，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存在着分歧。
如对1943年新约，一些人认为应子充分肯定。
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直接结果。
因此，肯定新约也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
（55）还有人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
（56）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并未废除所有特权。
且所废特权当时绝大部分为日本占有，在打败日本之前，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独立国家。
（57）
以英美废约为先导，各国在战时和战后陆续与中国签定新约。
然而，就在各国纷纷放弃其在华特权之时，中苏订立了有损中国主权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学术界曾在长时期内对这一条约持肯定态度。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新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已失去的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
（58）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无论从条约谈判的背景、进程和内容来看，其不平等性质都不容置疑。
（59）
中美关系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
（60）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了摩擦与冲突。
史迪威的去职便是抗战后期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
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研究后指出，史蒋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且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
（61）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
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学者们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
对于赫尔利的变化和袒蒋，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它看成是个人行为，而认为赫尔利的行为基本符合罗斯福的对华政策。
（62）
12、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63）
美国希望在战后的亚太地区出现一个统一的亲美的中国。
它既希望国民党继续掌权，又想避免在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
于是，便有了马歇尔使华。
马歇尔提出的蓝图是：
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让出一部分权力，将共产党统一到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
有学者将马歇尔调处时期的美国政策概括为“扶蒋溶共”。
（64）关于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原因，研究者指出，这既在于美国政策内在的矛盾，也在于美国政策和中国现实的矛盾。
（65）还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展开考察，把它与此时的美苏关系和冷战的开始联系起来。
认为把各国共产党都视为苏联扩张的工具的冷战思想，对美国的在华举措产生了重要影响。
（66）
在转入公开的援蒋内战后，对于援蒋的方式和程度，美国政府内部存在着分歧。
随着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华法案》，美行政当局与国会中的亲蒋势力的公开辩论达到高潮。
国会最后通过的《1948年援华法》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但比较接近政府的有限援蒋的立场，即在抢救沉船时要量力而行，并要留有脱身的余地。
（67）美国政府在1948秋冬已开始考虑脱身问题．它多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关于扩大援助的要求。
研究者一般认为，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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