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半殖民地情形与民族主义的崛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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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半殖民地情形与民族主义的崛起

上海的“半殖民地”情形与民族主义的崛起

丁　颖

【摘要】摘　要：

近现代社会被殖民的历程和中国现代性的被动嵌入，造就了30年代的上海现代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多元共生的历史境遇，进而决定了上海现代化与殖民化、“半殖民地”情形与民主主义崛起之间的孪生关系。

着眼于上海走向现代的历程中殖民因素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力图探讨30年代上海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这一个历史过程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期刊名称】大连民族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6（018）004

【总页数】4

【关键词】上海；半殖民地；民族主义

30年代的上海，在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历史角色。

一方面因中国现代性的被动嵌入，日益欧化和繁荣，呈现出难以抗拒的繁华与富足，一跃成为古老沉寂的中国土地上的“新神话”。

一方面作为现代化的“孤岛”城市，从中国整体的政治体系中脱出，优先享受租界和通商口岸所带来的政治庇护。

这些因素造就了上海比之国内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优先发展并夯实其城市基础，进而从国内的管理模式中逸出，“主要由外国领事或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利，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

”[1]上海因历史和现代城市自身发展规律所助推的特质就尤为突出，成为研究中西文化、古今文化、新旧文化交融并蓄的最佳地点，也是审视现代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最鲜明的个案。

一、“半殖民地”境遇的现代完成

对上海的观察，首先要基于对19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殖民扩张行为的审视。

殖民主义正如幽灵般存在，模塑并决定着一个城市的模式和走向。

一方面刺激着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在赚取既得利益的同时，迫使被殖民的城市陷入了被殖民和被役使的深渊。

上海的被殖民历史首先由殖民者与晚晴昏聩懦弱的卖国者的“共谋”揭开的。

1845年由英国领事巴富尔与道台协议订立《上海土地章程》是上海“被殖民”历史最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被世人视为上海租界设立的“开路先锋”。

英国人在华在沪利益扩大，一改在广州倍受限制的局面，不仅可以贸易往来，而且可以永久地租住土地。

实行“华洋分居”和“永租制度”。

这样，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块外国居留地，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大辟殖民地和通商口了打开了方便之门。

资本输出和殖民掠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殖民地的扩增和殖民利益的获得，刺激着殖民者们不仅志在疯狂掠夺，更把土地归属权群问题作为帝国侵占行为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谈及殖民地繁荣的秘密：

“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而且必须是能够变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

[2]殖民扩张完成了统治者们最初的资本原始积累，在这里价格革命、资本输出、圈地运动和侵略战争是其主要形式。

而上海的殖民历史也不外乎这些手段。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里曾细数上海租界与战事之间的关系。

“上海兵事凡经三次：

第一次道光时英人之役，为上海开埠之造因；第二次咸丰初刘丽川之役，为华界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

第三次咸丰末太平军之役，为浙江及长江一带人民聚居上海租界之造因。

经一次兵事，则租界繁荣一次……[3]系列战争对一个城市所带来的影响既是翻天覆地的，也是不可抗拒的。

殖民的过程，不仅是武力的征服，更是政治和文化的渗透。

完成了对殖民地土地所有权的占有后，西方人随即推动了观念上的变革。

主要形式是对所属土地进行空间上的形式改造，进而完成对被殖民属地从社会结构到文化心理上的重塑。

正如罗素（BertrandRussell）曾做过如此的表达：

“除了战争，欧洲文明对中国传统生活的影响通常表现为两种方式：

一种是贸易的，另一种是智力的。

但这二者都依赖于欧洲的军事威望。

”[4]

纷扰在殖民行为背后的所谓“共荣”论调从来都是殖民者欲盖弥彰的借口。

强国对弱国的军事占领更多是经济利益和权利意志的呈现，继而是更大范围上包括所属领地和文化观念上的介入和改造。

觊觎已久是殖民者们开展殖民行为之前的心理基础，大肆改造则是他们实施殖民行为之后的思想成果。

“我们将会在所有的事上发号施令——工业、贸易、法律、新闻、艺术、政治和宗教；从霍恩角到苏利斯海湾，甚至超过那里，如果北极有什么值得得到的东西的话。

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世界上那些遥远的岛屿和大陆统统弄到手。

我们要管理这世界的事情，不管它愿不愿意。

世界对此无可奈何，我想，我们也是如此。

”[5]

伴随军事上的占领和征服后，文化上的渗透和暴占很快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区别仅在战争因素直接袒露出的是粗暴蛮横的作风。

作为在全球范围内现代性的后发城市，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19世纪中叶上海，仍然在固有的传统经济模式中缓慢发展。

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西人的军事掠夺和文化殖民让上海看到了西方，看到了现代。

“中国之外，还有一个世界”。

上海也由“无历史”转入现代文明转换的新阶段，现代上海的生成与西人在租界内最大限度赚取利益的殖民行为休戚相关。

英国作家萨克雷曾这样说过：

“凡是对海外英国殖民地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不论到哪里安家，总是将我们的傲慢、药丸、偏见、哈维酱、辣椒粉和别的看门神一股脑儿统统带上，将所到之处变成小英国。

”[6]

当初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夷敌”就在眼前。

当他们把西人的生活方式、市政建设、现代化的文化成果，呈现在对西方人恨之入骨的上海人面前，这种文化示范效应，看似温情的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渗透，却以无言的方式显示出远比战争暴力更为深刻、有力的作用。

人们在艳羡着西人在居留地兀自繁荣的文化产品，民族主义显然弱化，内里的的民族主义虚无意识对殖民行为的恶感也大大降低，甚至认为上海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与西人“现代性”的植入休戚相关。

这种悄然发生在部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对西方植入上海的“畸形革命”的渴望是不应忽略的。

晚晴以来的文化虚无主义不仅造成了部分中国人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犹疑，更大程度地决定了19世纪以来的殖民掠夺与封建压迫“二患并罚”的心理基础。

这是让人扼腕叹息的心理逆转，更是应该长期挖掘不断深思的文化现象。

“西方飞地”之称的租界上海确定无疑是西人经济剥削和文化介入的见证，更是西方殖民罪恶和强权政治的象征。

二、民族主义的崛起

上海的“去中国化”的速度是惊人的，现代植入上海的成果更是斐然。

恰似一夜之间，高高矗立的摩天大楼、市政大厅、灯红酒绿的不夜城、跑马场、咖啡馆等“去中国化”符号淹没了世人对老上海的模糊记忆。

人们怀想着古典主义的流失与现代涌入的辩证关系。

在唏嘘感慨现代城市裹挟而来的诸多的现代性品质的同时，引发的往往是现代性被动嵌入背后的历史屈辱感和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

郑振铎深有感触地说：

“我们之伤感，乃是半由民族的感情而生，半由觉察了那两种绝异的东西文明之不同而生。

”[7]这种心理震荡是置身于上海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情绪和文化心理。

一方面言明对现代的渴望，尤其是对主体性地拥有现代的渴望由来已久。

另一方面是发生在世纪交替之时的中国人主体意识的危机”。

伴随“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都市化也越来越被殖民化所替代，由此也象征着中国殖民境遇的现实化和深刻化。

由老大帝国文化自信到华夏中心地位的失落，中国知识分子更多体会到的是上海被殖民所带来的认同危机和精神困惑。

也许正是这种心理落差，才大幅度地激发出人们的民族情绪和爱国情怀，动摇着这个深植于民族文化深部的文化稳定因素。

“没有天马行空的精神，即无大艺术产生”，没有大颠覆，也没有大变革的到来。

民族国家文化身份认同的求索意识和批判意识继而被彻底催生出来。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

“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

”[8]10-11

亡国灭种的心理危机像大毒蛇一般缠绕着有爱国心和思考力的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中西文化比照和内在危机也加深了他们对民族命运的深入探索。

“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

”[8]12-13民族危机和灾难恰如悬挂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危机时时存在，灾难随时发生。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被廓清，反思批判和积极建构成为他们主要的思想特征，国民性和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愈来愈成为他们思想的核心。

在普遍存在的“中国人意识的危机”中，在最早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中间，在关于中国是否被开除球籍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有为知识分子的承续关系谱系。

《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提出“变古愈近，便民愈甚”的变革主张，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主张打破文化上的闭关锁国，“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对外关系上，开始了认知自我、认知世界的历程。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原强》、《法意》，输入“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明确将民众的改造与国家的兴衰际遇结合起来。

《少年中国说》的著者梁启超更是忧愤深广，他曾慷慨激昂地提出：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

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纂之。

”[9]

这种参与历史、融入世界的意识甚是强烈，只有这种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表达，才有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诉求和清晰思路。

而在梁启超之后的政治行为和文化行为中，一以贯之的仍是这种溢于言表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和热忱。

正如知名学者李欧梵在研究中所提出的：

“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史中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他在1899年的登高一呼，在其后十年、二十年间几乎改变了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对于时间的看法。

到五四以后，中国的城市已经接受了新的纪元。

”[10]西历的引入，反映了中国人在实践层面上融入世界的心理欲求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它深层反映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意识在那个时期的交互并置的状态。

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运命——世界范畴内帝国主义在上海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意识，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震荡，激发出了被命名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崛起。

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现实中国境遇日渐峻急，相对应的中国知识界对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探求也日渐深刻。

这种有别于“官方民族主义”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充分舒展着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并也易于将各种历史力量汇集而来的民族潜能发挥出来，并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将同一境遇下的人们聚合在一起，“驱使数以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11]

三、“带着镣烤的进军”与融入现代

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来都是危机四伏。

不仅源于军事和文化挫败所带来的自主性的失落，也来自民族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思想意识方面的迷误。

中国向何处去，是放眼世界，还是回眸传统？

是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用？

是整理国故，还是全盘西化？

是救亡图存，还是启蒙当下？

很显然，上海比之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更具有难以抉择的二律悖反和“现代性困境”。

这种困境显然催生了中国最具先锋意识的知识精英和文化群体。

他们齐聚上海，在政界、商界、文化界发挥着作用。

白鲁恂曾经这样提到过：

“民国时期上海都市文化的复杂性在于上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城市，而且又是催生和滋育大批作家、电影人、记者、学者、律师、商人和管理人才的国际都市，这些人是构建民族话语或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力量。

”[12]他们一方面感受着“被殖民”的屈辱经验，另一方面则殚精竭虑地革新图变，那份渴望“致人性于全”的潜力，“总是踏了铁蒺藜前进”。

上海需要的正是半殖民境遇下的“前进”——“带着镣烤的进军”。

作为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的象征，上海半殖民境遇的复杂性，激发了人们的“异己感”，更刺激着民族主义者们建设民族国家，改变国人命运。

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从来没有近现代历史时期这么强旺，坚守民族国家理想也越来越成为不同思想意识的精英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文化选择。

尽管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路径不同，但着眼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民族的富强发达，民智的开启和改造，打破传统，融入现代。

在这里，五四阶段的文化先驱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们的“整理国故”、“开启民智”、国民性改造、文化启蒙、“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个人主义、民本主义思想的输入，都是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大的历史前提下，着眼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形塑的人格缺欠进行的深入反思，充分显示了一代知识精英对现代性的真诚祈望。

文化批判结合文化重建，这种在思想领域所诉求的民族意识和个性解放思想，无疑将孤半绝望的古老中国引向发展进步的征途。

30年代以降，受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胶合状态所带来的压力，中国知识界集中进入民族国家想象和创建的历史阶段。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二元并存，是摆在他们面前的颠扑不破的真相。

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保持民族本色和独特个性，如何突破外在的束缚，找到民族发展的独立之路，逐渐成为知识界普遍思考的内容。

在进行民族国家想象和创建的历史时期，与铁板一块的乡土相比，城市逐渐成为民族国家主体想象和思想建构的重点。

作为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存在，城市尤其是现代化和殖民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则自然会预先融入到这一历史进程中去，并且作为标志性的示范文本，充分展现出上海即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面影。

诚然，西方对现代的植入无疑是上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半殖民社会的现实境遇无疑也催生了最浓郁的民族意识。

“外国势力的渗入，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与速率，却未中断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自然历程”[13]。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事实，在上海结束传统、融入现代的历史过程中，西方文化在上海这个城市所表现出来的现代质素得到近距离的示范，上海由文化碰撞而来的制度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无疑也具有先锋意味。

更为重要的是，最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点的上海，也最易于触发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国民性的批判反思、民族国家的想象、反思。

上海的现代化与殖民化，“半殖民地”情形与民主主义崛起之间的孪生关系自然带动了更深层次的民族品格的批判反思、民族国家的认同、求索。

同时，二三十年代上海自身卵生于城市肌体内部的资源优势和经济能力也日益壮大成熟，进而为民族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一个鲜明突出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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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莉）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5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