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案例材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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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案例材料
案例材料
案例1：
人民币一次性升值40%的价值分析
我反复认真读了《中国：
这么多美元怎么办》一文后，认为对中国而言，或许人民币一次性升值40%是一种有利的选择。
我的分析是这样的：
（一）出口影响
1．滑坡动因
政府官员、学界、制造业不支持人民币升值，核心原因有三，A.08财年国内出口增幅同比下挫至少17.9%；B.中国经济结构出口占比达40%左右，出口增幅继续滑坡，09“保八”将难以达成；C.出口增幅继续滑坡，将带来大量失业与相关社会动荡。
但我认为，如果放任出口增幅继续巨量滑坡，的确会带来上述B和C的后果，然而这与人民币贬值并无因果关系。
08财年国内出口增幅同比深度下挫，核心原因依次为：
A.欧美经济危机导致需求萎缩
B.中国制造的产品安全负面报道，比如07财年宠物食品添加三聚氰胺的丑闻
C.进口商社会责任，比如：
富士康代工iPod的血汗工厂的报道，因为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越南、土耳其、东欧、菲律宾、泰国、墨西哥等国人均工资已是中国2.5-3.5倍。
与之相反，人民币一次性升值40%，反倒能促进上文说的“09保八”和“扩大就业”。
我的理由是：
竞争优势
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40%，升值后中国制造相较巴西、南非、越南、土耳其、东欧等等中国制造替代国，依然具备鲜明的竞争优势，因为质量和品牌相近的话，价格是进口商考虑的根本因素。
上述国家人均工资是中国的2.5-3.5倍，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原料、设备价格相差无几，能源价格和资本自由流动性的优势也比中国好的有限，汇率一次性升值40%后这个价格依然存在。
比如：
九十九美分商店、沃尔玛的超级特价区，基本全部是中国制造，如：
2.99美元的登山靴、99美分的老花镜、总价99美分的一套小扳手（有十多个），这种零售价即便翻倍以后，上述国家依然连出厂价也要高于此，遑论零售价；
需求分析
中国制造的产品基本是刚性需求，如：
服装、鞋帽、家具等等日用必需品，汇率一次性升值40%后，等于整体提价40%，但他们能不穿鞋、不穿衣服、睡在地板上吗？
更何况，涨价后的中国制造依旧比巴西、南非、越南、土耳其、东欧的便宜很多，充其量也就是3个月左右的适应期，看到上述国家的价格依然远比中国制造高，而质量差距为零，当然又会继续依赖中国制造。
品牌提升
众所周知，国内零售350-1500元的一线品牌服装和鞋，在欧美零售大致25-35美元，而用料、做工都比同品牌国内产品考究很多，丝毫不夸张的说，不比二线国际品牌差，但零售价不足人家的50%，其他如家电、玩具、机电、汽车等等出口产品同样是地摊货的形象，汇率一次性升值40%后，自然大大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形象与质量信心。
如海尔电器国内零售价格甚至不比国际一线品牌低，但是国际零售价格不到人家的50%，销售国公众当然怀疑其产品质量。
（二）进口影响
进口结构
国内80%的进口是矿石、石油、粮食等大宗交易品和消费电子、家电、汽车、制造业的核心部件，比如：
电脑的中央处理器CPU/硬盘，家电芯片、手机芯片、汽车发动机等等。
2.扩大内需
零售价格
汇率一次性升值40%后，会迅速降低国内十大振兴行业的制造成本，在3个月内传导到零售价格，激发工薪阶层购买意愿，如：
欧美200美元笔记本上网电脑，国内至少要2450元，跌穿1000元价格心理线后，将迅疾覆盖工薪阶层，比如2000年手机跌穿1500元，18个月即在城市工薪阶层普及即是明证。
降低壁垒
伴随汇率一次性升值40%，将上述进口产品的关税在未来两个财年降低为零，同步取消进口商组装成整机后的出口份额限制，则消费电子、家电、汽车等将实现国际价格同步，大举扩大内需。
比如，同等配置的汽车，国内价格是国外的2.3倍-2.5倍，汇率和关税不能不说是主要因素，当前15万左右的家庭轿车，若与配置相同的国际价格对等，只需不足7万，重掀亨利·福特以400美元价格在中产阶层普及汽车的神话，当然是可以看的到的事。
汽车普及将对整车与零部件制造业、汽饰汽修汽贸、保险金融、油品、路桥、旅游、游品、住宿餐饮等下游行业有大幅提振，扩大就业，实现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的经济结构调整。
3.行业振兴
钢铁、船舶、装备制造、纺织、地产的行业影响就更加明显，钢铁行业的核心成本即铁矿石，其对进口的依存度2005年就已达57%，船舶电子、装备制造和纺织机械核心设备进口依存度已经是100%，降低进口成本后，对整个行业及其下游行业的提振价值，远远高于现有的行业振兴规划，地产业面临建材成本大幅下降，需求深度下滑，当然会直接刺激开发商降价，进而重新拉动需求。
上述扩大内需和行业振兴得以实现后，大量扩大就业，推进“09保八”的胜算的同时，也将失业暴增引致社会动荡的隐忧熄火。
（三）国际空间
目前，欧美对华贸易非议越来越大，汇率一次性升值40%，将给中国的外交带来更大空间，包括要求欧美放松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等等。
（四）外储升值
随着奥巴马政府救市方案执行，美国政府发行万亿量级美元债券已是迟早的事，与其坐等美元贬值中预期的沸腾民怨和主管官员剧增的挫折感与公众压力，不如与美国政府债券发行同步升值，赢得公众赞誉，特别是在这个失业率高升，社会不稳定性可能大增的时期，提振公众信心尤为重要。
案例2：
尼克.里森与巴林银行倒闭
1995年2月26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了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巴林银行因发生8.6亿英镑的巨额亏损，不得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并将申请资产清理。
10天后，这家拥有233年历史的银行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这意味着巴林银行的彻底倒闭。
巴林银行集团曾经是英国伦敦城内历史最久、名声显赫的商人银行集团，素以发展稳健、信誉良好而驰名，其客户也多为显贵阶层，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该行成立于1763年，其创始人弗朗西斯，巴林爵士地位显赫，威尔士亲王是巴林家的曾孙。
该银行在世界金融史上具有特殊地位，被称为金融市场上的金字塔。
它由最初一家贸易行开始，不断拓展，成为政府债券的主要包销商，在欧洲金融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它不仅为一大批富贵人家管理钱财，还为英国政府代理军费，从一个小小的家族银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业务全面的银行集团。
巴林银行集团的业务专长是企业融资和投资管理。
尽管是一家老牌银行，但巴林一直积极进取，在20世纪初进一步拓展公司财务业务，获利甚丰。
如年代开始向海外发展，在新兴市场开展广泛的投资活动，仅1994年就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地开设办事处，业务网络点主要在亚洲及拉美新兴国家和地区。
截止1993年底，巴林银行的全部资产总额为59亿英镑，1994年税前利润高达1.5亿美元。
其核心资本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排名第489位。
然而，这一具有233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掌控270多亿英镑资产的巴林银行，竟毁于一个年龄只有28岁的毛头小子尼克·里森之手。
尼克·里森是英国一个泥瓦匠的儿子，从未上过大学。
1987年，他加入摩根斯坦利。
这一资历使他在1989年被巴林银行录用，成为一名从事清算工作的内勤人员，其职责是确保每笔交易的入帐和付款。
当时巴林银行越来越多地从事金融衍生业务，里森也参与进来。
当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意图成为亚洲新兴金融业务的中心时，巴林银行也想在此获取一席之地，而里森则受命组织一个班子去实现这一目标。
里森到了新加坡之后，开始只是做他在伦敦干过的清算工作，其后由于缺乏人手，他开始自己做起交易来。
因其工作出色，里森很快受到银行重用。
1992年，里森被派往巴林银行新加坡分公司担任经理，他的赚钱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93年时，年仅26岁的里森已经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为巴林银行赢得1000万英镑，占巴林当年总利润的10%，颇得老板的赏识和同行的羡慕，总部对他的盲目信任几乎替代了对其交易的监控。
里森于1992年在新加坡任期货交易员时，巴林银行原本有一个“99905”的“错误账号”，专门处理交易过程中因疏忽造成的错误。
这原是金融体系运作过程中正常的错误账户。
1992年夏天，伦敦总部要求里森另设立一个“错误账户”，记录较小的错误，并自行在新加坡处理，以免麻烦伦敦的工作。
于是里森又建立了一个在中国文化看来非常吉利的“88888”错误账户。
几周后，伦敦总部又要求使用原来的99905的帐户与伦敦总部联系，但这个已经建立的88888错误帐户，却没有被销掉，由此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1992年7月17日，里森手下一名交易员金姆·王误将客户买进日经指数期货合约的指令当做了卖出，损失是2万英镑，当晚清算时被里森发现。
但里森决定利用“88888”账户掩盖失误。
几天后，由于日经指数上升，损失升到了6万英镑，里森决定继续隐瞒这笔损失。
另一个与此同出一辙的错误是里森的好友及委托执行人乔治犯的。
与妻子离婚后的乔治整日沉浸在痛苦之中，并开始自暴自弃。
作为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是最棒的交易员之一，里森很喜欢他。
但很快乔治开始出错了：
里森示意他卖出的100份九个月的期货全被他买进，价值高达800万英镑，而且好几份交易的凭证根本没有填写。
为了掩盖失误、隐瞒损失，里森又将其记入“88888”账户。
此后，类似的失误都被记入“88888”账户。
里森不想将这些失误泄露，因为那样他就只能离开巴林银行。
但账户里，的损失数额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如何弥补这些错误并躲过伦敦总部月底的内部审计以及应付新加坡证券期货交易所要求追加保证金等问题，成了里森头疼的事情。
为了弥补手下员工的失误，里森将自己赚的佣金转入帐户试图隐瞒，其前提当然是这些失误所引起的损失金额不能太大。
但乔治造成的错误确实太大了，急于想挽回损失的里森开始从蓄意隐瞒走向另一种错误——冒险，以红眼赌徒的心态决定恶性增资：
即在明知风险极大的情况下，以增加投资作为筹码，赌一输赢。
为了赚回足够的钱来补偿所有损失，里森开始增加恶性增资，承担的风险亦愈来愈大。
他当时从事大量跨式部位交易，试图依赖当时稳定的日经指数，从中赚取期权权利金来弥补亏损。
其实他也深知，如果运气不好，日经指数变动剧烈的话，此交易将使巴林银行承受极大损失，但赌性覆盖理性的他顾不了那么多了。
里森在最初一段时日内做得还算顺手，到1993年7月，他已将“88888”帐户亏损的600万英镑转为略有盈余。
当时他的年薪为5万英镑，年终奖金则将近10万英镑，如果里森就此打住，那么，巴林的历史也许会改变。
但在其膨胀的赌性支配下，里森继续恶性增资，加大筹码。
此时市场价格开始破纪录地波动，用于清算记录的电脑故障频繁，等到发现各种错误时，里森的损失已将近170万美元。
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里森决定隐藏这些失误，幻想以继续恶性增资来扳转局面。
1994年7月，“88888”账户的损失已达5000万英镑。
此时的里森完全成了一个赌徒，他一边将巴林银行存在花旗银行的5000万英镑挪用到“88888”账户中，一边造假账蒙蔽巴林银行的审计人员。
他幻想着以通过恶性增资赌赢市场行情，反败为胜，补足亏空。
里森买卖的是一种最简单的衍生金融工具——日经指数225的期货指数。
这是日本225种股票的价格指数，类似于美国的道琼斯指数。
这种交易并不复杂，里森对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日本股票和债券设定一个可随时兑现的赌注，这种方式类似于拉斯维加斯那种被称之为“过或不及”的足球赌博，即赌球赛的结果超过或不及某一比分，而里森赌的是日经指数超过或不及某一点数。
所不同的是，在美式足球赌博中，如果他输了，只赔掉他的下注：
而在期货市场，交易者只需押上一个很小的比例（这一比例为6%），所以得失必将超出赌注的许多倍。
巴林银行自以为没有什么风险，因为里森称他所做的巨额买进是根据客户的指令进行的，而且被认为是使用客户的资金。
此外，巴林银行不知道这些交易是通过私设的88888号帐户进行的，而且不受任何约束，结果便是致命的。
因为私设的88888号帐户有一个特点：
不论是在大坂还是新加坡，都要求在交易日结束时即时交割交易合同的差额，由于88888号帐户名义上归巴林银行所有，巴林银行自动地进行支付。
1994年11月下旬或12月，里森决定要赌日经指数不会掉到19000点以下，这似乎是一个安全的下注，因为他判断日本经济在30个月的萧条后开始复苏。
但事实上1994年12月和1995年的1月，日经指数225从19000点开始向下跌。
1995年1月17日，7.2级地震毁坏了日本城市神户，以往曾坚如磐石的日经指数在一周内下跌了7%多。
尽管如此，里森仍然在之后的三周内又买进了几千手期指，把宝押在日经指数将稳定在19000点上。
在2月份的头一周，里森赚了1000万美元，巴林银行高层欣喜若狂，梦想着里森每周都能为他们赚进这么多。
但此后的行情急转直下，里森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押赌，他完全逆市场趋势而动的大额交易使损失越来越大。
没有这种套头或对冲，也没有另外的押注可以使巴林免遭巨额亏损。
里森试图恶性增资买卖日本政府债券，但这又造成新的巨额亏损。
显然，巴林的财务已经失控，巴林银行总部一直为里森疯狂的恶性增资举动供给资金，4个星期内达8.5亿美元。
1995年2月23日，是巴林银行期货交割的最后一日，这一天，日经指数下跌了350点，而里森却买进了市场中所有的合约，到收市时，里森总共持有61039份日经指数期货的多头合约和26000份日本政府债券期货的空头合约，而市场走势和他的操作完全相反，里森带来的损失达到8.6亿英镑，这是巴林银行全部资本及储备金的1.2倍，恶性增资的巨额损失最终把巴林银行送进了坟墓。
案例3：
解密中信泰富和中国国航衍生品亏损原因
中国国航和中信泰富情况一样，在现货部位为空头时，合约前半部分为套保操作，在合约后半部分的对价中向对手卖出期权，不符合套保原则，从而使整个交易成为投机行为。
石油价格大跌，中国国航却笑不出来。
巨大数额的衍生品交易亏损不但使公司收益降低，还面临着来自投资者的责难和国资委的审查。
和中国国航类似，中信泰富、东方航空、深南电、中国远洋等企业因“套期保值”导致巨额亏损的新闻近来不断见诸报端，部分人士对衍生品市场甚至对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产生了怀疑，一些原本想在巨大价格风险波动中进行保值操作的企业也停下了脚步。
为何上述企业“套期保值”的操作非但没有锁定风险，反而引发了亏损？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这些公司的操作到底是在进行套期保值还是投机行为。
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对套期保值概念的界定，真正的套期保值交易必须包括五个要素：
现货经营和期货交易品种相同或相关，方向相反，数量相当，时间相当或相近，目的是锁定企业能够或愿意承受的成本或利润。
套保的效果要由期现货盈亏合并计算得出，强调任何某单一方面的盈利都是对套期保值不正确的理解。
如果企业进行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套期保值交易，并且遵循套期保值基本原则的话，那它在期货市场上的盈亏一定对应着现货市场上的亏盈，就很容易正确地核算出套期保值的效果来；相反，投机是通过对价格走势的预测来进行交易，期望获得价差收益。
二者区别在于：
套保旨在防范风险，投机意在获利；套保必须针对需要保险的目标，交易方向受限制，投机纯粹为了获利，交易方向没有限制。
企业为套保而参与那些附带对价条件的合约不能算作套期保值。
“套保”合约详解
基于上述条件，我们再对中信泰富和中国国航的“套期保值”操作进行对比分析。
中信泰富要对澳大利亚一笔约42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做汇率套保。
这笔投资首期支付16亿澳元，其后25年中，年运营费用10亿澳元，为了降低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公司先后与13家外资银行签订了24款外汇累计期权合约，币种涉及澳元、欧元及人民币。
其中多份合约涉及澳元，最大交易金额为94.4亿澳元。
中信泰富投资的杠杆式外汇合约主要有4种，分别为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每日累计澳元远期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
在澳元合约中，双方约定的接货汇率为澳元兑美元0.87，若汇率低于此数值，公司须以两倍数量接货；双币合约规定，中信泰富必须以0.87的澳元兑美元的汇率、或者1.44的欧元兑美元汇率，按照表现更弱的一方来接盘澳元或者欧元，直到2010年7月；而人民币合约则参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6.84计算盈亏。
合约规定，每份澳元合约都有最高利润上限，当达到这一利润水平时，合约自动终止。
所以在澳元兑美元汇率高于0.87时，中信泰富可以赚取差价，但到一定利润水平对方可以不再执行合约，如果该汇率低于0.87，不能自动终止协议，中信泰富必须不断以高汇率接盘，理论上亏损可以无限大。
再来看中国国航的合约。
中国国航燃油成本占到公司总运营成本的40%以上，因此需要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对价格风险进行有效规避。
为控制燃油成本，中国国航于2008年7月选择了双向的期权头寸，即同时
（1）卖出一个看跌期权（如果到期日市场价格S低于行权价X1，公司不得不以X1价格从对方买入原油产品，亏损X1-S；
（2）买入一个看涨期权（如果到期日市场价格S高于行权价X2，公司有权利以X2价格向对方买入一定数量的原油，盈利S-X2）。
如果油价低于X1，公司将出现亏损，如果高于X2，公司将出现盈利，如果介于X1和X2之间，则公司不盈不亏。
是对赌投机，而非套保
中信泰富和中国国航两个事件均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衍生品市场交易不当而遭受巨额损失，其性质应为“对赌投机”而非“套期保值”。
我们可以根据套保各要件进行逐一分析：
第一，从交易目的和合约内容实质上看，都带有明显的投机性。
中信泰富买入累计期权的初衷是为了对冲投资澳大利亚矿业项目的外汇风险（澳元升值风险），但从合约内容上看，该公司为了回避有限的汇率上涨风险，却附带了在汇率下跌时可带来巨大敞口风险的对价协议（按约定汇率双倍买入），在期权市场的做空行为使其实际上成为国际市场上大型金融机构才能承担的角色—发售期权的庄家，在买进看涨期权的同时，进一步赌注澳元汇率不会下跌，其强烈看涨澳元汇率并期望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的动机由此可见。
中国国航通过买入看涨期权锁定原料成本的愿望可以认定为套保，但其基于牛市判断而卖出看跌期权，在规避了油价上涨产生的风险的同时，也成为期权的庄家，产生了一个新的价格下跌的敞口风险。
由以上两案来看，两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其订立的合约如分为两部分的话，前半部分买入看涨期权可以看作出于保值的愿望和行为，但后半部附带的作为前半部合约对价的卖出协议，使两公司都成为期权的庄家，从而使整个交易成为投机交易。
从这个角度看，两公司的投行对手才是真正的资产“保值”者，他们以合约前半部条件为“权利金”，购买了一个“看跌期权”，从而规避了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
实际上，目前一般认为，累计期权本身就是投行们利用专业优势和定价优势设计的攫取财富的工具，对买卖双方来说都具有强烈的投机色彩。
第二，从品种上来看，两公司符合套期保值品种相同或相关的要件，但不是本案例的关键。
第三，从交易方向来看，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中信泰富买入看涨期权方向符合套保要求—公司目前手中没有澳元，在现货方向上可以视作是持有空头部位，因此在衍生品方向上应当买入；但作为对价部分的卖出期权规定（汇率跌破0.87时向对手出售澳元），则与其外汇现货所需方向相同—目前中信泰富手中没有澳元，相当于卖出了澳元，但合约后半部的对价协议却要向对手卖出澳元，二者方向相同，已不属于套保交易。
中国国航和中信泰富情况一样，在现货部位为空头时，合约前半部分为套保操作，在合约后半部分的对价中向对手卖出期权，不符合套保原则，从而使整个交易成为投机行为。
第四，从时间上来看，交易时间约定已脱离套保原则。
在套保时间周期上，一般每笔交易应对应于相应的现货周期，如中信泰富，如投资付款方式为1年结算的话，套保操作则应以1年为期限，但实际上中信泰富2007年所签（从公告上推测出的时间）衍生交易合约期限至2010年，与现货周期极度不符。
中国国航所签衍生交易合约期限最长至2011年，如果该公司以一年一付款的方式购买航油，其衍生品交易周期与现货周期不对应。
因此，两公司在时间上均并未严格对应其现货市场交易周期，超出部分可视为投机。
第五，从数量上来看，由于衍生品履约周期为3年，远远长于现货贸易周期，造成两公司衍生品量都大大超过实际所需保值量。
中信泰富买入外汇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是为了对冲投资澳大利亚矿业初期投资16亿澳元的外汇风险，加上1年10亿澳元的运营费用，1年所需澳元总量也不过26亿澳元，但在外汇衍生品上的投资实际上最终持有超过90亿澳元（仅以其一笔最大的合约头寸计），金额比实际矿业投资额高出3倍多，大大超出所需保值部分，带来新的数十亿澳元敞口风险。
中国国航航油套保量为其年需求量的50%上下，但一保3年的操作，使其实际上拥有所需保值量3倍的衍生产品。
可见，两公司的操作均已经背离套期保值原则，带来了新的敞口风险。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通过对远期、期货、互换、期权等进行组合即可实现保值需求，复杂的结构性产品一般都有投机的成分。
如果两公司完全从保值避险出发，出于避免澳元上涨或航油上涨目的，则完全可以购买看涨期权，其最大的损失无非为权利金这一“保险费”。
套保应从源头抓起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场外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花样不断翻新的产品在经过华尔街精英的包装后，成为向外兜售的良好“风险管理”工具。
国内企业因为缺乏对各类衍生工具的了解和研究，容易轻易签下风险不对等的合约而遭受巨额损失。
如中信泰富签订的累计期权合约（Accumulator，按谐音香港称之为Iwillkillyoulater，我晚一会杀死你），是近几年新兴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其一般运作模式是，由大的投资银行等机构向客户（对手）出售一份期权合约，合约规定客户可以在固定的期限内、以一定的折扣价格、连续购入一定数量的资产，如果资产价格上涨到一定的程度，卖方有权终止合约；但是如果资产价格跌破协议接货价，客户必须以协议价格赔钱购入资产，直至协议到期。
对客户来说，这样的协议收益有限，风险却无限。
而累计期权的卖方在设计产品时，凭借定价优势，一般会为期权合约在执行时间上预留了足够的反转空间，因此客户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中国企业从中航油开始，屡屡折戟于复杂的期权市场，除了对复杂衍生品缺乏了解之外，更与国内企业投机心态严重、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内控机制不足有关，从而使风险不断积累和扩大。
如从中国航空公司的情况看，公司的初衷是固化成本，但航空公司做套期保值的人员并不是都对期货交易很精通，更多的是依靠行业分析和报告来判断和操作。
由于2007年乃至2008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投行分析报告都认为国际油价在2008年下半年会继续攀升，高看至200美元，航空公司因此误判了趋势，在保值的同时又进行实质的投机，造成巨大损失。
中国国航在现货价格跌破卖出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X1之后，还是可以补救的，补救的措施就是再以一个合适的执行价格买入一个看跌期权，用来对冲其卖出看跌期权的风险，但中国国航管理层期望扳回损失，错失了挽救的机会。
中信泰富签合约时同样只想到了涨没有想到跌。
在内控机制的问题上，中信泰富体现得较充分。
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的公开信中称，“集团财务董事未遵守集团风险对冲政策，在进行交易前未按照公司一贯规定取得董事会主席的事先批准，超越了职权限度”，“财务总监未尽其应有的把关职责，没有将此等不寻常的对冲交易提请董事会主席关注”。
显然中信泰富公司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方面缺乏有效的流程控制，风险对冲政策形同虚设。
由于语言理解、外汇波动风险等因素的存在，企业参与国外市场面临更多的风险因素或更大的成本；场外市场通常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且存在一定的信用风险（如安然事件）；从品种类型上看，远期、期货、互换、掉期、期权等基础性风险管理工具风险相对较小，使用简单便利，完全可以管理相应资产风险，而复杂的结构性产品不易理解和使用，部分品种设计中隐含的条件可能带来较大风险。
从风险可控性来说，衍生品市场的使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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