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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历史经验
我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学习,并因此大受其益。
党成长壮大的历史也是一部学习的历史。
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每当遇到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便特别强调学习,并组织了卓有成效的学习活动。
“有几次全党范围的大学习活动,成效尤为明显”。
在目前的党史研究中,对于历史上的学习活动也多有提及,但一般都是从学习重要性的角度论述,对于历次学习活动的背景、特点和成效等方面尚缺乏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
对中国共产党90年来若干次重大的学习活动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并总结其基本经验,有助于深化党史研究,也对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特别是当前正在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建设活动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养料、获得历史启迪一、党关于学习的思想与活动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伴随着深入的学习而诞生
考察党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酝酿和创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
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陷入苦难之中。
为救亡图存,求进步的中国人纷纷向西方学习,但从法国、美国等国家学来的种种主义和方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的命运。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推动着中国的先进分子把学习的对象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显示了巨大威力。
于是,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而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思潮的主流。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认真学习和反复比较,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李大钊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他还在北京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
陈独秀也在1920年3至9月,发表了许多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做了系统的阐述,也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
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的影响下,经过对各种学术思想和革命学说比较、鉴别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回忆道:
1920年在北京期间,热心地搜寻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这三本书是: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五四时期,既有像毛泽东这样在国内受十月革命的鼓舞而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也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赴国外勤工俭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进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
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
蔡和森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在法国“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留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时期,曾经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一些同盟会会员也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给别人搞去了。
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分子纷纷准备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仍然是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建党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先进分子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果。
当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不长,而且党的创立者所学习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还比较肤浅,导致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加上封建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只能在实践中继续学习。
(二)延安时期努力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新的复杂的形势,党的理论素养、政策水平和知识能力急需提升,特别是党在经受了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严峻考验、经过抗战初期的磨砺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主要领导者痛彻地感到,党的理论准备不足和教条主义的盛行是导致革命遭受严重挫伤的重要原因。
为切实提高广大党员的能力和党的领导水平,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学习,毛泽东在会上指出:
“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个学习运动,与解决物质匮乏而开展大生产运动一样,通过学习运动解决精神食粮问题。
延安时期,党开展的学习活动与以往日常的学习相比,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一是对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通过讲习所、夜校等方式进行学习培训,并注重在实践中学习,在战争中学习,但是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一些党员干部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没有深刻理解,对学习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刻。
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为提高全党学习的自觉性,毛泽东对开展学习运动的原因进行了精辟阐述。
他说,开展学习运动,既有一般规律上的普遍性和永久性,又有直接原因。
直接原因有三条:
首先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
因此,要领导革命就必须要学习。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再次是“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
“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
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
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
二是建立了必要的领导体制和学习制度。
1939年2月,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统一领导学习运动。
此后,中共中央陆续发布了《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要求根据地所有各类干部都要进入各类学习之中。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了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
中共中央还专门作出规定,每年的5月5日,即马克思诞生日为干部学习节,以此为契机来推动全党范围学习活动的持续开展。
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了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1942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
在总学委的领导下,各地各单位也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组织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初步统计,仅1939年夏至1942年初的三年时间,中共中央及中央各部门发出的关于学习和干部教育的指示和决定就多达13个,对各级各类学习提出了明确要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学习制度。
这一学习制度,为随后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1942年2月正式开始的全党的整风学习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学校,成为全党进行系统学习的重要阵地。
三是学习的内容更全面更系统。
根据形势发展和党员干部的需求,党中央安排的学习内容更为多样化。
首先是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中央要求党员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的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专门编印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学习文献。
其次是学习研究党的历史。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党史研究的意义、对象、任务、目的和方法,成为中共党史学的经典文献。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等重要文献选编,供干部学习之用。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带头研究党史,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了党的经验教训。
这次集中学习研究党史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中共七大,学习党史的突出成果是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
再次是学习党的有关政策和各项业务知识。
194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培训中,及党的各种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计划之内,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
中央有关部门依据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的原则,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类课程,编写了课本,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科学常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文艺等多个方面。
学习内容的系统性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是学习的形式和方法灵活多样。
各地党的
领导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干部水平,举办各种层次的党校学习和专题训练班,采取教员指导和学生自学相结合方法开展学习。
各地党组织鼓励干部群众在不影响工作和战斗的前提下进行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
针对学习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没有功夫”和“看不懂”问题,中央强调用“挤”和“钻”的办法分别解决。
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
毛泽东提出,看不懂也有一个解决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
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
全党的学习活动,带动了整个根据地干部群众的学习热潮。
延安时期,不但全党而且整个根据地都变成了一个大学校。
全党的学习大大地提高了党的战斗力量,促进全党的团结,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夯实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前后虚心学习执政本领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了学习的任务。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出了一句名言: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
同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向全党郑重地提出了学习的问题:
“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这就是困难。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
”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对学习的内容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城市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外交的斗争。
为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党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在向谁学习的问题上,党的领导人的胸怀是宽广的、大度的,态度是谦逊和诚恳的。
“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
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
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
”在学习的对象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
“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可以说,全面学习苏联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活动最鲜明的特点。
20世纪50年代集中向苏联学习不是偶然的。
当时国际形势和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使新中国实际上失去了选择的余地。
而且西方一些大国还对新中国实行“禁运”和“封锁”,也不可能向他们学习。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过中国革命,中国要走向社会主义,必然要以苏联为榜样。
新中国面临发展经济、文化和医治战争创伤的繁重任务,需要资金和技术援助,苏联答应而且实际上也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向苏联学习就是必然的。
当时,学习苏联的途径是很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多种方式,广泛介绍和宣传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加深了对苏联的全面了解。
据不完全的统计,在50年代前期的几年里,中国翻译出版了数千种和数千万册苏联书籍。
二是强调向苏联各方面的专家学习。
大批来华帮助中国进行各项建设的苏联专家,成为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经验的传播者,中国人就是直接向他们学习的。
三是大量派遣各类人员到苏联去学习。
各行各业,各界各部门都以苏联为榜样,按苏联的模式、经验,进行建设或改组。
向苏联学习活动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积极方面说,通过学习,解决了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等问题,尽快建立了社会管理机构和生产管理方式,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了促进作用。
当然,学习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存在着盲目迷信苏联的现象,对苏联的经验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存在着照抄照搬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作了分析,要求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克服。
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学习活动,邓小平曾给予积极评价: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
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
(四)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多次提出要加强学习,毛泽东也多次推荐书目,并带头读书,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来看,“应当承认学得不好。
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
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新时期,中国要奋起直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人才匮乏,“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
邓小平在多种场合反复呼吁要重视学习,要勤于学习,要善于学习。
他说: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
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
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他指出:
“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
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
”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要下苦功夫学习。
“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
学不会的或不愿学的,只能调整,没有别的办法,你耽误事业嘛。
”学习的内容主要分为传统的内容与新时代发展所需的知识。
从传统的学习内容看:
一是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结合起来。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既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全党的一次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活动。
二是学习研究党的历史。
在全党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从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知识方面,当时强调了要学习三方面知识,即学经济学,学科学技术,学管理。
关于学习的途径,首先是从实践中学,在干中学,通过创办经济特区和各项改革实验,学习专业知识,学会经营管理。
其次是向书本学习,通过办学校、办培训班和自学,掌握基本业务知识。
再次是向国外学习。
面对开放的世界,必须有开放的头脑。
中央和地方政府派出了众多考察团出国参观考察,学习世界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全党重新学习的活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
素养和知识能力,为恢复和贯彻党的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人才保障。
全党的重新学习活动也带动了全社会的学习,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有所作为成为社会共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渐成社会风尚。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调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是前无古人的,没有先例可循,只有靠我们自己不断地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和开拓。
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不懂得、不熟悉的东西很多,即使过去懂得和熟悉的,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懂得、不熟悉。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知识素养都会经受新的考验,只有学习才能提高境界,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
因此,边实践边学习,既是紧迫的要求,也是长期艰巨的重要任务。
江泽民指出:
“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新矛盾、新问题、新情况、新知识、新经验层出不穷,我们更要注意学习。
”他强调:
“学习问题,关系到广大干部自身的进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
我们全党全民族都必须有这个共识。
”为此,江泽民反复强调的一个口号就是:
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1995年11月,江泽民在北京考察工作时提出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
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把讲学习作为首要的任务来抓,通过学习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
江泽民在《论加强和改进学习》一文中,对党员干部学习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和阐述。
他指出:
“做一名合格的政治领导者,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都要学,特别要注重学习反映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发展的各种新知识,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水平和知识水平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
”他特别强调了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注重理论学习。
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
学习理论,关键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和片面性。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学习现代经济知识。
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金融、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通过学习现代经济知识,提高我们掌控经济发展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第三,学习科技知识。
当今时代,科技进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此必须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要通过这种学习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加强做好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第四,学习历史知识。
江泽民认为:
“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
我们要通过学习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认识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继承发展优秀文明成果。
外国的历史也要学习,使我们的世界眼光不仅具有现实的广度,还具有历史深度。
这一时期,党中央特别强调学习应该养成习惯,形成制度,并努力构建自上而下的学习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
1989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省部级在职领导干部学习制度的通知》,为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举办高级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
中共中央在1993年和1994年间先后举办了四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全面系统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三,开创了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制度。
早在1986年7月中央领导曾集体学习法制课,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继续下去。
时隔8年,19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听取了法律知识讲座。
从此,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开始形成制度。
从1994年到2002年,中央领导共组织了12次集体学习。
这样的集体学习既能帮助领导科学决策,又为带动各级干部学习起到了表率作用。
第四,加强党校轮训干部的力度。
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党校的有计划培训进一步加强,各种层次的培训班为在职干部提供了宽广的学习平台,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新世纪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
善于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是学习的题中应有之义。
进入21世纪,我国对于发源于西方的“学习型”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创建学习型城市、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区、学习型乡村的活动纷纷开展起来。
党中央坚持把学习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面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胡锦涛强调指出:
“面对这样的新形势新任务,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
从全党来说,当中国进入到发展黄金期与社会矛盾凸显期,没有学习,没有对党的先进性、党的执政地位、执政能力、执政方式的深刻认识,就难以解决建设怎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怎样引领中国发展、实现中国怎样发展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要带领人民群众创建学习型社会,就必须把自身建设成一个学习型政党。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战略要求。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结果,也是对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借鉴和创新。
新的形势下,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既要继承和弘扬优良的学习传统,进一步加强学习培训,更要注重持续不断地主动学习,使学习成为党组织的一种内在需求,在各级党组织中形成一种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理念和体制,形成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学习方法,能够主动地运用学习的理念去处理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复杂问题,使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作风、队伍和活动机制建设等方面进入一种新境界、达到一个高水平。
新时期,为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各级党组织已逐步将学习从有组织的安排进一步向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使学习与加强政党建设实现了有机结合。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已经形成制度,为全党的学习作出了表率。
党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在5年间进行了44次集体学习,平均40天左右就集体学习一次,持之以恒,从不间断。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已有20多次,众多专家学者相继走进中南海,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科技、历史、国际问题、社会、军事、党建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向中央领导进行专题讲解,中央领导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能坚持集体学习,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学习自觉性,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的榜样,也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一个生动示范。
在全党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更是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生动实践。
广泛而持续地学习,保证了党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正确把握前进的航向,不断提高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胜利。
二、党开展学习活动的经验与启示
学习活动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与自我完善的动力和源泉。
党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发展。
卓有成效的学习促进了党的理论创新,使党能够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持之以恒的学习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保证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丰富多彩的学习提升了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和精神境界,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方法。
纵观党的学习史,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总结。
(一)理论武装始终摆在学习的首位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特点和优点。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首要任务是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从延安时期努力“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到当今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始终强调把理论学习放在首位,从指定阅读书目到专题研讨与培训,理论学习不断深化。
可以说,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并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经验之一。
理论学习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切工作的先导,并引领着各方面创新。
创新的基础是学习和继承。
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学习活动,都对党的理论创新起了推动作用。
延安时期全党的学习运动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