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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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近代英国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如同任何大国的崛起一样，近代英国的崛起是在国际战略环境、国内社会经济基础及政治制度、国家对外战略选择等多种要素推动下逐步实现的。

下面是整理的一些近代英国的崛起原因，供大家参阅。

界定英国何时崛起为大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初期，英国一直是欧洲的一个主要国家，曾经历了多次的辉煌。

但奇怪的是，英国的国运呈现出清晰的波浪型趋势，它在每一次辉煌之后总会跌入衰落的低谷，沦为二流国家。

例如，14;15世纪英国几乎征服整个法国，但却突然溃败出欧洲大陆，并随即陷入30年之久的内部残杀（1455;1485年的“玫瑰战争”）;经过都铎王朝前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英国恢复了元气，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英国开始挑战不可一世的欧洲霸主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并在1588年令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然而，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603;1649），英国又陷入国王与议会的持续对抗，在大陆国家竭力争夺欧洲霸权（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时候，英国正忙于内部的争斗，几乎被其他国家忽略不计，正如1640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

经过清教革命和内战的洗礼，英国突然再度崛起，令欧洲其他国家震惊不已。

奥利弗;克伦威尔当政时期（1653;1658），英吉利共和国一统英伦三岛，并在第一次英荷战争（1651;1654）中击败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共和国，取得在北海、英吉利海峡乃至整个大西洋上的优势;随后英国又派舰队远征西印度群岛，夺取了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和北美的阿卡迪亚等殖民地;接着，克伦威尔一改几十年来英国置身大陆事务之外的态势，积极参与法西之间的战争，最终从西班牙手中夺取敦刻尔克要塞（1658年6月），取得前往欧洲大陆的钥匙。

在宗教事务方面，克伦威尔力图充当全欧洲新教徒的保护者，他凭借英国强大的陆海军，对欧洲大陆那些试图迫害新教徒臣民的天主教君主大行威逼恐吓之事。

克伦威尔极力提高英国的国际威望，如他自己所称，“我要人像从前尊敬罗马共和国那样尊敬英吉利共和国”。

⑧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在他当政时期，英国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以致克伦威尔的反对派、保皇党历史学家克拉伦敦（EdwardHydeClarendon）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国内的伟大，不过是他在国外之荣耀的投影而已”。

克伦威尔时期本应被视为英国崛起的开端，这不仅在于英吉利共和国实际取得的成就，更在于“克伦威尔触摸到了一个更深远更持久的国家强盛概念的奥秘，即一个建立在贸易和殖民地、法律和宽容、节俭和创业之基础上的帝国，它将打开通往海洋并最终环绕全球的通道”。

⑩然而，由于此后30年里的事态发展，英吉利共和国的强大最多只能被看做英国崛起为大国的序幕而非其正式的开端。

1658年9月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又一次陷入了波浪型国运的怪圈，在不久后继起的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1660;1688），英国几乎丢失了克伦威尔时期全部的利益、地位甚至尊严。

侥幸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采用种种玩世不恭的伎俩获取供自己享乐的资金，全然不顾甚至蓄意出卖英国的国家利益。

例如，1662年他以20万英镑的价格将英国将士浴血奋战夺得的敦刻尔克要塞卖给了其表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致使英国在大陆的唯一一个据点得而复失，而法国却立即将该要塞建设成一个可直接威胁到英国安全的庞大军港。

再如，他极力推动英国发起对荷兰的战争，但其真实目的并非深思熟虑的称霸海上，而是希图通过一场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矛盾，并从中获取更多供自己支配的资金，诚如有历史学家揭示的那样，当1664年12月英国议会拨出巨款用于对荷兰作战之时，“查理二世第一次发现了如何从其不情愿的臣民那里获取钱财的秘诀”。

（11）如此情形下发动的第二次英荷战争（1664;1667）之结局是不难推断的。

英国海军再难展示昔日雄风，相反是荷兰舰队直闯入泰晤士河，封锁、炮轰伦敦达几个星期（1667年7月）。

但即便战事告急，英国议会也不愿再拨款，他们坚持认为，已经拨出的200万英镑肯定被国王的官员们浪费甚至窃取了。

斯图亚特复辟王朝时期的英国完全没有系统、主动的对外政策，在当时法国处心积虑地夺取欧洲霸权的形势下，查理二世甘做路易十四的附庸，最典型的事例是1670年5月他与法国秘密签订《多佛尔条约》，该条约规定法国每年向查理二世个人提供25万英镑津贴;英法在1672年春共同对荷兰宣战;查理二世如果因公开宣布皈依天主教而在英国国内遇到麻烦时，法国将派兵6000人赴英格兰援助查理二世。

（13）这显然是一项英国国王本人出卖自己的国家和臣民的条约。

故而，英国根据该条约发动的第三次英荷战争（1672;1674），也称不上奋发图强的举措，而只不过是依附法国的为虎作伥之举。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查理二世及其继承人詹姆斯二世继续从法国获取大批秘密津贴，作为回报，他们顽固地压制英国公众和议会的反法情绪，听任路易十四的法国在欧洲大陆耀武扬威，抢夺大片西班牙和德意志的领土，也听任英国沦落到被他国忽视的境地。

法国著名史家基佐因此断言：

“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统治期间，英国是属于路易十四的”。

改变英国这种虚弱状态的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

威廉三世就任英国国王，令英荷这两个近40年来持续搏杀的民族化敌为友。

事实上，自16世纪后半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独立之时起，英荷两国就形成了某种唇亡齿寒的关系，正是由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慷慨相助，新独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才免除了被西班牙重新征服的厄运;斯图亚特王朝前期，两国也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

英国革命后英吉利共和国称霸海洋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导致英荷两国干戈相向，但第一次英荷战争已解决了相互间的基本矛盾，英荷战争末期克伦威尔曾满心指望英荷这两个新教国家在战后紧密合作，1654年缔结的英荷条约甚至还包含了一项防守同盟条款（条约第5款）。

（15）如前所述，此后英荷两国的继续敌对，主要是因查理二世为取悦路易十四所致。

在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形下，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其主要的威胁并非来自对方，而是来自法国。

威廉三世入主英国，终于将两个天然盟友协调起来，故有学者评论称，“从这个意义上说，克伦威尔的希望现在由光荣革命实现了。

”（16）在此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与荷兰的密切合作一直是英国外交和安全的重要基础之一，正如英国著名政治家老皮特（WilliamPitttheElder）在18世纪中叶所说，“与荷兰的紧密联系应该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或如英国政论家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在18世纪末所称，荷兰“虽然名义上是外国，却是英格兰最珍贵的一部分”。

将光荣革命看做近代英国崛起的起点，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英荷关系的调整，其最主要的理由是此后英国的壮大呈现出连续性和加速性，这与此前英国时断时续的偶尔辉煌大为不同。

光荣革命后的英国以全新的姿态挑战欧洲头号强国路易十四法国的霸权，连续投入两场遏制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战争，即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有学者称“路易十四王朝的辉煌时期结束于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18）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则颇为夸张地称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确立了英国在欧洲的霸权”。

（19）《乌特勒支和约》之后，英国在保证欧洲大陆力量格局基本均衡的同时，主要通过成功的海外扩张稳步壮大力量，其力量触角大大超越了欧洲的范围。

当1740年前后欧洲大陆局势再度出现动荡之时，英国返回欧洲再次抵制复兴的法国称霸大陆的野心。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看起来与九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实际内涵大不相同，因为在后两场战争中，英国更多地关注欧洲之外的力量发展，事实上，在这两场战争中，英国与西班牙以及与法国之间的战事都爆发于欧洲战事开始之前，由此产生的结果也就自然超出了欧洲，扩展到全世界。

英国不仅通过七年战争维持了欧洲大陆均势格局的稳定，还再度摧毁了法国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夺取了法国在北美大陆和印度的几乎所有殖民地。

丘吉尔称七年战争后“英国在欧洲之外成为海上和陆上的主人”，他援用英国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当时的评论来渲染英国显赫的大国地位：

“罗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们征服世界只经过三次战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罗马时代扩大了一倍”。

（20）英国著名史学家J.R.格林（J.R.Green）将七年战争看做英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称英国在此之后“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而已……英国突然高耸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这些国家处在单个大陆的位置注定它们在以后的世界历史上处在无足轻重的竞争地位”。

七年战争后英国力量是如此强大，乃至十多年后英国在北美独立战争（1776;1783）中遭受的巨大挫折也不能撼动其强国地位。

英国在几乎陷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力抗相继介入北美独立战争的法国、西班牙和荷兰，除了被迫同意北美殖民地独立之外，英国并未丢失多少其他利益，“英国在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及法国财政的狼狈境地意味着英国需要对波旁敌人（法国和西班牙）所作的让步远比先前想象的少得多，（1783年的）凡尔赛和约大大恢复了1763年巴黎和约所建立的局势，从而巩固了英国的殖民和贸易控制权”。

（22）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并未如法国所愿充当其前宗主国英国的死敌，相反，英国得以延续此前它与北美殖民地之间近乎垄断的贸易关系。

不仅如此，正是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得到了迅速扩展和强化（英国在1775;1782年的第一次马拉塔战争和1780;1784年的第二次迈索尔战争中大获其利），这足以抵消北美13个殖民地的丧失。

故德希奥称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英国相对于欧洲大陆的力量保持得完好无损”。

（23）这种迅捷复原的能力，本身就是世界大国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使英国得以在不久后的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1793;1815）充当遏制法国扩张的中流砥柱。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英国迎来了更为辉煌的19世纪。

从历史回顾来看，我们可以清晰地确认英国是从光荣革命开始稳步崛起为欧洲直至世界强国的。

但是在光荣革命之时，还很难看出这一点，因为其时英国的国力相当虚弱，根本无法与法国等量齐观。

从基本国力来看，英伦三岛总面积约31.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700年仅为894万（其中英格兰和威尔士为540万，苏格兰104万，爱尔兰250万）;相比之下，法国拥有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1700年的总人口达1930万。

（24）法国的经济实力也远胜于英国。

按英国统计学家格里高利;金（GregoryKing）在1688年对欧洲人均国民收入的统计，荷兰为8.14镑，法国为6.3镑，英格兰为7.18镑。

（25）根据当时各国的人口规模，我们可以测算出虽不精确但大致可靠的英法两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即法国约为12159万英镑，英国约为6418万英镑，（26）法国的经济实力接近英国的两倍。

就军事实力来看，英国陆军人数在1689年仅1万人，到1691年才增加到近7万人，（27）与路易十四麾下40万大军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英法海军力量的差距较小，但英吉利共和国时期称雄一时的英国海军也已在第二、第三次英荷战争中有所消耗，1685年时英国海军大小舰只数量约143艘，其中主力舰数量为104艘，（28）以后数年中未再增加;而相比之下，法国在科尔伯重商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海军，其规模从1661年的区区18艘扩大到1681年的276艘，（29）其中主力舰达120艘。

（30）故史家断言，“从1689年开始[英国]面临着一个远比以前的西班牙或荷兰更为可怕的强敌[法国]”。

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法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也高于英国，其工业生产能力稍稍比英国先进，大约在1715年左右法国的工业产值就开始与农业产值持平，而英国直到1740年才达到这样的水平。

（3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内夫（JohnUlricNef）则断言，“在1736到1785年间，法国的工业生产和大规模工业的增长速度显然至少与英国一样快，甚至更快”。

或许正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前英法两国经济实力对比不利于英国以及工业革命迅速扭转这种对比的事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强调工业革命对于英国崛起的关键作用。

的确，工业革命对英国经济腾飞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我们只要简单地了解以下统计数据：

在1700～1760年间，英国的实际国民产出年均增长率为0.69%，1760;1780年间为0.70%，而在1780;1801年间，增长率猛增至1.32%，1801;1831年间更达到1.97%。

（34）然而，一个同样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恰恰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在其经济发展水平还低于法国的时候就崛起为实实在在的欧洲头号强国，这或许令人有所不解，这也正是本文试图解释的一个主要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实力固然是决定国家强弱兴衰的重要依据，却并非国家力量的唯一参数，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参数，古今中外的许多历史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

中外学者提出过多种考量一国综合国力的较为科学和全面的计算方法，其中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是由美国学者雷;克莱因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克莱因公式”：

Pp=（C+E+M）×（S+W），其中，Pp代表可感知的力量（perceivedpower），C代表人口和领土（C,criticalmass,population+territory），E代表经济实力（economiccapability），M代表军事实力（militarycapacity），S代表战略目标（strategicpurpose），W代表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willtopursuenationalstrategy）。

（35）这一考量模式对我们认识近代前期英国的崛起大有帮助。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英国的C和E两项参数落后于法国，但它在M、S和W三项参数上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它的不足。

下面本文将从国内政治基础、财政支撑、海军力量、双向战略等方面来剖析近代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近代英国的崛起原因二、君主立宪制度光荣革命前一百多年间英国国运的波浪型趋势显示：

国内政治制度的运行良好与否攸关一国国际地位的强弱。

当英国王权与英国议会相互谅解之时，英国便能推行积极有效的对外战略，而当双方无法协调相互矛盾之时，英国也很难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

16世纪下半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正是凭借英国民众的普遍拥戴和英国议会的衷心支持才敢于起而对抗西班牙;而英吉利共和国之所以能强盛一时，其重要原因是它本身就与议会浑然一体;至于护国主时期（1653;1660），克伦威尔干脆解散了“残阙议会”，实行不受任何国内政治拘束的独裁统治，因此也不存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对抗。

相反的情况是，斯图亚特王朝和复辟王朝始终无法处理好与议会的关系，致使其当政时的英国在国际上碌碌无为，直至其王朝统治两度被推翻。

作为外来者的威廉三世无望取得伊丽莎白一世那样的拥戴，也无力建立克伦威尔那样的独裁，他欣然入主英国的目的全然是为了利用英格兰的财富和陆海军力量来对抗法国，作为交换，他愿意充分尊重英国国民的政治意愿。

而英国民众既然不想恢复到40年前的共和政体，又担心再次出现克伦威尔那样的专制君主，便只有在制度上向国王权力施加有效的约束。

在这种双向意愿的组合下，立宪君主制度在英国诞生。

1689年颁布的《权利法案》（BillofRights）、1694年的《三年集会法案》（TriennialAct）、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案》（ActofSettlement）等一系列法令极大地约束了英王的实际统治权，保证英国议会的立法、财政、司法等各项权力，从而解决了始终扰乱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政局稳定的王权与议会对抗之难题。

正如有学者总结的那样，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了庞然大物型的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的意愿，服从他们的法律”。

表面上，光荣革命后英国的立宪制度仍给予英国国王对外宣战、媾和、签约等特权，但实际上，对这种特权的限制却非常严格。

首先，1701年英国议会颁布的《王位继承法案》明确规定，当非英国出生的人担任英国国王时，不经议会同意，英国国王不得进行任何为保卫不属于英王属下领地或领土的战争，且任何外国人不得担任枢密院大臣或其他政府官职，不得担任议会议员，（37）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英国国王为个人私利随意动用英国资源的可能性。

其次是财政限制。

1698年，英国议会明确拨给王室每年70万英镑的终生款项（即所谓“CivilList”），同时规定除此之外的其他开支需由议会讨论决定，这促使国王必须充分征求议会的同意才能获得推行对外政策所需的经费，由此便形成了对外政策领域王权与议会之间的相互制衡，诚如1739年时一位英国贵族在英国议会上院的一段发言中表述的那样：

“诸位都知道，媾和与开战的权力是由国王掌握的……我们的宪法始终表明，国王在决定和平与战争时有权利让议会参与，也有权利不让议会参与。

没有哪位明智的国王真的会冒险不让议会参与”。

更为重要的是王权本身的变化。

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固然还有效地掌握着政府决策和运行的大权，但自1714年起，入主英国的汉诺威王朝国王逐渐地把几乎所有的职权托付给内阁，“王权”的内涵不再是国王本人的权力，而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的“行政权”。

内阁成员作为国王的大臣表面上要听命于国王，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按英国人传统的说法，“乔治一世不过是他的大臣的代码而已”，（39）其继承人乔治二世（1727;1760）也大致如此。

相继掌握英国政府决策大权的罗伯特;沃波尔（RobertWalpole）、佩勒姆兄弟（HenryPelham和ThomasPelham-Holles）、老皮特、诺斯勋爵（LordFrederickNorth）等人大多是英国主要政党辉格党或托利党的领袖，往往作为议会多数党的领袖出任英国首相。

但这种身份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政策始终得到议会的多数支持，他们必须通过协调党派利益来推行政策主张。

这样一来，对外政策的决策程序，就由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商讨演变为议会中各党派和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讨论和协调。

因此，“议会成为政治集团在其中明确其立场和表述其观点的机构，也成为政府得以在其中将其政策规划向国内外听众阐述为国家利益以寻求支持的机构”。

（40）议会中的党派利益之争，总是借助“国家利益”的口号，如埃德蒙;伯克在1770年的《当前不满之原因思考》一书中界定的那样：

党派“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联合起来，依据一些他们全都同意的特定原则，通过共同行动来推进国家利益”。

18世纪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虽然是在极其有限的选举权范围内产生，他们还是逐渐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代理人，自诩以促进英国国家利益为己任，如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声称的那样，是人民派他来帮助国家的。

（42）出于这种意识，议会下院议员经常反对内阁和政府政策，这种反对也被英国民众和舆论称道，如1770年的一篇报纸文章宣示的那样：

“议会中对政府举措的反对，就其本身而言从来都非邪恶之事，它对国家来说经常有着创造性的益处”。

（43）18世纪英国议会的两党制尚不十分成熟，有许多议员不属于辉格党或托利党中的任何一派，因此，首相及其内阁大臣不得不仰仗这些所谓的“独立派”议员的支持，也因此需要争取普通民众的支持，因为“虽然其时的选举制度还算不得民主，但公众舆论的影响对于议会议员如何投票远非无关紧要”。

由于议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巨大影响力，英国决策者保证对外政策得以推行的关键就在于获得议会的支持。

为此，他们必须充分考虑到英国整体的国家利益，或至少要让议会和大部分民众相信他们的政策合乎国家利益的要求。

这并不等于说18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但这套体系的确保证了英国不会推行可能招致多数国民反对的政策。

至于国王的个人要求，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中已无足轻重，即使他们有时的确也能追求自己的某些图谋，但他们必须首先影响内阁大臣，进而影响议会的意向，才能将个人的利益偷偷融入英国国家利益的旗号之下，正如伦敦的一家主要报纸《箴言报》（Monitor）在1758年曾揭示的那样：

“糟糕的大臣不经请示议会，就以英国利益的虚假幌子同意参与保卫外国领土，然后再寻找方法来保证在议会两院获得多数支持”。

（45）而在有些时候，国王的意向干脆会因大臣的反对而无法实现，例如，当1733年法国发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时，英王乔治二世及其德国出生的卡罗琳王后一再敦促首相沃波尔介入大陆政治，沃波尔却予以坚决拒绝，他对王后称，“夫人，今年在欧洲有5万人被杀，而其中没有一个是英国人”。

（46）这个珍惜英国人生命的理由，令国王夫妇难以否决。

议会在英国对外政策决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在有关外交事务的辩论在英国议会辩论中所占的较大比例。

据英国学者的最新统计，在1714年以后的最初十多年间，在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总共1500次辩论中大约有一半是专门针对对外政策以及与对外政策相关的事务，而且，许多表面上是内部事务的议题，如陆海军拨款比例、对大陆国家的津贴、1715年叛乱后对天主教徒的惩罚措施等，也是部分地或主要地受到了战略考虑的驱动。

（47）在以后的阶段，情况大致类似。

在1732;1750年间，有关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也占到议会辩论次数的一半;只有1750;1763年间出现了例外，其间对外政策问题的辩论不到议会辩论总次数的1/3，但那是由于议会记录明显不完整所致。

光荣革命不仅导致了英国政坛决策程序的变化，还导致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法案出台，大大缓解了英国内部社会政治矛盾。

尤其在宗教方面，1689年颁布的《容忍法案》（TolerationAct）有着重大意义，该法令重申英国国教的主导地位，但又给予其他非国教信徒（但不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信仰的权利，只要他们不反对国教教会信条。

这项法案至少部分实现了宗教宽容的信念，使得占英国民众很大比例的清教徒等新教教民有了较自由的生存空间，从而大大降低了自16世纪上半叶起一直困扰英国内部团结的教派纷争之危害性，有力提升了英国社会的和谐度。

由于光荣革命建立的宗教和社会政治制度得到英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可，他们对保持这种制度有了自觉的热情，特别是在“詹姆斯二世党人”复辟活动始终存在且得到外国（主要是法国）支持的情况下，英国民众对战争和外交保持高度的关注，对外政策成为英国政治中的优先考虑事项。

历史学家注意到，从17世纪末起，英国人成为一个“政治民族”（politicalnation），他们“拥有了”英国的大战略。

“外国消息通常占据英国报纸的头版，实际上也主导着整个报业……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民众执着于遏制路易十四及其‘普世君主’的计划”;除了荷兰共和国外，整个欧洲没有哪个国家的公众像英国公众这样对对外政策和大战略问题如此感兴趣。

（51）在路易十四之后情况同样如此。

英国学者的详尽统计显示，在1714;1725年间，英国出版的所有小册子（pamphlets）和书籍中，有关对外政策主题（军备、殖民地、贸易和通商）的将近10000件，相比之下，涉及宪政和“斯图亚特复辟”主题的只有5000件左右;在1726;1763年间，前一类主题的数量基本上都保持在后一类一倍左右的规模。

（52）这些数据表明英国民众对英国争取并保持国际强势地位的关注程度。

而且，这种关注往往倾向于支持国家大战略，有学者断言，“从历史回顾来看，1689;1815年间呈现出一种主流，即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国家的对外和贸易战略;即使在与北美殖民地人发生无利可图的冲突时期，这种赞同也保持了平衡”。

近代英国的崛起原因三、财政汲取能力一个国家的潜能以其领土人口规模及经济实力为基础，同时，使这种潜能得以有效发挥出来的实际手段和具体措施也不可轻视，在许多时候，国家调集政府可支配资金的能力显得更为直接和有效。

如前所述，光荣革命时的英国整体国力不强，远逊于当时的欧洲霸主法国，但它却能在对抗法国的斗争中迅速崛起，其重要原因是其优于其他欧洲国家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