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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上）
来源:
《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作者:
段炼
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
【摘要】近20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
思想史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
具体而言,在观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
【作者简介】段炼,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5年第1期。
一、“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
对于近2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度支配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修正。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
大致来说,“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
实际上,近20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
“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
现代性的问题意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
其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
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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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看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
《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理德尔（Jens Riedel）、艾森斯塔德编著:
《多元现代化的反思:
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对于“多元现代性”议题的理论内涵及其历史实践的思考,参见许纪霖主编:
《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张治江、安树彬: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理论导刊》2012年第11期。
③许纪霖、陈达凯编:
《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史”。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①引发的反思。
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的解释模式。
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待近代中国的历史。
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
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鸦片战争。
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
而发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
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②。
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③。
可以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
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
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
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
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
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
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④,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
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
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义。
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的强劲挑战。
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⑤,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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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②郑大华:
《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9页。
③王德威:
《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被压抑的现代性:
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④许纪霖:
《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沈松侨:
《国权与民权:
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12月;罗志田:
《理想与现实:
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71～314页;沙培德:
《清末的国家观:
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
《权威的理由:
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性观念》,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163页;杨芳燕:
《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
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许纪霖主编:
《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317页。
⑤汪晖:
《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王中江:
《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2008年第4辑;高瑞泉:
《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姜义华:
《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2007年第1期;许纪霖:
《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兴起,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群己”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
许纪霖的《大我的消解:
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周昌龙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等论文①,剖析了近代中国“个人”观念的形成过程。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从“群己关系”来看待“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近代中国的个人又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
“自由”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引发近代中国数代知识分子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
章清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杨贞德的《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黄克武的《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童世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等论文②,集中讨论在新旧转换的近代中国,作为现代观念的“自由”与“民主”,立足点是“国家”还是“个人”,实践方式是“调适”还是“转化”,不同的知识分子有着不同的言说与实践。
而这些言说与实践的选择,又给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带来极为复杂的后果。
金观涛、刘青峰的《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王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陈弱水的《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黄克武的《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崩解之时,借助对“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等观念的思考与实践,尝试重建社会重心的思想努力。
围绕意识形态与“革命”的观念,陈建华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王远义的《宇宙革命论:
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刘季伦的《敢教日月换新天:
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等论文④,阐述了在一个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暴力革命不仅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建构政治秩序的最终方式,也是重塑意识形态和心灵秩序的最终选项。
简言之,正是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理念的接纳、完善与扩充,近20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于一系列观念史议题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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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许纪霖:
《大我的消解:
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春季号;王汎森:
《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171～200页;周昌龙:
《新思潮与传统:
五四思想史论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②章清:
《“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史林》2007年第3期;杨贞德:
《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转折》,《转向自我:
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个人》,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2009年版;黄克武:
《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3～382页;童世骏: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杨国荣主编: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文向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金观涛、刘青峰:
《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1年6月;王汎森:
《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陈弱水:
《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9～117页;黄克武:
《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私观念的重整》,黄克武、张哲嘉编:
《公与私:
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版,第59～112页。
④陈建华:
《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王远义:
《宇宙革命论:
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1999年版;刘季伦:
《敢教日月换新天:
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第5期;刘季伦:
《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刘擎、关小春编:
《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198页。
近2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也在方法论上影响到中国近代观念史研究。
特别是在一个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里,如何将日渐成熟的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检索技术,应用到处理层出不穷的史料电子文本之上,成为部分观念史研究者关切的焦点。
部分研究者相信,如果能对某一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关键词,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就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词语所代表的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及其团队所建立起的1830年至1930年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共计一亿两千万字。
他们利用这一数据库,发表了数篇以“共和”、“民主”、“权利”、“个人”、“社会”、“经济”、“科学”等关键词为分析对象的论文,探讨这些重要的现代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在其新著《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①与《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②一文中的介绍,自19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言学、语义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
在中国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绝大多数新器物、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往往可以用中文定名和翻译某个外来新名词来追踪。
新观念的形成也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新名词的出现和传播。
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确的基础,而且下一步的分析梳理,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质疑。
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词研究,也与这一时期对于涉及社会变迁与思想形塑的“新名词”研究彼此激荡。
黄兴涛在《“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③一文中,就对加强新名词背后的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据研究者对近年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刊登的相关论文考察,不少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思想史论述已不断涌现。
如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马敏的《“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鲁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黄兴涛的《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等文④,或通过考察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名词,如“解剖学”、“文明”、“文化”等,“或通过对中国已有词汇的变化,以展现近代国人思想、观念、认知的变迁,同时使人能从中体察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进程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过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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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
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②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③黄兴涛:
《“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④高晞:
《“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谢放:
《“绅商”词义考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马敏:
《“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王东杰:
《国中的“异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鲁萍:
《“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罗志田:
《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黄兴涛: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
⑤转引自王毅:
《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二、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
在变化万端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密切的交流与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深度所在。
2008年,由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①,通过描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试图揭示社会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
9卷本丛书包括耿云志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郑大华、彭平一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从传统到近代》,邹小站的《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郑匡民的《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王中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宋惠昌的《人的解放与人的发现:
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变》、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张剑的《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分别围绕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外来文化的刺激与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展开各自的论述。
在耿云志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作者特别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两个主要趋势,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
“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
有了开放的文化心态,才可能对文化的世界化有健全的认识:
这就是把中国文化如实地看成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文化中汲取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把我们的文化之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
这种开放的世界化观念真正开始于近代中国,最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是消化吸收新文化运动观点的阶段,也有继续发展的成分。
“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各人的创造精神。
”个人解放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趋势之一,真正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
个性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即胡适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
个人的个性得到伸张,同时要对个人的行为负责。
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的界定:
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
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群体自由的正确关系。
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①。
近些年来,在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历史追踪中,研究者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中“权势转移”（罗志田语）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趋势。
大体而言,围绕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三个面相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
第一,经典衰落导致知识的变化。
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以工农士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因“西潮”冲击而发生的社会危机。
罗志田在《经典的消逝:
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文中,梳理并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经典“去神圣化”与“去经典化”的现象,强调其背后实有一个从“无意识推动”到“有意识努力”的发展进程,使得经典最终被排除在常规阅读之外,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态。
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
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的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②。
第二,科举废除导致士大夫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社会结构变迁即是思想演变的肇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
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受冲击最大。
科举制的废除造成读书人无所归依,中国社会的重心逐渐丧失,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程度大大加剧。
与此同时,从晚清到五四,作为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等新兴社群日渐崛起,开始通过报刊、学堂与社会团体等新的公共空间重建“社会重心”。
罗志田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李仁渊的《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
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沙培德的《启蒙“新史学”:
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范广欣的《从郑观应到盛宣怀:
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许纪霖的《重建社会重心:
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知识阶层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形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耿云志主编: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②耿云志:
《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2005年第1辑。
③罗志田:
《经典的消逝:
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见2012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http:
//mingching.sinica.edu.tw/newsletter/032/sinoreport/sinoreport3.html（2014年11月1日查阅）。
④罗志田:
《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
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241页;李仁渊:
《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
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3～50页;沙培德:
《启蒙“新史学”:
转型期中的中国历教科书》,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51～80页;范广欣:
《从郑观应到盛宣怀:
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105～136页;许纪霖:
《重建社会重心:
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2006年第11期。
第三,社会的权势转移,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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