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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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
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
关于《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是我们特意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公众参与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提高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及其所在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水平三个层面来探索一种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
多层次分析发现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是一个主观感知和客观状况、个体因素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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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众评价；环境保护；信任水平；工业污染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108-08
一、引言
从社会学学科诞生之日起，社会学家就对现代性的社会后果有着浓厚的兴趣，主要体现在：
社会学家关注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技术变迁的深度及其广度，同时也反思这一转变过程对人类社会所依存的生物物理环境产生何种影响。
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铁笼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煤的时刻。
〔1〕虽然韦伯只是想用比喻的方式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但是也指出了社会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石油资源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所依赖的主要能源，但是根据世界上现有的石油储量，只能维持40年。
对资源存量的计算已经表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相关环境政策实施的重要性、紧迫性。
社会学家们在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及其实现路径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已经提出了生态现代化、反思现代化和后物质主义社会等理论来分析和指导生态环境危机的应对。
尽管这些理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都强调环境保护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
〔2〕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加速推动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涉及到了日常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带来经济损失，而且导致社会冲突和公众健康的损失。
面对严峻挑战，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发生从单一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管理到加强环境立法、寻求公众参与和监督的转型。
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此，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是绩效评估的客体，公众则是绩效评估的主体。
从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形式来看，一是社会团体或第三部门自发启动、自主实施，开展对政府绩效的独立评价；二是公众参与到由政府部门发起并组织实施的绩效评估活动中去。
〔3〕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分别在2003年和2010年调查了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工作的主观评估，这也是公众评估政府工作的一种形式。
本文旨在探索公众对中央政府（以下简称“政府”）环保工作评估的影响因素模型，试图揭示公众评估的内在规律，并为政府改进环保工作提供参考。
二、文献与假设
当前一些文献更多地是从不同学科视角强调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其态度的影响。
例如，经济学关注的是个体收入、就业状况、家庭财富的积累对政府工作评价的影响〔4〕，社会学关注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性别对政府相关政策评价的影响〔5〕，社会心理学则从公众的信任水平、对风险的认知来考察对政府工作评价的影响。
〔6〕本文试图结合个体层次与社会层次，采取多维、综合的视角来考察影响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因素。
在个体层次，最常见的分析是关注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国内外研究表明，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评价有着一定的影响。
例如，有学者就指出，年龄、性别、政治倾向与对政府的环境政策态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7〕国内已有的研究也有相似的发现。
〔8〕但是，用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能解释总的方差所占比例都比较少。
尽管如此，在下文的分析模型中还是要考察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
除了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之外，本文还试图分析个体层次其他维度的影响因素。
理论上讲，个体的心理状况应该是对公众评价有着直接影响的变量，而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可以看作个体心理状态的一个重要指标。
信任是良好社会秩序的基础，是一个社会复杂系统的简化机制。
〔9〕政府信任是一种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指公众对于政府权威机构和组织行为的一种评估，其标准是公众的期望是否得到很好的实现。
〔10〕当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高，说明公众对政府的各项期待得到了很好的实现，反之，说明公众对政府工作不满意或者不认可。
国外研究表明，公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或者政策的支持与他们对政府信任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
〔11〕据此，本研究假设
（1）：
公众对政府信任水平越高，他们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就有可能越高。
进一步而言，个体的环境关心也可以看作一种基于对环境认知的心理状态，并且可能对其评价政府环保工作具有影响。
当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提升后，除了更乐意从事环境友好行为，他们对优良的环境这一公共物品会更加期待，并因此对政府行为有着更高的期待和更严格的要求。
我们有理由推论，即使在客观环境没有继续恶化的情况下，由于公众环境关心水平的提高，其对政府行为的不满也有可能上升，并影响到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公众环境关心水平越高，其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就有可能越低。
此外，我们也把个体对客观环境问题的认知情况看作其心理状态的一个指标，这在理论上应该是其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如果公众没有认知到环境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他们应该是对政府环保工作做出倾向于肯定的评价。
相反，如果公众从不同的渠道认识到客观环境问题及其危害的存在，他们就会对政府干预有所期待，并因此影响到其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公众对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得分越高，其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就越低。
在社会层次，我们关注经济发展水平与客观环境状况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宏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有着复杂关系，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KuznetsCurve，简称EKC）假说。
该假说最早由美国学者格罗斯曼与克鲁格（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他们通过对42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部分环境污染物（烟尘、二氧化硫等）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反映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库兹涅茨曲线一样，也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12〕即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的增长会加剧环境污染，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突破某一特定“转折点”，继续增长反而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虽然这一假说是否完全成立还存有争议〔13〕，但是，一般而言，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公众对良好环境的需求就越大，政府由此采取干预措施，并且也有物质上的保障，从而促进环境状况的改善，公众因之会对政府行为做出肯定性评价。
如果政府行为滞后于公众的期待，公众可能就会给予消极性评价。
考虑到我国实际情况，假定后面的情况存在，那么提出假设（4）就是合理的：
公众所在地区的富裕程度越高，其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就越低。
此外，个体所在地区的客观环境状况应该也是影响其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重要因素。
英格尔哈特（Inglerhart）的研究表明，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既受客观环境状况的影响，也受主观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影响。
〔14〕据此，客观环境状况越坏，公众可能会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越差。
考虑到我们可以搜集到各地区的环境污染统计数据，我们提出假设（5）：
公众所在地区的环境污染程度越高，其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就越低。
三、数据和方法
本文采用的个体层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调查点覆盖了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
除了核心模块外，CGSS2010同时包含了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SSP）环境模块、国际社会调查合作组织（ISSP）宗教模块、东亚社会调查（EASS）健康模块。
对于这三个模块，调查者通过随机数来决定回答哪一个模块。
这样，被调查者回答每一个模块的概率是相等的，这三个模块形成的三个子样本具有同样良好的全国代表性和同样水平的抽样精度。
其中环境模块的样本量是3716个。
对于样本中的缺失值，我们采用两种处理方法：
对于一些重要的连续变量，占比例较大的缺失值，例如，收入和教育、环境关心水平，采取均值替代的方法；对于一些分类变量，由于他们缺失值占样本比例很少，不到1%，直接把这些缺失值删除后再进行分析，最后得到的有效分析样本数是3663个。
本文还采用的省级层次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内地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指标（由于来自西藏的样本数只有2人，西藏没有纳入总的分析）。
从CGSS抽样过程来看，分层整群抽样有可能产生集群效应，这就有可能违反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所假定的每个个体是相互独立的假设。
同时考虑到嵌入式的数据结构和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量排放不一，所以我们在本文中采用多层次分析模型检验个体层次和省级层次因素对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
（一）个体层次变量
本文因变量是公众对中央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在问卷中设置问题如下：
“在解决中国国内环境问题方面，您认为近五年来，中央政府做得怎么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别为：
1.片面注重经济发展，忽视了环境保护工作；2.重视不够，环境投入不足；3.虽尽了努力，但效果不佳；4.尽了很大的努力，有一定成效；5.取得了很大成绩；8.无法选择；-1.拒绝回答；-2.不知道；-3.不适用。
由于回答-1、-2、-3的比例很低，不到1.5%，为了比较的方便，我们将-1、-2、-3的应答合并到“无法选择”中。
对回答为1、2、3、4、5的分别赋值为1、2、3、4、5，分数越高表明他们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越高。
其中为了能把“无法选择”回答项目纳入分析，假定他们持比较中性态度，赋值为3。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因变量是有着5个类别的定序变量，我们只是为了解释的方便，在模型中操作为连续变量。
在自变量方面，个体层次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
年龄是连续变量；性别，编码男性为1，女性为0；教育水平编码为：
没有受任何教育为0，小学和私塾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高中、中专赋值为12，大专赋值为14，本科赋值为16，研究生以上赋值为19；居住地类型：
城市为1，农村为0。
收入水平是个人上一年总收入，为连续变量；政治面貌为二分变量，中共党员为1，非中共党员为0；宗教信仰为二分变量，有宗教信仰的为1，无宗教信仰为0。
个体层次的社会心理变量包括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环境关心水平和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
其中，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设计问题的回答分别是：
1.完全不可信；2.比较不可信；3.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4.比较可信；5.完全可信。
对这五个回答选项，分别赋值为1、2、3、4、5。
分值越高表明应答者对政府的信任度越高。
关于环境关心水平，国内学者认为包括10个项目的中国版本NEP量表（CNEP）的测量效果更好。
〔15〕本文采用CNEP量表测量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
〔16〕量表中对每项问题的回答分别为：
1.完全不同意；2.比较不同意；3.无所谓同意不同意；4.比较同意；5.完全同意；8.无法选择。
其中，我们将“无法选择”并入到“无所谓同意不同意”。
项目1、3、5、7、9、11、13、15，属于正向问题，8、10属于反向问题。
对正向问题，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1、2、3、4、5。
对负向问题，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赋值为5、4、3、2、1。
通过对CNEP量表做信度分析，得到克朗巴哈系数为077，可以认为该量表有着较高的信度。
我们将10个项目的得分加总，得到环境关心水平的总分，分值范围从10分到50分。
从心理学的“刺激-反应”视角出发，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反应”和公众对环保状况的感知这一“刺激”因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CGSS2010的问卷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整个环境状况的判断：
“根据您自己的判断，整体上看，您觉得中国面临的环境问题是否严重？
”对该问题的回答分别有6项：
1.非常严重；2.比较严重；3.既严重也不严重；4.不太严重；5.根本不严重；8.无法选择。
为了分析的一致，我们把“无法选择”归到选项3。
在问卷中有18人做出“拒绝回答，不知道和不适用”的应答，我们视之为缺失值，没有纳入数据分析。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对这一变量进行了反向编码，得到的结果为：
5.非常严重；4.比较严重；3.既严重也不严重；2.不太严重；1.根本不严重。
（二）省级层次变量
本文中省级层次变量包括两个方面4个指标：
对于经济发展，我们采用两个指标：
第一个为各省的人均GDP（万元）；第二个为各省的GDP增长速度。
对于工业污染，我们借鉴了格罗斯曼与克鲁格1991年论文中采用的空气污染指标：
第一个为二氧化硫排放量，包括工业二氧化硫和生活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总和；第二个是烟尘排放量，包括工业烟尘和生活烟尘排放量的总和。
关于以上各类变量的描述见表1。
（三）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我们采取了如下的分析步骤：
首先是零模型，也叫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就是在个体层次和地区层次都没有解释变量。
模型可以见如下公式1：
层次1个体层次：
Yij=β0j+rijrij～（0，σ2）
（1）
层次2省级层次：
β0j=γ00+u0ju0j～（0，τ00）
（2）
其中，Yij是对成员i在j省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得分，β0j是在j省的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平均得分，rij是残差，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σ2代表了在同一省份环保评价的变异程度。
γ00是总的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得分，u0j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τ00的正态分布，τ00代表了对政府环保评价在不同省份之间得分的变异程度。
这个模型的目的就是要分解总的方差在个体层次和地区层次分别是多少，而且还可以计算组内的相关系数（ICC，Intra-classCorrelationCoefficient）。
ICC可以被定义为τ00/（τ00+σ2），这个系数高表明了组间变化多，反之就说明组内变化可以解释的总方差多。
在后续模型分析中，我们将与假设相关的变量分别加入模型中。
在模型2中加入人口社会经济变量，这个模型主要是检验人口社会经济变量对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
在模型3中加入社会心理变量，主要是验证本文提出的前三个假设。
在模型4中，加入省级层次的变量，目的是评估省级层次变量对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以检验本文提出的后两个假设。
本文使用随机截距模型，其中模型的截距就是省级层次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平均得分，每组的差别是根据因变量的平均值来变化的。
随机截距是唯一的组效应，个体层次的每个回归系数在这些模型里面是固定的。
数据分析使用的软件是HLM软件，这一软件预设了运用完全最大似然法去估计各个参数的值。
因为在自变量中存在不同的测量水平及变量值大小差距比较大，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对所有的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最后得到的模型结果见表2。
在模型中，个体层次的变量包括X1（年龄）、X2（教育程度）、X3（收入）、X4（性别）、X5（政治面貌）、X6（宗教信仰）、X7（居住地）、X8（对政府信任水平）、X9（环境关心水平）、X10（环境问题严重性感知）。
省级变量包括W1（GDP增长速度）、W2（人均GDP）、W3（二氧化硫排放量）、W4（烟尘排放量）。
四、分析与发现
如表2所示，模型1显示了两层的完全无条件模型，从模型1结果可知总的方差有多少是分别可以被个体层次和地区层次所解释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层一效应的方差点估计是098，远远大于层二方差点估计（0089）。
通过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CC）的值为0086，也就是说人均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得分的方差的86%是属于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层二的方差估计其实就是对各个省份人均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得分的方差进行分析。
如果各个省份的人均评价得分没有显著差别，那么对层二方差的卡方统计检验应该是不显著的。
但是，数据的结果表明对层二方差的检验是显著的，卡方值为25279，自由度为29，表明不同省份之间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得分可以从个体层次和地区经济、环境状况等方面来解释。
所有的个体层次变量都加入模型2。
结果表明：
年龄、教育程度、性别和政治面貌与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得分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其中，年龄越大的人，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越高；和女性相比，男性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得分也更高。
另外，政治面貌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也有着显著影响，考虑到党员和非党员在政治忠诚度方面的差别，也就不难理解党员对政府环保工作的积极评价要更高一些。
此外，模型2的结果还表明，人均收入水平、是否有着宗教信仰和居住地类型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没有显著影响。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在个体层次上，对政府环保工作影响最大的是教育程度，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得分越低。
在模型3中，我们加入的社会心理变量包括：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环境关心水平和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
个体层次的方差分别从0954到0913，省级层次的方差也减少了一些。
这一变化表明，社会心理变量在模型中对个体层次的方差有着较强的解释作用。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与对政府环保工作的主观评价有着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他们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就越高，由此假设1得到了数据支持。
环境关心水平和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也有着显著负相关关系，表明环境关心水平越高，公众对政府的环保要求就越高，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就越低，假设2也获得了数据支持。
同样的，公众感觉到的环境问题越为严重，他们对政府的环保工作就越不满意，认为政府的环保工作没有做好，假设3也得到了数据证实。
由上述三个社会心理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影响最大。
在模型4中加入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指标。
表中数据显示，当控制了个体层次的变量后，人均GDP越高的地区与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呈现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公众在满足一定的物质需求后对良好的环境有着更迫切的要求。
可以说越富裕的地区，公众对良好环境的要求就越迫切，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就越为严格，假设4得到了数据支持。
但是，GDP的增长速度和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另外对省级层次的数据分析表明各省GDP的增长速度也和各省人均GDP水平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说明经济增长速度不必然会导致政府的环保绩效评价得到提升，因为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跟经济存量相关，所以也不一定跟实际生活水平以及环境污染相关，自然不一定与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相关。
从工业污染指标来看，烟尘排放量越高的地区，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就越低，但是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政府环保工作评价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
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的一个显著区别是烟尘的排放更容易被公众观察到，因为烟尘的主要成分就是燃料的灰尘颗粒物、未燃尽（炭黑）颗粒物、其他颗粒物质等，这些颗粒物质多数能够被肉眼所见。
而且，近年来，雾霾和细颗粒物PM25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使得公众对这一环境议题高度关注。
相比之下，二氧化硫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大量排入大气中会形成酸雨，尽管对公众健康危害也很大，但是远不如公众对导致雾霾的各类可见颗粒物那么关注。
导致这两种污染物在模型中不同效应的主要区别应是污染物可观察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污染物内在成分上的差别。
可以说，公众可见的空气污染越重，也就越倾向于对政府的环保工作给与较低评价。
因此，假设5得到了部分证实。
五、总结与讨论
通过CGSS2010数据的多层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省级层次的差异能够解释总的方差的86%，在本模型中剩下的914%被个体层次的变量所解释。
在个体层次的分析中，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这一变量的解释力最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64，其次是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感知和环境关心水平，分别为-0091和-0081。
在省级层次上，影响显著的变量有两个：
烟尘排放量影响最大（-0183），接下来是人均GDP（-0133），但是GDP的增长速度和二氧化硫排放对环保工作的评价没有影响。
从上述多层模型可以看出，影响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各类因素既有人口社会经济变量，也有社会心理变量；从层次上，既有个体层次，也包括社会层次，即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环境状况。
在个体人口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分析显示，收入水平的高低和他们对政府的环保评价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但是，年轻的一代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更是趋于消极；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由于接受的信息来源更广，对政府的环保工作评价也持更为审慎的态度。
从性别上看，男性比女性对政府的环保工作给与更高的评价。
有关研究表明，女性在社会化过程中被鼓励更富有同情心并扩展到其对自然的保护性态度，因而对政府的环保工作态度更趋于保守，而男性的社会化导向更多是养家糊口的重任，使得他们更多考虑经济增长和资源的开发利用。
〔17〕不过，本文的发现是因为两性各自社会化过程的不同抑或其他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究。
从政治面貌来看，党员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要比非党员更高，这从侧面反应了政治忠诚度在对政府工作评价方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通过回溯CGSS2003的数据，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的历时性变化。
由于2003年CGSS环境数据只调查了城市居民，因此在历时性对比分析中也只能是限于城市。
从2003年到2010年，城市居民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消极和中性评价（项目1、2、3）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而积极评价（项目4、5）所占比例却呈下降趋势（参见表3）。
与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评价趋于消极相对照，近年来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是不断加大的。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政府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在十七大之后明确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从2000年到2010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有关环保的立法就不下10部，还不包括国务院相关部门颁布的各类行政法规。
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呈比较稳定的增长趋势。
〔18〕与此同时，一些监测数据也表明环境保护工作正在取得进展。
从主要污染物排放来看，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指出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比2005年下降1245%和1429%，双双超额完成“十一五”减排任务；最近的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也表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还在持续下降，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12年分别下降29%和35%。
由此可见，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与政府实际开展的环保工作可能存在着不一致。
这里，除了由于宣传不足等原因导致公众对于政府为改善环境所付出的努力了解不够之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不足也是可能的原因。
但是，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公众对于环境质量改善的预期超出了政府所推动的实际改善。
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代际更替、环境关心的增长，这些因素都使得公众对于实际的环境状况更为敏感，对于改善环境状况的要求更为迫切。
因此，即使环境状况客观在改善，公众的主观感觉也可能是在恶化。
对比2003和2010年的CGSS城市数据表明，城市居民在对环境问题严重性的感知方面，在“根本不严重”、“不太严重”和“比较严重”的项目上回答比例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2010年数据中，居民在“既严重也不严重”选项上从2003年的2474%减少到了2010年的1406%。
在“非常严重”的选项上，2003年比例为1731%，到了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438%。
因此可以说，与2003年相比，2010年有更多的公众在主观上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非常严重”。
与此同时，即使政府在做出改善环境的实际努力，只要这种努力的程度依然滞后于公众的预期，同样也难以得到公众的积极评价。
如此一来，我们探索影响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因素模型，在理论上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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