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杭州历史地理吴越西府.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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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杭州历史地理吴越西府

05、杭州历史地理-吴越西府

五、吴越西府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一统局面的再次分裂，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

地处两浙、都治杭州（西府）的吴越国，国狭势弱，三面受敌。

但开国君主钱能审时度势，采取“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基本国策，使两浙较为安定，人民稍享安乐。

钱及其后继者利用和平安定的环境，在其统治区域内，特别是在都城西府杭州，从事有利“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举措，为提高吴越国的经济财力、文化优势和防卫能力而大力加强国治民安的基本建设。

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钱任镇海、镇东军节度使“还治钱塘”算起，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纳土归宋止，经营杭州达83年。

使杭州发展成为邑屋繁会、江山雕丽的江南胜境。

这一时期，在杭州城市的发展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开拓阶段。

综观吴越时期西府杭州的城市建设，项目繁多，有的放矢，成效卓著。

各项基本建设项目，都经过全面考虑，缜密规划，而后逐步实施。

但较之南宋临安时期，有关吴越杭州城市发展的史料相对贫乏，今天对当时杭州城市规划及其繁荣发展的具体情况，没有完整的史料可循，但对相关史料中有关城市建设的叙述进行梳理，仍然能够窥视吴越杭州城市的巨大发展成就。

1、修筑城垣，加强防卫：

吴越国曾先后共三次筑杭州外城。

由于前两次筑城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第三次虽有记载但未明确说明，因此，多数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前两次筑城，而忽略了第三次筑城。

故其研究所得结论，有待商榷。

第一次于唐未大顺元年（890），钱任杭州刺史兼防御使时，出于军事需要，开始修新城，是年闰九月“王命筑新夹城，环包家山，洎秦望山而，凡五十余里。

”由于城基主要以杭州西南山区为主，故“皆穿林架险而版筑焉”。

杭州北部的东西城墙沿吴山以北的隋代运河杭城段（即清湖河）直抵今德胜桥以西的夹城巷（亦称长板巷），东西相距不到300米，南北却长达12里，故称夹城。

在地形上，夹城高于周围2至3米，今武林门以南，因被后代城区发展所填而不显见，武林门以北，则相当明显，地层钻探资料也表明有城基的迹象。

第二次筑城时间是景福二年（893）七月，此年由于军事上的胜利，钱被拜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他征集二十余万民工及北征胜利归来的“十三都兵”，在夹城的基础上，“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

“城门凡十，皆金铺铁叶，用以御侮。

”其东界从今东新关桥起沿五里塘河向南，再沿今中河西侧向南抵六和塔江边。

在中河西侧的吴山东麓，及至宋代还有朝天门（今鼓楼遗址）、炭桥新门（今丰乐桥西）、盐桥门（今盐桥西）等城门名称。

其北界从东新关向西偏南接夹城，再向西至下湖河。

其西界沿下湖河东侧的东马塍向南经流水桥，沿西湖东岸向南过赤山埠、四眼井至六和塔江边。

因罗城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形如腰鼓，故称“腰鼓城”。

第三次筑城在开平四年（910）。

钱筑捍海塘的同时，在塘的西部形成了“重濠累堑，通衢广陌”，在“重濠累堑”中，有一条平行于海塘的沟濠，其北段为后世的菜市河，亦即今东河，南段即龙山河，亦即今中河南段。

筑捍海塘后，钱又“广杭州城”，展筑东南之外城，“建候潮，通江等城门”，由是“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

将杭州城墙的东界，从中河西侧的罗城再东拓到今东河之西岸，今中河当时遂成城内运河，今东河遂成城濠。

1985年在凤山门以南的中河整治工程挖掘现场，发现这次“广杭州城”的城墙已在今地表3米以下。

由于南宋临安府城所沿袭的主要基础，就是这次所广的杭州城，故其北界也可断定在此前后从今夹城巷一线南缩至今环城北路一线。

从大顺元年“筑新夹城”，至开平四年“广杭州城”，仅仅20年时间，杭城东界就从清湖河西岸一跃而至今东河一线，在历史时期杭州城市的发展程中，这是创纪录的。

这20年所拓的城区，成为今天杭州城区的中心。

2、新筑子城，营造宫室：

钱于乾宁三年（896）任镇海、镇东军两节度使，乾宁五年（898）自润州（今江苏镇江）移镇海军治所于杭州，即以凤凰山隋唐州治为治所，扩展州厅西南隅，依山阜为宫室。

及吴越建国，遂于后梁开平四年（910）以州治为基础建子城，旋即成为国都治所，设朝于凤凰山下。

吴越国的子城，周九里，“南为通越门，北为双门”。

通越门在凤凰山之右，双门临江，双门外还建碧波亭，用来检阅水军。

并将吴越子城的建筑范围扩展到慈云岭，“至滩岁（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年），开慈云岭”，又修建西关城宇。

子城内殿堂宫室，重檐叠阁，雕梁画栋，还“廊回路转”、“垂杨夹道。

间以芙蓉”，“环以古松”，“风帆沙鸟，咸出履下”，俨然如一处大型的江滨墅园。

吴越国子城，治袭六朝钱唐治地和隋唐州治，使其地发展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杭城中政治中心，为南宋大内奠定了国都皇城的建筑基础。

3、沿江筑塘，阻遏海潮：

为了确保杭州安全，除加强城防，积极抵御外来侵犯外，还需制服使杭城深受其害的浙江海潮。

杭州是“江海故地”，海潮为患由来已久，从钱奏梁太祖《筑塘疏》中，即可见当时海患之猖蹶：

“海飓大作，怒涛掀簸，堤岸冲啮迨尽。

自秦望山东南十八堡，数千万亩田地，悉成江面，民不堪命”。

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两浙局势渐趋稳定，杭州城垣基本竣工后，钱就着手修筑海塘，阻遏海潮。

最初所采用的修筑手段是传统的“版筑法”，但“怒潮急湍，昼夜冲激，版筑不就”。

传说钱“募强努五百人，以射潮头”，“潮乃退钱塘，东趋西陵。

”其实是钱总结了“版筑不就”的教训，采用了以石筑堤的新方法新技术：

“运巨石盛以竹笼，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

从此“沙土渐积，塘岸益固”。

所以后世记载：

“筑塘以石，自吴越始”，史称“钱氏捍海塘”或“钱氏石塘”。

这种以竹笼盛巨石，用木桩固定的办法，在海塘建筑史上称之为“石囤木桩法”，是一项了不起的技术创造，一直为后世所采用。

钱氏捍海塘南自六和塔，北迄艮山门，全长“三十三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丈”，化帑“十万九千四百四十缗”。

其址在今复兴路－建国路一线，1983年在江城路南星立交桥施工时，已发现钱氏石塘遗迹。

考古专家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对吴越捍海塘作了如下描述：

“海塘的纵向大致是南北走向的，由两大部组成：

靠江潮一边立几排柱，直接承受潮头的冲击，它的作用是减弱潮势；柱的里边就是堤坝。

堤坝可分三部分，靠柱一边，也就是堤坝的外侧，是一道木框架，暂称为外道木框架；在堤坝的里侧，又是一道木框架，暂称为里道木框架；在里外两道框架之间填充泥土。

外道木框架因为紧贴柱，横宽约十二米许，中间叠置长竹笼，笼内填塞石块，笼外填以泥土。

由于无数石块集中在竹笼里，每个竹笼都成为一件重型的构筑物，所以不易被海浪冲走，这是当时的创举。

在这道木框架的纵向内外两侧，都挡以竹编，避免泥土流失。

里道木框架由于不直接承受潮水，所以结构比较简单，它的外侧了也就是堤坝的里侧，是暴露在地面上的，所以密立一排木桩，挡以竹编，同样是为了避免泥土流失；在这排木桩的里侧，也就是靠近外道木框架的方向，只立一排稀疏的木桩，并且通过一根根横木固定这道木框架外侧的一排木桩。

木桩架的结点，全部用竹篾捆扎，然后用绞棍绞紧。

著称于世的吴越海塘就这样筑成”。

近千年以前的吴越捍海塘真迹，终于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现代人的面前。

钱氏捍海塘的建成，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杭州的海潮之患，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了东南之外城。

4、整治江河，开拓海通：

随着杭州城市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对商业和交通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但在战略形势上被吴（后为南唐）、闽包围，三面受敌的局势，给杭州的商业、对外交通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困难。

吴越立国之初，与中原朝廷的联系路线需要绕道而行，即“自淮南饶、信之间，至虔州出湖南马氏境（楚国）而入京师（开封）”，至后梁“贞明四年（918），淮入据虔州，贡道遂绝”。

陆路既然被封锁，遂只得在海上另找出路，而要开辟海上交通，必须整治作为运输纽带的浙江航道。

当时浙江除潮汐汹涌外，尚多礁石险滩，其中最著名的一处在秦望山（今将台山）东南，“大石崔嵬，横截江涛，商船海泊经此，多为风浪倾覆，因呼为罗刹”。

所谓“罗刹石”，实际上是龙山（今玉皇山）延伸至江中的余嵴，成为对船舶航行构成危胁的江中礁石。

前朝唐代历任郡守都不得不于每年的中秋节，迎潮设祭，乐工歌舞其上，以祈求航行安全。

钱以超人胆略凿平罗刹石等礁石，疏浚浙江航道。

筑堤疏凿江道的同时，也在运河入浙江的两个渡津“置龙山、浙江两闸”。

浙江闸原为六朝时期的柳浦，唐代衍称为“樟亭”，至五代吴越则名为浙江闸。

龙山闸是龙山河的通江船闸，即今闸口，龙山河是钱氏第三次筑城时开“重濠累堑”时，从浙江闸往南开凿至龙山（今玉皇山）东麓余脉抵浙江江干的新运河水道。

五代吴越置龙山、浙江二闸的奥秘，在于它巧妙地根据浙江潮位涨落的相对高差而选取相应的地点置闸。

浙江闸所在位置海拔5米左右，龙山闸所在位置海拔8米左右，两者高差约3米，这两个海拔高度及其高差值，恰与浙江的平均低潮位和高潮位及其高差值相符。

涨潮至平潮时开上游龙山闸出入船舶；落潮至停潮时启下游浙江闸进出舟楫，使运河与浙江的通航不受潮水涨落的限制。

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经验积累，也是智慧的结晶，在我国运河通航史上开辟了新篇章。

吴越国在设置龙山闸的同时，还在龙山闸旁、濒临浙江的龙山余嵴小峰（即所谓的白塔岭）上修筑了八边、九层、仿木构楼阁石塔，由于建塔之石采用呈白色的石灰岩石，故名之为白塔，1949年后被列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8年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大凡有关五代吴越杭州历史文化的著述，都要提及白塔，但多从佛教、艺术的角度进行阐述，而忽略了白塔的航行标志作用。

由于有关建造白塔的史料过于简略，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建造目的记载，或许是钱氏凿平附近江中罗刹石后的纪念塔，具有镇潮的目的。

但在客观效能上，白塔所显现的功能，是航行标志。

上下往来于浙江以及从运河出入浙江的商船客舟，远远看见白塔，就会知道离龙山闸的大致距离。

白塔龙山闸也成了杭州城南“鱼盐聚为市、烟花起成村”的一大繁茂集镇。

据报道，港航部门将在三堡船闸建运河纪念馆，笔者个人认为，运河纪念馆的最适宜地点应在白塔龙山闸，因为这里是历史时期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历史遗存以及现实意义远比三堡强，而从艮山门至三堡船闸的京杭大运河河道，只是从1986年才开挖的。

由于浙江、龙山二闸“斗门启闭有时，须候潮平方开，因兹住滞。

欲望后创二斗门”。

乃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诏本州疾速修创，勿令住滞舟楫”。

即在浙江、龙山二闸各置设有双门的复式船闸，龙山闸的“二斗门”即“龙山浑水闸、清水闸”，浙江闸的即“浙江浑水闸、清水闸”。

浑水闸和清水闸间的河道即为复式船闸的船柜。

这标志了早在近千年之前,运河南端就已经以复式船闸与钱塘江相沟通，其功用与今天的三堡船闸类似，只是后者的现代化设备使过往船舶的吨位更大而已。

自此海路畅通，扬帆越海，北至登、莱，南抵闽、广，“闽商海贾，风帆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甚至还和日本、朝鲜、伊朗等地建立贸易关系，大大提高了杭州在海外的知名度，加速了杭州经济的发展。

钱氏开通的这条海上贸易路线，在吴越一代始终畅通无阻，长盛不衰。

后周广顺初（951），吴越最后一位君主钱与闽僧契盈共游江滨碧浪亭，时浙江“潮水初满，舟楫辐辏，望之不见其尾。

”钱高兴地说：

“吴越地去京师三千余里，而谁知一水之利有如此耶！

”契盈回答说：

“可谓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潮。

”生动地反映了钱塘江航道海运盛况及对杭州的生命线作用。

5、浚湖建寺，建设西湖：

自唐代李泌凿六井，白居易浚西湖筑捍湖堤后，西湖与杭州的密切关系日益显露，并逐渐为人们所认识，西湖已经成为杭州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但西湖面临着自然沼泽化和人为围垦的问题，自白居易浚湖之时到吴越建国之初，前后仅80余年，西湖就又出现了“湖封蔓合”的现象。

当钱筹划在隋唐州治故址筑子城，扩建宫室之时，有方士献媚说：

“王如广牙城，改旧为新，有国正及百年；若填筑西湖以为公府，当十倍于此。

”而钱认为，“无水即无民”，故笑答曰：

“岂有千年而无真主者乎？

”并不理睬方士的建议，而仅“即于治所增广之”。

即在治所的基地范围内扩建而已。

他不仅不填塞西湖，反而“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

”由于“岁辄开治”，西湖在吴越时期始终碧波粼粼，北宋建隆四年（963），钱甚至还可以阅兵于西湖之上。

因而后人用“留得西湖翠浪翻”的诗句来赞美吴越肃王。

吴越钱氏笃信佛教，厚礼僧人，因而在西湖内外大兴寺院，建造佛塔，雕凿石窟佛像。

杭州众多的石寺名庙，近乎一半创建于吴越时期，著名的有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南屏山的净慈寺、梵村的云栖寺、天竺山上的上天竺寺、吴山的宝成寺、六和塔的开化寺、北高峰的韬光寺、南高峰下的法相寺、赤山埠的六通寺、九溪十八涧的理安寺、青芝坞的灵峰寺等等。

名闻中外的灵隐寺，虽初建于东晋，但在唐会昌年间（841-846）武宗排斥佛教，已是“寺毁僧散”，但在吴越时重开殿宇，并加以扩建。

今大雄宝殿和天王殿前的两座石塔和两座经幢，就是当年吴越遗物。

著名的保塔、雷峰塔、六和塔、以及闸口的白塔、梵天寺的南塔等，也都肇建于吴越。

此外，吴越国时杭州还创立了许多石窟艺术，较著名的有将台山上和慈云岭上的摩崖石龛像，石屋洞的五百罗汉造像，烟霞洞的三世佛、胁侍、罗汉像及胜果寺石壁，飞来峰青林洞的弥陀、观音、势至造像等等，因而当时杭州有“佛国”之称。

超自然的佛教艺术和绮丽的湖光山色相结和，使西湖更添魅力，至今仍是我国宝贵的艺术瑰宝和杭州的重要人文景观。

6、建闸凿井，建设杭州

由于杭州城区建筑在“江海故地”的沙漫滩上，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城区土地斥卤，水泉咸苦。

因而解决城市居民饮用淡水的供给问题，一直是杭州市政建设的重要课题，为历代郡守所重视。

吴越时期的杭州，已经成为两浙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急剧增加，保证城市活力的淡水供应便成为刻不容缓而必须解决的问题。

后梁开平四年（910），钱在筑捍海石塘的同时，“又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江潮入河”。

钱元时又开涌金池，引湖水入城。

，由是“城中诸河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

钱氏还在城内广开池井，最为人所知者有吴山北麓大井巷的五眼吴山大井、南屏山西麓法因寺的钱王井、凤凰山麓梵天寺的灵鳗井等等。

当然凿井最多的要数当时居民网点新增最快的城北今下城区百井坊巷一带城区，最后凿井数目已多到无法统计，故有“钱王所凿九十九眼井”或习称“钱王百井”等说，百井坊巷地名即得名于此。

今延安路北段市科学技术馆大楼前所保护的石井“钱王井”，即为钱王百井中至今所存者之一。

吴越钱氏对杭州的市政建设除了改善城市淡水供应之外。

还对联接各城门的街道、通衢、横跨各河渠的桥梁以及市场、房舍、城楼等等，进行了规划和修建。

如朝天门（原址在今鼓楼地）“规石为门，上架危楼，楼基叠石，高四仞有四尺，东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

中为通道，横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东西阅门对辟，名武录，夷敞可容兵百许。

武台左右北转，登石级两曲，达于楼上。

楼之高，六仞有四尺，连基而会，十有一仞，贮鼓钟以司漏刻”。

其它城楼大致类此，更毋论子城的通越门和双门了。

只是由于史料稀载或缺载，对于其它一些市政建设的了解就没有修城、筑塘来得清楚，我们只能从有限而零星的文献资料中约略其大概。

文献记载的西府（杭州）城是很繁荣华丽的，即所谓“悉起楼台”，“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实江南之胜概也”，“钱塘富庶盛于东南”，至北宋成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的繁华城市，从而为南宋建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审时度势，规划得体

上述吴越西府（杭州）城市建设的几个方面，反映出吴越时期杭州城市规划的脉络，可为现代杭州城市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其一是规划指导思想。

吴越杭州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与吴越赖以生存、繁荣昌盛的基本国策——“保境安民”，“善事中国”——密切相关。

所谓“保境安民”，即对内力求自保，既不发动战争，也坚决捍卫疆土，保障一方和平安宁。

并以此鼓舞士气，团结军民；所谓“善事中国”，即对中原“正统”朝廷纳贡称臣，争取支持，以牵制强邻吴国。

这一基本国策贯彻于都城西府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各个方面。

如为了保境防止外来侵犯而筑夹城、修罗城、设营屯；为了安抚百姓过太平日子而筑海塘、凿池井、浚西湖；为了“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在陆路贡道被封锁后，凿礁石、辟航道，发展海上交通。

至于钱氏在西湖所建的众多寺庙、佛塔以及石窟造像等佛教文化，当然与钱氏崇奉佛教、厚礼僧人有关。

但建寺凿佛是为了祈求平安，造白塔、六和塔是为了镇江潮，仍与“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目的相一致。

正确的指导思想使杭州的城市规划切合实际，符合民众的愿望，故工程进展顺利，成效显著，促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

其次是城市规划的依据。

钱氏是在隋唐杭州州城基础上扩建吴越都城的，在筹措规划建设时，必然受到历史遗存和城市现状的约束，也受到襟江带湖、西南多山的特殊地理环境的制约。

为了规划建设好城市，必须面对现状以历史、地理的客观存在为依据。

钱袭择城南凤凰山麓隋唐州治扩建宫城，既考虑到凤凰山麓面江依山，水陆交通方便，形势险要，有利安全保卫等地理条件，也继承了隋唐以来杭州“南宫北城”（政治中心居城南，市井民居在城北）的是基本城市格局。

在修筑夹城、罗城以决定周围城墙的走向时，根据历史与现状，改变了我国传统都城城垣方整、布局严谨的格局，而是根据地形，采取依山傍水，顺势自然弯曲的布局。

从文献记载的罗城十城门：

“曰朝天门，在吴山下，今镇海楼；曰龙山门，在六和塔西；曰竹车门，在望仙桥东南；曰新门，在炭桥东；曰南土门，在荐桥门外；曰北土门，在旧菜市门外；曰盐桥门，在旧盐桥西；曰西关门，在雷峰塔下；曰北关门，在夹城巷；曰宝德门，在艮山门外无星桥”。

可大致构勒出吴越杭州罗城的界线范围：

东至今东河西侧，西抵西湖，北到今武林门北湖墅夹城巷，南达净寺雷峰塔和六和塔西。

故其城“南北展而东西缩”，被称为“腰鼓城”。

为了保护东南临江城垣免遭海潮冲蚀，又在六和塔至艮山门筑捍海石塘，这完全是杭州特殊的地理环境所使然。

再次是控江保湖的战略。

地处钱塘江、西湖间之杭州，与江、湖关系密切。

在历史时期，西湖是杭州城市主要的淡水来源，唐以后西湖绮丽的风光又为杭州城市锦上添花。

“州傍青山县枕湖”已成为唐代杭州的城市特色。

薛居正描写五代杭州的盛况，也是“邑屋之繁会，江山之雕丽”并提。

钱塘江既给杭州以舟楫之利，也给杭州带来翻江倒海的涌潮之患，故历代有远见的杭州郡守，都十分重视其利弊。

钱氏除大力筑塘防潮，浚湖筑堤外，还置龙山、浙江等闸，阻遏咸潮倒灌，又凿江中礁石，清理钱江航道，发展海外交通，这些都体现出控江保湖、化害为利的战略思想。

在经营西湖方面，钱不仅不理睬方士填湖建公府有国千年的诱惑，还在西湖历史上首创浚湖的常设机构，“始置撩湖兵士千人，专一开浚”，他常说：

“有土斯有财”，“无水即无民”，说明钱对西湖与杭州的血肉联系已有深刻的认识。

吴越这一控江保湖，综合治理，化害为利的战略思想，一直为后世所遵循，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是非常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最后是确立杭州城市规划的总体布局。

吴越国的宫室王府建筑在城南凤凰山麓，与城北民区相隔，以重根本之地。

这种“南宫北城”的基本格局，被后世的南宋临安府（杭州）的都城建设所继承和发扬，并一直沿袭至明、清。

在“南北展而东西缩”的狭长市区中，钱同时还规划了城中自南而北的中轴线，即南段沿盐桥运河（今中河）、中段北段沿市河（民国时湮废）西侧与河道紧邻并行的城中大道（即南宋的御街、今天的中山路）。

这条城中大道，南起子城北门（双门），往北经朝天门，穿炭桥新门、盐桥门直至城北。

东西方向北土门与钱塘门（隋唐旧门），南土门与涌金门间也规划有与中轴线成正交的横向街衢，形成杭州“丰”字形的街道格局。

在罗城内还散驻着六个军营屯地：

白壁营（在城南上隅）、宝剑营（在钟公桥北）、青字营（在盐桥东）、福州营（在梅家桥东）、马家营（在修文坊）和大路营（在褚家塘），六营相互接应，以备不测。

这种城市布局，成了南宋临安京城的基础，在杭州城市建设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直至20世纪80年代，杭州城区虽屡有拓建，但依然保持着濒江傍湖、南北展而东西缩的基本格局。

特别是中山路这条城市中轴线，千余年来未曾大变，至今仍雄亘在杭州城区中心，成为南北交通的一条动脉。

至于吴越时期的杭州坊巷、市井等具体情况，由于资料阙如，故难见其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