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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与药的辩证关系

毒与药的辩证关系

毒与药的辩证关系

  在中医的理论之中,“毒”是一个很突出的概念。

什么是毒?

古人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这并未妨碍他们使用“毒”来说明一些问题。

我们只好按照前人的使用情况,分析它的含义。

      一、药就是毒,慎用药物  最早的时候,古人用“毒”来说明药性,《周礼·医师》说:

“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文中将毒与药并称,把二者看成是紧密相连的关系。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

“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

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

”这段经文中,也是毒与药并称。

联系上下文来看,东方治病用砭石,南方治病施九针,北方治病常用艾灸,中原治疗多用导引按摩。

这样说来,西方治病尽管经常使用“毒药”,也是毒与药不分,二者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有区别的话,勉强可以解释为毒是猛烈的意思,“毒药”也就是药性猛烈的药物。

  《素问·移精变气论》有一段讨论“毒药”起源的论述,可以为上述“毒药不分”的观点作注解。

“黄帝问曰:

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己。

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

岐伯对曰:

往古人居禽兽之间,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官之形,此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也。

故毒药不能治其内,针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己。

”  文中说上古的时候,治病不需要毒药(当时也没有毒药),只用自我保健锻炼、心理调整,就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后来,这些措施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要了,就发明了“毒药”治病的方法。

在这个早期用药物治疗的阶段,由于服药经常中毒,所以“毒药”并称,也是毒与药不分。

古人这样“毒药并称”,暗含着慎用药物的思想,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使用药物。

  《内经》中“毒药不分”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治其外也。

”“毒药攻邪,五谷为食,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

”“毒药无治,短针无取。

”“针石之败,毒药所宜,汤液滋味,具言其状。

”“刺灸砭石,毒药所主。

”“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

”“其于毒药何如?

”等等,都是不加别白地把“毒”与“药”等同看待,说明了古人对于药物的慎重态度。

  《论语》记载了孔夫子对于服用药物的慎重态度,他收到季康子赠送的“保健药”的时候,真诚而慎重地说:

“丘未达,不敢尝。

”因为那时,尽管服用某些药物,也许会有《神农本草经》所说的“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作用,但是用不好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服药不成反成毒”,伤害身体,有碍生命。

    二、药气太盛即是毒  药有两面性,是一柄双刃剑,有可能伤人,也有可能利人、救人,就看人们是如何使用的。

  勇于探索的人,代不乏人;敢于服药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实践的深入,用药的经验和理论逐渐丰富起来,绝大多数人服药之后,不仅祛除了疾病的痛苦,而且达到了健壮体魄,安定神志,愉悦精神,美颜色,益气力的美好境地。

因此,“毒药并称”的局面逐渐发生了改变,“毒性”在淡化,“药性”在强化。

因为人们在实践之中,掌握了规律,可以控制药物的毒副作用,“化毒为药”、“化害为利”成了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独特贡献。

  当然,中医学在奉献的过程之中,积极地吸收了大量前人、民间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是“人体试验”总结之后的“科研成果”。

毫无疑问,这种实验风险极大,代价很高,因此也就更加可贵。

很多人“密不外传”,或者“传男不传女”,或者“非其人不教,非其真勿授。

”得到了这种宝贵的用药经验,就要“著之玉版,藏之金匮”。

  《素问·示从容论》说:

“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冤,当投毒药,刺灸砭石汤液,或已或不已,愿闻其解。

”这是黄帝谦虚地求教过程。

  《素问·五常致大论》说:

“帝曰:

有毒无毒,服有约乎?

岐伯曰:

病有久新,方有大小,有毒无毒,固宜常制矣。

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

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这是岐伯慷慨地奉献自己的实践经验。

  把药物划分成有毒与无毒、大毒与小毒是一种进步。

《神农本草经》积极吸收这个成果,把365种药物按照这个思想进行归类,并作为一种法则,一直有效地指导中医临床几千年。

  砒霜有毒,尽人皆知。

然而,在今天医学家的手里,借鉴古人经验,已经把砒霜的有毒成分砷,用于治疗白血病,这是古为今用的一大成果,与古人“化毒为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毒与药的关系里,其相互转化的关键,是对于人体的利与害。

对人体有害的,就是毒;对于人体有利的,就是药。

当药物的有利作用转化为有害的时候,药就变成了毒;当毒物被人们利用而有利的时候,毒就变成了药。

维生素、氧气、水、盐、食品,这些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一旦过了量,对人体造成危害的时候,也是毒。

细菌、病毒、有害的重金属等等,它们也不是绝对有害的东西,一旦它们成为疫苗,成为治疗疾病的一种手段的时候,它们也就变成了药。

  中医在古代发明的人痘疫苗,就是在免疫思想的指导下,哺育出来的药,是人类战胜传染病的伟大原始创新。

假如没有毒可以转化为药的思想,我们就不可理解古人把病人的脓疱痂皮,接种在健康人身上的行为动机。

别有用心的人,就会攻击中医不人道。

    三、六淫太过则成毒  毒是一种危害人体的因素,因此凡是危害人体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毒;根据危害的程度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毒性。

  风是自然界里最为普遍的客观存在,《易经》里就用巽来代表风,代表春天,也就是代表万物的生机。

张仲景说:

“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

风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害万物的风,肯定是太过分的风;太过分的风,就是属于六淫的风。

“淫”就是太过分;太过分,就是邪,就是害。

《左传》中,医和所说的“天生六气,淫生六疾”,就说明了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都可以因为太过分,而变成致病的六淫。

  《素问·生气通天论》:

“故风者,百病之始也。

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时之序也。

”风气是古人很早就观察到的自然力,因此对于风的研究和认识,也就形成的早,看得深刻。

善于养生的人,不会受风气的伤害,无论冬天里的寒风,还是夏天里的热风,都不会伤害健康人。

甲骨文里,“祸风有疾”的记载很多见,写上日期的“祸风有疾”,都在冬天。

甲骨文里,把“杞侯热病”的病因,归结为风邪引起的,可见其认识甚早。

  《素问·征四失论》说:

“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

妄言作名,为粗所穷,此治之四失也。

”文中把“或伤于毒”当作致病的四大因素之一,可见毒邪的致病作用,已经引起了古人的高度重视。

  颈部、腋下产生了一串一串的结节,古人称之为瘰疬。

当瘰疬引起恶寒发热的时候,他们追索这种疾病的原因,就归结为毒气留结于脉而引发本病。

所以《灵枢·寒热》说:

“黄帝问于岐伯曰:

寒热瘰疬在于颈腋者,皆何气使生?

岐伯曰:

此皆鼠瘘寒热之毒气也,留于脉而不去者也。

”  通过脉象的判断,也可以诊察出来体内有无毒气。

《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说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

”  对于六气太甚产生的毒气,《素问·五常政大论》论述得最系统:

“寒热燥湿,不同其化也。

故少阳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谷苍丹。

阳明在泉,湿毒不生,其味酸,其气湿,其治辛苦甘,其谷丹素。

太阳在泉,热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咸,其谷黅秬。

厥阴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谷苍赤,其气专,其味正。

少阴在泉,寒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辛苦甘,其谷白丹。

太阴在泉,燥毒不生,其味咸,其气热,其治甘咸,其谷黅秬。

化淳则咸守,气专则辛化而俱知。

”文中提出来寒毒、湿毒、热毒、清毒、燥毒的概念,不仅是“五毒俱全”,而且指明了“五毒”都是从寒热燥湿转化而来。

  对于六气转化而来的“五毒”的治疗方法,文中提出:

“补上下者从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热盛衰而调之。

故曰:

上取下取,内取外取,以求其过;能毒者以厚药,不胜毒者以薄药,此之谓也。

”由此不难看出,治疗“五毒”,不仅可以使用针刺,在经脉上下内外取穴治疗,而且可以用药物调治。

调治的原则,是用气味比较足的药物,治疗五毒较甚的病情;而气味比较淡薄的药物,只能用来治疗五毒比较轻浅的病证。

    四、毒害延伸出预防思想  既然五毒是由六淫转化而来,那么,避免毒气的伤害,也就是避免过分暴露于六气、六淫之中。

《灵枢·九宫八风》说:

“谨候虚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

”这是一般的避免六淫的伤害。

同样的道理,传染病的传播,也是由邪气引起来的,也需要尽量避免直接接触。

  《论语》里记载“伯牛有疾”。

孔夫子作为他的老师希望前去探望,又怕被他的疾病所传染,就想出来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窗户里看看。

事到临头,孔夫子不仅看见了他的学生伯牛,而且还“执其手”,感慨地说“斯人也,而有斯疾!

”古人为了预防疾病,因此建立了“疫室”,进行隔离,以防传染。

  《素问·刺法论》说:

“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梁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岐伯曰:

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气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

”古人要“避其毒气”,自然不会主动地接近病人,不是“无知者无畏”地蛮干,而是要积极预防。

“避其毒气”是一种措施,服用药物预防也是一种措施,制作疫苗更是一个伟大创新。

  然而,疫病来临之际,中国没有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城市变成一座死城:

患传染病的人,要么死亡之后被人们抬出来,要么自己康复之后走出来,其他的人是不要进去的。

中国的中医要进入病患之家进行治疗,中国的患者家属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也要进入“疫室”关心患者。

怎么办呢?

有什么措施可以预防?

  《素问·刺法论》说:

“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

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

”显然这种思想上的准备动作,是一种精神准备,也是与气功导引一样的一种做法。

  “又一法,于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

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

又一法,小金丹方:

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雌黄一两,紫金半两,同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筑地实,不用炉,不须药制,用火二十斤煅了也;七日终,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药地中,七日取出,顺日研之三日,炼白沙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东吸日华气一口,冰水一下丸,和气咽之,服十粒,无疫干也。

”  有了“五气护身”的思想准备,再加上一些呼吸吐纳的健身措施,一些服药预防的避毒方法,中医医生们、患者家属们,终于可以进入“疫室”了。

整个的过程之中,尽管有一些措施,是那样原始,是那样有些欠妥当,但是他们都是积极应对,都属于主动探索,因此是可贵的,是值得尊敬的。

由他们积累出来成果,像发明人痘疫苗那样的世界奇迹,也不足为怪。

    五、治疗过程也可以简称为毒  辩证地说,既然药物就是毒物,药物的治疗过程,可以称之为“以毒攻毒”。

那么,“毒”也就可以代指“治疗”。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

“妇人重身,毒之何如?

”“重身”就是怀孕。

对于孕妇,我们现在强调尽量不用药,以免药物引起对于胎儿的伤害。

古人更是不把药物推荐给孕妇,《内经》把对孕妇的治疗说成是“毒之何如”,可见古人对于孕妇用药是格外小心的。

  智慧的医师岐伯,并没有说孕妇绝对不能用药,而是说“有故无损,亦无殒也。

”只要病情需要,就可以使用药物。

精明的黄帝也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主,一定要刨根问底:

“愿闻其故何谓也?

”岐伯不敢隐瞒不告,就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

“大积大聚,其可犯也,哀其太半而止,过者死。

”  《内经》对于毒的研究是不遗余力的,也是很深入的,因此,黄帝与岐伯讨论了多次。

《素问·至真要大论》:

“帝曰:

非调气而得者,治之奈何?

有毒无毒,何先何后?

愿闻其道。

岐伯曰:

有毒无毒,所治为主,适大小为制也。

帝曰:

请言其制?

岐伯曰:

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

”  中医所使用的武器,针刺可以伤人,因此要讲求针道;药物有毒性的一面,所以要深入研究、不断体验。

逐渐地,人们在实践之中发现,配伍起来的复方,其中的有毒性的药物可以减缓毒性,可以避免副作用,可以增加治疗作用。

也就是说,按照一定原则组合起来的“组合效应”,远远地胜过了使用单味药的“个体疗效”,为安全有效使用药物开辟了一条道路。

无论是“制之”小与大,都有君与臣,是一个有序的组合,而不是随意的“鸡尾酒”疗法。

有序的组合,就能“整体涌现”出来新的效应,不是“简单加合效应”。

所以,中医学“有实无名”地最先运用了“复杂性科学”的原理,安全有效、复杂高效地解决了很多临床复杂问题。

甚至直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还远望着中医学的背景,既看不明白其中道理,更无法把它最为一个普遍可行的技术方案加以推广。

比如,中医对于SARS的良好疗效,中医对于艾滋病复杂病情的控制,都不是还原论方法能够研究明白的。

  中医把“以毒治病”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难免引起人们的误解,甚至会被当做糟粕。

比如《灵枢·官能》说:

“雷公问于黄帝曰:

《针论》曰:

得其人乃传,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传?

黄帝曰:

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

雷公曰:

愿闻官能奈何?

黄帝曰:

明目者,可使视色;聪耳者,可使听音;捷疾辞语者,可使传论;语徐而安静,手巧而心审谛者,可使行针艾,理血气而调诸逆顺,察阴阳而兼诸方。

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

”  上面这些话是很重要的,因人施教,扬长避短,有关中医学术的传承,不会引起误解。

但是下面的一些话,有的就很容易让一些人诟病。

“疾毒言语轻人者,可使唾痈咒病;爪苦手毒,为事善伤者,可使按积抑痹。

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

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师无名。

故曰:

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传,此之谓也。

手毒者,可使试按龟,置龟于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复生如故也。

”  中医也是人,是人就有不同的性格、禀赋,而不是千人一面。

有些人相貌使人生畏,也有些人出口、出手伤人,这些人不做其他职业,偏偏要做医生。

怎么办?

“分科执业”,有的中医学子就被分派到了“咒由科”,有的则进了“按摩科”。

这其中绝没有高低贵贱的“歧视”意味,而是量才使用“各得其能”。

  值得提出的是,古人判定“手毒”,不是想当然的决定,还可以实验验证,有数据,有标准。

假如你用手按乌龟,50天就把它按死了,难道不是“手毒”吗?

假如你充满爱心,爱护一切生命,即使不是乌龟那样坚强的动物,你按它50天、100天也不会让它死亡,而是极有可能你成了它的朋友,它天天盼着你来给它按摩,它快乐地活着。

这样的手,《内经》说是“手甘者”,用这样的手对待病人,就是一双回春的妙手,不仅是甘,更是一种爱。

  治疗是痛苦的,古人甚至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毒之”。

如果能够把治疗的痛苦,转化为一种享受,就是把毒转换成了一种甜药。

这也是中医善于“化毒为药”的大智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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