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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孤》内外闪烁着绝望和希望
《失孤》内外,闪烁着绝望和希望
万里寻子
临近2015年除夕，距离电影《失孤》上映还有一个多月，彭三源（《失孤》的编剧兼导演）拨通了远在山东聊城的郭刚堂的电话。
他们彼此寒暄了几句，给对方拜了早年。
沉默片刻后，彭三源问道：
“DNA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电话那头寂静了良久，“……还是不是。
”郭刚堂没有再说下去，17年的寻子经历中，这种从满怀希望到一切落空的感觉，他已经不知体会了多少次。
放下电话，彭三源心里五味杂陈。
快过年了，有人在窗外放着鞭炮，偌大的城市沉浸在团圆的喜庆之中。
然而，对于那些丢失孩子的父母来说，春节总是难捱的，家庭的缺失无可回避，就像是心被割去了一块。
知道郭刚堂，是在2010年初夏。
那时，彭三源的身份是国内著名编剧，《半路夫妻》《亲兄热弟》《靠近你，温暖我》等一大批接地气儿的热播剧均出自她手。
5月的一天，彭三源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机，新闻里，一则山东父亲独自骑行12年，寻找被拐儿子的故事，使她停住了目光。
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初显老态的农村父亲，12年，行程40万公里找寻爱子，车座后飘扬的寻子旗永远定格在儿子郭振两岁那年被拐时的面容上……
5年后，新闻里的父亲成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雷泽宽的主要原型之一，他就是郭刚堂。
第一次与郭刚堂碰面的情形彭三源历历在目。
那是2012年1月，距离春节只有几天时间。
山东聊城的李太屯村，整个村子都被节日的红色包裹，家家贴满了福字、春联，只有郭刚堂家是个例外，灰色的瓦房矗立在村落的一角，像一座孤岛。
“进了门，你才知道什么是绝望，真正的家徒四壁。
”屋子里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没有桌子、没有椅子、窗户敞着不见窗帘，几条破木板搭成的炕上用塑料布掩着半人高的一堆葫芦。
葫芦烙画，是郭刚堂寻子十多年来唯一的生计。
为了找儿子，家里花光了积蓄，二十多万的外债，让一家人的生活步履艰难。
为了帮郭刚堂还债，74岁的老父至今还在餐馆里给人帮忙。
经济的拮据加之精神的负累，拖垮了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他的妻子就像个影子一样”，彭三源回忆道，“我去他家采访了好几次，他妻子没有声音，突然不见了，又突然回来，失魂落魄。
”
1997年9月21日，是这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那天，有人看到2岁的郭振耍着一根长竹竿“跟在一个漂亮女人”身后出了村。
谁也没有意识到危险，还以为是郭刚堂家的亲戚领了孩子去玩，毕竟在此之前村里从没丢过孩子。
儿子刚丢的那段日子，天都塌了。
村里四五百名乡亲自发组成“寻子队”，帮郭刚堂找孩子，他们跑遍了聊城的警察局，翻遍了所有可能有用的案宗，到处打听，一无所获。
整整半年，郭刚堂的妻子对每一个来探望的人都只重复着一个动作、一句话。
不管谁去，她都给人下跪磕头，拽着来人的衣服求着帮她找找儿子。
郭刚堂卖掉了给建材城拉货的拖拉机，买了辆摩托车独自上路找儿子。
刚开始，他印了几万份寻人启事，一路走一路贴，却毫无音讯。
有一回，他突然接到寻呼信息，上面写着“速回电”，电话打过去，一个陌生的男人说“有你儿子的消息，你快来我这儿”，郭刚堂听了鞋都来不及提，就匆忙赶过去，结果等着他的却是一群陌生人，他们见到郭刚堂劈头盖脸就骂，然后扔给他一把刷子，让他立刻把这片的寻人启事都清理了。
那一晚，自记事起从不流泪的山东大汉泣不成声。
后来，郭刚堂想出一个办法，他把孩子的照片印在布面上，制成一面锦旗，插在摩托车后座上，变成移动的寻人启事。
骑行时风大，旗子常被刮走，郭刚堂就省下吃饭的钱请人再做一面，钱多时做大一点，钱少时就做小一点。
旗子上，郭振穿着黄色的绒衣，郭刚堂用大大的楷体字在上面写着：
“儿子，你在哪里？
爸爸找你回家。
”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郭刚堂跑遍了三十多个省份，行程最多的一天他跑了728公里，如果按照每天路程的平均值，郭刚堂等于沿着欧亚大陆的海岸线走了一圈。
这么多年，他跑遍了大小城镇的网吧、派出所，通过所有他能接触的渠道找寻拐卖团伙落网或失踪儿童被解救的消息，期待着奇迹。
然而，郭振始终没有找到。
身边的人笑他傻、劝他放弃，十几年了，孩子都长大成人了，为什么还要找？
郭刚堂也问过自己几万遍。
后来他对彭三源说，只有在路上，他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寻找孩子，成了他活下去的唯一意义。
全民打拐
从山东聊城采访完回北京，彭三源连续失眠了几宿，然后春节来了。
郭刚堂的经历让彭三源回忆起去年此时网络上的一件大事。
湖北人彭高峰在历经三年漫长的寻找后，终于用微博获得了被拐爱子彭文乐的消息（彭高峰正是电影《亲爱的》田文军一角的人物原型）。
彭三源记得那段时间她的微博每天都被乐乐的消息刷屏。
先是有人说在邳州八义镇看到了酷似乐乐的孩子;接着又有人透露警方已经着手部署解救行动;随之又传出进展不顺利的消息，说孩子并不在家，可能被转移。
终于，好消息传来，2011年2月8日下午15：
35，多年来一直跟进报道彭高峰寻子经历的记者邓飞，发出一条简短的微博：
“就他。
”这两个字，意味着在寻找彭文乐的第1050天，奇迹出现了。
乐乐被解救的消息激发了全民打拐的热情。
在寻找乐乐的一千多天中，太多人转发过这个素昧平生的小男孩的照片，赵薇、王菲、郑钧等明星大V们也加入到这场寻子接力中。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在新浪微博设立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开博仅仅十几天，就吸引了57万多网民关注。
微博上的打拐热潮还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社会名人的加入、慈善基金的参与、志愿者自发行动建立数据库、警方接连出警调查核实，政协、人大代表也纷纷在两会上就打拐问题进行提案。
全民打拐的热潮延续了一整年，陆续有拐卖团伙落网、孩子被解救的消息冲击着彭三源的头脑。
到处都是振奋和鼓舞的调子，极少有人意识到“孩子回家”只是整件事微观的一面，幸运的背后，隐藏着大多数失子家庭的无助。
“遇见郭刚堂后，那种对比太强烈了。
”彭三源回忆说。
一个多月后，彭三源带着厚厚的一摞资料和剧本大纲在昆仑饭店的会议室里，见到了华谊兄弟传媒集团的执行总裁王中磊。
彭三源的系列策划案囊括了电影、电视剧和公益广告，其中电影导演那一栏赫然写着顾长卫的名字。
不久前，彭三源刚看过顾长卫导演的《最爱》，敬佩他深入艾滋村拍出了一部有良心的电影。
在她心里，驾驭打拐这样的题材，良心比什么都重要。
彭三源将郭刚堂的故事以及自己半年多来在采访中感知到的那些令人愤怒、哀恸、压抑、纠结的情绪一股脑地倾吐给王中磊。
她谈到以福建、广东、山东、河南为代表的被拐儿童流入地和那些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愚昧思想;谈到第三方机构调查得出的每年高达7万人的被拐儿童数字;谈到那些遗失了孩子终身不再生育的父母;谈到不足0.1%的近乎渺茫的寻子几率。
两个小时，彭三源一直在流泪。
王中磊沉默着，席间不断给她递来纸巾。
最后，他表示对打拐题材很有兴趣，但同时也告诉彭三源项目要从长计议。
“你不冷静”她听见王中磊这样评价她，“不要操之过急，等你能更冷静和理性地面对这个题材时，我们再谈一次。
”
开机
剧本一放就是两年，再见王中磊，是2014年的春天。
旧事重提，彭三源显得格外笃定。
王中磊问她谁做导演合适，是否还有意请顾长卫出山？
彭三源微笑着指向自己，她看得出王中磊眼神中的迟疑，毕竟做导演她毫无经验。
她从沙发的靠背中直起身来，给出两个非她不可的理由：
“不会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剧本想要表达什么;也不会有人为此倾注更大的热情。
”她看见王中磊摩挲着剧本里夹着的近百张前期采访照片，最终点了点头：
“那就你来吧”。
电影《失孤》于2014年3月开机。
第一场戏就给了彭三源当头一棒，那一整天他们一个镜头也没拍到，唯一记住的就是剧组被赶来的刘德华粉丝疯狂围堵，不断转场、落荒而逃。
刘德华出任主演是彭三源自己磕下来的。
早在2012年，她就给刘德华的经纪团队发送过剧本大纲。
起初这位新导演的作品并未被放在心上。
一次偶然，刘德华见他的助手在公司里啜泣，近身一看，竟然是在读剧本。
这事令刘德华特别意外，“我平时叫这个人老妖的，他铁石心肠，无论看什么剧本从来不会哭的，怎么会哭呢……真神了！
”后来那个助手跟他说，那是一部写打拐的电影。
带着好奇，刘德华读了剧本，让他琢磨不透的是，“怎么有导演有信心把我拍成戏里面那个人？
我就希望她过来跟我们说一次，到底她希望是什么样的？
”合作就这样开始了。
王中磊不止一次提醒过彭三源启用刘德华的风险，且不论刘天王能否成功建立一个农村父亲的形象并让观众信服;光是每天带着这样一位巨星奔走于外景地，就为拍摄带来了太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现在回想起来，最初半个月的拍摄就像一场噩梦，剧组不断跟闻讯而来的华仔粉丝打游击，很多镜头不得不用偷拍处理。
彭三源几乎每天都会收到制片统筹的最后通牒，告知她剧组与预期的进度相差了多远。
即便身背压力，彭三源从没后悔自己的决定。
她也听到有人说，你不过是想借刘德华的人气多博些眼球。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
”彭三源的表情里没有负气的成分。
两年前，彭三源在一档表彰公益人物的电视节目录制现场见到了宝贝回家寻子网的负责人张宝艳和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
录制现场，请到了一些被解救的孩子与父母相认。
那些还没找到家的孩子就围在场下看。
其中有一个小男孩高高瘦瘦，十一二岁的样子，别的孩子见人家找到了父母都哭哭啼啼，只有他不哭。
后来有一个记者采访他，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
他想了好久说：
“想做明星，特别特别有名的大明星，等我有名了，别人就会关注我，我找家就会容易。
”
彭三源觉得，那话像一把匕首剜进她的心里。
“后来做剧本的时候，我就想，我一定要用一个特别有影响力的演员！
我这样的新导演，谁会去关注我呢？
没有足够的关注，想发的声音就发不出来。
所以我就跟王中磊说，我无论如何要用刘德华，他的影响力太重要了！
”
取暖
《失孤》里有一场戏，刘德华饰演的雷泽宽听说泉州有一个被抱养的孩子和自己的儿子年纪相仿，且脚上也有一块伤疤。
他兴冲冲地赶到孩子的养父母家，却发现伤疤的位置不对。
悻悻离开后又折回去，养父母赶他走，说你看了不是你的孩子，你还回来做什么。
刘德华哭着求他们给孩子做个DNA比对，双方推搡起来，刘德华被打入水。
这场戏彭三源原本有很多设计，她安排了各种角度的机位，用极其惨烈的镜头交代刘德华被打时的无辜与无助。
刘德华被推入水中，她让他挣扎时露出头来大喊：
“你一定让孩子上大学！
一定要让他上大学！
”
被打那场戏，刘德华前后拍了几十条，直到杀青当天还在补特写，脸被打肿了就用冰块消，消了肿又再打。
剧组的人都在说，“华哥为了雷泽宽真是拼了！
”然而这些用疼痛换来的泪点，最终还是被彭三源剪掉了。
“我在剪辑室里一遍遍看那些素材，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拍这么一部电影呢？
是为了让大家哭吗？
”“当然要感动，也要有适度的宣泄，但肯定不是全部目的。
”
电影筹备的四年里，彭三源分明感觉到，对于打拐题材，自己在情感和视野上都在发生变化。
剧本搁置的那两年，她邀请了一位“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志愿者做自己的助手，与被拐儿童及寻子父母保持密切的联系。
她听了比之前更多叫人心酸的故事，却很少再用流泪作为聆听的终点。
“我每天都在提醒自己，第一不要掉入纪录片，第二一定要回避拍一个用苦情和悲情来叙事的电影。
那些父母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都还在寻找，支撑他们的一定不是绝望和悲伤。
在这么漫长的寻找中，如果没有同病相怜的人相互慰藉，没有人性中暖的东西支撑，他们不可能走下去。
” 这种寻子过程中人性的暖调，彭三源在李静芝身上感受得最多，她也是雷泽宽背后又一位人物原型。
第一次与李静芝碰面是在北京的一场志愿者信息交流会上。
作为天津站的联络人，李静芝第一个发言，介绍了她手头正在帮助寻找的四五个孩子的情况。
彭三源起初并没太留意，以为她只是一位普通志愿者。
后来才听人说起，她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儿子佳佳两岁时被人从山西拐走，三十多年都没找到。
孩子丢了的那种痛苦与煎熬，李静芝比谁都清楚。
佳佳被拐的最初几年，安眠药也不能使她入睡，一闭上眼就全是孩子哭喊的脸。
她每天像疯了似的，天不亮就出门找孩子，深夜才回家，但大多时候是毫无头绪的乱闯乱撞。
她印了二十多万张寻人启事，跑了大半个中国，在陕西、山东十几个省市的媒体上做“寻人广告”，却一无所获。
有一回，她赶去都江堰见一个被解救的男孩，一下车，她就看出那不是儿子佳佳。
分别前，小男孩扯着她的衣角不停地哭，嘴里喊“妈妈，你别走！
妈妈，别走！
”李静芝一下就瘫坐在地上，她想念这个称谓已经太久太久。
她闭上眼睛，把孩子搂进怀里，任由泪水恣意滑落。
她从包里掏出给佳佳预备的水果和鸡蛋，安抚着眼前这个无助的孩子。
“乖，不哭，妈妈过几天就来接你了。
”
那件事之后，李静芝联络了许多被拐孩子的家人，组建了一个叫“寻子联盟”的组织。
大家一起发布消息，互相帮忙，结伴寻找孩子。
“丢孩子的家长之间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一碰到就觉得像亲人一样，很容易说得动情。
孩子丢了之后，很多亲戚都疏远了，过年也不愿意回老家，不愿意和亲戚谈这些事情。
因为跟他们根本说不到一起，没丢过孩子的家长总说能理解，其实他们根本不理解。
”
彭三源从李静芝那儿得知，其实在丢孩子的家长中这种互助是很普遍的事，用李静芝的话说，“相互取暖吧。
”山西的两位父亲刘利勤和冯建林就开着一辆面包车结伴寻找孩子很多年。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见到当地有人丢了孩子，就把寻人启事也贴在面包车上一份，后来车身上密密麻麻贴了多达几十个孩子的照片。
见到的被拐孩子多了，家长们也会自动分类信息，互通有无。
很多孩子正是在这样的机缘下被找到的。
张鹏就是其中一位受益者。
十年前，李静芝曾在深夜接到一个陌生男孩的电话，“阿姨，您是在21年前在山西丢过一个孩子吗？
”男孩的声音中充满了胆怯，李静芝刚想追问孩子的情况，电话就挂了。
再打过去电话始终关机。
抱着一丝希望，李静芝给那个号码发了短信，短信上写着自己的QQ号。
不一会，电脑屏幕出现一则留言：
“我今年21岁，我知道现在的家人不是我的亲生父母，我在找他们，您……是我妈妈么？
”
孩子提供了一些照片，也详细描述了自己的体貌特征。
经过比对，李静芝确定他不是佳佳，但是她不忍心说出口。
她谎称照片看不清楚，要见一见孩子，但孩子没有来。
一晃就是三年，一次偶然，李静芝在整理寻子联盟的资料时发现，当年那个孩子的照片左手拇指上的烫伤与其中临潼丢失的一个孩子十分相像。
经过多方辗转，她联系到临潼的那位母亲，在详细比对后，孩子的所有信息竟然都吻合。
半年后，男孩奇迹般地被找到。
在母子长久的抱头痛哭后，男孩跪在了李静芝面前……三十年来，通过李静芝找到亲生父母的孩子多达十几个。
彭三源问她，自己的孩子没找到，却帮别人家找到了孩子是什么滋味？
李静芝没有回答。
后来，彭三源将这种人性的暖调投射在电影中。
刘德华、井柏然如父如子的情感取代了对失子之痛冷冽的渲染。
“如果人们走出影院，感动多过悲伤，我觉得我完成了更高级的表达。
”彭三源说。
念想
“小的时候，我总怕自己来不及长大就死了，没机会见到亲生父母;长大了，我又怕来不及找到父母，他们就过世了。
”这是电影《失孤》中井柏然饰演的被拐男孩曾帅的台词。
与寻找的艰难和绝望相比，时间也许是更令人生畏的敌人。
李静芝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三张照片，一张是儿子两岁丢的那年的照片，另外两张是她请朋友用电脑模拟出来的儿子十五六岁和现在三十岁的样子。
儿子被拐后，李静芝办了离婚。
“孩子被拐是谁的责任？
要不要再生一个孩子？
是否还要再找下去？
”这些问题成为夫妻二人无法回避的焦虑。
李静芝从没想过再生一个孩子，早年，如果有人这样劝她，她会当场翻脸：
“这话对家长有伤害的。
我生一个就能代替丢失的孩子吗？
”“找孩子这件事上重要的是一点念想，只要念想不断，多难都能支持下去。
一旦念想断了，就真的找不到了。
”李静芝觉得生二胎正是切断了她与儿子之间唯一的念想。
后来，李静芝从山西搬到了天津，边找儿子边照顾年迈的老母亲。
每逢年节，总会有许多她帮助过的孩子来到她家陪她一起过节。
李静芝听他们唤她妈妈，有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流下泪来。
很多人都会问，三十年了，还放不下吗？
这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
从孩子被拐的那一刻起，寻找，就成了父母生命里全部的母题，它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寻子十七年的郭刚堂，有过太多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
他试过身无分文时在零下二十度的桥洞下过夜;他曾在大雨中被疾行的货车撞飞十几米远;他也曾因为不堪背负沉重的外债想到过自杀。
说到底，还是一点念想支撑着他，“不管多么渺茫，只要找下去，就还有希望。
”
《失孤》快结尾的地方，彭三源埋下伏笔。
拐卖“小天意”的人贩子被警察抓到了，但是她的妈妈却没有等到孩子回家，不堪悲痛、投河自尽。
“拐卖儿童到底是怎样一种犯罪呢？
我想要展现这个结果给观众看。
”彭三源说得很慢很慢。
“我记得有个家长说过，这跟孩子去世是不一样的。
小孩去世了，家长当然会痛苦，但是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但是寻子家长就不同：
你不确定他是死是活，你不知道他过得怎么样。
你一天找不到他，心里就牵挂他一天，一年找不到就牵挂一年，十年找不到就牵挂十年，这事就永远地抓着你，你死都不会瞑目。
就是这种痛苦。
”
最近两年，李静芝越来越频繁地参与电视节目的录制，她找一切机会在公众面前亮出佳佳的照片。
她的母亲今年已经95岁高龄，身体每况愈下，唯一的愿望是在离开前看一眼外孙子。
李静芝不知道她能否如愿，“如果母亲离开，这个家就真剩我一个人了。
”
电影的结尾，雷泽宽依然没有找到儿子，这是99%寻子家庭的命运。
拐卖儿童这一罪恶，绝非靠一两部电影、民众在微信微博上的踊跃转发、民间组织的自发行动就能破解，它需要的是国家长期、系统地治理与打击。
但我们仍然庆幸，在当今日趋浮躁、被利益裹挟的电影市场，始终还有像《失孤》《亲爱的》这样关注现实的作品问世，替那些在绝望中挣扎的父母发出声音，虽然微小，却是民众思考和关注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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