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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会址讲解稿
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我们这个陈列主要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历史,以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图片资料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历程。
陈列共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进入到十九世纪，代表封建专制统治的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日益腐败，与此同时，英、美、法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并且加紧进行殖民扩张，使中国成为了西方列强侵略的主要目标。
1840年6月，英国借口中国禁烟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这场战争历时两年多，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最终战败，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从此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幅版画，就是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舰上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时的情景。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这幅图是清朝的一位爱国人士绘制的《时局图》，图中的熊是指俄国，它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并把整个东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太阳是指日本，它侵占了我国的领土台湾，并把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虎指英国，它在当时把我国的长江中下游一带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肠指德国，它在当时把我国的山东作为它的势力范围；青蛙指的是法国，它把我国的广东、广西和云南作为它的势力范围；老鹰指的是美国，它在当时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在利益均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也挤入了鲸吞中国的行列。
这幅《时局图》展现了当时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
从1843年起，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开放了上海、福州、广州等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并且纷纷划定租界。
这是当时上海租界的示意图，我们的中共一大会址就处在当时上海的法租界。
1863年上海的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这是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界碑。
1900年上海英租界工部局强行扩大租界，这是当时的英租界的界石。
帝国主义利用租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渗透和掠夺。
租界拥有种种行政司法特权，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
中间的这张照片上的大楼就是公共租界行政司法机构所在地──工部局大楼。
这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议室的一张皮垫木椅和公共租界万国商团的团徽。
万国商团，最初建于1853年4月，是独立于中国行政和法律制度之外的非法武装团体，成为租界当权者奴役和镇压中国人民的罪恶工具，这枚“公共租界工部局万国商团的团徽”原藏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察博物馆，上海解放后转为我馆收藏。
这是租界巡警所穿的制服，和租界巡警使用的警棍等物品。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直接表现在经济上。
他们控制了中国海关的行政权，就好似扼住了中国的命脉。
这是旧时的上海海关大楼，这是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照片。
这些是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的纸币，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的渗透和侵略。
这是法国人开设的“法商赛跑会”的徽章。
“法商赛跑会”即“逸园跑狗场”，是法国人于1928年在今陕西南路与永嘉路之间的文化广场开设的赌场。
随着外国资本掠夺的不断加深，中国农村脆弱的自然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农民纷纷破产，不断涌入城市，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重要来源。
这是一份反映旧时封建生产关系的土地簿册，因册中所绘田亩图，依次排列有如鱼鳞，俗称“鱼鳞册”。
这是破产农民的卖田文契。
这是灾荒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
被迫无奈的农民大量流入城市，然而流入城市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也同样是悲惨的，这条破棉裤是当年上海国棉二厂职工，杨凤庭夫妇在解放前上工时轮流穿着的同一条破棉裤。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的封建压迫，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1842年6月，英军出动三十多艘军舰猛攻上海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英勇抗击，不幸壮烈牺牲。
这是抗英英雄陈化成的画像。
这是1842年清军为了抵抗外国侵略所铸造的铜炮，铜炮上刻有“靖夷”两个字，意思就是平定外夷，反映了清朝的爱国官兵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炮重达1213斤。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这是一张当时太平天国颁布的田凭。
这是当时太平天国发行的货币，币为圆形方孔，正面为“天国”二字，背面为“圣宝”二字，“圣”是指上帝，代表万物均归上帝，这枚铜币的币值为十钱。
1859年，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方案《资政新篇》，因当时处于激烈的战争环境等多种原因，《资政新篇》并未付诸实施。
1860年──1862年太平军进军上海。
这是1862年太平军与英法联军在浦东高桥激战时使用过的长刀和鸭舌枪。
这是1862年太平天国官员何文庆致法国驻宁波领事的照会，阐明了太平天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853年为响应太平天国起义，上海小刀会在刘丽川等人的领导下举行起义。
这把短剑是小刀会飞虎大将军潘可祥部当时使用的武器。
1900年，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联军进犯中国，清政府妥协投降，由爱国民众组成的义和团奋勇抗击。
这是当年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时使用的箭。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历时14年，席卷全国18个省，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封建统治，但是最终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和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围攻，太平天国起义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先后失败。
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内的一部分官僚着手从外国购买洋枪洋炮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陆海军等，史称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在清朝腐朽的封建制度下，终告失败。
这是洋务派重要官员，实业家盛宣怀的大红名片。
1883年－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中法战争爆发后，当爱国官兵在抗法前线大获全胜时，清政府却下诏停战撤兵，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得来的胜利，被卖国的清政府葬送了。
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战后，中国的边疆危机更严重了。
这是在上海印行的反映中法战争的宣传品。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9月的黄海战役中，清朝爱国将领邓世昌率领将士奋勇作战，虽弹尽舰伤，仍然坚定地指挥官兵驾驶军舰撞击敌舰，不幸被鱼雷击中，与全舰将士壮烈牺牲。
这枚发晶书章是邓世昌的遗物，章上镌有阳文“正卿书章”。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资产阶级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现状，发愤图强。
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
康有为，资产阶级改良派领袖，1898年依靠光绪皇帝发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运动，史称“百日维新”，变法历时了103天，遭到了慈禧太后等人的镇压。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
谭嗣同，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家、思想家。
1898年参与维新变法，与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同时被害。
史称“戊戌六君子”《仁学》是他的代表作。
梁启超,维新派重要活动家。
1916年任两广都司令部参谋，军务院政务委员长，他赞成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
这是他当年前往广东和云南时，请刘厚生购置的手枪和子弹，以备自卫。
1905年，美国在其国内排斥华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
5月，上海工商界召开商务会议，发起了抵制美货运动。
这两份传单《中国人不可不看》《有志气的中国人请看》就是当时散发的传单。
邹容，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1903年著书《革命军》遭到清政府逮捕，不堪虐待死于狱中，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邹容1902年在日本赠给同学费公直的签名照。
秋瑾，中国近代革命志士。
1905年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任浙江主盟人。
1907年与徐锡麟等人组织光复军，准备反清起义。
同年7月遭清军逮捕，壮烈牺牲。
这是秋瑾为光复军亲笔书写的《军规军制》。
这是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炳麟（即章太炎）为反清起义牺牲的徐锡麟等四烈士所作的祭文。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上海革命党人积极响应，这是上海革命党人举行起义时使用过的陆军旗和光复军军旗。
1905年8月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倡导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这是《同盟会上海支部总章》。
上海光复后，建立了沪军都督府。
这是上海沪军都督府成立时的成员合影和都督府发布的劝民剪发辫的告示。
这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水晶发章。
这是近代民主革命家黄兴，在辛亥革命后任陆军总长时使用过的指挥刀。
这是1912年底，孙中山到嘉兴演讲，下车时受到当地各界代表和群众数千人的欢迎。
这张照片是他和各界代表在烟雨楼狮子峰前的合影。
这是1913年4月，著名的爱国人士杨杏佛给柳亚子的信，表达了他对国家民族前途极为担忧的心情。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首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中坐者为孙中山、陆军总长黄兴、教育总长蔡元培。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时的纪念币和纪念章。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请皇朝，而且使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软弱妥协，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
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
从太平天国起义到辛亥革命，中国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提出的救国方案相继失败。
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巨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身上。
第二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
1919年，全国产业工人达到200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有1200万人。
中国工人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大城市中。
经济、社会地位特别低下，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具有坚实的革命性，易于团结组织，发挥强大的战斗力。
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就开始了不断的斗争，在五四运动中，上海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大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吹响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了封建主义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新文化运动是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它启示了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新道路，一部分激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受此鼓舞，开始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1918年在上海出版的《劳动》杂志第2号，它刊有反映十月革命的漫画。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为了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主权，举行了游行示威，愤怒高呼“收回山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
5月7日，江苏省教育会、世界和平共进会等50余个社会团体在上海西门外公共体育场召开声援北京学生的国民大会，与会的2万多人中，市民占了绝大多数。
大会后，上海出现了抵制日货的浪潮。
这是上海博文女校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的原照。
这是五四时期上海散发的传单及漫画。
在工人罢工斗争影响下，在青年学生的推动下，全国各大城市的商店也相继举行罢市。
这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即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店员罢市），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迫使军阀政府罢免三个卖国贼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就是上海南京路罢市街景和南京路五芳斋罢市街景。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日益成熟。
这是1920年1月成立的上海药业友谊联合会的宣言和简章，这是上海工人自发组织的第一个工会团体。
五四运动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创造了必要的思想、组织条件。
1920年的五一节纪念活动，在各地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
这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开端。
4月18日和26日，陈独秀在上海和中华工业协会、电器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等7个团体两次开会，商议筹备劳动节大会，同时，开展广泛的社会纪念活动。
这是上海《星期评论》社出版的“劳动日纪念”特刊。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进步社团，并且出版了不少进步刊物。
1918年12月，在北京创办的由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该刊在1919年4月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译文。
1918年6月，李大钊、王光祈等在北京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并且出版了《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刊物。
1920年5月至6月间，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在沪期间，他和陈独秀商讨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问题，同时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这是毛泽东5月5日与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的合影。
这是1920年2月，湖南学生驱张代表团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天问》，由驻上海代表彭璜主编，毛泽东曾为该刊撰文。
1919年9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并且在1920年1月创办《觉悟》，由周恩来主编。
这是早期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在五四时期写的日记。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广泛传播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上海、北京等地区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6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杨明斋、俞秀松、陈望道、沈雁冰等人。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首先改组《新青年》编辑部，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其次从8卷1号起改用新图案，封面上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象征着中国人民和十月革命后苏俄人民的紧密团结，实际上《新青年》已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他在党的“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1942年
在四川江津病逝。
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等。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他在党的“二大”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是北方地区党的负责人。
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年仅38岁。
陈独秀和李大钊南北互相配合，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很大促进作用，故有“南陈北李”之称。
这台打字机是吴弱男在英国购买的。
吴弱男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曾任孙中山的女秘书。
1925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印机打印了不少秘密文件。
1964年7月，本馆通过上海市政协向吴弱男征集到这台打字机。
这是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
1920年2月、3月间，当章士钊和夫人吴弱男把他们的合家欢照片赠给李大钊时，李大钊随即将自己的照片赠给吴弱男并在照片背面亲笔题字签名，互作纪念。
李大钊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因此他的北大图书馆办公室也就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经常活动的地方。
这是李大钊办公室的挂钟。
在酝酿建党的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
这是1919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学生刊物《曙光》，主编宋介（1893-1951，山东兖州人）于1921年初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该刊自1卷6期起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1920年秋，武汉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图为该组织的成立地点——武昌抚院街（今民主路）董必武寓所。
1920年11月底，长沙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图为该组织经常活动的地点——长沙中山东路船山学社旧址。
1920年春，济南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图为该组织成员的活动地点——济南大布政司街20号齐鲁书社。
1921年3、4月间，在旅法的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图为该组织成员张申府（左1，,1893-1986，河北献县人）、刘清扬（左2,1894-1977，天津市人）、周恩来（左3）与天津觉悟社成员赵光宸（右1）在德国合影。
《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内部学习的一个重要文件并作“收纳党员之标准”。
这是1921年12月由共产国际存档的英文本转译的文本（复制件，原件藏中央档案馆）。
该月刊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主编。
这是1919年11月在北京创刊的学生刊物《曙光》主编宋介，（1893-1951，山东兖州人）于1921年初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该刊自1卷6期起转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俄国革命。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了李汉俊翻译的马尔西著作《马格斯资本论入门》。
1921年6月汉口印行的田诚著作《共产主义与智识阶级》。
这些书籍的出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提高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理论水平。
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都受到这些书的影响。
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俞秀松收藏的建党时期出版的革命读物《美国共产党宣言》。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还十分注意深入工人群众，利用办刊物、办学校、办工会等形式，积极启发和组织工人群众。
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面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的通俗刊物《劳动界》。
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劳动音》。
李启汉（1898-1927，湖南江华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
1920年秋，他创办了我党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学校──上海工人半日学校，成为我党教育工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这是1921年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主持开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这是1920年11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西门路泰康里41号（今已拆除）建立第一个产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
这是1921年1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主持开办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
为了培养革命干部，训练青年团员、并为准备赴苏俄留学的青年做准备。
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团组织机关旧址（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设立了外国语学社。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十分重视青年工作。
俞秀松（1889-1938，浙江诸暨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这是1921年3月，俞秀松赴俄国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途中给父亲俞韵琴的信。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联系下，广州、北京、武汉、长沙、天津等地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是1921年4月3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生罗亦农（1902-1928，湖南湘潭人）、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周伯棣（1900-1982，浙江余姚人）在上海的合影。
这是1921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庄文恭（1901-1965，浙江绍兴人）赴俄留学时他母亲送给他佩带的玉坠。
祝愿他吉祥如意，学习成功，顺利归来。
这是赴俄学习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汪寿华1924年5月15日在海参崴的题字留影。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部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原来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
“望志”原来是一个法国人的译名。
1943年，这条马路改名为兴业路，这里的门牌号码也变为76号，现在的门牌号码是恢复原来的106号。
当时出席大会的共十三人，代表全国五十三名党员。
这十三个出席者中，他们大部分是接受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其中少数人是投机分子，后来有的被清除出党成为叛徒、汉奸。
下面介绍十三个出席者的简历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76年9月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他是十三个出席者中年纪最大的，当时45岁。
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等职。
1934年，红军开始撤出江西，进行长征。
年近花甲的何叔衡被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上级组织决定，年老体衰的何叔衡、瞿秋白等从江西经福建前往香港。
他们在福建上杭水口镇遭敌包围，何叔衡在突围时壮烈牺牲，终年59岁。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等职。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曾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3年9月和毛泽民等在新疆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牺牲时只有47岁。
王尽美（1898-1925，山东莒县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5年，他因积劳成疾在青岛医院永别人世，年仅27岁。
邓恩明（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8年底邓恩明和中共山东省委的一批负责人落入济南市警察局手中，关押在济南省府前街的拘留所里。
邓恩明数次设法组织越狱，但因身体虚弱未能逃脱。
1931年清明节被敌人杀害，牺牲时只有30岁。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
1923年脱党，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后任武汉大学校长。
在“文革”期间遭到迫害含冤去世，终年76岁，1980年为他平反昭雪。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当年“一大”开会的房子就是他和他哥哥李书诚的寓所。
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等职。
1924年脱党，1927年1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捕后仅四小时便壮烈牺牲了，年仅37岁。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给李汉俊家属颁发烈属证书，写着：
“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证书由毛泽东签署。
除了以上八个出席者之外，下面五个在长期的革命中，在政治上起了变化。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负责组织工作。
1935年红军长征时，进行分裂党和红军活动。
1938年被开除出党。
1948年冬，他带全家逃到台北。
此时的他已经“贬值”，“军统”已经冷落了他。
台北又无法落脚了。
1949年冬迁往香港。
1968年又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病逝，终年82岁。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1930年因参加托洛茨基派别组织被党开除。
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国务院参事。
在“一大”出席者中，他是最年轻的，当时只有十九岁，1979年以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
1987年8月，他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去世，终年85岁。
包惠僧（1894-1979，湖北黄冈人），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一大会议。
1927年脱党，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解放后任国务院参事。
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他开始写回忆性文章。
他的笔名“栖梧老人”。
1979年他在北京病逝，终年85岁。
陈公博（1890-1946，广东南海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
1922年秋脱党。
1927年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
1939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
1944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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