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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制造企业

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制造企业

1.日本人眼中的中国企业:

死得太快了!

首先,你必须知道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中国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日本调查公司东京商工研究机构数据显示,全日本超过150年历史的企业竟达21666家之多,而在明年将又有4850家将满150岁生日,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将又会有7568家满150岁生日……

而在中国,最古老的企业是成立于1538年的六必居,之后是1663年的剪刀老字号张小泉,再加上陈李济、广州同仁堂药业以及王老吉三家企业,中国现存的超过150年历史的老店仅此5家。

经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变异,其字号的传承性其实已大打折扣。

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日本企业平均寿命58年相比,相距甚远。

日本被誉为是“工匠国”,其企业群体的技术结构犹如“金字塔”,底盘是一大批各怀所长的几百年的优秀中小企业。

这些企业或许员工不足百名,但长期为大企业提供高技术、高质量的零部件、原材料。

很多中小企业在世界市场上掌握着某种中间产品、中间技术的绝对份额,甚至不乏独此一家。

日本人天生性格追求极致完美、严谨、执着、精益求精,当自认为技术还不够完美时不会拿出手。

在技术研发方面,日本有三个指标名列世界第一:

一是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列世界第一;二是由企业主导的研发经费占总研发经费的比例世界第一;三是日本核心科技专利占世界第一80%以上。

这意味着日本整个国家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科技能独步天下。

经济不只是单纯地建造工厂,然后高效运作。

中日在经济基盘建设上仍有很大差距,日企不只在于表面丰田、松下、索尼、佳能、日立……,而是更多在国际市场上众多领域的“隐形王者”。

中国离强国还有很远很远很远的路要走,要想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不能依靠炒房地产、炒金融、吹IT泡沫,还需要向日本学习务实精神,通过脚踏实地、培养扎实的实业做支撑。

日本长寿企业长盛不衰的原因有很多。

日本长寿企业比欧美做得更好,日本企业投资都讲究战略,注重长远投资和利益回报,每每投资都考虑几十年以后的市场定位和变化。

日本企业是家社会,重视员工利益。

西方则重视股东利益。

从现代资本理论来看,日本企业的资本利率不一定有西方企业那么高,但是他们可以保持长期利益不断延续。

反思中国企业,是如何经营思考的?

2.为何中日差距越来越大?

追求不同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家,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企业家,似乎对赚钱有着某种天赋。

所以,很多人在主业上小有成就之后,便立马开始“多元化”战略,投资房地产、投资股票证券。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中国人的特性习惯,企业、百姓都是如此,所以一点也不奇怪。

而日本的企业家给人的印象似乎对产品本身更感兴趣。

我这次去日本,和日本一个青年企业家交流,他们公司是做汽车轴承的。

说实话,汽车轴承在我眼里确实是一个小产品,没什么了不起。

但他一说到他的产品的时候,就开始手舞足蹈,两眼发光,似乎特别地享受设计和生产的过程。

我一问,原来他父亲是公司董事长,他哥哥是总经理,他是主管技术的董事、副总。

公司规模不大,一百来人,但是服务的客户却是丰田、本田、铃木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

他们家里好像也没有别的生意。

他说,光轴承需要研究的东西就太多了,几代人都研究不透,哪有精力再去做别的?

从两者区别,我明白中国人只是赚钱,日本才是做事业。

两者结果可想而知……日本有几万家百年企业,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百年企业一个也没有,这是就是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全球著名的品牌,无论是任天堂、微软、尼康、奔驰,丰田,麦当劳……,他们似乎都永远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始终在他们的行业里面越做越深,越做越有乐趣,越做越大。

而我们的企业,包括海尔、联想在内的中国品牌,本行都没有完全成功,也开始搞投资,做房地产,甚至做保健品,忙着赚钱而严重忽视本行,典型不务正业。

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的品牌和日本品牌之间的差距所在。

记得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报道过浙江某个地区,这个地区可以迅速拥有某个产品全球前几名的加工生产能力,但同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又放弃了原来的行业进入另外一个行业,然后又迅速成为另一个行业里的前三名。

但是无论做什么行业,厂房永远是那么破旧,设备永远是那么简陋。

所以,他们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他们确实是赚了一些钱,但是这种财富的积累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没有获得同行的尊敬。

我在东京中小企业促进中心考察的时候,带领我们参观的领导有一段话让我特别记忆犹新:

“现在你们中国人太厉害了,你们的学习能力太强了,就像跑步一样,我们在前面跑,你们在后面追,你们追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越来越担心被你们追上。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创新。

要创新,就必须要加大投入,加大投入就必须要提高价格,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保持自己微弱的优势,我们才能生存。

所以我们必须专注,我们必须创新,我们必须精益求精,这也是你们逼的呀。

说实话,谈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脸火辣辣的,他的话表面上说起来在表扬我们,说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实际上是在批评我们不懂得专注和创新,只会山寨,抄袭。

我们技术水平和能力根本不可能成为日本的威胁,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

中国有句古话说的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更何况我们失之千里?

中国的生产科技,众多核心技术和设备都来自日本,并且无法替代。

国民生活方方面面也都充斥着日本技术与产品,即使国货产品里面的核心技术也依然是日本提供,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法替代的。

中国积贫积弱几百年,我们连自身的基本状况都没有搞清楚,有一点点成绩就特别自大,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企业家爱的应该是产品和品牌,而不是钱。

赚钱只是经营的结果,而不是经营的目标。

3.对技术的理解不同

在中国企业家眼里,技术基本上等于先进的设备,所以中国老板的设备一个比一个买得先进,但花钱培训技术员却舍不得,培训全员的老板则更是少之又少。

记得以前给一个家具公司做企业形象设计的时候,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某位家具公司的老板愿意花750万买了一台日本的设备,但是需要花40万培训一批技师却舍不得,以至于被不懂操作的人把机器搞坏,只有再花50万去修。

其实,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身边的例子吧。

中国商人背的相机一个比一个高档,从佳能的50D到5D-MAX2,甚至到1DS-MAX3,一个比一个专业,一个比一个高档,但仔细一看,他们使用的全是傻瓜模式。

买相机容易,因为咱“不差钱”,但舍不得花时间去学习,去研究。

我团有个小姐,见我给她拍的照片好,问我是什么型号的。

我说我的是佳能,只有一两万。

她说她们家的相机也是佳能,有15万多,但是拍的效果还没有我拍的好。

所以,人们狭隘地认为只要设备好,拍出来的东西就一流,这个观点显然有点滑稽而愚蠢。

日本人跟中国人不太一样,他们买设备可能精打细算,但是学习技术比较舍得花钱,而消化技术则更舍得花钱和精力。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的设备是100分,他们的设备可能是80分,我们用的能力可能只有30分,人家用到95分,这样100×30%,只有30分,而80×95%有76分。

他们用80分的设备却胜过我们100分的设备,这就是技术的差距,也是软实力的差距。

所以,设备并不是最主要的,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技术的关键就是全面消化和全员掌握。

事实上,如果一个企业长期从事某一种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资源和技术就一定越来越系统和深入,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新的进入者要想在短期内赶超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和日本企业的差距还可以用一句话总结:

表面看得懂,根本学不会,更是坚持不了。

举个简单小例子,日本人要求每天车间的地板要清洁十次,这样才能保持环境的清洁和产品的品质。

日本人听了以后,保证每天十次,一次不少,坚持不懈。

我们头三天十次没问题,一个星期过去,十次就变八次,慢慢地八次变五次,五次变两次,最后三天一次、五天一次、一周一次也保证不了。

我们连一个最基本的事情都是如此。

很多的技术指标、细节,就是在这样的自我松懈中变形,进而影响产品的品质和企业信誉。

长此以往,何来品牌?

4.对速度的理解不同

中国人做事特别喜欢追求速度大跃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思想极为严重。

中国人做事喜欢讲究立竿见影,讲究所谓效率和速度。

而日本人似乎和我们不同。

我们的导游英子介绍说,日本人看起来比较程序化和呆板,背后是严谨、精细、执着、精益求精、专注、专业、认真。

而中国人大都比较灵活,背后是小聪明、偷工减料、自以为是、粗制滥造。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经济的发展还是远远走在我们前面,而且发展的结构、质量比我们要好得多。

日本经济对能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跟我们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而是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的单位能耗是日本的150倍,也就是说消耗同一个东西,日本创造的价值是我们的150倍。

这不能不值得我们深思:

何为快?

何为慢?

日本发展经济是让民众受益,让本已高品质的生活质量有更高追求目标。

中国发展经济是用来攀比、炫耀的。

更可怕的是,大部分民众盲目的“爱国热情”会让中国走更多弯路……

像中国新兴城市的马路一样,刚刚修好又刨开铺煤气管道,过半年又来铺水管,没过几天又刨开铺液化气管……我们修高速公路的速度之快也是令世人惊讶!

可惜每每你走到高速公路上会发现,这里在修路,那里也在修路,高速公路修好没两三年就得翻修。

而这些都计算在GDP里面,修一条路要一个亿,再修一次又得花八千万,再修一次还得花五千万,我们的GDP就2.3个亿了。

人家一次花一亿,或者一点二亿就搞定,表面上看起来人家花的钱多一点,人家的速度是慢了一点,但是一次到位,用不着折腾和浪费。

在我看来,所谓“快”,首先要以保证品质为前提,只有这样的快,才有意义,否则来得快也去得快,生得快也死得快,建得快也倒得快。

我们任何的发展都应该遵循自然科学规律,不要想一蹴而就,违背自然规律的拔苗助长,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做品牌也是如此。

日本的品牌,比如索尼、松下、丰田、佳能等等,最少都花了几十上百年的时间来打造自己的品牌,而中国除了老字号之外(其实品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真正市场化的品牌屈指数来也不过二三十年。

所以,我们不要急躁,不要急功近利,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专心专注地发展,再过五十年中国肯定会出一批大品牌。

但如果中国一如既往地如此急功近利、浮燥,自以为是,好大喜功,中国永远都不会出现世界级品牌。

品牌是什么?

品牌对消费者而言就是一种体验,或者是一种可以信赖的承诺,而对企业而言就是获利的工具。

所以,做品牌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投资。

当然,有些投资可以立竿见影,而有些投资可能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回报,而是需要等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够看到成效。

有长远目光的人懂得在品牌建设上加大投入,因为他有耐心。

而有些人看到自己在品牌上的投入短期内没有回报,便心灰意冷,觉得还不如炒股、买楼来得实惠。

久而久之,他会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而到那时候,这个错误已经无法挽回。

我曾经有一个客户,是河北奔亚服饰,他的老板很沮丧地告诉我,“我们厂以前和天津的大维制衣规模差不多,我们的生意比他们的好,订单做不过来,所以,我们觉得根本不需要做品牌。

”而在这时,大维制衣看到了做品牌的价值和意义,加大了在品牌方面的投入,通过各种途径塑造自己的品牌。

现在的情景是,同样一件衬衫,打上“大维”的能卖好几百上千元一件,而打上他们的品牌只能卖几十上百,品质、材料、做工都一模一样。

奔亚的老板现在知道错了,想奋起直追,但是代价多大,可想而知。

5.对规则的理解不同

所谓“规则”就是规定和法则。

在这方面中国人总是比日本人“聪明太多”,总可以找到规则的漏洞,总要耍点小聪明。

而日本人不一样,他们看起来很傻,只懂得死心塌地的严格遵照执行。

所以,日本人做事非常守时,从不迟到。

这一点和中国人经常迟到,坐飞机从来都是误点,而且有层出不穷的理由不同。

此外,日本人之间都是文质彬彬,特别尊重,即使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分手时也是点头哈腰。

刚开始我还真有点不习惯,看起来总觉得有点假,都那么熟了还那么客气干嘛?

后来才发现他们这种客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也许中国人太虚伪了,让我对他们的做法形成一种不信任的感觉,但我现在非常羞愧,我不能因为这个世界有不真诚的人而认为所有的人都不真诚,更何况是中国人自己不真诚,我不能这么轻易就认为别人不真诚,这是我的无知和不礼貌。

这一点也与“规则”有关。

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文明的高素质国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规则和秩序的社会。

在日本等车,看不到中国特色式的争先恐后,而实际上按规矩排队不但不会耽误时间,反而会节省大家的时间。

如果都去挤,总体而言反而会浪费时间。

这个道理可能大家都懂,但中国人就是做不到。

所以中国人只有小聪明,从地方官员到企业老板、高管,再到普通百姓,时刻都在表演我们的小聪明。

我们不断在为自己的小聪明付出沉重代价,但我们却依然死性不改。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与人们对规则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规则越多的地方,秩序越好,自由其实也就越多。

没有规则,就会一盘散沙,一片混乱,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中国有句古话叫“聪明反被聪明误”,说的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可悲,可叹!

(来源:

日本窗/日本微商会)

康斯坦丁:

是谁拉大了中国制造的贫富差距?

中国制造自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评价,身上的标签也多半是灰色的,比如血汗、剥削、无含金量,还有什么产业链最低端等等,即便是在其最辉煌的时候,公众在谈论起制造业时,也常常充满着鄙夷的口气。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制造业运作正常还好,一旦出现任何状况,都会被舆论无限放大,此前,富士康曾因坠楼门而被推上风口浪尖,在最疯狂的讨伐岁月中,人人都变成了上帝,变成了拯救流水线工人的救世主,莫说是超时加班或者职业危害等问题,就连园区里的一棵树倒了,舆论也恨不得把责任归到郭台铭的管理头上;另外,自去年春节开始,珠江、温州、江苏等地的制造工厂纷纷陷入倒闭潮,也助长了舆论的不正之风,大家解剖完企业倒闭的原因之后,似乎也在寻找一种“终于可以盖棺定论”的快感,也即中国制造业真的不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当大部分企业陷入亏损甚至倒闭的时候,一些明星企业的业绩却蒸蒸日上,如前文提到的富士康,他们如今最头疼的是,招不到足够的流水线员工去满足苹果巨大的订单需求,自然,随着iPhone6s热卖,他们势必会在接下来的两个季度里再大赚一笔。

有些企业正遭遇寒冬,而且基本上熬不到春天了;有些企业却正值盛夏,车间里的流水线如永动机一般从未停止转动,不用高唱赞歌,只消看一眼堆积如山的高端手机就能感觉到咱们工人有力量,丝毫没有衰退的迹象。

中国制造业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远不止是一个客户订单差异就能全部解释的,它更关乎企业发展策略、管理制度以及部门文化。

无源之水,低端制造注定要枯竭

曾几何时,中国制造风靡一时,特别是一些中小型制造业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有力补充,掘到了第一桶金之后,暴发户开始自诩为企业家,有的甚至出书立传、到处走穴,但企业家和暴发户最本质的区别正在于对企业“永续经营”的思考。

中国制造的黄金十年,其实,也是劳动力最廉价的十年,那时候的工人不仅廉价、而且听话,像狗一样听话。

因政策更倾向于制造业,使得土地、材料成本大幅度下降,这才促成了中国制造最核心的价格竞争力,此外,国外的资本同样看中了这里宽松的政策和勤劳的人民,而且这里的领导比较关心政绩和经济指标,至于环境治理或者人才培养这种需要深耕、文火慢炖的事儿,从来只是下一届的任务,久而久之,中国制造赢得了订单,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留给后代的却是恶劣的环境,以及从未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

拿温州举例,这座城市号称中国制造业之都,他们生产出来的眼镜、鞋子、打火机等日常用品可销往全世界,这里的土著居民瞬间暴富,基本上都是富得流油,但这种制造业的富裕只是短暂的,他们只是抓住了全世界旺盛的需求以及廉价生产资料的差价,商业模式和制造水平,都不具备特别的思维深度,于是很容易模仿。

随着同质化制造的出现,相同产品出现产能过剩的危机,昔日可观的利润慢慢地被蚕食。

此外,中国一些小型的制造企业,基本上没有管理体系,总体上属于游击战,企业主接到订单了,就联络工人过来生产,订单做完了,大家就放假,莫说是人才培养,连最基本的培训都无法展开,这种环境下,制造业的工艺、工人都只能停留在最低端,市场需求稍有变动,他们就无法适应了,更谈不上永续经营。

另外,一些相对大型的制造业,比如苏州的联建科技,昔日也曾作为苹果的供应商红极一时,但因技术变革较慢,没能适应客户需求,最终落得个惨淡出局,这种境况也不能完全怪联建科技自己,要知道,成为苹果的供应商本就是一件“高风险、高收益”的事儿,干好了,自然赚得盆满钵满,干不好,随时有可能倒闭,因苹果产品出货量太大,任何供应商在前期想要接下苹果的单,必须要押上全部家底,有的甚至要借高利贷兴建厂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跟不上苹果的节奏,死的会非常惨,除了联建之外,GATA也如此。

中国社会环境和政策导向也抢走了很多本该流入制造业的钱。

过去10年,领导们突然开窍了,他们竟然能发现品牌溢价、高薪技术能赚到更多的钱,于是在改革的红旗下,东南沿海城市开始驱赶制造业,不仅之前的税收、土地优惠政策渐行渐远,还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得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荡然无从,富士康从深圳陆续迁往郑州和昆山,就是这种驱赶最鲜明的写照,巨头企业自然有实力坚持到内陆,东山再起,但很多中小企业在迁徙之中就饿死了,有的干脆就地解散。

如果说政策是中小制造业的天灾,那么,房地产则更像是中国制造的一场人祸,最著名的温州炒房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来源于制造业主,他们对比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利润之后,前者只有2%左右,后者则常常高大39%,开始把大量的资本投入房地产业,变成了鬼屋、无人居住,也套牢了本该用于升级设备、培养人才的资本。

现在这个资本又转移到了股市,承受着一轮又一轮的割韭菜。

锱铢必较,制造业的抠门之道

中国制造业正集体过冬,有的人甚至已经冬眠,但这并不包括一些巨型的明星企业,他们的车间正变得越来越拥挤,因为要提高UPH,越来越多的闲置空间架起了流水线,也变得越来越热,因为越来越多的新设备正散发出新的能量,工人不担心失业,甚至不担心收入降低,在他们眼中,流水线是不会停歇的,偶尔地旷工反倒是成了工作之中的调剂,总之,这里不缺订单、不缺钱,中国制造业的冷气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

其中,最耀眼的明星非华为莫属,诚然,把他归到制造业中有点委屈,他们的科技含量在国内可是屈指可数的,但正如三星的全产业链的发展模式,华为也正开始锱铢必较地打磨自己的产品,并逐步从基础的电信设备扩展到智能终端,以及芯片领域,他们的Mate7在英国等欧洲国家非常受欢迎,这源于他们电信品牌的加成,更是对制作工艺的不断追求,而且,他们的立足之本也是值得中国全部企业学习的,华为人从来都是居安思危,每年都会把利润的10%投入到研发之中,同时,也有相当的比例分到员工手中,留下人才,培养浓重的工程师文化,逐渐建立起万事不拔之基,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华为的牌子有可能金光闪闪100年吧,至于说,再卖出1亿的手机,也只是顺便的事儿。

与华为的光芒万丈相比,富士康则显得普通的多,这个代工大王总给人一种农民的感觉,朴实、勤劳、兢兢业业,但也赚了不少钱。

笔者刚刚读了一个帖子,数据显示鸿海2015年的预计营业额将达到10000亿人民币,员工人数则从2010年的80万增长到现在的130万,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仅创造的就业岗位来看,历史就应该给其记上一攻,我想1000年以后,跟在郭台铭身后的绝对不是什么坠楼事件,而是之于中国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巨大影响,但光芒的背后却是富士康人的朴实付出,笔者有一位朋友在这家企业任职,每每聊起工作的事情,他都会抱怨单调、重复、简单到白痴都可以做,比如要注意5S管理、宣导员工穿好静电衣,很多人的工作就是定期擦拭设备上的尘土,以防止粉尘影响iPhone6s的生产良率,全部门没有人高弹阔论发展战略,上至高层、下至操作工,大家谈论的都是基本功,日复一日的强调,也日复一日地提高,或许正是这样的工匠精神才能不断满足高端客户的品质要求,像苹果、小米这样兼具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没有点决心,还真搞不定。

太聪明的人,一般是做不好制造业的,这个行业里没有快速赚钱的途径,也容不下急功近利的人。

真正拉开中国制造业贫富差距的,除了客户、政策等外部因素外,更核心的因素则是企业本身,一种工匠精神,一种基本功精神。

(本文来源科技新发现康斯坦丁/文,个人简介:

本名王鲲,曾在多家IT知名企业就职,先后担任过Tecomm副总以及多家知名企业特约顾问,科幻星系和科技新发现网站创建人,多家知名媒体特约IT评论员,国内知名科幻作者。

目前已发表IT、影视、动漫、科普评论及科幻故事数千篇,以及发行出版有老康谈IT互联科技等系列丛书计数千万字。

康斯坦丁:

谁把中国制造困在“作坊”里?

前不久,网上流传出一段视频,大致内容如下:

在一个脏乱的商业街上,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手持金杯,大声呵斥手下的总经理,你不修理它,我就修理你,我富士康不要这样的员工……对面站着一位少年,典型的流水线工人打扮,有点不屑、有点烦,网友给他配的内心独白是:

老子正好不想干了!

笔者读过一些关于郭总的传记,也知道他的强大和温柔,对于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我们实在不应该再去奢求他总是心平气和地讲话,毕竟,他的灵魂属于那个旧时代,那个粗狂的时代,但对于富士康,以及它背后的中国制造业,我们不禁想问:

除了用骂声施压,难道我们就没有更好的管理手段吗?

中国靠制造业崛起,世界工厂的美名享誉全球,但却没有出现经典的管理案例。

按照正常逻辑,劳动密集型企业要想保持平衡与稳定,势必需要管理者花费巨大的心思来研究管理手段,可直到今时今日,中国制造业竟没有向世界输出任何的管理理念,究其原因,是我们消耗了大量的人权,在一种低人权的工作环境下,企业能轻松获取大量竞争力,难免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开发新管理手段,同时,中国制造从业者普遍学历较低,之于先进的管理理念有着天然的隔阂,笔者有一位朋友在某制造业当主管,他经常翻看一些管理书籍,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团队成员的能力,提高工作效率,比如制定学习计划,练习办公技能、在专业上进行拓展,但员工只是表面应付,私下里抱怨这些培训占据了他们玩游戏的时间,久而久之,培训成了企业的累赘,而朋友转了一圈才发现:

怒吼才是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最佳途径,于是,办公里到处回荡着拍桌子的声音,且弥漫着一股“死亡”的味道。

现在,中国制造面临着巨大困难,强悍如富士康也不得不寻找苹果之外的大型客户,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人员管理,新一代的员工没有办法如父辈般像狗一样工作,像狗一样听话,而世界制造的竞争格局中,再也没有“双手”的一席之地。

未来制造业拼的工业4.0,拼的是大数据,拼的自动化,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现代化科技人才,也就是说,中国制造若没有完善的管理体制,将会被永远困在作坊里,直至坍塌。

圈养管理,谁动了中国员工的人权?

如前文所述,中国制造靠低人权管理赢得了竞争优势,这种低人权包括低工资、低劳保、低工伤事故价格、低环境补贴等等,企业靠廉价的生产要素,只靠简单地扩大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自然没有提高管理、增加效率的冲动,更不要提什么创新应用了。

这种低人权优势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优势,但勤恳的70/80后们渐渐老去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体力,支撑自己在流水线如机器般工作10个小时,而新晋的90后员工则再也找不到父辈们的勤恳,于是,中国制造业普遍要面对的困难就是招工难,而这种低人权制造业最该控诉的地方在于:

它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正当美国的孩子们泡在实验室里研究领先未来10年的技术时,我们的孩子却日复一日地组装iPhone6和iPhone6Plus,永不停歇!

《新周刊》在描述东部沿海制造作坊里的生活时,出现了一句经典:

流水线上的工作,单调、枯燥,用2个小时就能望见一生。

制造业中,有一个部门叫做工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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