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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门
天地之门 仙道阆中—冯时教授阆中考察演讲录
2015年4月1日至3日，市旅发公司邀请当代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导师冯时先生对阆中天文易学及历史文化进行了专题调研。
冯先生是当今中国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天文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有中国天文易学考古第一人之誉，他的天文易学考古成果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写了中国历史。
在天文考古方面将中国天文考古学有确证可考的历史自公元前1000年提前至公元前4500年。
所撰《中国天文考古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初步建立了中国天文考古学体系。
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
短暂的阆中行，冯先生对阆中历史文化进行了深邃的探索，提出许多新观念、新思想，给人以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冯先生认为阆中山川奇绝，乃宇宙绝观，天之“大邑”，为中国上古重要文明中心，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至今仍原生态体现出了上古“王邑大都，天下之中”政治地理格局和神仙思想，阆中之名便源于这一文化传承，阆中是中国唯一活生生完整体现古昆仑神话五城十二楼的神仙都会之地，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国神仙学说提供了范本，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和重要而独特的文化旅游价值，这为我们深度挖掘阆中历史文化，促进阆中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思维。
天地之门 仙道阆中
——冯时教授阆中考察演讲录
（根据录音整理）
摘要：
阆中的历史文化已远远超出“术”的层面。
中国早期文化呈现夷夏东西的格局，而这种格局反映到广大的东方夷文化地区，可以看做是阆中文化的源头，阆中的地理位置也处在这个文化带上。
阆中古文化重视天文，重视数术，重视风水，这些都反映了夷文化的特点。
阆中文化集中了夷汉甚至更多文化的特征。
阆中可以称为“仙道阆中”，这个道既是道术的道，又是道家的道，也是道教的道。
“阆”“中”反映的升仙思想，表明阆中文化是非常深厚的，以“邑”来完整体现古人的升仙思想，在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第二处。
阆中的大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其文化价值怎么估量都不过分。
关键词：
阆中 天文 神仙
演讲正文：
首先我要感谢郑云先生邀请我来阆中，给了我一个认识阆中、学习阆中的机会；我也要感谢王萌先生、张治平先生，还有牛文君所长昨天陪了我一天，他们的高见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让我逐渐进入了角色。
通过昨天一天的参观和调查，我觉得这里文化积淀深厚，犹如吃了一桌满汉全席，各种各样的好味道让我消化不了。
昨天我是看得多，想得少，今天利用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跟大家作一些交流，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
今天想和大家交流两个问题，一个是阆中历史文化的定位，另一个是对阆中筹建风水体验馆的一些想法。
中国学术、天下之事无非两个字：
“道”、“术”而已。
通过昨天一天的考察，我觉得阆中的历史文化已远远超出了“术”的层面，所以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道”的问题。
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阆中文化的溯源，我们在一个怎样的文化背景下认识阆中文化。
我从下飞机，一路上就听同行的人讲阆中的特点，比如说，阆中的历史文化非常重视天文，非常重视数术、风水，非常重视北斗。
这样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上古时期某个地区的文化特点，所以我们要想追溯阆中文化的“源”，就不得不回溯更早的时代和更广阔的文化背景。
我认为，今天的考古学研究，或者说早期文明研究，可以将上古文化从大的格局方面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
一个区域是太行山以东的“夷”文化区，另一个区域是太行山以西的所谓“夏”的文化区，这样在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夷夏对峙、夷夏东西的局面。
这样的文化格局，今天的考古材料已反映得非常明确。
如果大家熟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化特征，你就会发现它和太行山以西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这些差异实际上就表现了夷夏两个大的区域文化的差异。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我们可以从不会说话的考古材料中获得这些认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文字史料的支持。
比如在山东，我们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陶文，文字刻在一块陶片上，上面写有11个字，这11个字构成了书面语的形式。
对于这些文字，我们在解读时遇到了一个问题，用汉字解读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汉字系统的文字。
后来我们用今天生活在滇川黔桂的彝族的文字解读它，结果成功了。
因此可以肯定，龙山文化中的文字实际是今天彝族文字的祖先。
山东的“东夷”和今天的“彝族”，作为族名的两个用字今天已经不一样了，前者似乎带有蔑称，其实这里有一段历史的误会。
彝族族名的“彝”本来就写成“东夷”的“夷”，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族人民地位平等，而当时有人认为“夷族”的“夷”带有歧视的性质，所以要改掉，于是换成了鼎彝的“彝”。
殊不知这是好心办了坏事，实际上改的是那个族的族称。
直到今天，彝族兄弟们还对此事耿耿于怀，他们希望把族名改回来，“夷”字作为族称本来是没有歧视意义的。
所以我们说，夷族实际上就是原来分布在东方的民族。
如果从表面上看，古代的夷和今天的夷，分布的距离有些远，其实我们了解了上古文化的分布特点，这个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
四川大学教授童恩正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理论，叫“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这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包括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黄河下游、再向南到长江中下游的这样一个纵向分布的广大地区，童恩正认为这个地带上的民族应该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今天的考古材料和文字材料都能印证这一点。
四川，乃至阆中就是在这个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
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寻找一些具有形而上观念的、在文化理解上存在共性的东西。
比如说一种特殊的八角形图像，这样的图像我们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遗物中搜集了很多，但都是出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而在这个传播带以西，准确地说在太行山以西，一件都没有发现。
这反映了这一地区文化上的认同。
这样的一种特殊图像，在今天西南少数民族中却大量存在，彝族、苗族等很多民族都存在这类东西，而且这些图像经常和八卦配在一起，况且彝语把八卦就叫做八角。
今天我们研究知道，这样的图像其实就是最古老的“洛书”，风水学也讲河图洛书，这些东西只在夷文化中存在，汉文化中却没有。
到了宋代，当时的人们去找河图洛书，仍然在四川一带找到了它们，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因此可以看出，四川这个地方对上古夷文化的历史传承是极其深厚的，而这种深厚的文化渊源恰恰可以通过考古学所体现的夷夏东西的文化特点梳理出来。
今天早上参观了阆中目前的小风水馆，一进门就看到河南舞阳贾湖的龟甲文字和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发现的刻在陶缸上的文字，这些文字很有意义。
过去有很多学者对它们进行过研究，但都是用汉字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然而这些文字如果根本不是汉字，那我们用汉字解读文字的方法也就失去了意义。
所以我们在解读上古文字之前，首先要把这些文字所属的文化搞清楚。
我们发现，这些文字所隶属的考古学文化都是夷的文化，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夷文化去分析它，因此知道这些文字是夷文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那个文字，过去学者都根据汉字把它释作“旦”，表示太阳出升。
但我们在大汶口文化不同地点的遗址中也看到了这个图形，而且字的结构还有变化，如果用“旦”来分析，肯定讲不通，但用夷文字来分析，就行得通。
夷人如缸之类的葬具上就有这样的文字，表示“天”和“地”，这些文字具有宗教的意义：
人死了，灵魂升天，所以在葬具上刻有“天”“地”二字。
再如贾湖的甲骨文字，过去人们都根据汉字把它释为“目”，而古代的甲骨是用来占卜的。
同样的符号我们在江浙一带的夷文化中也发现了，刻在玉璧上，如果解释成“目”就讲不通，还得从夷文化的背景去分析。
夷文字里有这个字，读作“ma”，意思是“吉”。
古人占卜的目的就是趋吉避凶，所以我们用夷语解释这些文字，比汉语要好得多，这仅仅是两例。
总之，很多研究都可以支持早期文化呈现夷夏东西的格局的结论，这个格局所反映的广大的东方夷文化地区就可以看做是阆中文化的源头，因为阆中的地理位置正处在这个文化带上。
我听阆中的朋友说，阆中古文化重视天文，重视数术，重视风水，这些全都是夷文化的特点，这些特点，今天我们通过对夷文化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能够追溯到距今八千年到七千年之前，而且是非常系统的，这样的文化传统积淀非常深厚，所以我们给阆中的文化定位，不能单纯地以汉族文化来看待它，阆中由于有这么悠久的文化积淀，所以集中了夷汉甚至更多文化的特征，这是从文化溯源的角度谈。
第二个有关阆中文化的问题，就是阆中地理的特点。
来的当晚我就上了白塔山，鸟瞰阆中，顿时非常兴奋。
阆中是由嘉陵江围成的一个“U”字形的半岛地形，这样的地理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含义的，这涉及到古人对“邑”的基本认识。
今天说“邑”，城邑、都邑，只是人聚集的地方，没有更多的内涵，实际上这个概念在春秋时就被人误解了，老祖宗已经讲不清楚。
但我们今天根据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把“邑”的问题搞清楚了。
“邑”有两种，有大邑，就是王邑；还有就是诸侯之邑。
如果是王邑，它的地理位置一定在天下之中，阆中这个名字就含有“中”。
先来解释“邑”，在夏、商、西周三代，人们把王庭所在之地叫“邑”，西周建洛邑，商建大邑商，商汤建亳中邑，再往前推，夏都叫夏邑。
现在我们找到早期夏都的遗址，也是邑，名叫“文邑”。
我们梳理夏商周的王庭所在，其性质都是“邑”。
过去我们认为王庭应有城墙，但回到原始的制度，当时的王庭却根本没有城墙。
换句话说，“邑”其实就是没有城墙的聚地。
我们举两个字：
古文字“邑”强调了被围起来的区域，但不是城墙；早期的“墉”字描写的则是古代的城墙；再如“围”，也就是“卫”的本字，象“邑”的周围有人再环绕而守卫，所以中央的圆形围邑表示的是没有城墙的围邑，所以才需要人来守卫。
考古学的证据显示，西周洛邑、商的大邑商、夏的文邑都没有城墙，比夏代早期的文邑更早的时代曾经有城，但在中期被毁掉而建立了文邑，这件事在《周易》中提到了。
现在人们拿《周易》算命，孔子看它是因为其中有道德。
我们今天看《周易》，里面记载了大量的西周以前的历史故事。
《泰卦》讲：
“城复于隍，自邑告命。
”也就是说，人们推倒了城，建立了邑。
所以王庭都是以“邑”的形式出现的，在王不担心自身安危的时候，通过封建诸侯，在军事上保卫王，在政治和经济上通过贡纳臣服于王，这是封建制的基本特点。
古人认为，王庭不需要自我筑城保护，相反，如果深沟高垒盖起城墙，则于传播教令是不利的。
《周易》中说，邑没有墙虽不利于打仗，但利于教令的传播。
所以我们找古文化的中心，不是找城，而是找邑。
早期的邑，核心就是建一个围壕，把中心围起来，围壕则用来防野兽，这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如果有天然的江河山川，能不挖壕的就不施挖，因袭山川河流就可以了，就像殷墟的形制一样。
殷墟就是晚商的邑，今天看到的殷墟，只在西面和南面有环壕，东面和北面则有洹水围绕，所以它利用了洹水造成了大邑商。
阆中是由嘉陵江围绕起来的天然的大邑，它的北面是山，东、西、南是水，完全符合《周礼》所讲的如有山川，就因袭山川建立邑的制度。
古人不干费力不讨好的事，很聪明。
在嘉陵江围绕的中心建立了这个都邑，这样的都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的，是具有宗教意义和政治意义的。
王庭必须建在天下之中；《诗经》上讲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也是将邑建在它的文化中心，都强调了“中”的观念。
这样看来，阆中为“邑”和“阆中”称“中”就非常吻合了。
这是我和大家交流的对阆中历史文化定位的第二个问题。
阆中历史文化定位的第三个方面，我想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这些想法直接从“邑”字和“中”字引申出来，我把它总结为：
阆中与神仙。
我从第一天来，张先生向我介绍情况，地名也好，文化传统也好，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东西，总结为一个字：
仙。
这完全打破了风水的观念，这才是阆中文化的道，所以我们昨天讨论，阆中可以称为“仙道阆中”，这个“道”既是道术的道，又是道家的道，也是道教的道，一字多义，而道家、道教跟天文历法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阆中呈现为“邑”，“邑”一定居中。
而古人求“中”，目的之一就是服务于升仙。
在阆中，我了解到有五城十二楼的传说，有九井，或者九宫，这都是古文献上告诉我们与升仙有关的东西。
这类考古学材料，我们在安徽蚌埠春秋晚期的遗存中找到了，而且可以和《淮南子》的记载相互印证。
《淮南子》的思想与淮河流域的文化有关，这又和刚才说过的将阆中文化溯源到东方夷文化吻合了，因此是非常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对阆中的“阆”字怎么解读。
过去对“阆”字的探讨有很多，但尚无定论，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阆，门高也，这个高大的门就是天门，天门在古代服务于“升仙”这个观念。
古文献中有这样一种思想，升仙时都在强调天门，而且天门是以昆仑虚为中心的，昆仑虚实际就是天下之中。
阆中从字面上去讲，鲜明地体现出“升仙”的思想。
另外，如果求它的通假，也非常相符，比如古文献中“阆”字可以通作“隍”，就是“城复于隍”的“隍”，隍就是护城的壕，围壕中间构成的就是邑，这又和阆中体现的“邑”相吻合。
再求通假，阆中的“阆”还可以通作“凉”，阆风，古人又称“凉风”，阆风、凉风就是升仙的山。
我们在《淮南子》中看到，古人升仙，要从昆仑虚五城十二楼开始上升，首先上到凉风之山。
古文献说“阆风”是昆仑三山之一，这三山全是升仙的山。
文献上说：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这就是古人认识的升仙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就是凉风。
“凉”和“阆”是相通的，这里面含有非常明显的古人升仙的思想，从考古学来讲，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明白了这一点，许多遗迹遗物表现的文化内涵都可以得到解释，它和阆中所体现的升仙思想反映的是同一个系统的文化。
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即文化溯源、邑、“阆”与“中”反映的升仙思想，可以得知阆中的文化传统是多元的，是非常深厚的。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文章的意义要远大于风水，这已不是“术”的问题，这体现了阆中独特的文化。
以“邑”字完整再现古人的升仙思想，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看到第二处。
在安徽我们只是通过考古工作找到了春秋晚期的一个墓葬，体现了昆仑五城十二楼的升仙观念，而阆中则完整地保留下来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例，这个文化价值是怎么估量都不过分的。
因此，阆中在这方面可以大做文章，它和风水相比，风水只是它下边的“术”而已，只是支流而已，升仙所涉及的古代政治、宗教、天文才是值得大书特书、需要弘扬的内容。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也是与大家交流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对风水的看法。
建立一个风水馆，宣扬风水，有几点必须要加以留意。
第一，有关风水知识的形成，时间很漫长，积淀很深厚，留存很悠久。
这个风水传统经过不同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造成今天的风水知识亦真亦伪，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宣传时要选择其精华，把握真的东西、正确的东西来弘扬。
所以宣传要谨言慎行，向公众传播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观念。
围绕风水有一个问题非常关键，这就是追溯它的形成之源，风水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一个知识体系才形成了今天的面貌？
我想这个“源”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体会，第一，时空；第二，天文，二十八宿，四象；第三，阴阳。
我们要以这三点去梳理中国风水的原点以及它的发展过程。
时空这个问题，现在看来很简单，实际它却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问题，所以我提出一个观念，天文是中华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而这个源首先体现的就是古人对于时空的规划。
古人认识时空、规划时空涉及到空间发展、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空间和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
昨天上中天楼，向四下一看，呈现出一个严整的棋盘街，这样的棋盘街就是古人根据对时空的认识形成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出一种特有的时空关系，这就是空间作为时间的基础而存在，即空间决定时间。
人们要想获得精确的时间，就首先要建立精确的空间。
古人建立空间体系有着精确的方法，人们使用槷表来测，就能确定东、西、南、北四方。
现在有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可以建一个观象台，通过对太阳的观测来定节气，这是不懂中国天文学传统的说法。
中国古代的二十四气，只有二分二至这四个气能被人们看到，其他的节气都是依据空间规划平分之后算出来的，我们必须懂这段历史，才能把正确的知识告诉大家。
古人定方向，只用一根槷表，他们将表垂直地树立在平地上，以它为中心，以一定的长度为半径画一个圆，这叫“为规”，然后在日出这一刻来看日光投射表影与圆圈所交的点，在同一天日落的时候，再看表影与圆周的另一个交点，最后把这两个交点连接起来，这条线的方向就是东、西，取这根直线的中心点与表垂直的方向就是南、北。
古人就是靠这样的方法决定的空间，这样的东西放在体验馆里让游客体验会很有意思。
我们可以问观众，你没有罗盘，怎么去确定方位呢？
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
通过这种方法定出来的方位必然获得一个固有的图像“”，这个图像古人称为“二绳”，就是两根绳子，量东西用一根绳子，量南北又用一根绳子。
如果用“二绳”配地支，那么下面就是“子”，上边是“午”，东边是卯，西边是酉，于是这两条绳子一条叫子午绳，一条叫卯酉绳，这就是古人最早定出来的四方。
由于两根绳子相交的位置是中央，所以“二绳”图像反映的就是五方。
人们常说“方位”，其实“方”和“位”在古代是有区别的。
从“二绳”图像看到的方是直线的延伸，而不是一个面。
如果把直线扩大为平面，这就需要古人对方的认识有所发展。
后来纺织技术启发了他们，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对线的不断积累而使线发展成面。
于是古人不断地积累二绳，最终形成了“亞”形的新的图形。
“亞”形相比于正方形缺失了四个角，形成的就是五位的图形。
通过方的积累形成了“亞”形五位，这就是人们最初认识的大地的形状。
这样的图形，其发展基础则是五方，也就是二绳。
如果把这个积累二绳的工作无限地进行下去，最终可以将“亞”形所缺的四角补齐，从而形成了正方形。
了解了这些知识以后再看老城的棋盘街，那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积累二绳的过程。
像这样阐释中国传统时空观的物证，早在距今七千年前就已经有了。
而在阆中古城，这些知识和思想则被忠实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有了二绳、五方，人们就可以规划空间、时间，方向定得准确，时间才可能定得准确，这是我们说的对空间、时间的思考。
那么有关时间、空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又不得不涉及到“阆中”的“中”，因为二绳相交于中央，这个中央的“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着深刻的内涵。
概括而言，“中”至少有三方面的涵义：
第一，中正。
中正是由立表测影发展来的，要想立表测影，首先得把地面整理水平，表必须保持与地面垂直，这就涉及到怎么检验“中”的问题了。
现在盖房子要用铅锤来校正垂直，古人则用八根绳子下垂正表，分别垂在表的四方和四维，四正四维加上中央便是九宫，九宫也就是九方。
当表垂直于地面，这种状态便是中正，这就是“中正”观念的由来。
后来儒家继承了中正的观念，形成了“中庸”的思想，孔子讲“过犹不及”，这就是中庸，而这一思想实际是从立表测影的工作发展而来的。
第二，“中”还有一个观念——中央。
中央是相对于四面八方而言，来源于古代的另一种空间观念，也即王对于时间、空间的掌控。
王很重要的职能就是会众，王树王旗，聚四面八方之众于旗下，今天依然保留有这种观念。
但聚众只有旗和地点是不够的，还要有第二个前提，这就是时间，会众时，旗必须和测影计时的表结合起来使用，到点不来，仆表弊旗，迟到的就杀头了，表旗共用，产生了“中央”的观念。
第三，“中”的含义跟阴阳观有关。
阴阳是中国的传统哲学，阴阳哲学的建立并不在于阴阳本身，而在于对阴阳状态的一种认识，人们研究阴阳的目的是为了解释万物生养的原因，但如果阳亢于阴，或阴亢于阳，都不能获得理想的结果，阴阳只有达到和谐的状态，才可能生养万物。
显然，阴阳这种恰到好处、和谐的观念就从中正的观念中引申出来，这就是中和。
所以《中庸》里讲：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出了很多有意义的思想，而这些思想都得益于立表测影。
我们阆中的“中”当然可以在这方面做文章。
“中”所涉及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天地之中”，古人认为天地之中才是最和谐的地方，因此王邑都要建立在天地之中。
古人通过测影来测量天地之中的位置，这里反映了天文、政治、宗教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中”所体现的内涵不仅复杂，而且丰富，我们可以借阆中的“中”字探讨这些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天文，天文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北斗、二十八宿及四象，二十八宿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星象体系，人们观测星象建立的主要星象体系就是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本为天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座，实际上是二十八个坐标点。
其实在人们关注四方的同时，更关注中央，所以要在天上找到天的中央。
地上求“中”靠立表测影，天上的“中”怎么找？
天上的“中”就是北极，要以星象标示天的“中”，那就要认识北极星，这就涉及了极和极星两个问题。
由于岁差的原因，早在五千年以前，北斗离真天极的位置很近，所以北斗曾经作过极星，这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当然也是文化的传统。
由于北斗作为极星位在天的中央，天上的群星都拱卫它，就像人王在地的中央，天下的民众都拱卫王室一样。
所以天帝和人王就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这既是一种宗教观，又是一种政治观。
《论语》上讲：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北斗有它特殊的位置，它所标示的就是天的中央。
所以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中的二十八宿、四象、北斗，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要认真把握。
四象的含义后来发展得非常丰富，涉及方位、宗教，但四象最初的含义与天文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古人讲“天文”，意思就是天象，“文”是纹饰，是图案，这决定了古人怎样去识星。
古人认星不是一个一个去认，而是一组一组地认，辨识若干个星组成的图像，看它像什么，然后给它一个命名。
譬如北斗，七星如斗勺，所以叫北斗。
这就是天文。
中国和西方都一样，西方天文学的狮子座、猎户座，这些名称都来源于星星组成的图像。
有人不知道这一点，于是在星图上去找星点，没有。
古代中国、巴比伦、古代埃及全是这样，早期的星图像动物园、植物园，都是动物、植物，还有人物、器物，并没有星，这才是古人识星的传统。
天上的象很多，二十八宿就有二十几个象。
古人为了观星的方便，可以用一个星座表现一个象，也可以用几个星座表现一个象。
比如与风水有关的龙，最早就来自二十八宿东宫七宿中六星的形象，第一个宿是角，第二个宿是亢，第三个宿是氐，第四个宿是房，第五个宿是心，第六个宿是尾，开始的是龙角，最后是龙尾，这六个宿组成的星象古人就把它叫做龙。
所以，四象中的龙实际是二十八宿东宫七宿中的六个宿所组成的图像。
与东宫的龙相比，虎则是由西宫的觜和参两个宿组成的。
东宫的龙由六个宿所组成，西宫的虎是两个宿，所以风水里讲龙大虎小。
我们要把这些知识给观众讲明白。
龙、虎是从天上来的，同样，南宫朱雀、北宫玄武都是由天上的星象组成的图像。
但要注意，北宫的象早期和晚期不一样，北宫到战国以后是玄武，玄武是由虚、危两象组成的龟，北边还有一个螣蛇星官，这两组星宿合成一体叫玄武。
但玄武出现以前，我们看到的北宫图像却并不是龟蛇，而是麒麟。
麒麟实际是由二十八宿的危宿组成的形象。
后来北宫变为玄武的原因是：
四象来源于二十八宿东、南、西、北四个宫授时主星所呈现的图像，后来人们将这些授时主星的地位提升，用这些形象指代东、南、西、北四宫，由于这些星象是古人观象授时所看到的主要的星，所以它们的地位一定不同于其它的星。
但我们划分的空间其实是五个，这和四象并不匹配，中央缺少了所配的象，于是古人为填补中央的空缺，后来把麒麟移到了中央，之后又在北宫新造出来了一个玄武，所以在战国以后的月令体系里，麒麟是主配中央的。
四象的原始含义都是来源于天象，其中龙虎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国古代的风水，更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哲学。
《周易》的乾坤两卦就在讲龙，就在讲天文，就在讲观象授时。
《乾卦》是讲龙，讲人们怎样去观测龙星；《坤卦》则是讲人们怎么在龙星授时的指导下做事。
一主天，一主地，统统都在讲这些问题。
龙在中国古代政治上有什么地位？
龙怎么和天子挂上了钩？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观象授时这个工作则由统治者亲自掌握的，所以天文学在古代是皇家垄断的知识。
帝王掌握观测天象，而他所观测的最重要的星象就是龙星，所以观象者和他所观测的星象就形成了固有的联系，龙也就被作为了天子的化身，才成为了王权的象征。
今天龙的形象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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