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问题研究状况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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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问题研究状况综述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问题研究状况综述
朱磊
2011-07-0414:
36:
32 来源：
《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3期
任何政权为维护自己的有效统治，都需要一定的政治保卫机关，苏维埃政权也不例外。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苏联）[1]的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多变的演变过程，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苏联历届领导人器重和依赖的专政工具。
1917年12月20日，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维护社会治安，苏俄人民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决定成立专门的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非常委员会（ВЧК：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чрезвычайнакомиссияпоборьбес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исаботажемприСоетенародныхкомиссаровРСФСР），简称“契卡”，由布尔什维克党委派捷尔任斯基（феликсЭдмундовичДзержински）担任主席。
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契卡”在巩固政权、维护秩序、恢复经济、镇压叛乱等方面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苏维埃政权的日益巩固，“契卡”的职能亦随之扩大，也需要进行调整。
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КК：
B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Центральнык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йКОМИТЕТ）1922年2月6日颁布法令，决定撤销“契卡”及其所属地方机构，同时决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пеуправлениеприНКВЕРСФСР），由内务人民委员捷尔任斯基兼任该局局长。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ЧИСССР：
Центральный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ныйКомитетСССР）于1923年11月2日决定设立直属于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
Обьединенноегосударстно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приСКСССР），至此，由捷尔任斯基任总局局长的国家安全机关脱离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
此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历经内务人民委员部（НКВЕ）、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HKFB）、国家安全部（MFB）、内务部（МГ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ГБ）、联邦安全局（КГБ、跨共和国安全局（МСБ）、中央侦查局（МСБ）、联邦安全和内务部（МБВД）、联邦安全部（МБ）、联邦反侦查局（ФСК）等变化，直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ФСБ）。
我们十分熟悉的“克格勃”指的就是1954—1991年间苏联的国家安全机关和情报机构。
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此复杂的机构和庞大的组织究竟是怎样运行的?
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如何?
它们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呢?
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28年）是苏联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国内外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但对这一时期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下简称“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研究目前在国内还是一个学术空白点，至今尚未发现一篇对此问题有较为系统论述的论文。
一、中国学界研究状况
目前，国内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研究，仅有两部译著与此相关：
《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2]、《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3]，且均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
截至目前我国学术界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深度、广度上都远不能与同期的俄罗斯学术界相比，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和现象也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澄清。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一）列宁对早期苏俄肃反工作的思想指导问题俞良早在《论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肃反工作的政策思想》[4]一文中指出，1918年夏至1920年底即苏俄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肃反工作围绕着收集和运输粮食、反对敌特破坏活动等斗争展开，列宁主张对敌人采取“恐怖手段”，但要求整顿肃反工作队伍，保证这项工作的健康发展，并且根据国内战争胜利的形势提出转变策略，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力，逐步停止这项工作。
列宁关于肃反工作的政策思想，是革命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是正确的、合理的思想。
（二）早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张建华在《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5]一文中指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在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均出现了重大变化，出于政权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苏维埃政权对部分反共反苏知识分子采取了政治整肃、司法镇压乃至驱逐出境的手段，当时这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遗留下了历史隐患。
刘杉杉的《一劳永逸净化俄罗斯——1922年俄共（布）驱逐知识分子运动》[6]一文认为，1922年俄共（布）发起的驱逐旧知识分子的运动是布尔什维克党镇压反对派行动的必然延续，是苏维埃意识形态建设的组成部分，对布尔什维克党与知识分子正常关系的建立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驱逐旧知识分子是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中的苏俄为实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战略作出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是在当时主客观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
在“哲学船问题”[7]的研究方面，国内近期刚刚出版了第一部译著——伍宇星编译的《哲学船事件》[8]，该书的“档案文件选译”部分，系编者在莫斯科访学期间，自俄罗斯档案馆搜集相关资料汇编而成，“被驱逐者的见证”部分，摘选自流放中的学者、作家的日记和回忆录。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哲学船问题”研究的译著，该书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另外，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沈志华担任总主编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9]也有涉及此问题的内容。
该系列共34卷，其中收录了74年间苏联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始档案。
该系列的前十几卷中有大量关于“契卡一政保局”向上级汇报情况的原始记录及关于驱逐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
国内学界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机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研究成果多集中于20世纪80～90年代，2000年以后的研究成果不多见，且研究时期、研究领域都过于单一和集中；
（2）已见的研究成果仅仅局限在1922年有关审判、逮捕和驱逐知识分子的“哲学船事件”，且这部分成果亦不多见；（3）国内学界对1921—1928年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的改组、活动与作用的认识尚不清晰、明朗，需进一步发掘与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
综上所述，由于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起步较晚，而且研究的规模和投入的力量都不是很大，导致成果分散且数量不多，这就使得国内的研究中出现了很多的薄弱点和理论空白点。
二、苏联、俄罗斯学界研究状况
（一）苏联时期的研究状况
20世纪初期，苏联出版了首批研究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问题的著作。
当时的研究表明，“契卡一政保局”的活动完全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正因为如此才得到了广大工人、农民的积极拥护。
例如20年代末出版的研究契卡一政保局历史的著作：
贝奇科夫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波特里亚索夫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的苏联情报机关》。
这些著作中包含了大量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契卡一政保局”活动资料，第一次收录了苏联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构的正式文件，首次尝试从理论上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安全机关的地位和作用，研究了“契卡一政保局”的功能。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苏联国内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安全部门问题的方式方法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当时的历史学研究严重束缚于政治和意识形态。
研究者无法查阅大量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就不能促进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研究的深入。
后来，苏联历史学界出现了新一代学者，他们与革命事件没有直接关联，也不是20年代政治进程的直接参与者或目击者。
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仍然是传统的。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历史的研究开始活跃起来。
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一些学者获得了接触党和国家原始档案的机会，首批有关国家安全部门历史的文献集在这一时期问世。
例如，《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文献集（1917～1922年）》、《苏维埃政权法令集》（1—13卷）、《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
文献集（1917—1922年）》”。
当时出版了一些集体著作或个人专著，既有研究苏联整体的国家安全部门问题的，也有研究其下设的地方分支机构——各加盟共和国国家安全机构的。
索菲诺夫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史（1917～1922年）》分析了“契卡”产生的历史背景，介绍了国内战争期间契卡所具备的职能、新经济政策初期契卡的发展状况及其权力的变化。
20世纪70—80年代，有一些专著和研究成果问世，例如：
戈林科夫的《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
作者详细介绍了苏联人民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至1929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之前在肃反战线上的英勇斗争，叙述了国内一切重大反革命地下组织、国际反革命组织、政治匪帮、武装叛乱集团、社会革命党反革命组织、宗教反革命组织团体、经济反革命组织等的兴起和覆灭的详细经过。
（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研究状况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陆续解密了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其中包括有关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资料，这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基础。
因此，近20年来，俄罗斯国内出版了一系列著名学者的专著，将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这一时期，俄罗斯学者研究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大量利用解密档案，对历史问题进行重新概括与分析。
梅利古诺夫的著作《俄国红色恐怖（1918～1923年）》”引起了特别的争议。
作者阐述了契卡的惩处作用及特工部门的其他活动，他首次提出了劫持人质这种现象。
迈达诺夫有一篇博士论文《20年代的国家安全机构——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为例》⑧。
作者在文中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活动的特点、困难和矛盾。
伊兹莫济克的《制度的眼睛和耳朵：
1918～1928年国家对苏俄人民的政治监控》一书是首部研究国家对人民政治监控问题的专著。
作者在俄罗斯传统的大背景下分析了政治监控体制，认为革命前俄国政治监控的经验、形式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新政权所借鉴，并被用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彼得罗夫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建立与活动：
1917年至20年代中期》一文中认为，从1919年起，契卡的活动不只针对己完成的国家犯罪行为，同时也加强了预防、监督和谍报工作，用来制止已准备好、但尚未实施的犯罪行动。
科罗温的《国家安全机构史》一书对1917—1996年国家安全机关的发展演变给予了批判性的分析，该书在附录中首次公开了一系列档案资料，反映了契卡一政保局在不同阶段的活动。
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看不见的蛛网。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反对白色侨民》一书出版于2004年，是作者的回忆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该书首先使用了俄国白色侨民史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与白色侨民斗争的相关珍贵史料，对20—30年代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进行了深刻分析。
最重要的是作者传奇的个人经历，作者本人就是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叶皮欣和莫佐欣合著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腐败作斗争（1921—1928年）》一书主要分析了契卡一政保局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问题。
在该书中作者对新经济政策时期反腐败的措施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了参与反腐败斗争机构的组织，明确了这些机构在制定反腐败措施和在所有权力和管理层面上实施这些措施的作用和意义，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反腐败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这本书的特点是作者综合运用了史学和法学的观点，并运用了大量史料。
目前，俄国内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最权威学者当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科学院历史教研室（КафедраисторииАкадемииФСБРФ）的普列汉诺夫教授（А．М．Плеханов），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
《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国家安全机构（1921—1928年）》…一书是普列汉诺夫研究此问题30多年的一部总结性巨著。
作者概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契卡一政保局”在苏联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法律地位、组织结构的形成与完善，管理体系，干部的补充与培训。
此外，他还详细研究了国家安全机构在制止反革命破坏活动和暴乱、与强盗和匪帮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国家和社会经济领域安全等方面的活动。
该书内容翔实，全书的后半部分收录了一些只有在俄国内才能查阅的档案，包括俄罗斯政治社会史国家档案（РГАСПИ：
Российски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кархивсоциально—поитическойисторфф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ЦАФСБРФ：
ЦентральныйархивФедеральнойслужбыбезопасностиРФ）。
除了这部极具代表性的著作外，普列汉诺夫还编写了以下几部著作：
《捷尔任斯基——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1917～1926年）》。
该书是一本档案集，收录了捷尔任斯基在任9年内签发的几乎所有的命令、文件和其他与之相关的原始记录。
《契卡工作者：
图说历史》一书中收录了大量的珍贵照片，包括1917—1924年期间的“契卡一政保局”主要领导者照片及各个附属机构成员的合影，极具史料价值。
（三）与本问题相关的原始档案文献
到目前为止，有关苏俄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档案集、文献集的数量是比较丰富的，下面列举的几部重要的俄文档案文献集，均收录了大量的相关原始解密档案。
《绝密——卢比扬卡致斯大林关于苏联国情的报告（1922～1934年）》”是一部大型的多卷本历史档案汇编，至今已经出版了8卷，研究的时期到1930年，其中收录了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1922～1930年间致斯大林的绝密报告。
该书是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合作的产物，编委会由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和几位西方学者组成。
该书从2001年开始出版，所有文件均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
除第一卷为1922—1923年的文件外，以后都是一年一卷，每册篇幅在600—700页之间。
在汇编的档案中包括每个月都有的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综述，这是安全部门在占有情报的基础上，向国家领导人汇报的关于各个社会阶层情绪的分析性资料，还列有情绪变化的若干原因。
费尔什金斯基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安局：
文献和资料》”一书主要收录了20年代国家政保局在乌克兰活动的相关原始档案。
由马卡罗夫和赫里斯托福罗夫担任主编的《以驱逐代替枪决——驱逐知识分子（1921—1923年肃反委员会与国家政保局文件）》[10]一书将俄罗斯各大档案馆里收藏的有关哲学船事件的近400份档案文件分类整理，编排内容十分翔实，是目前研究“契卡一政保局”与哲学船事件问题的首选原始档案汇编。
大型苏联历史档案集系列《俄罗斯·二十世纪·文献集》（Россия．XXBeK．Документы>>）是由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雅科夫列夫（A．H．Якоев）主编、民主国际基金会提供出版资助的规模庞大的历史文献集，其中有多卷本资料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有关，包括：
《卢比扬卡：
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内务部一国家安全委员会（1917～1960年）》[11]。
该书详细叙述了苏联国家安全部门从成立后至1960年期间的基本情况，包括机构变化、人员流动、主要领导者的信息等，还收录了一些与其相关的原始档案。
《卢比扬卡：
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内务部一国家安全委员会（1917—1991年）》[12]介绍了整个苏联74年间不同时期的国家安全部门机构变化、人员流动、主要领导者的信息等。
《卢比扬卡：
斯大林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安局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1922年1月至1936年12月）》[13]，该文献集收录了1922—1936年期间斯大林签署的相关命令及其与苏联国家安全部门间的往来信函。
综上所述，俄罗斯学者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契卡一政保局”问题呈现出的特点是：
研究范围广泛，原始档案丰富，但研究相对集中在关于1917—1922年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至新经济政策初期的契卡问题上，涉及1922～1928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研究不是很多。
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研究，尚缺乏比较全面分析“契卡一政保局”活动、改革、作用与维护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著作。
俄罗斯学者普遍倾向于研究这些机构本身的历史演变问题，要么就是开篇即大谈特谈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国内外局势，要么就是后半部分附上大量的原始档案，往往是一本专著中纯分析评述“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部分只能占到全部篇幅的1／3左右，且每部专著探讨的问题较为单一和集中，专门谈机构改革、人员变更、政治稳定、反腐败、驱逐知识分子的哲学船事件、维护经济安全等等，尚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契卡一政保局”问题的著作。
我们以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为研究对象，应该利用大量的原始解密档案，试图以全俄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卫局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等的地位、作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演变为历史线索，梳理新经济政策时期上述机构活动的大致脉络，探究1921—1928年的契卡一政保局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是如何为苏维埃政权服务的。
第一，进行时代背景与机构改革之间的互动研究。
一方面，苏联国内战争的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引发了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这些变化要求苏联国家安全部门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与职能完善；另一方面，机构的调整与职能的变化对苏联政治经济发展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大量解密档案和史料，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演化及其作用进行实证研究，史论结合：
利用原始解密档案对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演化进行史学实证考察，并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活动及其影响进行史学实证研究。
结合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内外形势，从理论方面探讨苏联国家安全部门活动的总体特点，总结其活动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对各时期国家安全部门的机构、职能等进行比较分析。
第三，建议利用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在此基础上从多方面、多角度阐述苏联安全机关与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
力争在选题、研究方法和结论等方面均有所创新。
选题上，突破以往仅限于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内容研究，尽量全面建构一脉相承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的发展史；研究方法上避免以往国内翻译介绍性居多的情况，要利用大量的俄文文献和俄专家的研究成果，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既有宏观概述、又有微观个案分析，得出有价值、有新意的结论。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利用市场经济调节手段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时期，弄清楚新形势下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方面的新情况，以及不断改革的国家安全机构是如何维护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这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可以为我们继续研究20年代后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门问题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刘阳）
[1]我们习惯将1917年十月革命后至1922年苏联成立前的俄罗斯称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简称苏联。
[2]列宁：
《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上下册），赵仲元译出版社1981年版。
[3][苏]达·里·戈林科夫：
《反苏维埃地下组织的覆灭》（上下册），赵仲元、云华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4]俞良早：
《论列宁关于苏维埃俄国肃反工作的政策思想》，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5]张建华：
《从政治整肃到行政规训：
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6]刘杉杉：
《一劳永逸净化俄罗斯——1922年俄共（布）驱逐知识分子运动》，载《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4期。
[7]十月革命后，为确保新生政权的稳定，由列宁亲自发起，政治局集体决定，国家政治保卫局具体执行，将一批反苏知识分子驱逐出境。
1922年秋季，一行百人的文学家、哲学家、医生、教授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先后离开苏维埃俄国。
这一驱逐行动，后来被俄罗斯历史学界称为“哲学船事件”。
[8][俄）别尔嘉耶夫等：
《哲学船事件》，伍宇星编译，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9]沈志华：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0]Высылкавместорасстрела．ДепортаияинтеллингениивдокументахВЧК-ГПУгг／Вступ．c、，сост．B．ГМакарова，B．C．Хри
[11]янка．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БМГБМВДКГБ．1917-1960：
справочник／подобщредАНЯковлева．M．：
МФД，1997．
[12]．Лубянка．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БМГБМВДКГБ，1917-1991：
Cправочник／подобщредАНЯковлева．M．：
МФД，2003
[13]Лубянка：
СтаиоиВЧК-ГПУОГПУНКВД：
[АрхивСталина．Документывышоргановпартийнигосвласти）．Янв．1922·дек．1936／сосу．：
ВН．ХаустогидсМДемократия，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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