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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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综述

刘亚东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2013级中国史专业研究生）

摘要:

整体来看,生态与文化存在着互动作关系,一般说来,在人类社会早期,生态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要大一些,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后,文化对生态的作用变得愈来愈大,特别是负面的作用增大。

国外关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主要建立在生态人类学和文化适应的基础之上,相应诞生了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两者之间出存在互动关系的理论,国内关注环境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集中在探索民族地区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上,但已注意到环境与文化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文化;生态环境;影响

一、国外生态人类学及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一）生态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

生态人类学（也称为环境人类学）是人类学领域中应用性强,跨学科色彩浓厚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从生态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试图探讨人类及其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人类学是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门年轻学科。

西方生态人类学经历了孕育、创立和发展的历程。

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出现了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文化生态学、生态系统途径、民族生态学、文化唯物论和政治生态学等理论或分支学科。

”[1]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思想受到了各个时期出现的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同观点的影响。

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至20世纪50年代,即在以美国人J?

斯图尔德

-1-

为代表的文化生态学正式创立之前,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的与人及其文化与环境关系有关的思想观点可以归纳到两个主题:

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

所谓环境决定论,它主要是认为自然环境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着原动力的作用。

环境决定论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早期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环境观点。

在古希腊,西波克拉底提出了气候决定体液的相对比例,也就是说体液在身体中相对比例的不同造成体格和人格上的差异的“体液理论”。

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温和的气候产生希腊的民主政府,炎热的气候产生专制政府,寒冷的气候无法产生任何真正的政府形式。

随后,古罗马的历史学家普林尼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强调了地理位置和气候为罗马帝国的征服胜利和帝国建设的原因。

此外,古阿拉伯人也认为纯洁和平衡的环境产生纯洁、健康的身体。

到了17-18世纪,孟德斯鸠提出了气候对指定法律的影响。

随后,德国地理学家卡尔?

里特和F.拉采尔等都强调了环境决定论。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环境决定论在有关人类与环境关系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

这种看法也影响了人类学,在此领域中形成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特征以及人的行为的这一环境决定论。

20世纪20-30年代,人类学界对环境的解释由环境决定论转向可能论。

博厄斯所开创的历史特殊论学派在文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了环境可能主义的立场。

博厄斯认为环境具有限制或容许的作用,但没有创造性的作用。

环境与解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无关。

环境的作用在于解释一些文化特征为什么没有出现,而不是说明它们为什么一定产生,历史才决定文化。

环境决定论过分强调了环境,可能论强调了人,两者都忽视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这些早期理论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人类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不同的逻辑起点和重要的理论基础。

虽然,“文化生态学”和

“生态人类学”开始使用是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的事,但人类学领域由一些学者早已对生态人类学涉及的内容即文化与环境关系进行了研究。

如,埃文思—普理查德对努尔人的研究已经关注了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可被视为早期生态人类学研究。

斯图尔德对美国西部的肖肖尼印第安人的自然环境、开发资源的工具技术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他于1955年在其《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

斯图尔德的主要观点是具体的环境模塑着特定的文化特征,文化变迁和文化差异是对环境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

他提出了“文化核心”的概念:

在一个文化体系内,“生态与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之集合,实际证明与经济活动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政治与宗教模式皆包括在文化核心之内。

其他无数的特质则可能有非常高的变异性,因为他们与文化核心比较没有什么相关。

这些特质可称为次要特质,主要是受纯粹的文化-历史关系所决定。

文化生态学最关注的特质,是经验性分析显示在文化规定的方式下与环境利用最有关系者”。

[2]p45“文化生态学”对生态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在于认识到环境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即辩证的相互作用,互为因果。

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还包括以下研究方法:

“分析生存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以一项特殊技术开发一定地区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确定环境开发所需的行为模式影响文化的其他层面至于何种程度”。

[2]p50斯图尔德创立的“文化生态学”作为方法论上的重要工具,开辟了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

20世纪50、60年代,受主位、客位研究的影响,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主张从地方性群体的内在认知的观点了解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民族志生态学,或者叫做民族志语义学。

这类研究注重每一群体在语言与语意上所透露处理啊的认知分类系统及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西方人类学进入了发

展阶段,在此阶段出现了文化唯物论和生态系统途径等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文化唯物论是由马文?

哈里斯所提出的一种理论,其目的特别在于“说明世界财产清单中的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的起源、维持和变化”。

[3]克利福德?

格尔兹是文化人类学界第一位将生态系统作为可实施分析单位的人类学家。

他在其专著《农业进化》中,使用生态系统观念验证斯图尔德强调生计和技术的有效性。

格尔兹之后,罗伊?

拉帕波特和安德鲁?

维达促进了生态系统研究方法。

1968年,他们提出,人口以及能量交换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生态系统较之“文化”是更合适的研究单位,生态学观念的人类学研究应该叫做“生态人类学”。

这意味着生态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真正创立。

罗伊?

拉帕波特的生态系统的研究给生态人类学研究带来了一项创新。

生态系统概念的优点最为显著地表现于拉帕波特的研究:

“他在强调整体论的同时,关注了人类群体和整体环境之间的特定关系”。

[4]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人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与现实结合比较紧密。

近二三十年来,由于世界范围的能源短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口剧增、区域间的经济竞争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生态学人类学研究亦涉及到现实问题。

因此,关注重大环境问题成为了当代人类学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政治生态学等分支学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二）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首次用“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

[5]P95这一理论解释了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论思想。

“适应”也是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生态人类学的重要概念,生态人类学中的各种理论和流派都探讨了人类文化适应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斯图尔德将“适应”概念引入到人类学的研究,说明了人是如何适应环境变迁而不断向前发展的。

他的文化生态适应观点主要包括

（1）“文化生态的适应才是文化变迁的动力”。

[2]P42他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提出“在过去的数千年

内,在不同环境之中的各种文化都有剧烈的变迁,而这些变迁基本上可归因于技术与生产处置的变化引起的新适应”。

[2]P46

（2）“文化类型应被视为诸核心特质的集合,这些特质因环境的适应而形成”。

[2]P52斯图尔德认为,在一种文化中,有一部分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

他把这种文化中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的部分,即与生计活动和经济安排最密切相关的各项特征的总和,称为“文化核心”。

在他看来,文化特征以及由其组成的文化类型是在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3）文化差异是社会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特殊适应过程引起的。

人类文化多样性,其实就是人类适应多样化的自然环境的结果。

“环境可以差异到一个地步一致于文化适应不得不有所差异”。

[2]P47“文化区是指出在环境相同的一个地区之内行为的一致性。

它假定文化区与自然区是大致吻合的,因为文化代表对特殊环境的适应”。

[2]P42从中可见,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是从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作用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研究文化产生、发展、变迁的一种学说。

其重要的贡献是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

当然,文化生态学也有不足之处,如考察主要集中于技术,从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唐纳德?

哈迪斯蒂在其所著的《生态人类学》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文化适应的层次,他认为适应是以行为、生理和遗传的方式和环境建立互利关系的过程。

适应过程发生在三个“层次”上,即行为、生理和遗传层次。

环境突变所引起的适应出现在行为适应中。

行为是有机体能够做出的最快反应,他基于学习,而不是基因的遗传,因此也是最灵活的。

有两种行为是适应性的。

特有行为包括个体应对环境问题的独特方式。

文化行为是模式化的、共享的、传统的,并且是人类最独特的特征。

简单来说,适应可被视为是由三种文化行为的变化产生的。

这三种行为包括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

唐纳德还强调“适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无论是生物还是其环境不是不变的。

新问题不断地出现并为

此提供解决方案,新的关系不断地建立”[1]P46

二、国内生态人类学及文化适应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起步比西方要晚一些。

自20世纪80年代算起,国内生态人类学已具有30多年的学科发展历史。

我国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以翻译和介绍国外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真正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译文主要有俄国学者科兹洛夫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1984）、美国学者内亭的《文化生态学与生态人类学》（1985）、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生态人类学》（1987）等;译著有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的《文化变迁论》（1989）和马文?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1989）等。

此外,司马云杰在他的1986年出版的专著《文化生态学》一书中第八章“文化?

自然?

生态——文化的生态系统”中,详细阐述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并运用此原理对我国的村落文化和城市文化进行了生态分析。

[6]P329虽然在这个阶段的国内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以国外生态人类学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工作为主,但是一些学者在他们的各自研究领域内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生态人类学的研究。

如,庄孔韶《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区）人类生态学初探》[7]白振声的《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平衡问题》[8]等。

我国民族学家宋蜀华和白振声强调:

“要全面地理解人类的文化,就离不开扮演这些文化的舞台——生态环境”。

[6]p330这些文章及观点探讨了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类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民族学家宋蜀华,特别关注生态人类学研究。

宋先生在其《人类学研究与中国民族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认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正确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个各民族的发展进步,适应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步伐,显然具有现实意义。

对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如能择善而从,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9]宋

蜀华先生强调了对中国多元文化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了中国生态民族学的发展趋势。

云南民族大学的尹绍亭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云南民族的刀耕火种生计方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一个充满正义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1991）、《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专著。

该学着在《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中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学术思想。

作者指出:

“本研究将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跳出‘原始’的视野,摒弃‘落后’的偏见,从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审视刀耕火种,同时运用‘生态人类系统’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整合,并探讨研究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极其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从而达到揭示人与自然、人与森林和谐相处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目的”。

[10]p14此外,尹绍亭先生与日本学者秋道智弥合编的《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主要从环境生态史的角度,对云南少数民族环境的变迁和传统文化的变迁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了研究和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注重我国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该学着以新疆吐鲁番维吾尔社区的调查案例,从多角度综合分析社区文化成因,探讨吐鲁番干旱的环境对当地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特性的影响并说明了环境与文化特性的相关性。

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注重北方民族的生态人类学研究。

她在《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物质文化研究》中首次系统地论述了生态环境与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传统经济和物质文化的关系。

杨庭硕所著《生态人类学导论》（2007）,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文化适应和生物适应、地方性知识、生态安全等若干论题。

该书重点探讨了文化适应的双向性:

文化适应中需要应对的对象划分为自然和社会环境两大范畴,按照文化适应的这两个不同的对象,将文化适应的内涵也相应的划分为物质性适应和社会性适应。

作为生态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文化适应的研究一直受到我国人类学界的重视。

何群在《环境与小民族生存——鄂伦春文化的变迁》一书中,以鄂伦春族为例,从文化适应视角,分析了鄂伦春族的传统文化,对小民族所处环境的急剧变化与其生存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

该书认为:

“小民族文化——鄂伦春族传统文化,是适应所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

适应特有的单一环境的结果——比较简单的文化的产生,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却束缚了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

环境与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多是在外边压力影响下发生的急剧文化变迁引起的”。

[11]p76从国内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研究利用生态人类学相关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解释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我国西南、西北、北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研究。

这些内容均涉及到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的关系,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适应,生计经济,以及人、文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内容。

三、小结

生态环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无论是生态人类学还是文化适应说都反映出不同生态环境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文化的迁徙和存亡,表现出生态环境对文化具有一定的制约性,同时,不同的文化对生态环境也有不同的反作用。

首先是,生态环境对文化的产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文化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中,生态环境及其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可以说,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不同的生态环境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文化。

20世纪50年代苏联著名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列文等人就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文化类型学说,该学说认为“每一个类

型的文化特征首先取决于该类型所处的具体生态环境”。

[12]

第二,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导致文化的迁徙和存亡。

人类必须生存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必将导致人类社会变动,而作为人类独创的文化财富势必会相应发生迁徙和存亡。

例如对古楼兰文化消失的解读,关于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就基本形成了相同的观点。

如美国人亨廷顿认为,由于气候干旱而降水量减少了30%,从而导致古楼兰人被迫大批迁移。

英国人斯坦因认为,楼兰古国的消亡与降水量无关,而是高山冰川萎缩,河流水量减少所致。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陈汝国研究员认为,关键原因是由于河流来水日趋减少而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他也认为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的影响亦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生态环境对文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制约性。

杨建新先生认为:

“北方草原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化积累困难,文化发展极其缓慢,甚至长期停滞不前”。

[13]p249

第四,对生态环境而言,文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一定的离心力。

前面所说的生态环境对文化类型,对文化传播、存亡的影响并不具备绝对性。

“文化并非局限于某种生态环境当中,而是具有扩散性”。

[12]

其次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

不同的文化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同的反作用。

以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为例,同样面积的土地,农耕文化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而人口的增加又需要大量的耕地,因此,农耕文化的发展是与大量农田的开垦分不开的,而过度垦田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生态环境的恶化。

秦汉时期,汉族大量进入陕北黄土高原,对土地进行过度开垦,使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

据统计,“这一时期,共发生较大旱灾27次,平均每百年13次,黄河决口7次,改道2次,溢4次,共发生河患13次;而从王莽至隋朝,由于

少数民族（突厥、回鹘等迁移到这里,实行退耕还牧,植被得以恢复,自然灾害逐年减少,这一时期共发生大旱灾8次,平均每百年仅一次,黄河下游也出现了长达600年的安流局面,这一时期,黄河仅溢7次,改道1次,与秦汉时期相比河患大为减轻”。

[14]p18-22

因此这一地区在经历了从农耕文化向游牧文化转变后,原来因过度开垦生态环境在游牧文化的推动下暂时得到了恢复。

但是也应该看到,近年来由于过度放牧,很多牧区出现了草原沙漠化的现象,对草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可见,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反作用并不是绝对的。

总之,文化在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许正如斯图尔德所说的那样:

“人类通过积累知识、经验、发明各种技术、创建各种组织、制度等构成文化,进而凭借文化认识环境、利用环境,并在文化的指导下获取利用环境所能提供的各种资源以维持生存和发展,而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发展同时发挥着限制作用”。

[15]p229

在认知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时,必须要看到这两者间存在的互动关系,这也是做好有关方面研究内容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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