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儒学实践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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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儒学实践文化

明清儒学实践文化

一、宋濂

（一）、宋濂年谱（复印资料）

（二）、婺学：

宋元以来，以婺州（浙江金华）为学术重镇的，以东莱吕祖谦为代表、浦江宋濂集大成、天下学习种子方孝孺绝其后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儒学。

其总体基本特征是文道并重、经史并重、理性道德与事功并重。

内圣与外王统一，文道与政道统一，上承孔门之正传，下开清代实学之先河，旨在经世致用的求真务实之学。

区别于当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处为：

1、程朱陆王都专注内在心性，而讳言外在事功，而婺学主张心性与事功并用。

2、程朱陆王都把修养新兴看作是超越于功利之外的独立学问，而婺州学者则主张把道德价值应用到济世安民的事业中。

所以，程朱陆王之学，是旨在修养道德心性之学，而婺学是在道德心性修养基础上，重在经世致用之学。

3、主张义利合一。

讲仁义就是为了功利，义里包含更长久的利。

“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

”

可见，婺学是在儒家中庸之道思维指引下，统摄了义理与事功，即在承认存在于事物中之普遍规律，也即“理”或“天理”是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永恒存在之外（朱熹是金华人），又认为“心”是认识“理”，驾驶“气”的主宰，而当时生民涂炭的元末明初动乱社会，又让婺州之儒，担负起济世安民的责任，追求用事通儒、大儒，反对只求训诂的腐儒。

宋濂就认为，后者是百无一用的书生。

（三）、婺学的渊源：

两宋之交的兰溪香溪范浚开其宗（？

），南宋金华吕祖谦、悦斋唐仲友，永康龙川陈亮三家鼎立而达其盛，其中又以东莱吕祖谦影响最大，足为婺学代表。

后又经宋末浦江韶父方凤诸儒，以及元代金华凝熙闻人梦吉、浦江道传柳贯、源颖吴莱、义乌晋卿黄溍jin诸儒，传至明初宋濂而集婺学之大成，开启有明一代新学风。

诸子重心性道德而讳言功利，龙川重事功而反对空谈道德心性，证诸儒门内圣与外王并重的中庸之道，都有偏颇之处。

惟有东莱吕氏之学，即重心性道德，亦重经史、文章与事功，可谓孔门之正传。

景濂有见于此，故对吕氏之学情有独衷。

独念吕氏之传且坠，奋然继之绝学。

（四）、孔氏南宗与婺州学者的交往

衢州是孔氏嫡长孙生活之地，是孔氏南宗家庙所在地，是孔氏南宗族人之根。

南宋初年，孔子第四十七世孙孔传，第四十八世孙、衍圣公孔端友率孔氏族人筚路蓝缕，开创基业，后来由衢州散居浙江、江苏、湖南、福建等南方各地。

浙江一支分布很广，就衢州来说，除城区外，江山、常山等县均有；就金华来说，开创永康支，后裔广布永康、磐安、新昌、仙居、缙云等县山区。

宋元以来，婺学昌盛，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北山之学，无不渴望“近圣人居”，纷纷赴衢州孔庙拜谒，结交孔氏南宗族人。

金华名儒胡翰曾作《孔氏家庙记》；孔瀛是孔子第五十三氏孙，与宋濂是知音，多次拜访孔瀛。

孔瀛去世，宋濂“哭之恸”，撰写悼念文章。

孔克英是孔子五十五世孙，永康支族人，宋濂于金华山听其讲学，其去世，宋濂痛其浮沉下游，竟不能少展所学而殁，感慨天命耶！

诚有不可窥测者矣。

孔克英之子孔希仁往曲阜谒庙会族，宋濂为其作《送永康孔教谕士安往曲阜谒庙序》。

婺州学者推崇孔氏南宗士人深厚学养与崇高品行，盛推孔氏南宗的忠义精神与诗礼文化。

（孔洙让爵给北宗1282年；孔克仁有谋略、有涵养、有风采，受婺学先驱胡翰推许；孔楷—孔洙之子，幼年才华横溢，受到许谦赞许；孔道辅有以笏hu击蛇壮举，其“击蛇笏”成为孔氏南宗庙的精神象征——刚毅忠劲与过人胆识。

）

（五）、宋濂所在金华群体

1、师传：

金华之学为朱熹嫡传，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诸子，上溯勉斋黄干，传朱子之学；黄溍、柳贯、吴莱、吴师道等人继之。

元末，宋濂、胡翰、王祎yi苏伯衡等又传黄、柳、吴之学。

明初，王绅、方孝孺、楼琏等又传宋、胡、王、苏。

（经历四个时期：

一、形成期，元至正初十八1358，黄溍、柳贯、吴莱、吴师道卒至朱元璋攻占婺州，宋濂、胡翰、王祎、戴良等主盟金华诗坛，义门郑氏子弟年十六以上者相从学；第二期，（1359至元灭亡）宋濂等入朱元璋朝，诗歌政事并重；第三期，至1380，颂圣之风，倡导宏丽纯雅，第四期，以方孝孺抗节死为止，诗派后继乏人。

）

2、文人群

刘基，出身仕宦家庭，学识渊博，智慧过人，聪明干练，是朱元璋的重要谋臣，功勋盖世，做人低调，如果生在刘备时代，又一个诸葛亮，可惜在朱元璋淫威下，多次辞官不能，连张良也做不成。

因偶感风寒，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探望，御医开药方，服药后病情加重，65岁死于家乡。

高启，出身富家，生性机敏，读书过目不忘，尤精历史，嗜好诗歌，被誉为明初四杰之一，为人耿介，以儒为本，厌倦朝政，不慕功名。

因不与朱元璋合作，惨遭腰斩，年仅39岁，当时没死，蘸自己血写了三个“惨”字。

宋濂，家境贫寒，早产儿，体弱多病，但是聪明好学，（《送东阳马生序》），母亲变卖首饰供其读书，就学黄溍，多在家自学，成年德高望重，是开明“文臣之首”，帝王之师，有道学气，71岁时受孙宋慎牵连，惨遭流放而死，子与孙都被杀。

方孝儒，宋濂弟子，浙江宁海人，明代著名学者、文学家思想家，才华出众，25岁得朱元璋赏识，却因不合作朱栎政权，遭灭十族惨案，（太子朱标弟弟，政变从侄子手中夺得政权），合计873人，流放数千人，这是明代政权对文人最惨烈的屠杀。

戴良，宋濂同窗，不入朱元璋朝，隐居山林。

（六）、宋濂与郑氏义门（家族文化研究）

所谓义门，是指同居共爨的大家族。

这种大家族，有的世代较少，有的世代较多，甚至累世同居超出五代，实际上成为宗族。

义门类型的宗族组织以家庭形式出现，家长即族长，同居共爨，具有特殊的形态。

浙江婺州浦江郑氏家族就是同居共爨的义门。

同居共爨就是这种大家族成员的经济属集体所有。

《宋史·孝义传》记载，旌表浦江郑绮九世同居，同居家族的维持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为其经济基础，元代浦江郑氏有“腴田二千亩”。

为维持共财秩序，义门要求家众无私蓄。

《元史·孝友传》说，浦江郑文嗣“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

”基于财产的共有，分配制度实行平均主义。

共财与同居的相辅相成，是义们的两个前提条件。

义门的管理，是依靠家法做保证的。

浦江郑氏有《郑氏规范》，维持家族秩序，由第六世郑文融制定的58条，发展到明第八世孙郑涛为168条，经宋濂勘定，为之作序，并在元末接替吴莱，在郑氏私塾学校——东明书院主讲于郑氏子弟，年满十六岁郑氏子弟，前往读书受业，若二十一岁无所成就者，令习治家理财，向学有进者不拘。

郑氏规范共十类：

1、祠墓及祭祀制度（11条）

2、宗子家长制度（13条）

3、子孙分管族务的组织化管理制度（43条）

4、人生礼仪（21条）

5、出仕规定（3条）

6、兴义举，分族内和乡邻里党两部分（7条）

7、男人做人行事规范（34条）

8、宗族事务（7条）

9、对子女要求（22条）

10、不可纵庄奴来往（第168条）

（规范起于家训，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最负盛名；唐代由家训向家法演变，有《陈氏家法》，至为珍贵，陈氏历63年，人口最多2478口。

）

家长的品德也是影响同财共居家庭与维持的重要原因。

浦江郑氏郑绮以纯孝被《宋史》载入《孝义传》，他以救父、孝母、出妻妾、善待族人、拒绝赈济、重操守、勤耕重读著名。

浦江郑氏第五世祖郑德璋，正值宋元之际的动乱年代，建立家庭武装，制定治家准则，开办家庭教育，使其家族声名远扬。

第四章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例证讲析

（二）

“知人论世”（作家论）与地域研究法

一、宋濂与江浙婺学

二、陈亮的思想特质（江浙精神——地域文化）

陈亮（1143——1194），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是倡导的事功之学，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的学说，更是江浙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浙江金华永康人，

江西省婺源人，其“理学”也称“闽学”

江西省金溪陆坊青田人

朱熹等理学家均以经典诠释为业，承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张载），以孔孟为正统的南宋道学。

此理学道统起于民间儒者借书院及私人讲学形式发动，渐次与南宋政权发生契合作用，后期成为官方认可的道学主流。

主张天理，重视格物穷理（），以求个人修养。

陆九渊心学，主张心即理，重视直追本心，以洞悉世事。

两者虽有争议，但是都是真儒的内在价值判断，即都认同借修身以明理的儒学内观。

其狭义饿区别是“从物（天或气）知理”还是“由心知理”的领悟大道方式不同而已。

本质上都是唯心的，前者为客观唯心，后者为主观唯心。

陈亮（还有叶适）的事功理论则主张向现实求理，强调“道”与“事”“物”的不可分。

1、“道存于物”的世界观

夫道岂有他物哉？

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

行道岂有他事哉？

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

（《陈亮集·勉强行道大有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以下引文同）批评朱陆等“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其实，“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岂不可哀也哉！

”强调“用而见起能否”“用而见其虚实”的实践标准和致用取向。

2、理欲统一的道德观

陈亮从人性论的角度肯定人的物欲的合理性，“人为何为，为其有欲。

欲也必争，惟曰不足。

”“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有命焉。

长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

”因此，满足了人的天性，也就顺应了人的天命，也就实现了最大的天理。

这是自然主义新人性论。

与这种人性论相同的是，陈亮提出“穿衣吃饭便是人伦物理”的新伦理观。

反对朱熹把天理人欲对立（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类划分为凡圣，把历史分割为三代（尧舜禹）以上与以下两截。

认为三代帝王与汉唐君主，于人欲上只是量的区别，不是本质的差异。

三王也不绝对圣人，汉唐君主也有救民心讲义理的时候。

需要强调的是陈亮并不提倡纵欲，而是主张“适欲”。

有两种方法。

一是，社会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夫道岂有他物哉？

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二是引进法的概念，即“心无常泯，法无常费”的著名命题，与“公私合一”的措施。

“私”通过“法”的调节达到与“公”的统一，即私欲与“同欲”的统一。

3、“义利结合”的价值观

陈亮不讳言功利，认为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

“禹无功，何以成六府？

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

”具体地说，实现仁义道德离不开搞国计民生、关心百姓疾苦，道德修养不能徒事空谈而要通过实事实功来实现，仁义道德是在事功之中。

道在事中，也就是义在利中。

利是义之和，也是义之本，义利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陈亮的事功思想在反映在儒家由内圣到外王的设想上。

正如韦政通解释说：

整个儒学在对待外王问题上，都存在忽视外王的弊端，所谓外王，就是圣德的功化，这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看法，不但在现实政治中无法落实，孔孟荀在此努力也是失败的。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册，第三十八章陈亮与叶适P84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所以，陈亮认为“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

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肯定“为国家社稷之安危”而“卓然奋发”“功盖一切的英雄”，具有道德价值。

4、“学为成人”的人生观

陈亮的事功思想落实到个体道德实践和人生理想上，就是主张“学为成人”，即学会做一个堂堂正正、友情有义、敢作敢为、鲜活生动的人，反对成为穷心穷理、费实离世的醇儒。

道德修养，心性历练的目的，朱熹是教人“以醇儒自律”，以终身研究义理为志；陈亮则主张做一个“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的人，“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

”

陈亮反对醇儒是由于其无法真正贯通“内圣外王”之道，实现道德与事功的统一，即无法解决儒家道德传统中如何把道德从个体的主观状态中解放出来，使它产生客观的有效问题，在陈亮看来，各一道的修养若不能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事功，显然是无效的。

陈亮理想人格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

“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要做个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儒哉？

”主张做一个“适用”社会的人，而不是任何儒者或其他。

把个人的存在及其价值实现作为终极价值，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论理学创立奠定基础，开明清启蒙思潮的先河。

二是英雄豪杰精神。

陈亮强调做个人，不仅是活生生的人，更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能将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道德价值与事功价值统一起来的人，即是既有“济世之志”，又有“除乱之功”的英雄豪杰。

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是陈亮的理想人格；奋发有为，崇尚豪杰的人生哲学，是其事功精神的内涵，“人不以气胜，-----则亦何有于仁义哉？

”

5、福民强国的治道观

陈亮的事功思想，还表现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治道观。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社会的主体是百姓而不是少数统治者，后者只是民意代表。

安邦首在安民，富民方能强国——陈亮新的治国理念。

政治乃至读书的最终目的在于深究国计民生，积极为国家和百姓建实功、求实利，以满足人民的普遍欲求为职责。

“追求幸福是一切人的天然愿望，人的天性是相同的，所以检查政治好坏的尺度就要看它对于人的幸福所产生的效果。

凡是满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就是好的政治，此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政治准则。

”——陈亮的事功重心在百姓方面。

具有初步民权思想，为明清黄宗羲启蒙思想的最好铺垫。

具体措施：

1、限制君权、简政放权、宽养于民；

2、农商并重，肯定商人是人才，经商是合法的安身立命的途径，对社会国家有巨大贡献，应肯定其社会地位；

3、“官民农商，各安所而乐其生，夫是以为至治之极。

”

4喜谈兵用兵，具有独特的军事理念：

A王道霸道并行，霸道以求国家统一，王道得以施治国仁政

B地理战略，闽浙狭小，士气日衰，不可持久战，应扩展军事据点，力辟荆襄荒蛮之地，宽其文化，洗濯其人，则一地之气可泄而用之（《中兴论》）

辅：

叶适：

政治观：

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条目先定，而始末不差，斯所谓公心矣；措己于安，而制敌之危，斯所谓定论矣。

复仇幸国、保土思危，为公心和定论所在，也是叶适投身政治改革的动力。

军事观：

养兵于民，沿江设防

主张实政实德——实政，军事部署；实德，惠民措施

三、戴良

戴良（1317——1383），婺州浦江人。

号九灵山人，有《九灵山房集》，与宋濂、王祎、胡翰是同学，在元末被称谓婺州四先生。

其中，戴良与宋濂不仅是至交而且是元末长于写医学传记的两个作家。

（一）、戴良对医家的看法：

医本之于儒，医儒一家。

儒士志在经世济用，医家是以其医艺拯人疾苦，这与儒士之“仕”本质上是一致的。

医的起点在“仁”：

医非仁爱不可托，非廉洁不可信。

《《九灵山房》卷19《抱一翁传》医的终极目的是“济世”：

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

（同上）这是戴良借助传主朱丹溪表达的以医术济世的观点。

即做儒医，唐宋出现，金元更盛。

（二）、戴良与医家关系密切

1、戴氏家族世代业儒，并数世业医。

14、15、17、18世借有行医者。

其兄戴士尧当年就弃儒学医，其子戴思恭、思愠都与义乌朱丹溪行医，思恭后为御医，人称国抄圣医。

戴良妻子的兄弟赵良本、赵良仁都行医，他们的儿子良本子亨、良仁子“友”也行医，“友”因“深于医”授太医院御医。

戴良自身也有行医之好。

2、名满天下的婺州医学

义乌朱丹溪滋阴学派名满天下，朱丹溪出生诗书之家，家学渊源，富于理学传统又兼通医学，先治理学，后治医学，又儒及医，终身研制医理。

著有《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局方发挥》《金匮钩元》等书。

《格致余论》，名字来源于格物致知，表明是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医学研究。

3、济世情怀的医家托付

满怀济世情怀，乱世难以为济；而以医为业，拯人疾苦，实现及物之仁。

政治上甘作遗民，以仁心妙术为旨归。

（三）、著书倡扬医德、医才

戴良作品尽力描述传主医术，更篇篇赞美医家不济贫富、起人生死的仁心义肠，这种始于仁爱终于济物的情怀，正符合戴良的儒医标准。

——医家是真儒士中的佼佼者。

元代是少数民族统治时代，非常重视实用技术和有这种技术的人，当时针灸专家窦默生前非常受统治者重用，死后被追增太师，魏国公，这是古代医家得到统治者授予的最高官职。

同时，蒙古族忽略文治，几次停止科举，许多儒士退而选择做“良医”，即“儒医”。

元代社会各行业的排行为：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猎七匠八娼九儒十丐。

医家地位还是很高的。

总之，江浙婺学以经世济用的事功为主要特色，儒商、儒医、儒治，甚至儒学与军事理念结合，是浙东文化的实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