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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21世纪初期的中美日战略关系

新世纪初中美日战略关系

11

教学目的和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提出了三大任务,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要实现这三大历史任务,就离不开稳定、和平、良好的外部环境,就需要同美国和日本处理好战略关系。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当前的国际形势,把握中美日的战略关系发展动向,更好地完成党在新世纪提出的历史任务。

教学对象:

青年干部、公务员、市管干部

中心内容:

中美日关系的发展一是受国际背景的影响,这些国际背景包括世界格局的转换、中国的崛起、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

世界格局由两极到“一超多强“,使美国霸权欲望高涨,积极推行单边主义,中国的崛起使美国和日本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经济全球化使中美日的共同利益增多,和平与发展是中美日共同面对的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二是受内部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中国的发展战略、美国的安全战略和日本的安全战略;三是受台湾问题的影响,美国和日本不断的插手台湾问题,就是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以及牵制中国发展。

教学重点:

影响中美日关系的国际背景、中美日三国各自的安全战略走向、中美日关系的热点问题――台湾

导语:

为什么要探讨中美日战略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有三大历史任务,就是“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而要实现这三大历史任务,就离不开稳定、和平、良好的外部环境,就需要同美国和日本处理好战略关系。

因为美国和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号发达国家,是我国重要的开放对象,同时美国和日本也是我国和平统一台湾的绊脚石,还因为美国和日本都是对世界和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把中国作为最大威胁,因此,我们要顺利完成三大历史任务,就需要同美国和日本处理好战略关系。

正文:

中美日三国的关系到今天有100多年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中美日关系的百年演变,可以说是从敌人或朋友变成伙伴或对手。

今天的中美日关系和以前大不相同,三国已经建立起互补、互利、互动、共赢的战略三角关系,维持这个三角关系,符合三个国家的各自利益,但除了利益共存之外,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激化。

先来看一下中美日关系的发展及特点:

从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的国门先后被美国等西方列强打开,中美日三国之间便形成了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三角关系。

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点:

从19世纪中叶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之间基本是朋友,美日是中国的敌人,美国和日本都想在中国占领最大利益。

但美日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也存在不少矛盾,然而美国在处理美日矛盾时,总是牺牲中国利益而偏袒日本,正是由于美国的姑息养奸,日本的军事势力迅速增长,到1930年,日本与美国的海军力量差距已大大缩小,1931年“9.18事变”发生,日本的侵华战争严重威胁了美国在中国及东亚的利益,然而美国经常向日本妥协,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任后才对日本的侵华战争持强硬的态度。

然而已经晚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已经开动起来,拽也拽不住了,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无法缓解,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美国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制裁,宣布停止对日本的石油输出,断绝日本的石油来源,日本所需要的石油有80%直接来自美国。

这时的日本就想疯子一样,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把美国也推向了战争的火海,这是美国长期迁就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尝到的第一次苦果。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中美日关系处于调整阶段,但经过调整,三角关系最终又恢复到了太平洋战争以前的那种局面,即美国重日轻华,扶持日本。

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同日本作战,从自己利益出发,积极扶持国民党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

当美国取得太平洋战争的主动权后,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的依赖减弱,对华援助便急剧下降,同时为了争取苏联早日对日作战,美国在没有同中国商量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来满足苏联的要求。

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单独占领了亚洲唯一一个工业国日本,对日本采取打压和限制政策,目的是让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同时,美国把国民党中国看成是它的势力范围,在中国内战中积极扶将反共。

但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全面展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美国调整对日对华政策,把限制日本变为扶持日本,将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盟友和遏制中国与苏联的前沿阵地。

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70年代,中美一直处在敌对状态。

新中国刚成立时,外交战略时对苏一边倒,因为美国敌视共产主义,所以遏制中国,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中美关系最为黯淡时期,中美关系又制约着中日关系的发展,但中国努力发展中日关系。

尽管日本有独立外交的想法,但由于受美国的影响,中日关系一直不理想。

到70年代初,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从而推动中日关系也有所改善。

70年代末,中国结束文化大革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美关系正常化步伐加快,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反过来又促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这时候中美日的关系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均衡的,并且中美关系影响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

冷战结束后,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是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霸权欲望急剧膨胀,极力推动单极格局的建立,二是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美、饿、中、日、欧盟五大力量各自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是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

此时的中美日关系开始向互补、互利、互动、共赢的良性状态发展,但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消失,在某些方面可能还很激烈,特别使日本,它奉行与强者为伍的外交原则,处处追随美国,并且在中日关系方面不断制造麻烦。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一下美国和日本,美国还不是一个特别坏的国家,美国是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

就是在八国联军战争中,美国对中国的伤害最轻,而且把战争赔款用作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而日本却相反,日本不能说是坏东西,起码不是好东西。

隋唐时期,中国非常强大,日本弱小,中国没有侵略日本,日本对中国俯首称臣,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中日关系很好,明朝后期,中国衰落,日本一些浪人开始到我国东南沿海地方偷鸡摸狗,胡作非为,到了清朝,西方国家进行工业革命,而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割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从此中国的实力日渐衰弱,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脱亚入欧,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且在不断摆脱西方列强欺压的同时跻身于列强行列,然后又与列强一起欺压瓜分中国,不仅如此,他还是列强中对中国最为凶恶、最有野心、最有威胁的一个,1894年甲午战争,是中国遭受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而日本从中国得到难以估量的好处,日本割占台湾和辽东半岛,后来因为俄罗斯、德国、法国的干涉又把辽东半岛以3000万白银卖给中国,但从此长期占领台湾,这次战争,中国给日本的赔款总计24233万两白银,这笔款项相当于日本1890年财政支出的4倍还多,日本就是用中国的钱发展自己的,这时候清政府认识到了日本对中国的威胁,说:

“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

1900年,日本和美国参与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1937年全面侵华,血腥屠杀。

可以看出日本这个民族争强好学的意识很强,但它骨头里扩张侵略的基因不但令中国人愤慨,而且令整个亚洲人非常讨厌。

韩国总统曾经说:

“和日本这样的国家为邻居,感到非常耻辱和不幸”。

日本人的改革开放和争强好学精神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但当时清政府夜郎自大,以大国自居,也为了安定沿海地区,就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割断与发达国家的联系,当时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从此中国国力日益衰弱,不断受列强侵略。

一、中美日关系发展的国际背景

这里的国际背景主要有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的崛起、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这些国际背景的变化也决定了中美日关系的发展。

(一)世界格局的转换促进中美日战略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美日关系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原苏联的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的解体,原来中美日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利益消失,世界形成了“一超多强”的格局,世界大战在可以预料的未来打不起来。

苏联的解体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好事。

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安分守己,追求和平,从来没有战争和侵略的想法。

秦朝军队这么勇猛,秦始皇还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构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就是为了预防别人侵略;明朝制造的轮船非常先进,西方国家的造船技术根本不能和中国相比,但中国明朝的轮船只是用来进行友好访问,中国有句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因此有郑和下西洋的故事;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发明了火药,发明了火药用来干什么,是用来制作爆竹驱逐妖魔鬼怪的;还发明了指南针,指南针用来干什么,是用来测试风水宝地的。

中国人在无意识中发明了很多能用于战争的东西,由于没有战争和侵略的意识,没有用在战争上,却被外国人用上了。

苏联的解体但对美国来说失去了对手并不是一件好事,一是因为美国要在世界霸权,充当国际警察,他总要有点事情干才好,二是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必须有一个敌人或对手来维系国民的团结,统一国民的意志,如果没有了敌人或对手,政府就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统一国民的意志,如果没有敌人为纽带来维系美国国民的团结,美国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就会凸现出来,甚至面临解体的危险,历史上许多政权都是因为内部的分化而瓦解的,三是因为如果没有敌人或对手,那些听从美国指挥的西方盟国就会不再听从美国的指挥,甚至会变为美国的敌人或对手。

因此美国一些战略家开始为美国寻找新的对手,日本、中国、俄罗斯、德国都从经考虑到。

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当年说过这样的话:

“如果苏联不曾存在,我们造也要把他造出来”。

可见存在一个敌人或对手对于美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对日本来说,苏联的解体对日本的安全环境大为改观,日本再也不用害怕苏联的威胁了。

但日本当年侵略过中国,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因为做罪心虚,害怕中国强大了会找日本算帐,又把中国作为安全威胁因素,继续寻求美国的保护,而美国为了控制日本和保持在亚洲的利益,也愿意继续袒护日本。

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中美日三国关系不会回到冷战时期的对抗局面,但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另外,两极格局的解体,并没有使世界变得安定,就从2006年来看,世界安全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局部动荡有所加剧,平缓的世界并不安全。

主要表现是:

一是霸权主义威胁有所削弱。

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已被证明并非有效,特别是对伊拉克的政策,伊拉克安全局势持续恶化,尽管绞丝了萨达姆,但美国已经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美国在伊拉克已经牺牲了2900名士兵和花费了4000亿美元,即使今后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伊拉克同样是一个反美的国家。

连布什总统都承认了失败了。

美国现在希望(甚至是让求)伊拉克周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能够发挥作用,在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问题上也坚持六方会谈,而不像以前那样绕开联合国单打独斗。

美国已经从独霸性的单边主义变为主导性的单边主义。

二是恐怖主义仍相当猖獗。

武力反恐,越反越恐的逻辑进一步凸现,国际恐怖势力已经形成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拉克为主战场,以欧洲为第二战场,并向非洲和拉美蔓延的力量布局。

美国摧毁了本拉等基地组织后,现在的基地组织不再是严密的组织了,那儿都有,什么样的都有,某一个人站出来可能会说:

“我是基地组织!

”,令你防不胜防。

三是塔里班势力卷土重来。

在阿富汗战争过去5年之后。

塔里班势力卷土重来,正在填补一些地区的权力真空,并不断采取各种手段甚至自杀来打击对手,2006年各类冲突造成3900多人葬生,塔里班势力抬头的主要原因是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了,国家经济没有发展,相反,毒品增长却很客观,塔里班目前95%的财政收入就是来自毒品走私。

四是朝鲜和伊朗的核问题“危机接着危机”。

核材料与核装置落入恐怖势力的危险性明显增大。

鉴于“一超多强”的格局和并不安定的状况,各国都调整了安全战略。

1、美国新的全球战略

美国新的全球战略就是在1994年提出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它的目标是依靠军事力量维护美国安全、促使美国经济恢复活力、促使国外民主的发展。

它的特点有:

一是没有明确的对象国,原来是主要对付苏联,现在是谁不听话就管谁,塔里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下一个可能就是伊朗或朝鲜了;二是维护国家安全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大国,世界上没有拿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能和美国相比,因此美国把经济安全问题提到第一位;三是国家利益多样化,不但是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也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安全,美国在全世界推行他的民主,到处干涉别国内政;四是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多样化,特别是恐怖组织、核扩散等,没有固定的国家或地点,不知危险会来自何方。

这一点令美国非常头疼,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任中央情报局长在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的新困境是说:

“我们杀死了一条龙,但现在却生活在一个充满毒蛇的丛林里,在很多方面,那条龙的行踪到更容易摸透。

目前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霸权主义,一是恐怖主义,另外还有民族分裂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等等。

霸权主义最主要的形式就是美国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

2、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

苏联解体对日本的深刻影响有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的安全形势大为改善,威胁日本的庞然大物――苏联终于垮台了,从而使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特别是中国合作的需求大大降低,二是日本加快了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

其实从明治维新后,日本便把成为世界大国作为追求目标,还曾经产生称霸东亚的野心,从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就是在一步步实现这个目标。

成为政治大国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所追随的战略目标,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欲望更加膨胀,在1990年里,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三度赴美,日本外相等其他要员也频繁出访,日本要在国际上取得如其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地位,力争当上世界副总统。

日本安全战略的具体表现是:

成立防卫省。

1954年成立的日本防卫厅正式更名为“防卫省”,正式成为日本中央部会一级主管单位,升格后自卫队的最高指挥官虽仍是首相,但防卫厅长官正式升格为防卫大臣。

防卫厅升级防卫省的法案去年12月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此后,防卫厅就开始了升级准备工作,久间章生亲自挥毫为防卫省书写了门牌大字。

日本全国大约26万名自卫官和防卫事务人员的身份证明书也一并更换。

为了改这一个字,日本政府花了大约5500万日元。

防卫厅升省意味着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

把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

这显然是日本为实现“正常国家”目标,实现大国梦想而采取的进一步行动。

升格后权力大增。

把国际紧急援助活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根据周边事态法进行的后方支援活动等自卫队的“附随任务”升格为“本来任务”,写入自卫队法中。

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后,可发布“海上警备行动”等命令,并直接由内阁召开会议审批,也拥有制订法律及提出拨款要求等权力。

防卫大臣将拥有和其他大臣一样的权限,可直接要求召开与防卫问题有关的阁僚会议,直接提出防卫预算。

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也冲击了《和平宪法》。

因日本战败而确立的《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得保持战争力量”,并永远放弃交战权。

基于这样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日本的军事力量被称为“自卫队”,负责国防事务的政府机构被定位为“防卫厅”,防卫厅与外务省等其它职能“省”相比,不但在责权范围和人员构成上有明显区别,还被列在内阁府名下。

防卫厅在行政编制上低于府和省,发布政令需提请内阁府及总理大臣批准发令。

可以说,防卫厅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官僚体制上都处于“低位”,职责也仅限于“专守防卫”。

防卫厅到防卫省的体制之变,将直接促进自卫队的角色转变。

自卫队的基本任务也将正式增添“国际维和行动”这一项,此前,海外派兵只是自卫队的“附属任务”。

“9·11”事件后,日本政府制定一系列海外派兵的法案,以支持美国全球范围的反恐行动。

尤其朝核危机势态影响,成了自卫队进一步转化“防卫职能”直接缘由。

“防卫省法案”关于自卫队“本来任务”的修改,表明日本政府是想借此消除海外派兵的种种限制,进一步为自卫队解套,进而重新定位自卫队在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中的作用。

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是为了寻求“合法的名分”。

自二战后,日本战败国的地位使其一直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其世界性大国梦想心理日益膨胀。

日本认识到,世界性大国除了要拥有重要的经济地位,还应该有重要的政治地位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政治、经济利益的有力保障。

因此,日本几届领导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做着努力。

防卫厅升格为插手世界事务扫清障碍。

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日本正在通过形式上的变化达到实质上的变化,即向正常国家迈进。

也就是说,进一步摆脱因发动侵略战争失败而受到的限制,为今后插手世界事务扫除障碍。

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充分表明了日本危险的动向。

当今日本自卫队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武器装备都已走在世界前列,其军费开支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名列世界第二,常规武器也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唯一缺少的就是一个“合法的名份”。

没有“合法的名分”就不能像其它国家那样将军队派往海外。

走不出国门,就难以保障其海外的战略利益。

于是,在修改《和平宪法》阻碍重重的情况下,遂巧立名目采取曲线方式,即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为名,以参与维持和平行动为突破口,达到向海外派兵的目的。

而此次将防卫厅变为省则等于为海外派兵提供了法律基础和保障。

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环境以及特殊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民族特质,使日本具有特殊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

加之近年来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思潮抬头,对历史问题不能正确认识,一旦时机成熟,无法排除其再次扩张的可能性。

因此,日本“正常国家”化进程,必将对地区乃至国际安全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日本确立政治大国的目标对日中、日美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是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加重,但又要借助美国的保护;二是日本把中国看成潜在威胁,是他在亚洲发挥作用的最大障碍,这就使中日距离拉大,同时日美同盟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指向了中国。

3、中国的安全战略的调整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上实行了“一条线”战略,就是联合美、日、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组成反霸统一战线,共同对付苏联。

但是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看出苏联并不敢轻易对中国搞军事冒险,不久中苏关系又缓和了,另一方面,美国和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不断制造麻烦,因此我们很快就放弃了“一条线”战略,确立了不结盟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要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是“东急西重”。

西重,就是西部很重要。

20世纪末,国际形势巨变使“西藏问题”升温并再次出现不利于中国的情势。

80年代中国的崛起和90年代苏联的解体及中亚5国的出现,使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美国在需要中国与之合作的同时,日益把中国作为潜在的“威胁”。

又由于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的前沿地区之一,因此,在本世纪,西藏在西方战略中所起的间隔英俄的作用转变为隔离中国力量接近世界地缘能源中心区的作用。

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以此阻止中国力量从这一地区向中东中亚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目标所在。

对中国而言,西藏分裂将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和青海)地区,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如果再考虑到已具有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的与西方相同的立场,中国西部安全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

东部非常紧急。

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

如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台湾和南沙群岛这两个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具有非常迫切的地缘意义。

这是因为:

一是台湾和南沙群岛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最直接或最前沿的出口,若失去了台湾和南沙,中国也就失去了对进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航海线最低限度的控制力;二是中国东部、特别是广东、上海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经济产值最高、增值最快的区域,这势必要求我们绝对不能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引向内陆而应尽可能远地将其推向海面;三是海军力量存在的前提是海上基地,陆地和沿岸不应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天地,若失去台湾和南沙地区,就等于中国海军失去了在中国主权内应有的发展空间。

据此分析,不难断定,只要中国的军事实力及其技术含量没有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绝对不会像贸易谈判那样有妥协的余地。

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经济实力如不以军事实力为依托就根本形成不了有效的国家力量。

经验表明:

要想与美国合作,你就必须具有实力。

台湾海峡统一、捍卫南沙主权是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利益所在,这是中国与美国合作的底线。

但中国如果没有必要的军事实力存在,恐怕这条底线终将变成虚线。

如果说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在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谈判中还有时间拖延台湾和南沙问题的话,那么,对于已进入市场经济快车道的中国来说,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利益需求已成了非解决不可的现实问题。

为保卫国家安全。

建立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加速常规武装力量现代化是必须的。

因为:

军事手段依然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后堡垒充足的国防力量对国家安全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另外,独立自主的核力量依然是确保中国安全最坚实的盾牌。

自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安全环境。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两次威胁对中、朝使用核武器。

1954年印度之那战争最激烈之时,美国又曾策划对中、越使用核武器。

面对核超级大国日益增长的核威胁,1956年中国共产党果断地作出了发展导弹、原子弹(俗称“两弹”)的决策。

苏联解体后,世界核大战的危险已大大降低,但美国和俄罗斯仍拥有世界最大数量的核武器,而且核扩散的形势相当严峻。

1998年5月,印度、巴基斯坦相继进行了11次核试验,在中国南疆,事实上多了两个有核国家。

朝鲜半岛核开发的形势也变幻莫测,中国有可能处在众多有核国家的包围之中。

4、“一超多强”格局下的中美日关系

世界格局从两极变为“一超多强”,这种状况是好还是坏,要从正反两个方面看。

从消极方面来看,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作为合作伙伴的地位大大降低,美国把中国当作主要竞争对手之一,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有矛盾;日本奉行传统的外交理念,与强者为伍,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外交政策也继续受到美国的制约。

因此中美、中日之间的距离要大于日美距离,并且美日为一方,中国为另一方。

从积极方面来看,“一超多强”格局又使中美日之间产生了新的共同利益。

首先,美国要防范任何一强,不再只关注中国或者日本,因此不愿和中国或日本走向对抗;其次,日本从本国利益出发,也不愿同中国对抗,更不愿同美国对抗,日本要走向政治大国,必须寻求美国、中国的支持。

总之。

“一超多强”格局下,中美日就像在大麻将,美国是庄家,他必须同时防范其他几家,否则就很难维持坐庄的目的。

可以说在“一超多强”格局下,中美日三国的关系基本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有时冲突还会很激烈。

(二)中国的崛起与美日的反应

1、美国:

由“日本威胁论”到“中国威胁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不但没有摧跨日本,反而积极扶持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打击苏联的一个前沿阵地。

日本从美国的保护伞中受益匪浅,不仅很快成为经济大国,军事实力也突飞猛进,而且在对美贸易中获取了极大的利益,致使美国国内失业人员增加,这引起了美国人的不满,美国人认为日本在美国的保护下不但避免了战争,发展了经济,而且到处挖美国的墙角,这种不满情绪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美苏关系的缓和而日益上涨,“日本威胁论”开始在美国兴起。

到了1992年,苏联这个让美国畏惧了40多年的对手突然消失,美国举国上下一片欢呼,但高兴之后又感到有些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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