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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论文
2011年政府委托课题
新时期浙商全面提升发展问题研究
课题负责人：
***
课题承担单位：
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
2011年11月
第一篇
当代浙商的群体特征和基本内涵
1·1早期浙商的鲜明特征——草根性
1·2浙商的地域结构和空间分布规律
1·3浙商的总体人文特征
1·4浙商浓厚的自主创业意识
1·5浙商的功利性和务实性
1·6浙商的行动力和灵活性
1·7浙商的群体认同和抱团现象
1·8浙商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机制
1·9浙商的全球化生存
第二篇
浙商面临的主要问题、危机和挑战
2·1功利性的消极面开始显现
2·2部分企业主的文化价值观片面化
2·3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2·4企业家精神淡化，企业主“短板效应”加剧
2·5总体处于实际控制人阶段，家族企业社会化程度低
2·6“去草根化”进程任重道远
2·7人才为本劳资和谐不容乐观
2·8履行社会责任参差不齐
第三篇
浙商全面提升发展的总体思路和趋势
3·1推动浙商从老板向企业家的转型，升级股东文化提高浙商素质
3·2经营哲学要从习惯于“加法”和“乘法”到学会做“减法”
3·3以新的价值观财富观人生观培育浙商软实力，以社会责任促和谐发展
3·4从浙商自身开始，不断提高管理团队能力和水平
3·5浙商群体开始多样化，需要对不同类型浙商进行分类指导和服务
3·6公共部门要持续创造促进浙商发展的体制机制新优势
3·7以“三大战略”和“四大建设”为载体，推动在外浙商回归发展
第四篇
新时期浙商全面提升发展的具体对策和建议
4·1增强新时期对浙商重大问题的研究力度，加强浙商发展中面临的普遍性紧迫性和趋势性问题的引导
4·2进一步优化投资创业环境、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4·3深化开发在外浙商资源建设“省外浙江”，以GNP优势反哺浙江发展
4·4设立回归浙商创业园示范区
4·5筹建浙商管理学院
4·6筹建全球浙商创业博物馆
4·7推出一批准公共平台
4·8世界浙商大会的系列化品牌化运作思路
4·9“钱江潮回”——在外浙商子女假期返乡活动
4·10试点区域性金融服务综合创新
第一篇
当代浙商的群体特征和基本内涵
截至2011年4月底浙江省工商局的最新统计显示：
浙江全省市场主体总数首次突破300万大关，达到3021905户，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私营企业为665169户，占在册内资企业数的84.93%。
之前的统计表明，浙江平均每万人有市场主体476户，远远高于全国263户的平均水平，仅次于上海（每万人在册市场主体数量为511户），居全国第二。
其中每万人个体户数为361户，比全国197户的平均水平高83.2%，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密度”之高均为全国之最。
而在1978年，浙江全省仅有个体户2086人，差不多每1.8万人中才有一位个体工商户。
也就是说，30年间，浙江省仅个体工商业从业者总数增加了900倍，密度提高了700倍。
1·1早期浙商的鲜明特征——草根性
从社会成员结构来说，第一代浙商主要的自然人来源来自于农民，农民是浙商群体人力资本的最重要供应者，这一点毫无争议。
迄今为止最早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私营企业主调查是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
调查结果显示：
出生地为“乡镇”及“村”的占了84.8％，出生地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相当于地级市和省城的仅有不足5％，也就是说农民出生的占了绝对多数。
从单项来看，出生在“村”里的最多，超过一半以上（表1）。
表上数据还显示，“乡镇”是私营企业最集中的地方，私营企业的产业所在地和私营企业主的家庭常驻地都以“乡镇”最多。
而“目前（1995年）家庭所在地”在大中城市的相加也只有3.2％，不足“乡和村”的1/20。
表1私营企业出生地和目前生活、工作地点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乡镇
村
合计
出生地
目前家庭住地
目前主要产业所在地
2.3
2.6
4.0
2.0
0.6
1.0
10.9
28.4
26.1
28.5
37.4
44.4
56.3
31
24.5
100.0
100.0
100.0
数据来源：
1995年浙江省非公经济人士调查统计
四年以后，也就是1999年同口径的调查数据显示，浙商创业前职业构成没有明显变化：
1．以生活在农村的人为主，纯农民职业的就占28.7%。
如果把创业前在农村乡镇及乡镇以下从事各种职业的企业主都合在一起,几乎占了九成以上。
2．目前（1999年）仍有62.4%的私营业主居住在乡（镇）或村，68.6%的私营企业办在乡（镇）村。
1995年、1999年的这二次调查结果，充分显示了第一代浙商的“民间性”和“草根性”。
浙商九成苦出身，80％出生于农民。
因为浙商起步时往往一双空手，缺乏资金、技术、市场和社会关系等几乎所有的要素资源积累，而且“离市场最远”。
但他们恰恰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群体（吴敬琏1999），不怕吃苦，务实勤奋，低调节俭，在生存压力下敢于尝试创新乃至勇于突破禁区和阻力。
“草根出身”的浙商与同一时期的全国其他地方私营企业主的创业前职业分布频次差异较大，也就是浙商与全国其他地方同行的基础和起点不一样。
根据1997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以平均数计算，全国私营企业主以农民身份开始创业的约占60％（即“农民”、“个体户”和“其他或无业”都归为农民或相关职业），而同期“农民”身份要占据浙商“前身”的80％以上。
出现这一差别的原因，一方面是统计口径的误差，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浙商的草根性比全国其他地方的同行们更为突出。
而浙商的“草根性”特征，与其今后的经济行为以及如今的困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9年之后，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和后来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同时也由于创业进入门槛和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创业浙商的“草根色彩”才逐渐淡化。
1·2浙商的地域结构和空间分布规律
严格地说，历史上并没有明确的“浙商”概念，很早以前有龙游商帮、宁波帮、南浔商人、江浙财团等。
如今的浙商，也是由各个“二级板块”组成的大家庭。
除了温州以外，杭州宁波绍兴嘉兴金华湖州台州舟山的浙商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包括衢州丽水等传统的欠发达地区也有一批优秀的浙商代表。
浙商在省内的分布呈现如下特点：
按工商登记的统计口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地理分布的频次呈现较大差异。
总体来说，总量差距比人均差距大。
以总量论，借用地图等高线原理来绘制“浙商地图”，个体工商户“等高线”与私营企业“等高线”基本重合。
以2006年户数为例，浙江省各地市个体工商户排序与私营企业排序基本一致，个体工商户前五名分别为杭州、温州、宁波、金华、台州，后三名为丽水、衢州、舟山；而私营企业总量前五名分别为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台州，后三位则是丽水、衢州、舟山，二者的差异只是温州和宁波互换位次。
但是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各自的相对差距有所不同，个体工商户地市之间差距相对较小，最多的杭州为最少的舟山的8倍；而私营企业分布则不同，杭州宁波“海拔”很高，其后突然降低，第三名温州只有排在第二位的宁波一半多，排位第一的杭州私营企业总量是末位舟山的15倍多。
而以人均即“密度”论，差距相对较小，特别是个体工商户比较均匀，“密度”最高的金华仅是最低的衢州的1.5倍；而私营企业则差异较大，“密度”最高的杭州是最低的衢州的3.5倍（图2）。
个体工商户作为市场主体中最小的产业活动单元，在全省各地的分布“密度”比较均匀，也反映了浙商分布的广泛性和浙江经济深厚而均匀合理的大众基础。
图2：
按地市浙商分布图（私营企业）（单位：
每万人拥有量）
浙商地理分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温台的“落后”和绍兴的低调。
温州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密度”均位列全省第八，仅排在丽水、衢州等之前。
温州“出人意料”的表现主要原因在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区别，也就是GDP和GNP的区别。
“温州人经济”和温州GDP旗鼓相当，在外创业的200万温州人相当于在温州之外又再造了一个温州。
如果按全口径测算，温州的人均市场主体数量也是相当可观。
1·3浙商的总体人文特征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
浙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的典型代表，具有突出的中国意义。
在中国很多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部资本。
而浙江的民营经济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构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浙江民营经济所包含的内涵是深刻的。
它首先是一种内生型发展，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
浙江经济基于民营资本之上，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既是独立的，又容易协调。
浙江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应当说具有方向性的意义。
2000年，浙江省委组织理论界专家研究总结出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16个字的“浙江精神”。
2005年，进入发展新时期的浙江，又把浙江精神再次提炼为12个字：
“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
两次浙江精神的总结提炼，其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又有创新和提升。
浙江精神的表述区别于全国其他兄弟省市的类似说法，同时兼顾了浙江各地的地方精神的个性和差异性，也展现了浙江对现代精神的追求。
从内涵上说，浙江精神主要就是浙商精神的体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浙商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浙江精神的内涵与实质。
浙商的总体特性，体现在不同的商人和商人群体身上，形成和表现为多种类型和多个层次的多维度特性。
温州商人的本能和利益取向比较强，敢闯敢冒敢干和敢为天下先，经济远征，走南闯北，天下为家，抱团和聚合经营，其人文特性可谓是“抱团远征迁徙”；
台州商人受特定的地域文化即山海文化的影响很大，既具有山的硬气，又具有海的灵气，工商结合，个体独立和股份合作比较突出，即具有“硬灵坚柔互动”的人文特性；
金华地区商人即“婺商”具有多元的文化传统，既受孔子和朱熹学说以及徽商文化的影响，又受吕祖谦和陈亮学说的熏陶，更受民间工商文化传统的浸淫。
因此既形成义乌的全球小商品基地，又形成永康的中国五金市场及其生产制造业，东阳的建筑业和“影视城”，还形成兰溪的化工和医药产业等，各次区域的经济和文化既是开放的，又相互分离甚至排斥，即形成具有“多元差异复合”的人文特性；
绍兴商人即“越商”的文化传统丰富厚实，低调内敛。
既有重文和重商传统，又有“胆剑”精神，聪明睿智，既有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又善于借势造势，企业规模比较大，上市公司很多，具有“胆剑睿智溶于无形”的人文特性；
宁波商人即“甬商”具有对外开放，发展工商业和金融业的传统，不仅继承了近代文明的传统，而且更加广泛地对外开放和发展工商业，形成和具有“大气开放灵动”的人文特性；
杭嘉湖平原商人的心态比较平和，地域文化的辐射和兼容性比较强，这个区域尤其杭州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
走四方闯天下的商人较少，而从各地到杭州创业的商人很多。
义利并举和以义制利，关注民生政治，重视仁义和合，即形成和具有“中和义利兼容”的人文特性。
1·4浙商浓厚的自主创业意识
浙商的自主创业意识很强，传统源远流长。
因为浙江的文化传统和经济制度对人性以及思想观念的限制与束缚较小。
先秦时期，越人一直以自己的野性和活力不同于中原文化。
即使到了现代，浙江人尤其是浙南和浙中地区人的自然本能仍然较强。
其次，浙江人多地少，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生存条件优劣参差，既适合耕作和居住，又有诸多困难，这就激发了自然本能，表现出强烈的自发性和自主性。
改革开放以来，浙商之所以率先兴起，迅速形成规模，主要就是因为浙江人普遍表现出其与生俱来的创业意识而不是“等靠要”。
为了温饱和生计，自发地走出农村，外出经商和从事实业。
可以说，是浙商的自发性成就了改革开放早期的先发优势。
这与西方现代化开始前的启蒙运动不同。
浙江人尤其是浙南人主要是自发，而不是启蒙。
当然，浙北杭嘉湖地区也与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样，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即某种意义的启蒙。
在自发的基础上，浙商广泛和充分地形成经验理性。
部分浙商更在经验理性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理性和提高人文精神。
但是，很多浙商基本停留在经验理性的基础上，缺乏科学理性和自觉意识。
1·5浙商的功利性和务实性
功利性是民商共有的基本属性之一，务实性是民商的历史和现实基础的规定性。
功利性和务实性也是浙商作为中国第一民商群体的基本特征之一。
浙商的功利性和务实性，首先集中和突出地表现为市场经济的拓荒和奠基作用。
长期“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扼杀了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市场经济的荒漠之地。
浙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拓荒者和市场体制的奠基者。
这拓荒者和奠基者作用，就是浙商功利性、务实性和草根性以及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等特性作用力的结果。
同时，浙商的功利性和务实性，也突出地体现其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的作用。
因为功利性乃至趋利性的驱动，浙商四面出击。
在市场经济的早期，其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
而到了市场经济全面形成和展开时，其消极的功能作用就凸现出来了。
1·6浙商的行动力和灵活性
某种意义上说，相对于上文的功利性和务实性，敢作敢为的行动力和多谋机变的灵活性更加能够表现浙商群体不同于一般民商的突出特点。
相对来说，务实性和功利性是所有商人均具备的特征，只是程度和方向的差异。
而行动力和灵活性在浙商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关于浙商的发展阶段，有一个通俗的说法：
第一阶段是“做别人不愿做的事”；第二阶段是“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第三阶段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
这其中的第二阶段，主要就是表现浙商的行动力和灵活性。
创业的关键在于行而不在于知，这是浙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鲜明特征。
在抑制生产力政策的束缚和不完善的市场环境下，灵活的浙商可以绕过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的红线，敢于突破行政管制和法规限制，率先利用和形成“先发优势”。
浙江人说得少做得多，敢干、敢闯，甚至敢于冒险的人文性格，在浙商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
突出地体现在浙商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尤其是作为早期浙商典型代表的温州商人。
在浙江乃至中国改革史册上，温州向我们展示了太多的“第一”和“首创”：
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
全国第一个探索“挂户经营”；
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
全国第一个私人钱庄；
全国第一个实行金融利率改革；
全国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
全国第一个实行全社会养老保险；
全国第一座农民城；
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全国第一个跨国农业公司；
全国第一起农民告县长案；
全国第一个成立个体私营企业联合党委；
我们常常习惯于温台并称，称之为“温台模式”。
其实在温州光芒的掩盖下，台州也有自己的一系列走在全国全省前列的原创首创：
第一张股份制营业执照；
第一份股份制政府文件；
全省第一家农村金融服务社；
全国第一家县级民航站；
全省第一家个体联合运输车队；
国内首家股份制医院；
1993年玉环全岛股份化等等。
但是，基于功利的突破性和灵活性，也存在副作用，产生一些不良的甚至是有害的行为，从而成为在市场体制基本建立和进入市场化和工业化的中后期继续发展的障碍，这是浙商未来必须面对的挑战。
1·7浙商的群体认同和抱团现象
浙商自我认同感较强的文化传统以及开放和包容的特性，彼此间容易达成相互信任和相互间的自我归属感，往往表现为生意场上的合作。
其次，是因为浙商创业初期普遍资源不足，规模偏小，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和抗风险的能力相对弱，抱团有助于提高生存能力。
抱团发展是浙商的特点，其典型的浙商式抱团组织包括：
专业市场、产业集群和全国星罗棋布的各级浙商商会组织。
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式的抱团，体现了地缘和业缘的融合。
地缘意识和关系在产业上的表现，就形成业缘，这是产业集群的社会属性。
正是浙商的地缘特性，使天下浙商抱成团：
省内表现为产业集群，省外则是以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平台式经营。
商会是一种由工商业人士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的、独立的社会中介性组织。
浙商自发组建民间商会，经过90年代的发展，到21世纪初，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已蔚为壮观。
省外浙商商会更是发展迅速，目前，全国各地有29个省市成立了省级浙江商会，地市县级浙江商会更是难以计数。
虽然浙商的抱团意识与全国其他兄弟省区的同行相比更为突出，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环境对浙商的合作协作在深度和广度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需要情感、文化、产业上的互动合作，也需要在意识、思路和认知上进一步深化，加深资本、管理、产业链上的深度合作。
1·8浙商的知识传播和学习机制
微观层面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的教育水平及工作经验对收入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普遍认为劳动力质量的变化与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存在正向线性关系。
卢卡斯的内生增长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根据大量“巴罗”式的增长回归分析提供的证据，入学率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人均GDP每年增长1到3个百分点；而国民教育年限增加1年，也将导致经济增长提速1个百分点。
但是，这一经典的人力资本模型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浙江既有的经济现实。
浙江省个体工商户户数和私营企业“密度”（人均指标）分列全国第一和第二；全国民企500强浙商比重和市场主体“密度”，浙江省亦为第一和第二。
但是浙江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排名全国第22位；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排在全国第17位；浙江省人口文化程度综合指数和浙江每10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均列全国第18位；而浙江省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列全国第20位。
1994年，浙江私营经济主要指标已经排名全国前列，但浙商的平均学历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3）。
以高中为界，浙商低学历段（含文盲、小学、初中、普高和职高）四级学历的比例均高于全国私营企业主，而高学历段（含中专、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浙商的四级学历均低于全国私营企业主平均水平。
大专以上学历的只占浙商总数的11.6％，而同口径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2％，高学历段浙商比全国平均低了1/3左右。
表3浙商的文化结构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合计
全省私营企业主
全国私营企业主
0
1.0
13.4
9.9
36.6
36.1
30.7
26.3
4.3
2.7
3.4
6.9
7.1
11.7
4.5
4.9
0
0.6
100.0
100.0
数据来源：
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非公经济人士调查
即使到了九年以后的2003年，私营经济无论法律地位还是社会形象均已显著改善，浙商群体已经崛起为中国第一商帮。
但此时拥有学士学位以上的私营企业主仅占浙江全部私营企业主总数的3.51％。
为什么一个自然资源和受教育程度都相对不足的区域能够产生庞大的浙商群体？
企业家与作家画家一样，企业家能力亦是一种特殊天赋。
对因果不确定性的把握和信息不充分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决策能力，决定了企业家资源能力的差异。
资源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一类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而知识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信息，另一种是诀窍。
诀窍是无法编码传播的信息，实证和逻辑均证明，浙商的诀窍类知识水平较高。
浙商的这种诀窍类知识有别于舒尔茨所说的人力资源教育知识，是一种包含特定的信息收集、处理、流动和生成机制，这一机制促成了浙商创业禀赋的群体差异性。
在浙江，浙商成长、产业分布与社会资本的空间分布呈现较大相关性——产业密集的地方创业者社会资本总量也较高，前者的经济属性与后者的人文属性存在线性关系，呈现“双网络共振效应”。
因此，在产业集群内部或者同一文化区域，为浙商提供了匹配度很高的特定知识体系和学习机制。
这些知识形态主要表现为非编码的隐性知识，比如工商传统的地方性知识、祖传手艺、商业习俗、生意经，以及共同默认的产业选择等。
这些知识的流动和共享不但弥补了他们受教育偏低的不足，而且符合他们信息传播的偏好，因而学习收益很高。
传说永康人天生就会做五金，义乌人生来就会做生意，就是这一学习模型的典型特征。
因为地方性知识，即默会知识，属于“无字学习”和“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路径，最后表现为浙商的学习能力及其信息转化能力很强。
这种不依赖编码知识的创业知识处理及转化机制，是浙商大面积生成的逻辑前提，而浙江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环境又为之创造了社会土壤。
重商的人文传统，敢于行动的行为倾向，生存压力大而进入工商业的机会成本低，以及集群式的浓厚创业氛围，这些因素促成了早期大批浙商潜在企业家禀赋的外化和显化。
但是，“干中学”机制也具有局限性，这一方面是受制于实践的范围和深度，即干什么事和怎么干事等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受感性知识的局限。
感性知识往往是具体的、有形的和表象的。
浙商的这一生长发育模式，在危机后新的市场环境中已经出现了不适反应，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发展。
1·9浙商的全球化生存
游牧性是浙商的突出特征，走得远、出去多、分布广是浙商区别于其他地域性商人群体的显著标志，也是浙商之所以成为影响深远商帮群体的重要因素。
据全国29个省级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浙江在全国各地（除浙江外，不包括港澳台）经商办企业的人员约为600万，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
统计表明，在省外浙商创办的26万多家企业中，有矿产资源企业3851家、农业企业4315家、电子电器企业18856家、轻工机械企业17606家、建筑企业14707家、商贸企业20230家。
且浙商投资的项目规模也引人注目，目前省外浙商在外投资亿元以上的企业项目达到2561个，其中投资10亿元以上的达到454个。
总量上看，省外浙商在全国的投资总规模已经超过3万亿之巨，这一规模与2004年同比增长了10倍之多。
通过举办各类企业，浙商累计为当地解决了1100余万人的就业。
可以说，省外浙商既是浙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创业地注入了新的活力，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省外浙商秉持浙商精神，逐渐融入创业地。
据不完全统计，省外浙江人在当地担任人大代表的达424人，其中担任省人大代表45人；担任政协委员756人，其中担任省政协委员73人。
以当地名额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也有多人。
不少省外浙商在当地发展中贡献突出，被授予各种荣誉，其中荣获“五一”劳动奖章的有106人，荣获当地优秀企业家的达772人。
海外浙商也阵容庞大。
全省有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150余万，分布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归侨归眷也有近150万。
“海外浙商”是浙江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主要的经济力量。
“海外浙商经济”主要是指以“海外浙商”为市场主体的多种经济组织形式的总和，包括海外浙江籍华人华侨在侨居国创办的个体工商户、企业和市场，以及浙江省内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创办的产业和留学人员在海外的创业。
目前，海外浙商已经进入提升发展和回归发展的新阶段。
截至2009年，在浙江投资创业的侨资企业达到了28000多家，总投资1500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省外资企业总数的65%和外资总额的60%。
海外浙商的发展与祖国经济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篇
浙商面临的主要问题、危机和挑战
随着环境的变化，浙商创业之初和成功之时的很多条件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浙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要应对这些挑战，首先必须明白我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危机和挑战。
2·1功利性的消极面开始显现
浙商的群体性局限，首先来自于支撑其早期发展的功利性和经验性。
功利本是源于个人的自利本性，自发的功利性是商人的本性。
浙商的成功基于其功利性，其局限和消极作用也源于功利性。
功利性的消极作用，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什么有钱赚干什么，炒股、炒房、炒煤、炒矿，什么都可以成为浙商的投资对象。
人们说浙商像“水”，主要就是指浙商对赚钱机会的敏感与行动的果敢。
尤其是温商，哪里有钱赚就到那里去，不管经济有多落后，只要有市场机会，往往都会有温商的出现。
温商是四面出击，无孔不入，投机性很强。
浙商的功利性和经验性的群体局限，不只是浙商群体自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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