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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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社会学名著选读

授课学期：

2017年春季学期

授课教师：

杨敏

学生学号：

2014300110054

学生姓名：

张露瑶

成绩：

提交时间：

2017年07月07日

《国家的视角》读书笔记

《国家的视角》的作者詹姆斯•斯科特在书里提到，”在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释那些20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背后所隐藏的逻辑。

”从书中的序言我们也能够发现，《国家的视角》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结合国家的宏观视角与城市建设、农业集体化、农业种植等项目开办的经验对这些项目进行了评价与反思。

这些项目大多忽视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被国家强行推行，最终结果大多不尽人意。

作者做出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导言中作者指出，导致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巨大灾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四个因素的结合，一个是国家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其二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其三是独裁主义的国家，其四是软弱的公民社会。

且作者强调，只有这四种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才会导致社会工程带来巨大的灾难。

作者认为，前两个条件是社会工程的观念基础，后两个条件是灾难发生的国家与社会的政治空间。

本文将从各社会工程的失败出发，讨论极端现代主义以及独裁主义对国家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在斯科特看来，国家采用一切手段加强对统治对象及环境的控制，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实现清晰化和简单化。

他认为，国家的“清晰化”和“简单化”本质上是要“重新塑造人民和景观”，将人口、空间和自然转换为一种封闭的系统，今儿便于实现国家对人民和景观的有效控制。

而这种控制人民和自然的意图则受到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或驱动，也就是造成社会工程失败并带来巨大灾难的第二个因素，即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的简单化与清晰化提供了“愿望

极端现代化意识与“科技治国论”等思想十分相似。

源自于戴维•哈维，哈维的极端现代主义是对在知识和生产标准化条件下的直线进步、绝对真理和对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计划的强烈信念。

书中所提到的极端现代主义不同于科学实践,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极端盲目乐观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其思想中心就是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的需求与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产生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的超强自信。

斯科特认为，在一定意义上，19世纪末科学与工业力量造成的巨大变化给人们带来了不可遏制的热情、对革命以及“进步”的过分自信推动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形成。

极端现代主义者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也就是一种将科技进步通过国家的手段应用于人类活动的全盘幻想。

但极端现代主义与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并不一定能够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工程，只有当它们与国家的政权结合起来，在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以及科学家的操控下才能产生一系列的乌托邦社会工程。

只有在独裁国家的强压下，违反人们意愿到的社会工程才有可能得到实施。

与此同时，当公民没有力量或是没有反抗政府强压的意愿，往往会很顺从国家的意愿去实施这些工程。

也就是说，独裁国家“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

”（223页）而软弱的公民社会无法抵御国家的强压，人们会接受这些强制的社会工程，没有能力反抗的时候，只能接受，哪怕是不情愿的，也会接受这些工程。

也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斯科特概括出这四种因素的结合会导致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巨大的灾难，并在序言中解释了这四种因素如何产生大规模的乌托邦项目，即“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仪式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6页）

针对这四个导致大型乌托邦项目的因素，斯科特将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一些清晰化和简单化的国家项目，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了极端现代主义以及独裁国家的管控，政党的计划和诊断等，第三部分则介绍了一些农村定居和生产中的社会工程，第四章则最终给出一些建议和指导。

前三部分分别从科学林业、城市设计以及农业生产等大型社会工程分析上述四个因素对乌托邦工程的影响。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起源于普鲁士和萨克森所发明的科学林业，通过国家对林业的管理，试图向读者解释“在林业管理中简单化、清晰化和操纵是如何被运用的，也可以了解现代国家在城市规划、农村定居、土地管理和农业中如何使用了相似的观察透镜。

”（4页）

林业管理主要始于木材的短缺。

18世纪后期，财政官员意识到木材的短缺，从而意识到有必要惊喜打算领地森林的开发。

通过精确测量森林木材的产量并根据一个估价来计算森林的价值，通过一系列的计算来估计整个森林的概貌。

国家通过参考这些数据，加上实地的验证，准确推算出一片森林的存量、生长和产出。

初期的林业管理逐渐演变为将真实、多样和杂乱的原生森林转变为新的、同一森林。

就如斯科特在书中提到的，亨利•劳乌德认为这种管理活动“产生了单一树种的、同一树龄的森林，这最终使标准化的树从抽象变成了现实，德国的林业成为将杂乱的自然编委有秩序的科学建构的一个原型。

……树木的理性化有序安排赋予了控制自然新的可能。

”（11页）

也就是说这种林业管理使得森林更加简单化、清晰化，同一品种、同一树龄的森林被整齐地排列起来，便于实现政府对自然景观的管控。

用斯科特的话说就是，“新的清晰化的森林更容易被实验性地操纵”。

这种清晰化了的森林在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可以为政府带来许多好处。

但实际上这种林业管理的思想是受到了极端现代主义意识的影响，太过依赖测量技术，却完全忽略了自然和人为因素对种植林木的限制。

从书中的描述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科学化、简单化的林业管理在后期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科学林业所排除的一些因素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虽然在问题出现之后，德国试图通过“恢复林业”创造出实际的生态，但由于政府依然关注的是森林的生产能力，将森林看成生产商品的机器，导致林业管理这一庞大的社会工程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二部分通过科学林业与征税之间的类比，说明清晰化和简单化对国家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统治者物质利益的重要性，进一步说明了简单化能够有效帮助国家了解地方的实际情况。

且进一步论证了统一度量对于国家清晰了解地方度量单位的重要作用。

通过制定统一的度量单位，从而实现国家政府对人民和自然的控制，度量也就成为清晰性和简单化统治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斯科特还从土地制度的设立与变革进一步说明国家通过制定政策来加强对自然景观和人民的控制以实现清晰化和简单化，企图通过清晰化和简单化增强改变现实世界的能力。

文中斯科特有提到，“尽管国家的目的在扩张，但国家所希望了解的仍然只是与这些目标直接相关的内容。

……国家越来越关注生产力……这与其说是放弃了国家机器原有的目标，还不如说是在现代世界中扩大和深化了这些目标。

”（65页）但在第一章中，斯科特介绍的极权主义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主要是在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自然的人为控制与掠夺，而无视了自然因素对资源的影响。

但在我看来，人类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行为都应当以自然规律为指导。

自然界的规律都是客观存在并对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发展方向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人类来说，在与自然相处的时候不应该试图去控制和掠夺它，而是谨慎利用并遵循自然规律，想要成为自然界的主宰者，最终只能被反噬。

如最初的林业管理后期遭到了反噬，虽然德国意识到要平衡整个生态，但仍然局限于原本单一品种的思想，尽管引进了啄木鸟等，但在错误理念的引导下，仍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极端现代主义太过于迷信科学在控制自然方面的超强能力，从而无视了自然的超强力量，因此在社会工程实施时从未停止犯错误。

但令人遗憾的是，科学林业项目所带来的灾难并不足以令这些政府官员清醒，仍然过于相信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的掌控力，甚至有在其工业化围城中逐渐变得愚钝和麻木不仁的趋势，在不断追逐利益和所谓高质量生活的道路上逐渐偏离了属于自然、扎根土地的本性，最终容易导致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并带来一些重大的灾难。

极端现代主义的国家机器和管理者欣赏的，极端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和规划师所坚守的完美城市以网络状或呈几何状的定居模式为核心特征，作者认为这种模式很可能起源于简单的军事逻辑。

第二章则从城市地图的绘制以及城市的规划入手进行分析，作者主要列举了巴黎的城市重建和规划作为例子。

规划者意欲将巴黎建设得宏伟博大以展示中央的强大，建设简单和清晰的街道便于军队镇压革命和反抗，交通中心则使得巴黎可以在表面上看起来能够掌控全国、分成不同的区域以建立秩序。

但实际上居住区域的划分为后来的革命埋下了伏笔。

第二章开篇提到，中世纪城市或中东地区城市中的古老商业区的样子是很奇特的，这些城镇没有遵循一个全面的抽象形式，城市布局缺少一致的几何逻辑,可以说早起城市的内部空间是相当复杂的，只有那些生长在城中的人才能十分清楚、熟悉城中的大街小巷，但对于一个外人来说，要想要在这样的城市中找到某个人或者某个建筑就需要一个当地的向导。

这种不清晰、具有地方性特点的城市布局给城市带来了安全和相对的独立性以及自治的权力，但这对于国家来说，就是国家不乐于见到的局面，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更希望能够完全掌控地方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地方的独立性及自治权力。

那么国家为了能够掌控地方，就要使城市变得更加清晰化和简单化。

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必然想办法使城市变得更加清晰化和简单化，斯科特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国家采取的方法，一是为城市绘制地图，但仅仅绘制地图并不能满足国家的野心；二则是用简单和可重复的逻辑进行规划城市布局，这样的城市布局可以方便管理者和警察，这使得城市在外人眼中也能变得清晰透明。

也就是说，绘制城市地图能够帮助国家了解城市中的大街小巷方便国家对地方的管理，而国家亲自对城市进行规划则更加增强了国家对城市布局的掌控度以及熟悉程度，也就更方便国家安插在地方的官员对地方的管理。

这就从城市规划层面体现出国家力图实现清晰化和简单化，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以展示中央的强大。

斯科特还提到，除了对地方城市的管理力图实现清晰化和简单化意外，国家还试图通过姓的创造以及确立标准化的语言实施标准化和清晰化的国家工程。

国家创造姓氏与绘制城市地图和规范城市布局一样，是为了通过创造正式和清晰的个体公民从而更简单和方便的管理国家。

可以说国家在实现简单化和清晰化的时候从个体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力图从全方位实现中央的集权管理。

无论是科学林业还是城市规划，国家在进行设计的时候逻辑其实是一致的。

斯科特认为，“它们都同样强调简单化、清晰性、直线、中央集权管理和对整体的概括把握。

"（74页）但科学林业的简单化、清晰性规划导致森林生态环境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然环境，而城市规划的简单化与清晰性则引发城市暴动，使城市建筑遭到破坏，体现出这些独裁的现代化工程在违背了自然规律以及人民意愿的情况下，很容易遭到反噬并带来重大的灾难。

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变中的视野”则主要介绍了独裁主义国家与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

在这个部分的开篇，斯科特指出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国家发展的悲剧主要是三个因素结合造成的。

并明确指出，“第一个是对自然和社会管理秩序的雄心……'极端现代主义’可能是表述这种雄心的合适词……第二个因素是毫无节制地滥用现代国家权力作为达到目标的工具。

第三个因素是缺乏抵制这些计划能力的软弱和顺从的市民社会。

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欲望,现代国家提供实现欲望的工具，无能的市民社会则为建筑乌托邦提供了平整的基础。

”

随后作者就极端现代主义的前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