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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笔下的湘潭历史人物
我笔下的湘潭历史人物
———在湘潭市文联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专题演讲
唐浩明
很早以前，我就听人这么说过，湖南人物以近代为盛，近代湖南人物又以二湘为盛。
二湘就是湘乡、湘潭。
如果以韶山为圆心，以一百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圈，湖南近代人物的百分之八九十便囊括进来了。
没有想到，这句话，我后来用自己的小说又来给它作了一次验证。
所谓的几十本唐浩明小说，全是欺世盗名之作。
我只写了三部历史长篇小说，其中两部以湖南人为主体，还有一部是写湖北人张之洞。
以湖南人为主体的，《曾国藩》、《杨度》，一部为湘乡人立传，一部为湘潭人立传。
说实在话，我既不是湘乡人，也不是湘潭人，我主观上并不存在为湘乡人、湘潭人立传的想法。
我只是想去寻找近代湖南的代表人物，便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湘乡人、湘潭人的圈子。
现在湘乡与湘潭同属于一个湘潭市，这样说来，我曾经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在写湘潭人。
所以，当赵志超先生亲自找我，要我来给湘潭的文学朋友谈谈我笔下的湘潭历史人物这个话题，尽管我不擅长说话，同时杂事较多，但还是同意了。
我一定要来，因为面对着这个讲题，我实在是不能推辞。
在我的心灵中，与湘潭人有着太多的相关之处。
我受惠于湘潭，要感谢湘潭这一块人杰地灵的宝地。
这个题目我从来没有讲过。
我讲得多一点的，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湖湘文化，而且这也不过是拿不同角度切入。
至于讲湘潭人，我没讲过。
不过，我和湘潭人心灵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如果没有，也不会走进这个圈子。
有一个现实是，湘乡是1952年分成两个县的，因为行政的区划有所改变，一部分为湘乡，一部分成了双峰县，还有一部分去了娄底，曾国藩一家所居住的荷塘被划到双峰县去了，但千百年来的历史所形成的地域文化不会因行政区划的改变而受到影响，地域文化的血脉不会因为名字的改变而改变。
把如今的双峰列入到湘潭文化中来考查是合适的，也是应该的。
这是因为，古代的交通是以水路为主，无论是北面的湘乡涟水，还是南面的双峰涓水，都在湘潭这个地方流入湘江，湘潭因此而成为湘江的一个大码头。
湘潭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城市，是湘江的一个大码头？
为什么成为这个大码头？
因为涟水、涓水都在这里流入湘江。
这个大码头也便年深日久地影响着涟水流域、涓水流域的文化。
因此将这一带的文化，以湘潭来冠名是合适的，可以冠名湘潭文化。
若这样算来，我的作品《曾国藩》、《杨度》中的人物，没有去数，其中至少有三、四十个属于湘潭文化区域中的历史人物。
我分了一下类，我笔下的湘潭人物，大致可分四类：
一种是正才，一种是霸才，一种是逸才，一种是异才。
先谈正才类型。
所谓正才，就是按照主流文化，也就是符合儒家文化提出的一些规范的人才。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有两句有名的话：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很不恭，套用这两句话来讲，指导正才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孔孟程朱的学说，领导他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朝廷中的决策集团。
这一类人物的典型代表自然是曾国藩，但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要拿出来单独来专门谈，所以这次不谈他。
谈另外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罗泽南，一个是刘蓉，他们都是曾国藩的朋友。
罗泽南，又叫罗罗山，比曾国藩大四岁，生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
他的家庭是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
他自己就说过“家业零落、四壁萧然”。
童年、少年是在饥饿中读书求学长大的。
二十岁毕业于涟滨书院，之后便以塾师为业，教小孩子读书，以授徒为生，是一个清贫的塾师。
他的塾师生涯一直延续到咸丰二年太平军进湖南之前。
那一年，他已四十六岁，在今天看来，也不是青年了，是中年了，迈入老境。
他三十三岁时考中了秀才。
曾国藩是二十三岁中秀才，蔡锷是十三岁中秀才。
他中秀才后职业还是教书。
罗泽南教书有名，故而在四十四岁那年他被湖南推举为孝廉方正。
方正是汉代的功名，省里面产生的人才、举人，后来，孝廉就成为了明代举人的代名词，开科取士。
前天，台湾来了一个人，他做博士论文提到了曾国藩。
他问我，满汉民族意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讲满族人公开信仰的主义是孔孟程朱的一套，把汉人笼络过去了，到曾国藩时，已经没有很深的满汉差距了。
文化是根本的，头发、服饰不过是外在的东西。
满族在文化上、灵魂上把汉族的知识分子收买了过去，这时已经不是那种誓不两立的民族对立。
民族对立，世界上闹得最厉害的都是宗教信仰。
清朝也开少年科，或者叫制科、特科。
凡帝王登基，地方要推举贤才，参与朝廷考试，及格了，授予知县职务，有点像举人，与朝廷大举相似。
罗泽南四十四岁逢上咸丰登基，被推举为少年方正，等同于举人。
罗泽南最使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有通常人所不具备的忍受艰难困苦的毅力。
他在十九岁至二十九岁这十年之间，遭受过祖父、父母、兄弟姊妹、三个儿子等十一位亲人的去世，承受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又加上贫困，经常处于无米下炊的状态。
就是在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打击下，罗泽南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锻炼了他更坚强的意志、更崇高的济世情怀。
钱基博先生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近代湖南学风》，其中提到了罗泽南：
“泽南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
”这正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
孟子为什么提“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这三点一般人做不到。
许多人因为富贵而惑乱了心旌。
贫贱不能移也是很难很难的。
在清贫的塾师生涯中，罗泽南一边教书，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才干的学生，一边研究濂溪关闽之学即理学，著书立说。
宋明理学在当时左右了中国的思想学问。
罗泽南是以学者、名师的身份闻名于三湘四水，以致远在京师做官的曾国藩也很敬重他。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已是四品官员的曾国藩给诸弟的家书中说：
“省城如陈尧农、罗罗山皆可谓名师。
”嘱咐弟弟曾国华跟罗罗山去读书。
咸丰元年，曾国藩亲自给罗泽南写信，把罗比作颜回，称自己跟他是“万里神交“。
大事未来之前，罗泽南以名声、学问远播海内。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全州打进湖南，七月打到长沙，围长沙八十多天。
太平天国一直打到南京，两年多的时间里，沿途攻无不克，唯独长沙围而不下，还在南门口丢下了萧朝贵的尸体。
太平天国没有干得过湖南人。
湘乡的县令朱孙诒邀请县内名士出面组织团练。
那时朝廷还冒下令，湖南人就开始了编练团练。
团练就是民兵。
这有两个原因：
历史的原因，嘉庆时期湘西人傅鼐就组织了湘西民兵。
“庄稼汉庄稼汉，武装起来千千万。
”在对付白莲教起义时，傅鼐在苗区推行“均田屯丁，以苗养兵”的制度，建立屯防军。
因此，湖南早有办民间武装的传统。
太平军打出广西，第一个便是进入湖南。
旧的秩序被打乱了，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
于是地方武装组织起来自保，至于是不是保太平，我不去评价是非。
总之，湖南最先办团练就是这样起来的。
咸丰二年，湘乡就叫名人出面办武装。
（在座的文艺家都是名人，要珍惜我们自己的智慧、在社会上的号召力。
我们创作的小说、作品，对社会是很有影响的，要看得到我们在社会上的作用。
）朱县令就利用湘乡的名士来办团练，首先就是罗泽南、刘蓉。
罗泽南开始离开书斋，投身到募勇练武的群众运动中，全民参与，全境动员的群众运动，这实际上类似于改革开放时期所常见的“教授下海”。
他回到家里，拉起了队伍，组织了武装。
不久，曾国藩被朝廷任命，奉御旨为“团练大臣”，办起了团练。
咸丰这时只有二十二岁，短短的一个多月，任命了四十三个团练大臣，第一个就是曾国藩。
曾国藩这时是礼部侍郎，在家为母亲守丧，在籍官员。
第一个任命他出来办团练。
曾国藩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从湘乡选调一千人到长沙来，带队伍的就是罗泽南。
这是把湘军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他有三个步骤，第一次下令，曾国藩没有接受；第二次，湖南省政府多次派人到荷叶塘，他推辞，表面的原因是为母亲守丧，重孝在身，不能办公事；背后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御旨不能接，因为主持全省团练，就是组织全省民众。
曾国藩清楚地知道，太平军不是白莲教，办团练无济于事，有用的是建军队。
历朝历代军队在朝廷，何况是满人，对军队控制更加厉害。
朝廷六个部是复式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曾国藩遍兼五部侍郎。
但是，复式设置，两套班子，一套是满人，一套是汉人，最后的权力在满人，对汉人控制使用。
满人以十六七万部队打进山海关，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占领了。
只有绿旗才是满人的正规军队。
曾国藩知道，正规军不行了，八旗早已腐败了，绿营到嘉庆朝也腐败了。
他要有一支军队，但又不能组织军队。
他后来硬着头皮接了，一旦接就要成功，于是决定要组建一支军事力量。
四十三个团练大臣，或死或走或撤职查办，除了曾国藩，没一个成功的。
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说在长沙是光杆司令，出了乱子无人弹压，希望朝廷允许他在长沙建一个千人大营。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政策的擦边球”。
罗泽南这一个人到了长沙，曾、罗日日商讨，决定以戚继光的办法，把他组建军队的作法拿过来。
一个人变成三个人，设营官、哨官、队官，有住房，进行操练，而且发军饷，四两二钱银子，是绿营的三倍。
发饷时，派一个人到湘乡统一发饷，家里都是好军嫂，支持。
这一千人名义上是一个大团，实际上是一支军队。
于是，湘军，一支崭新的军事力量雏形，在曾、罗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诞生了。
这一千人分成三个营，他与自己的得意学生王錱、李续宾分领各营，他们领左、右营，他自己领中营。
咸丰三年，他自带中营在江西与太平军交战。
湖南的团体出省作战，这是第一次。
一举收复安福，首战告捷。
罗因此被江西巡抚张芾保举为直隶州知州。
以后因为在打岳州、进攻武昌等战役中连打胜仗，咸丰四年八月，罗便升为浙江宁绍道台的道员，四品道员。
道，相当于解放初期的行署，地位很高了。
很多人希望打仗，罗泽南带领的这支湘军中的劲旅，转战湖北、江西等地，收获胜仗者多，他以一书生被朝廷赏给“巴图鲁”名号。
咸丰六年三月初一，罗泽南率军队攻打武昌时，被炮弹打中了脑袋，流血不止，死于军营。
朝廷予谥“忠节”，并且按巡抚规格抚恤。
两个儿子，北作、北升，均赏给举人，一体会试。
后来第二个儿子娶了曾国藩的女儿作太太，曾、罗是亲家。
罗泽南对早期湘军贡献最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湘军的建制，我认为这是曾、罗最大的贡献，湘军将绿营的世袭兵制改为募兵制。
第二是湘军干部的配备，早期很多将领出于罗泽南的门下，最著名的是王錱、李续宾、李续宜。
第三是湘军的精神的培植。
“扎硬寨、打死仗”，“死”‘硬“的作风后来成为整个湘军的作风。
行军每到一处即扎坚固的营寨，哪怕一宿。
寨子外一般设壕三道，中间一道壕最宽，埋以竹签。
扎寨，八丈壕沟。
罗泽南临终遗言，非常有名的一句，历来影响到湖南的高官、湖南的知识分子。
他说，我以前教给你们很多学问，今天归纳一下，乱极之时站得定,这才是真学问。
这后来成为湖南知识分子、湖南士人的优秀品质：
定力。
罗泽南是湘军中当之无愧的仅次于曾国藩的人物。
陈独秀《湖南人的精神》中说：
“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
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死”“硬”精神是曾、罗这批书生所培植起来的，毛主席说得更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正才的代表，还有一个刘蓉，他也是曾国藩的一个亲家。
曾纪泽先是娶了贺长龄的女儿，两年后难产而死，便娶了刘氏。
刘蓉一直是秀才身份，充当塾师，与罗泽南一样，既教书，又研究学问。
道光十三年，十八岁的刘蓉与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在长沙订交，此后保持了终身的友谊。
曾国藩把他比作“今天的诸葛亮”。
住在北京红得发紫的曾国藩把在乡下当小学教师的刘蓉比作诸葛亮，寻遍千山万水，我也要把你逮住。
曾国藩写诗：
“他日余能访，千山捉卧龙”。
他比曾国藩小五岁。
咸丰二年，朱孙诒召名士、办团练，刘蓉也是一个。
咸丰四年，曾国藩办起了湘军，他当了幕僚，得力助手。
协助曾国藩处理军事、军需、文书、布告。
刘蓉毅然地加入到了曾国藩的班子里，他后来自己也带了一个兵营。
咸丰五年，他弟弟战死，父母不让他出外，在家搞了几年。
一直到咸丰十一年，骆秉璋把他调到四川，任命为布政使，由普通的书生一开始就做常务副省长。
他留在近代史上最大的事体就是助骆秉璋平定了石达开。
石达开由于太平天国内讧出走，大渡河没有能过去。
刘蓉接受石达开投降，石达开有个请求，责任他来负，放掉士兵。
他把儿子、老婆推到河里淹死了，是个壮烈的汉子。
后来刘蓉因为这个功劳被封为陕西巡抚。
后来打了败仗，被弹劾回家。
曾国藩死后的第二年死在家乡，只活了五十八岁。
刘蓉是一个理学家。
世间太平时，他讲学授徒，修身养性；不太平时，投笔从戎，由书生而统领一支军队，并因军功而授方面大员，走的是正规的成才之路，也是一条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文化所期盼的成才之道。
湘潭的正才还有很多。
第二类人物，霸才。
是以实力与人相交，以强悍的手段去达到目的的人。
这类人才，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说，领导他们的核心力量，这一班人的第一推动力是事功、功名、富贵、权位等，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实际利益。
这一类型人物的典型代表，湘潭霸才的第一号人物就是曾老九曾国荃。
曾国荃也搁在一边，再提出两个：
王錱、萧浮泗。
王錱，字璞山，生于湘乡县的一个耕读之家，少有大志，七岁时便说过“但愿功被一世”的豪言。
十四岁便在书斋墙壁上写下“置身万物之表，俯视一切，则理自明、气自壮、量自宏。
凡死生祸福皆所不计”，典型的法家语言。
王錱二十四岁中秀才，拜罗泽南为师，二十五岁的王錱以小学教师的身份组织乡民维持地方秩序。
咸丰二年，太平军刚进入道县，王就上书朱孙诒，要办团练。
那时天下太平，且太平军离湘乡还远得很，老百姓以为莺歌燕舞，享太平日子，一个书生却出来谈兵事，因此视王錱为狂妄之人。
年底，曾国藩调一千人到长沙，王是罗泽南第一助手。
王錱最先把他的左营命名为“湘勇”，民间后来习惯称为“湘军”。
那时练勇者多，有号楚勇、南勇、宝勇、浏勇。
“湘军”前，“湘勇”这个词，应该起于王錱。
咸丰四年初，罗泽南带主力跟随曾国藩东进，王錱离开，由骆秉璋指挥。
骆秉璋留下王錱部，转战于湖南南部，是留守人员。
从此，王与曾分道扬镳，专于湘省防守。
先后转战蓝山、江华、道县、宁远、东安一带。
咸丰六年五月，王回到省城。
不久，领兵北上，后又进军江西。
这是湖南、江西省政府的安排。
这年八月，王錱因病死于江西乐安军营，年仅三十三岁。
王錱官阶不高，死时不过一名寄名道员，死后朝廷赠布政使衔，按二品吏从优议恤。
王錱是为湘军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人，其突出点就是培育了两支很会打仗的军队。
他死后，他的军营分成两支，一支是张运兰，一支是王开化。
张运兰部后来长期跟随曾氏打仗，张被授予福建按察使，后死于太平天国军余部之手。
张死后，所部中刘松山统领一支人马。
同治三年，曾氏裁撤了湘军，独留刘松山部。
曾国藩晚期，左宗棠收回新疆，刘松山这支队伍被派去打西北，称为老湘营。
同治九年，刘松山战死在西战场上，余部由其侄儿刘锦棠统领，成为左宗棠收回新疆的主要军队。
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建省的第一任巡抚。
将王錱归于霸才一类，一是因为他的治军特别严格，军中禁饮酒，犯军令亲外甥照样杀掉，部队打胜仗不肯抢财富，战斗力强，他本人被人称为“王老虎”；二是因为他的功利心极强，湘军组建初期，以曾国藩为领袖，唯独王不买曾的帐。
他自己立建制，招兵买马，不听曾的号令。
当时，所有的湘军军营都按照曾氏的营制，独王錱自作一套。
《王錱年谱》引胡发琅《信湘脞记》中说：
“中兴之军，莫不用曾文正营制，独壮武否。
著有《练勇刍言》一卷，故诸将颇怪之。
”
一开始曾不喜欢王。
咸丰三年十月，曾国藩还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他与王錱的分歧，透露出王自立一军的企图。
曾要治理闹山头的人，曾的父亲写信给曾，要容得下王錱，但曾回信，不是私人之争，是关于国家的大事。
曾国藩到了衡州，与王又有了很严重的分歧。
王擅做主张，在司令部挂“湘军总营务处”牌子。
曾很不满，曾认为王太张扬，擅自将“勇”改为“军”，又将帮办二字去掉，反客为主，这都是招忌的事。
一是勇不是军，曾想搞一支军队，又不想让朝廷知道。
朝廷是要你帮办团练，没有要你办出一支军队，虽然事实上是一支军队，但名目上绝不能这么说，一说就犯忌。
还有一个团练局，政府是老大，你是老二。
曾国藩想做老大，但名义上他要做老二。
有些事可以这么做，但不能这么说；有些事只能说，却不能做。
好像彭德怀搞“百团大战”一样，其政治意义是重大的，但也暴露了中共的实力。
曾认为王是汲汲于名利的人。
王后来留在长沙，未像罗泽南、李续宾等人一样随曾东征，其原因即在此。
王很不满意，打江西，又献策“出奇兵突袭九江”，决战江西，又未被曾氏采纳，于是萌生了离曾回湘之意。
曾不喜欢王錱，但欣赏他的打仗，很赏识他的带兵之才，送别时送了一柜子明刻二十三史，希望他“磨练砥砺，成就一代名将、一代贤臣，今后好青史留名。
”王錱有可能砥砺成为大才，可惜三十三岁英年早逝。
霸才太露，这不是曾氏所喜欢的。
霸才的另一位是萧孚泗。
萧孚泗是老湘乡县城人，咸丰三年加入罗泽南军。
咸丰六年曾老九招吉字营，他应募入营，从此跟随老九，转战江西、安徽，积功升为河南归德镇总兵。
他是攻打金陵的有功之臣，是最先攻入南京城的几个人之一。
围南京时升为福建陆路提督，金陵攻下后封一等男爵。
当时封公的没有，侯只曾国藩，伯只三人，子只一人，男也只一人，能够封爵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不久，萧孚泗以父死丁忧回籍。
他的部下抓住了李秀成和洪仁达。
太平门被地雷炸掉了一百来丈缺口，湘军无心打仗，抢劫金银财宝，老九幕僚赵烈文，江苏人，讲：
“九帅，你现在要做很重要的事，而且非要你去做不可。
南京一片混乱，弟兄们只知敛财，无心打仗，你要制止。
”九帅说：
“算了吧。
好久没发饷。
弟兄们还不是为了金银财宝来打仗。
”太平天国财产交公，中央金库称圣库。
吉字营士气不减弱，就是冲南京城的金银财宝来的。
赵又说：
“有一件事你非做不可。
太平门有一百多丈缺口，很可能会有城里的要员跑掉，只有你亲自带人马守候。
”咸丰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半夜，老九只想睡觉，“不管了不管了！
有人逃走也是天意。
”呼呼睡大觉，一边就是有人抢夺财产，而李秀成保护着幼天王化装成湘军从太平门冲出去，一千多人，果然如赵岳文所说。
这成为了曾氏打南京最大的遗憾，成为了曾国藩为别人打报告的把柄。
曾还说幼天王烧死了。
幼天王有中人之才，他就是一面旗帜，可以号召太平军的余部，有二十万人马，何况还有李秀成这位身经百战非常有名的军事家。
曾后来说，如果不是把李秀成抓住，那真是无法交待。
四天后，李秀成被抓住了。
是老百姓抓住了他，把他送给了萧浮泗军营。
捡了一个很大的功劳。
又把洪秀全的异母弟洪仁达抓住送到了萧浮泗营，因此，萧很跋扈。
萧孚泗的霸才，除骁勇善战外，主要的是他在吉字营中暗中组织哥老会。
萧浮泗这个人后来是晚期湘军哥老会的最高首领。
湘军解散后，他将哥老会带回湘乡。
哥老会诞生于四川。
朝廷、曾国藩决不允许哥老会进入湘军。
老四在家乡抓哥老会，曾国藩去信要他不要去大抓，否则会涉及大将。
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曾氏给老四信中透露了这个消息：
“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即实缺提镇之最可信为心腹者，如萧孚泗、朱南桂、唐义训、熊登武等，若有意搜求，其家亦未必全无军装，亦难保别人不诬为哥老会首。
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职，总须以礼貌待之，以诚意感之，如有犯事副官，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悔而贷其一死。
”曾氏明知萧孚泗等人为哥老会，只是不愿张扬此事，何况是军队里搞黑社会的一套。
另外一个是为弥缝，也正是为他自己虚掩过失。
萧孚泗敢于这样做，这正是他霸气的地方。
他要掌握一支黑社会，离开军队，作为自己在江湖上称王称霸的力量。
萧浮泗敢这样做，是他的霸气。
他打下南京，回到湘乡，稳稳地掌握了江湖。
第三类人才称为逸才。
逸，超凡绝伦的意思，也有非正统的、正统之外的、特别了不起的、有本事的意思。
所谓逸才，指超凡绝伦的人才，且不属于正统的旁枝斜出的味道，有不入主流社会的意味。
湘潭人最典型的逸才代表人物是王闿运、杨度。
他们的指导思想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学说，驱使他们的力量源于胸中的宏大抱负，即做帝王之师，行帝王之学。
关于帝王之学，是我写《杨度》这本书为王闿运、杨度定的基调。
我当时还年轻，也就饱含激情地去写拜师一段。
王闿运有科举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
我很用心思地构筑了我心中的帝王之学。
小说中的王闿运对杨度说：
“老夫的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
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建千秋伟业；或冷眼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环宇，功标青史。
”
帝王之学是封建社会最高的学问，说穿了是政治学，不过是政治学里的最高端，要么去伴随君王，要么去寻立君王，而且与风水连在了一起。
我也构筑了一段文字。
书中的王闿运对杨度说：
“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然自古以来树大招风、功高易谤，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耳。
入凌烟阁、上封侯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你可要想清楚了！
”
功名之学虽然低档但稳当，诗文之学清高，帝王之学搞得好上凌烟阁，搞不好刀锯加项、毁家灭族。
历史上苏秦、张仪被车裂，晁错被腰斩，还有贾谊。
古代有帝王之学，今天也有搞帝王之学的。
张春桥、姚文元也是搞帝王之学的，本质上是纵横家。
他们落得这个结果，他们应该是早有预料的。
常伴君王之身，清君之侧，一夜之间，落得这个下场。
王闿运、杨度就是搞这个东西。
杨度是一心一意搞，王闿运很不简单。
我用相当多的时间来讲一讲王闿运这个非常特殊的湘潭人物。
王闿运、杨度也不隐讳，这一对师生从不否认自己的这个抱负，甚至到处炫耀这个抱负。
王闿运生前为自己作了一幅挽联：
“《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传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他死后，杨度为之作挽联，既挽恩师，也叹自己：
“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纵横计，帝王学，这是这对师生自己对世人的表达。
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说：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
”
这么些年，好多小青年要跟我拜师学帝王之学，说□□□到长沙，一定向你求了帝王之学。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太不懂文学与那个了，我纯粹写的是文学。
我今天作为湘潭逸才代表来说，要重点说一下王闿运。
关于王闿运，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位先生，不但是湘潭的宝贝，而且是湖南，乃至是中国一个罕见的宝贝。
湘潭一定有很多传闻，是少见的国宝。
说王闿运是一个少见的国宝，主要的根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大学问家；第二，大文学家；第三，大教育家；第四，大名士；第五，大策士。
说他是大学问家：
中国的传统学问，如经学、史学，他都极有研究，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
他自己说，“十五明训诂，十八通章句，二十八言礼，知三代之制度，详品物之体用，进而述《春秋》微言，博通诸经”。
他曾手抄二十三史。
早年手抄固然因为家贫买不起书，后来有钱了，他不买，抄书一遍，胜过读万遍，以此作为苦读的途径。
那时没有多少娱乐活动，漠漠长夜，拿什么打发？
抄书。
这也是一个健身的办法，练内功的办法。
高龄八十六还在抄。
我费了很大功夫，曾想寻觅到王闿运手抄本二十三史，可惜找不到了。
估计三十年代，湘绮楼毁于火灾，烧掉了。
要不然，手迹出版是个了不起的东西。
王闿运不但苦读，且勤于著述。
他是经学家，写了很多经学的书。
如，《诗演》、《毂梁申义》、《春秋公羊笺》、《今古文尚书笺》》、《诗经补笺》、《礼经笺》、《礼记笺》等。
除了经学，王闿运用功很强的是史学，成就很高的几部史学著作，有《桂阳州志》、《衡阳县志》、《东安县志》、《湘潭县志》，最有名的一部著作是《湘军志》。
他自己认为不亚于《三国志》、《后汉书》，后人也说是良史之笔。
《湘军志》是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跑到王闿运家请他写的。
他后来去了四川，光绪四年回到长沙，带去书稿，到光绪七年十月定稿，基本上是在四川尊经书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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