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开发与整治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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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开发与整治0

第六节洞庭湖开发与整治

一、基本情况

洞庭湖位于湖南东北部,长江中游以南，南有湘、资、沅、澧四水汇入，北有松滋、太平、藕池三口与长江相通，再在城陵矶注入长江。

洞庭湖因湖中有洞庭山而得名。

古代的洞庭湖面积很大，据《山海经》记载，“洞庭乃沉澄之交，潇湘之渊。

夏秋水涨，方九百里。

”三国以前，洞庭湖的整个湖面是连成一片的，夏秋时节，波涛万顷，方圆八百里。

至南北朝时期，洞庭湖变成了三个湖:

东面的仍叫洞庭湖，南面的叫青草湖（也称南洞庭湖），西面的叫赤沙湖（也称西洞庭湖）。

但在夏秋水涨时，三个湖仍连成一片。

据唐宋文献记载:

东洞庭湖面积方圆360里，青草湖方圆265里，赤沙湖方圆170里，夏秋三湖合一时，方圆七、八百里。

“八百里洞庭”之说，即来源于此。

到了唐末至南宋，洞庭湖湖面日益缩小，至明清时期，洞庭湖水涨时，方圆仅五百里，其中除东、南、西三洞庭之外，又形成了黄驿湖、安南湖、大通湖等。

枯水时，湖面大部分干涸变成沙洲。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大范围的围垦，洞庭湖的面积为4350平方公里，60年代以后，湖泊面积进一步缩小，如今洞庭湖仅有2650平方公里，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正向沼泽化演变。

按洞庭湖七里山水位33.3米计算，洞庭湖的容积只有167亿立方米。

由于长期淤积和盲目围垦，昔日泱泱大湖已被大片圩垸分割成西洞庭湖、南洞庭湖和东洞庭湖3个湖泊。

（1）西洞庭湖是指位于赤山岛以西，由大通湖、沅江入湖洪道、澧水入湖洪道和目平湖所组成的水域，面积340平方公里，占洞庭湖总面积的13%，以目平湖为主体，淤积严重。

（2）南洞庭湖是指位于赤山岛以东、东至乔口、以湘江为界的长带状水域，由东南湖、万子湖、铁尺湖、团林湖、横岭湖、荷叶湖等水域组成，面积超过900平方公里，占洞庭湖总面积的34%；以东南湖、万子湖和横岭湖为主体。

湖中大部分为废弃旧垸和洲滩，汛期水涨，一片汪洋，枯期水涸，洲滩出露水面。

（3）东洞庭湖位于洞庭湖下游东北部，面积1300平方公里，约占洞庭湖总面积的50%，地势地平，是西洞庭湖、南洞庭湖来水汇聚并排入长江的必经之路。

洞庭湖流域东、南、西三面高，顺势向北倾斜，构成敞口式马蹄形盆地结构，受此地貌控制,形成以湖泊为中心的扇形水系。

洞庭湖水系分为3类，一类是湘、资、沅、澧四水，一类是松滋、太平、藕池、华容等由长江入湖的河流，还有一类是区内的河流，如汨罗江、新墙河等。

洞庭湖区降水充沛，年际变化较大,素有“洪水一大片，枯水几条线”，“霜落洞庭干”之说。

作为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多年平均径流量3126亿立方米，最大年径流量（1945年）5268亿立方米，最小年径流量（1978年）1990亿立方米。

汛期（5-10月）径流量要占到全年径流总量的3/4。

洞庭湖水位始涨于4月，7-8月最高，11月到翌年3月为枯水期。

洞庭湖的洪水主要来源于长江三口和湖南四水。

若长江三口洪水与湖南四水洪水同时遭遇,相互顶托，可叠加为更大洪水，并使湖区汛期显著延长。

大汛期长江洪水经城陵矶倒灌入湖，还可形成内忧外患之势。

湖南四水洪水多发生在5-6月，长江三口洪水多发生在7-8月,入湖最大组合洪水多集中在6-7月。

倘若先期入湖水量较多,造成底水水位偏高，接着三口四水洪水接踵而至,将导致严重的洪涝灾害。

洞庭湖是世界上水文情势最为复杂的湖泊之一。

洞庭湖拥有强大的蓄洪削峰能力，对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渡汛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洞庭湖缩小的主要原因是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

湖泊泥沙主要来自长江三口和湖南四水，但长江三口汛期来沙要占到入湖泥沙的大部分。

洞庭湖多年平均入湖泥沙1.29亿立方米，其中1/4落淤湖中，促使湖床淤积抬高。

20世纪50-60年代对洞庭湖的大规模围垦，致使天然湖面迅速萎缩。

二、湿地保护

因洞庭湖区地势平坦，泥沙大量淤积，逐渐形成了大范围的湖泊湿地，主要有敞水带、季节性淹没带、滞水低地等类型。

洞庭湖湿地是我国南方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河湖湿地，被誉为“拯救世界濒危珍稀鸟类的主要希望地”，并已载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

广阔的湿地空间,为200多种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越冬地与栖息地,其中包括3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物种。

洞庭湖湿地有沼泽植物、水生植物1428种，它们构成了湿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共同维系着湖泊的生态平衡。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原因，洞庭湖已被分割成东、南、西三大部分,其湿地资源亦呈东、南、西三大片的分布格局。

东洞庭湖保护区位于长江中游荆江南侧，面积1289平方公里，包括东洞庭湖及其相邻地区。

1992年东洞庭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1994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12大国际湿地保护区之一,以保护珍稀水禽、涉禽及珍贵水生动物为主，被誉为“鹤之王国”、“珍禽的乐园”。

目前,保护区内有鸟类206种,其中珍稀鸟类有白鹤、白鹳、黑鹳、中华秋沙鸭等,珍贵水生动物有中华鲟、白鳍豚等,以及1400余种水生和湿生植物。

南洞庭湖湿地和水禽自然保护区由沅江市、益阳资阳和赫山两区等组成，面积907平方公里，核心保护区80平方公里,湖洲芦苇240平方公里。

南洞庭湖湿地已被列入国际湿地名录，以湿地和水禽保护为主体。

区内水荡绵延，芦苇遍布，水禽资源丰富，秋冬时节，苇絮飞扬，万鸟竞飞，蔚为壮观。

西洞庭湖湿地位于常德市，面积383平方公里，以西洞庭湖为主体的湿地保护区,亦被列入国际湿地名录。

区内有湿生沼泽植物120多种,鱼类119种,水禽80多种,主要有鹤类、鹭类、鸭类等水鸟。

洞庭湖湿地不仅拥有大量的淡水资源、农产品资源和水产品资源，而且具有强大的生态调节功能和环境净化效益，在改善气候、减少侵蚀、调蓄洪水、促淤造陆、降解污染物、美化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洞庭湖是一个丰富的遗传基因库，对于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具有难以估量的重要价值。

洞庭湖湿地保护要点如下：

（1）扩大湖泊湿地面积，杜绝盲目围垦造田。

（2）重视湿地资源保护，尤其是水生生物和珍稀鸟类生境及物种基因库。

（3）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建立湿地研究基地，动态监测湿地资源。

（4）发展湿地生态农业，适量开发水生植物资源。

（5）加快湿地污染治理，发展生态农业，控制工业污染，实现清洁绿色生产。

（6）发展湿地生态旅游。

三、洞庭文化

洞庭湖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孕育了特色鲜明洞庭文化。

它发生于土生土长的洞庭原始文化，吸收了南进的中原华夏诸文化，并融合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

湖湘文化与洞庭文化密不可分，洞庭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主要来源，湖湘文化是洞庭文化的延伸与发展。

洞庭湖水乡泽国的自然景观,不仅为当地居民提供渔猎、舟楫、灌溉之利,并以其烟波浩淼的风光和人文荟萃的文化而著称于天下。

湖区是世界稻文化的主要摇篮，是干栏式民居的主要发源地，并衍生出傩文化。

《湘夫人》中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

唐代李商隐有《洞庭鱼》一诗：

“洞庭鱼可拾，不假更垂罾。

闹若雨前蚊，多如秋后蝇。

”清代《洞庭湖志》所载“洞庭十影”是：

日景、月影、云影、雪影、山影、塔影、帆影、渔影、鸥影、雁影，其中许多如今仍能观赏到。

公元前296年,屈原自沉于汨罗江。

楚地人民按照传统习俗,于每年的端午节竞渡于江上,为屈原招魂。

后代人将此习俗推陈出新,赛龙舟，包粽子，以此纪念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洞庭湖多竹，几乎随处可见。

君山生长有各种各样的异竹，其中以湘妃竹称著于世。

益阳桃江竹海以其葱茏茂盛而驰誉海内外。

四、洪涝灾害

洞庭湖区土壤肥沃、经济发达，是一块难得的“宝地”，但同时，也是洪涝灾害多发地区。

（一）洪涝灾害多发的地质地貌条件

1.洞庭湖的成因

洞庭湖是燕山运动断陷所形成的构造湖。

古老的洞庭湖盆最早是在燕山早期因强烈的地壳运动,受平行的北东—南西向断裂与平行的北西—南东向断裂切割和地块的下沉而形成的一个断陷盆地。

由于两组断裂的互相切割和地壳的差异升降,在洞庭湖断陷盆地内还形成了一系列次级凹陷和凸起。

其四周分别为东部的九岭隆起、西部的武陵隆起、南部的雪峰隆起、北部的华容隆起所包围,华容隆起将洞庭坳陷与江汉坳陷分开。

现代洞庭湖盆就是在这古老的湖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受新构造运动和构造差异运动的影响很大,主要的表现有:

（1）层状地形:

从外围到中心,依次阶梯下降,外围是中、低山区,中间是丘陵区,内侧为滨湖及河湖平原区,反映出湖区四周抬升、中间坳陷的总体活动特征。

（2）以湖盆为中心的向心状水系网:

洞庭平原东侧有新墙河、汨罗河流入,南、西接湘、资、沅、澧四水,北面有长江四口注入,构成了以湖盆为中心的向心状水系网,也说明了洞庭湖中间坳陷的特点。

（3）现代重复水准测量: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1925年、1947年、1953年三次重复水准测量结果,在28年中各地下降量为:

洪湖180mm,岳阳240mm,湘阴250mm,监利280mm,石首和华容均为320mm。

广州地震大队于1958年、1972年在长沙—益阳—常德—桃源热水坑一线的两次水准测量结果表明,14年地壳垂直变形的总趋势是缓慢上升,其中以西部相对上升较强。

尽管洞庭湖盆是由构造运动形成的断陷盆地,但是洞庭湖的形成与江河作用以及人类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

（1）洞庭湖由小到大,再由大变小的形成演变过程,就是由于人类活动能力的逐步增加,通过围湖垦殖,沿江修筑大堤,改变了原来的江湖关系,迫使江水南流,四口溃决,破坏了原来洞庭湖的水沙平衡状态,湖泊面积随入湖流量的增加而扩大。

后来随着泥沙的不断淤积,人工围垦,洞庭湖面积又由大变小。

（2）洞庭湖的水位、面积、容积受荆江四口以及四水来水来沙控制。

洞庭湖是个吞吐型、季节性的过水湖泊,汛期洪水由四口、四水入湖,湖水上涨,一片汪洋。

枯水期湖滩地及水生植物出露。

水位在一年中变化大,最大水位变幅可以达到7～18m,呈现“洪水连成片,枯水几条线”的景观。

当城陵矶水位为31.5m时,平均水深为6.5m,面积2691km2,容积174亿m3。

当城陵矶水位22m时,平均水深1.6m,面积413.4km2,容积6.7亿m3。

（3）洞庭湖泊形态受荆江四口和四水来水来沙的控制。

湖泊形态是指湖盆结构及其大小的概念。

湖盆结构通常由沿岸带、亚沿岸带以及深水带组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湖泊形态特征总是可以反映湖泊形成和演变过程的,所以可以通过湖泊形态特征来确定湖泊的成因。

洞庭湖沿岸带位于四口、四水入湖河口处,有多级阶地和50m以下的冲积平原,垸田堤防交错,多由疏松沉积物组成,在波浪和湖流的作用下很容易变形,所以洞庭湖的湖岸形态很不规则。

亚沿岸带从西北向东南倾斜,由于四口四水的来沙淤积,大多发育湖滩、水下浅滩、入湖三角洲和芦苇场,水生植物茂盛。

由于泥沙的淤积,西、南洞庭湖的深水带几乎消失殆尽,整个湖盆被沿岸带和亚沿岸带所占据。

目前洞庭湖的深水带主体部分位于东洞庭湖的湘江尾闾鹿角—岳阳城陵矶一段,形态呈不规则的长条状。

它已不具备构造湖的水深大、湖岸陡峭的基本特征。

2.洞庭湖的演变

湖泊的演变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下进行的,并与地理环境相互发生作用。

如补给水量的丰歉、入湖泥沙的增减、动植物遗骸的堆积、新构造运动的强弱以及人类活动的能力大小等等,都对湖泊的演变在不同的时期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

考虑到人类活动对洞庭湖演变的重要性,根据人类活动对洞庭湖演变的贡献,以全新世开始为界,本文把洞庭湖演变分为两个阶段:

（1）自然演变阶段;

（2）人类活动—自然复合作用演变阶段。

2.1　自然演变阶段

第四纪开始,洞庭盆地在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在外围山地间歇性上升的同时,湖盆下降。

其中在早更新世时,坳陷幅度最大,此时湖盆周边断裂活动较强。

中更新世时,沉积范围最大,但沉积中心不及早更新世明显,并且沉积中心向西南迁移[12]。

晚更新世时,坳陷活动几乎停止,到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期时,洞庭湖区为河网切割平原景观。

2.2　人类活动—自然复合作用演变阶段

洞庭湖区的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在洞庭湖周缘及丘陵地区,发现了大溪文化及以前文化遗址45处。

随后的居家岭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湖区的西北部及西部五县市,湖区东部和南部还未发现居家岭文化遗址,说明在5000年前左右,湖区西部地区人类活动比东部强烈得多,湖区腹地由于洪水泛滥,不利于人类活动。

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文化在湖区非常繁荣,文化遗址遍布湖区四周和腹地,可见当时洞庭湖大部分地区已经适合人类活动,洞庭湖面积萎缩很快。

商周至战国时期,文化遗址均分布在湖区边缘,尤其是澧水下游最为集中,湖区腹地没有发现商周文化层。

推测当时水面浩大,新石器时代人类田园沦入湖底[5]。

在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战国时期,人类活动能力还很弱,基本上还处于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阶段,湖进人退,湖退人进,改造自然的能力不强,对环境的影响还不很大,加上湖区人口稀少,洞庭湖的演变还是以自然作用为主,人类活动叠加在自然力之中起作用。

汉晋南北朝时期,一切有了很大的改变,人类活动开始在洞庭湖的演变过程中扮演第一位的角色,表现为:

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泥沙淤积加重;围湖垦殖,改变了泥沙淤积的场所,使得大量的泥沙淤于洪道、河床之中,抬高洪水水位;沿河、湖筑堤,改变水流的自然走向,使得江湖关系恶化。

随着战乱引起的中原人口的大量迁入,砍林开荒,围湖造田,山地植被明显被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导致湖区泥沙淤积严重。

东晋永和年间,江陵城东南建造荆江上的第一座堤——金堤,从此荆江筑堤日甚,束窄河床,使得洪水位相对上升,江湖关系趋于复杂。

当时围垦已经有了很大规模的发展,迄止南朝萧梁时,今日湖区除南县外所有县治均已设置,且置县顺序是由滨湖逐步推及腹地,充分反映了当时的围垦活动是步步深入和向湖区扩大的。

在现在洞庭湖区范围中,当时有三个比较大的湖:

洞庭湖、青草湖、赤沙湖。

湖泊总面积6000km2左右[5]。

唐宋时期,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剧,造成洞庭湖流域植被明显破坏,泥沙淤积日甚,人类的围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洞庭湖面积大为缩小,当时湖泊总面积只有3300km2左右[5],比汉晋南北朝时期面积缩小几乎一半。

根据竺可桢的研究,唐宋时期的气候比汉晋南北朝时期的气候要温暖湿润得多,水量比汉晋南北朝时期丰富,但是湖泊面积比汉晋南北朝时期却小得多,由此可见人类活动是唐宋时期洞庭湖演变的最主要因素。

元明时期,由于荆江大堤经常溃口,进入洞庭湖的洪水量增大,湖泊面积有所扩大。

元代统治者改以前宋代的堵筑为疏导,在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开6穴,其中杨林、宋穴、调弦三穴“挟江水而南,百里之内皆与洞庭接壤”。

明代,洞庭湖区人民不堪苛税,纷纷破产流亡,堤垸无人修补,废田还湖现象严重,估计当时湖泊面积为5600km2左右[5]。

清代初期,统治者对围湖造田积极鼓励、扶持。

湖区人口快速增长,围垦出现高潮。

到雍正、乾隆时期,湖区围垦到了“无土不辟”的地步。

道光年间,围垦达到顶峰,“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

湖面的急剧缩小,阻碍了湖水宣泄的去路,减小了调蓄洪水的能力,增加了湖泊的淤积速度,抬高了洪水位;加上荆江大堤逐年加高培厚,已形成“土积如山、水激亦如山”的局面。

江湖关系到了险象环生,非调整不可的地步。

终于,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相继溃口,形成了四口南流局面,新的江湖关系形成,分流入湖的水量沙量大增。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一方面由于水量的增加,使得洞庭湖水面扩大;另一方面,泥沙的增多使得湖盆淤浅,在短期内表现为在抬高水位的同时而使水域扩大。

湖泊面积达到5400km2左右[5],这是洞庭湖的最后一次“回春”,从此走向加速萎缩的阶段。

进入本世纪以来,四口在将大量洪水宣泄于洞庭湖中而导致湖面扩大的同时,也将大量的泥沙倾泻入湖,导致湖底淤浅及北岸沙洲的增长。

随着北岸堤垸不断伸长,南岸堤垸时有溃废,洞庭湖发生南迁。

修堤围垸迅速发展,从1918～1931年间,大约修筑垸田26.7万hm2,相当于今天洞庭湖的全部天然湖面积。

北岸堤垸不断向南发展,逐渐与赤山接近,洞庭湖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分。

北岸沙洲在向东南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受水流交汇的影响,转向正东方向后又折向东北,这样从东洞庭湖中分割、包围出一个大通湖。

同时,原在沅江境内的万子湖和湘阴县境内的横岭湖因垸田的溃废而扩大、连通,而形成南洞庭湖。

到1949年,洞庭湖的湖泊面积尚余4350km2。

建国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湖垦殖,洞庭湖湖泊面积萎缩很快。

据施修瑞等的研究,从1956～1995年,洞庭湖（含东、南洞庭湖,目平湖,七里湖）总淤积量493014×104t（约35.2×108m3）,多年平均淤积量为12325×104t（约0.88×108m3）,利用洞庭湖（含东、南洞庭湖,目平湖,七里湖）1995年和1956年的水下地形测绘资料,计算出1995年湖底平均高程25.10m,1956年湖底平均高程24.47m,得出年平均淤积厚度0.016m（地形法）;又根据1956～1995年40年中湖泊中总淤沙量493014×104t,扣除四口水系淤积量174048×104t,余下为四个天然湖泊的淤积量319966×104t,相应的淤积厚度为0.74m,即年平均淤厚0.018m（输沙量法）[16]。

洞庭湖水系中,松滋河的东西两支,资水尾闾,草尾河,西洞庭湖两个出口测站的河床呈冲刷趋势,其他水系湖泊呈淤积状态,而洞庭湖出口河道从1988年起呈冲刷趋势。

在下荆江裁弯取直后,四口来水来沙有明显的减少,湖区的淤积有所减缓。

建国以后湖区进行了三次大的围垦,50年代后期,是围垦外湖最快时期,总面积达6万多hm2,平均每年围湖1.2万hm2（合120km2）[6],此后,分别于60年代和70年代有两次大的围垦。

到1983年时,洞庭湖湖泊面积仅剩2691km2。

（二）洪涝灾害多发的气候与水文条件

洞庭湖地处湘中北亚热带湿润型季风气候区,雨季明显,雨量充沛集中,夏季多暴雨,4～9月为多雨季节,集中全年降水量的66%，多为大雨和暴雨；若遇各水洪峰齐集，容易形成洪涝灾害。

多年年平均雨量1331mm,陆面蒸发量为800mm左右。

洞庭湖北有分泄长江水流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1958年堵口）四口；东、南、西三面有湘、资、沅、澧等谁直接灌注入湖，形成不对称的向心水系，水量充沛，年径流变幅大，年内径流分配不均，据城陵矶站实测资料统计,三口（太平口、藕池口、调弦口）多年平均入湖水量为1099.9亿m3,四水（湘江、资江、沅江、澧水）为1645.5亿m3,二者之和为2745.4亿m3,入出水量差254.3亿m3,为四水控制站以下区间面积产生。

湖区汛期长而洪涝频繁。

（三）环境变化对洞庭湖洪涝灾害的影响

影响洞庭湖水系的环境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球的温室效应使中纬度地区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增高;二是厄尔尼诺现象和太阳黑子活动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反常。

洞庭湖区处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气候带,受东南季风、西南季风、副热带高压及西风带环流的综合影响,具有不稳定的气候系统。

全区性洪涝年中,均出现如厄尔尼诺现象的大气环流异常,从而影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强度、位置,其共同点是4～9月间500hPa上各月副高的面积指数和强度指数的平均值均比历史同期偏强,4～7月间各月副高的平均西伸脊点位置大都在100°～105°左右,比常年偏西10°以上,同时位于110°～120°E之间的副高脊线大多持续稳定与19°～24°N之间,稳定时间在一个月以上,且超过24°N的时间大致与城陵矶年最高水位出现时间相吻合。

副高位置的偏南偏西有利于梅雨期内暖湿气流向长江中游输送,致使典型年长江中游地区连降暴雨。

如1997年5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98年夏秋才结束的厄尔尼诺现象及1998年青藏高原出现的气候异常,不仅使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季推迟,1998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没有出现典型的季节性北跳,而且使我国夏季风减弱,致使暖湿气流主要活跃在我国南方,雨带位于长江及其以南[3,9,12]。

（四）人类活动对洞庭湖洪涝灾害的影响

围湖垦殖、水土流失的迭加与交织,加速了湖泊的萎缩进程,进而放大了洪涝致灾能力

随着湖区人口的急剧增长和水利条件的改善,人工围垦给洞庭湖带来了空前浩劫。

人们在拓展生产条件的同时,也使湖垸关系严重失调,加剧了湖泊的自然萎缩过程,削弱了其分蓄能力,进而对洪涝灾害产生了负效应。

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湖区重点围垦面积达14.33×104hm2,20世纪60～70年代湖区围垦湖洲滩地基2.64×104hm2,仅仅从1985年以来,又被围垦2×104hm2,围垦强度达0.44以上,居长江中下游三大湖泊（鄱阳湖0.44,太湖0.06）之首。

泥沙淤积、人工围湖已使洞庭湖成为“地上湖”,“八百里洞庭”由公元1825年时的6270km2湖面演变到1984年仅存2691km2。

尤其近40多年来,天然湖泊面积减少更为严重,由1949年到1984年的35年中,湖泊面积减少1659km2,占原有湖泊面积的38%;湖泊容积由29.3km3递减为17.4km3,减少了11.9km3（见表5）,占原有湖泊容积的41%,蓄水容积减少了近40%,调蓄能力已不及1949年的50%,洪峰水位居高不下,洪水泛滥成灾,生态环境恶化[11,13,14]。

围湖的自然起因主要来自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及荆江、四水的泥沙。

湖南数十年因森林减少,植被已遭到严重破坏,森林吸纳雨水的能力减弱,土层薄化,致使地壳“脾虚”而不能固水、化水,使洞庭湖水系多接纳187.48×108m3的水量,酿成水灾潜因。

因此丰水期在降雨量大致相近的条件下,地表径流量增大,江湖洪水位抬高,增加了自然态洪水的能量,进而使洪涝致灾因子的致灾能力,在途中不断地得到补充,集聚而被放大。

四水中上游山丘区,丰水期产水量增加,地表径流系数增大,据1954、1988、1995、1996、1998等的水土流失对水旱致灾能力的放大过程与叠加效应典型洪水年测算,20世纪50年代一场暴雨过程产水量仅250～300×108m3;90年代产水量竟达350～400×108m3,中强度侵蚀区径流系数由0.42增至0.63,使四水干流洪水位日平均最大上涨率由0.37m增至0.55m[7,10,13]。

而且,由于湖区比降平缓,汛期洪水从各方汇流入湖,形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四水、四口汛期携带大量泥沙入湖,再加城陵矶受高水位淤塞的影响,使洞庭湖出湖水流受阻,湖泊洪水的滞流量增加,排泄能力下降,大量泥沙沉积在湖区。

洞庭湖50年来,泥沙淤积总量已达50×108m3,其中82.0%来自长江中上游干流,平均每年入湖淤积量高达9.84×107m3（见表6）,湖床平均每年淤高3.6cm,平均每年新增湖洲4000km2,即每年新增加0.984×108m3的超额洪水,增加了自然态洪水的能量,进而放大了洪涝致灾能力。

（五）洞庭湖洪涝灾害的现状及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