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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的人生

惠文学同志

 

目录

一、坎坷的成长环境………………………………………………3

二、艰难的谋生之路………………………………………………4

三、难忘的西南剿匪………………………………………………10

四、光荣的抗美援朝………………………………………………13

1.入朝经过及初战告捷…………………………………………13

2.三八线战斗轶事………………………………………………15

3.强度饥荒及残酷的白玉山阻击战……………………………17

4.繁重的工事战和特殊的细菌战………………………………22

5.上甘岭战斗轶事………………………………………………22

五、坚定的回乡务农………………………………………………27

六、深情的青海之行………………………………………………31

七、真诚的善行之举………………………………………………33

八、肺腑的人生真谛………………………………………………35

 

一、坎坷的成长环境

我叫惠文学,是陕西省富平县到贤镇西仁村人,生于1931年11月21日。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家庭经历了民国十八年(1929年)大旱引发的陕西大饥荒的年代,是一家老老少少都处在度日如年的艰难困苦时期。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是一贫如洗,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贫雇农家庭了,因为我们一家人已经住在当地一所破庙里了。

听母亲讲说过,遭年景之前,家里情况还能好一些,当时家里还有大庭房和不少土地,生活还算富裕。

家里一共有十口人,伯父已病故,剩下二祖母、伯母和一个姐姐,我们这边有一个年近七旬的大祖母、父亲、`母亲一个姐姐和我及两个妹妹。

伯父家和我们家在遭遇年景之前还一直生活在一起。

二祖母掌管着这个大家庭,她一看这几年的年景不好过,就突发奇想,要求分家。

说是大祖母有儿子养活,好度年景,他们一家三口,孤儿寡母的,就凭这个家庭的财产和土地来度过年景。

二祖母还特地请来了当时东四团的团总来说话,分家。

团总出门的时候总是带着队伍,带着枪,传说在他手里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谁知,一到我们家,他要求我父亲对分家一事表态时,我父亲却说:

“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讲过一篇古文,说是田真兄弟三人析产,堂前有紫荆树一株,议破为三,荆息枯死。

真谓诸弟:

‘树本同株,闻将分斫,所以憔悴,是人不如木也’。

因悲不自胜,兄弟相感,不复分产,树亦复荣。

”团总是个明白人,听后一言不发,就生气地走了。

二祖母一看家没分成,又生一计,她最后依仗娘家的势力毫不讲理,也不容分说地把我们家的老老少少强行赶出了家门,从此一家老少有家不能归,只能住在老爷庙里了。

听母亲还说,在大伯病重期间,我父亲曾向医生询问伯父的病情时,医生说:

“你大哥真的不行了,内脏坏了,你不信去闻闻他那大便(就是用鼻子嗅一嗅)就知道了”。

谁料,我父亲他连想都没想一下就竟然真的在伯父的便盆上闻了一下,当时人就难受得受不了了,恶心、呕吐、头晕,像中了毒一样。

结果得了一场大病,几乎要命,后来村上一位开药铺的庸医说,抽上一口大烟就不难受了。

从此,父亲就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

等他好一点的时候,他就去给别人打工,挣来的工钱仅能维持自己用。

一家人住在庙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真是度日如年啊!

由于我们姊妹几个还很小,母亲就经人介绍出去给七八里外的忠惠村一家姓孙的人家奶小孩加纺线来养活全家人。

二、艰难的谋生之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每天天刚亮的时候,我就提着粪笼上路拾牛粪了,直到我十岁的时候,该上学了,家里没人管,我就跟着村上一个叫惠克勤的小孩到学馆里去了。

到学馆后,老师对我很好,他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就给我免收了学费。

我在学习上也很用功,每天早早就背过了当天所学的课文。

勉强上了半年学,由于家里穷得无法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加之那年冬天天寒地冻,我就逼迫辍学了。

继之以每天早上上路拾牛粪的事情了。

有一次,正在从西仁到到贤镇的马路上拾牛粪的时候,一个名叫李鄂的长者坐着马车过来了,他停下马车,下车走到我身边一看,就说:

“这不是我老同学恒谦的儿子吗,这么冷的天谁让你出来拾粪呢?

快回去给家里人说一声,跟伯伯到到贤铺子里学打拳去。

”我听了高兴的说:

“好!

”就带着粪笼跑回家了,把李鄂伯伯让我学打拳的事给家里人一说,长辈们都很同意。

次日,祖母就拄着拐杖领着我高高兴兴地到到贤镇上去了,把我托付给了掌柜的李鄂大伯。

李鄂大伯是我们村上李家堡人,他为人正直豪爽,讲义气,乐于助人,爱打拳,善结交,是当地有名的拳客。

他收我为徒跟他学打拳,让我业余时间帮助铺子干干零活。

我终于有一碗饭吃了。

所以,我每天很勤苦的练拳,早起晚睡,练拔筋、练桩功、练腿功、练腰功、练手功。

业余时间,帮铺子打扫卫生,洗锅,干杂活。

一天下来,虽然很累,但我已知足了。

在那个年代,由于自然灾害,加上家庭的变故,能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

为了生计,我在到贤铺子里努力地干着。

一个小孩子,有时还干着大人的活。

我记得自己十一岁的时候,就能挑起两个大木桶在井上担水了。

很多时候,我都在学着大人的样子干活。

有一次,洗完锅,我嫌用勺子舀脏水太慢,就站在小板凳上双手提起大锅倒水,结果不慎连人带锅一下子倒在地上了,把锅打碎了,把人弄伤了,大伙计嫌我把锅打烂了,怕掌柜的回来后追究他的洗锅责任,就生气的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冤枉,我无奈,就哭着回家了。

祖母看着我遍体鳞伤的样子,就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她心疼地哭了。

第二天,她领着我去见掌柜的李鄂,把情况诉说了一遍。

掌柜的听了后,把大伙计叫来,当场美美地揍了一顿,为我出了气,然后让我继续留在铺子里待下去。

我在这里边学拳边干活,一干就是三年。

而且,在这三年里,我练就了一身强硬的功夫和技艺,当地人都叫我“小拳客”。

其中,有一次,在到贤剧院看戏,开戏前,来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男孩子,他们组织起来大声呐喊着,要打“小拳客”。

突然,一个带头的大个子跑到我身边,他猛然将我抱起来扛在肩上,准备摔倒在地,让大家看热闹,不料,我在上面本能地用双手抱住他的头,使劲一扭,他受不了,“啊”了一声,就松手把我放开了,这时,一群闹事的小孩子都吓跑了。

从此以后,每次看戏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谁都不怕了。

在我学拳期间,师傅李鄂常常带我出去在一些公众场合表演拳术。

流曲镇四月八会开后,在剧院里,戏剧开演之前,师傅让我先表演一段,我就在李鄂师傅的拳友李振清拳师在台前摆的场子里打一套拳。

我在场中打拳,观众掌声不断,我好开心啊!

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我们家和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一样,我们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生存问题。

当我十四岁的时候,家里便让我到蒲城县兴镇街里正式当上了相公娃(即店铺伙计)。

这里的掌柜的对我很严,劳动量虽不很大,但一年到头没有休息日。

我勉强在这里坚持着,慢慢地熬着吧。

有一天,兴镇街里,大街小巷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处都在响鞭炮。

原来,是人们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欢呼雀跃,我也跟着人们乐在其中。

中国人民经过了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的大事。

但是,1945年,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解放啊,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黑暗的旧社会还依然存在,我只有继续当相公,才能维持艰难的生活。

在兴镇待得时间长了,我就想家了,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晚上,等到铺子都关门了,我就给铺子里一个帮工打了一声招呼,便带了一把新手电,晚上就插斜路,穿过庄稼地一路小跑,连夜晚跑回了家,见到了家里人真是太高兴了。

母亲眼里含着泪水,不知说什么好,也许是高兴,也许是伤心。

第二天天不亮我又要走了,大过年的,我真不想离开家啊!

我恨那个社会,一个贫寒交加的家庭熬到何时才算到了尽头啊!

我在兴镇街里干了一年相公,最后用全部工钱给家里只能买一个风箱用。

我嫌工钱太少了,就回来到盖村,给邵普一家商铺干活。

这里的劳动量很大,掌柜的经常让我用水担挑货物赶会,时间长了,我的肩膀上都磨出了血泡和死肉。

尽管如此,家里的生活还是没有着落。

后来,我听社会上一些人说,当一个国民兵,每月还给二斗麦,我就报名当了一年多国民兵,给家庭生活减轻了一点负担。

然而,祖母在贫病交加中不幸去世的时候,家里几乎还是连锅都揭不开,母亲就走回老家找伯母协商,勉强为祖母薄棺入殓,简办丧事。

此情此景,真是令人心痛啊!

转眼到了1948年,我已经十七岁了,应该肩负起家里的重担了。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又不愿意给财主家卖力,我就把自己卖了壮丁,换回了十二石粮食。

我想,就是打仗把我打死了,我也不愿意给有钱人干活,因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他们没有人性,没有怜悯之心,更不讲交情。

我是深有体会的。

是因为我在这一年过大年之前,曾到本村和我祖父、父亲都有着较好交情的一个财主家去借一斗麦子,准备过年,我跪在地上,求他借给我一斗麦子,说来年多给他还一些,他坐在那里,冷若冰霜,慢慢地抽了一口大烟后,冷冷地说:

“没有粮食,回去吧!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子。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泪水往肚子里流,我痛恨恶霸财主,我至死也不会求他们了。

从此,我就到了国民党部队里了。

然而,后来我听母亲说,当时卖我得到的那十二石粮食,在我走了后不久,就被村上的敌伪人员在搜查粮食时,蛮不讲理地强行抢走了。

我不知道家里人后来是怎么生活的呀!

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我被分配到胡宗南的警卫营中当勤务兵,当时宿营地在西安三府湾。

我因为小时候还上了半年学,认得几个字,所以排长对我还比较器重,很照顾我的,有时候让我带上他的小孩去玩耍,去逛街。

排长的妻子有文化,看我给她带孩子,有时她就给我教上几个字。

这样的生活不长,我就被下放到连队里,随部队就转移到了咸阳宿营地。

在国民党的部队里生活是很艰难的,稍不注意,就要挨揍,真是军阀作风。

我们当时大部分人都是被抓壮丁而来的或是被生活所迫而逼迫来的,因此,我们都不明白为谁当兵,为谁而战,都不愿意在这个糊里糊涂的部队里待下去。

有一天,听人说富平解放了,好吧,趁着天色黄昏,我们家住富平的三个兵娃子经过商量,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偷着跑了。

我们从咸阳北门出发,一路小跑,沿着火车路向东北方向直奔。

不料,快到三原城附近时,突然被对面夜巡的几个大兵挡住了。

他们是胡宗南第一军的部队,这下可糟了。

他们把我们三个小伙子抓到营地,一看我们身上穿着崭新的军装,就问是哪个部队的,我们都吓呆了,因为是逃兵,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说是胡宗南第五兵团的。

当时听说逃兵被抓住后要么枪毙,要么一顿饱打,直打得皮开肉绽,好可怕啊!

可巧的是,审问我们的那个军官一看我们三个人都很年轻,就说:

“你们是否愿意留下来,我们部队正好缺人?

”我们怕挨打,或被遣送到原部队后被枪毙,就只好说:

“愿意留下来。

”这位长官就把我们分在了三个班。

时间不长,我们就随着这个部队经过宝鸡到了四川大邑县附近的山上驻扎下来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由于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国民党内部人心涣散,分化瓦解,我们所在的部队中有一个叫裴昌会的陆军中将任我们的副总司令,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和中共首长商谈好了,直到1949年12月25日,我们在四川大邑县这个地方,没打一枪一弹就起义了,当时,我被编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三十六师一〇六团二营六连。

在这里,我们起义部队进行了整训,天天学习,改造思想,开展诉苦会,控诉国民党军中暴行,把士兵不当人等罪恶。

慢慢地,我们明确了为谁当兵,为谁而战的问题。

思想想通了,方向明确了,打起仗来一个顶仨。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了,我们一〇六团是著名的“红军团”,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我们很自豪,我们要立新功,要为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打江山、保平安。

三、难忘的西南剿匪

在国民党部队里生活了将近两年,我没有打过一次仗,一到解放军部队里,我就连续打了一年的仗,这就是西南剿匪战。

这一年是1950年,在全国解放后,贵州和四川还有一部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兵败将,他们和当地的一部分土匪勾结起来,还在负隅顽抗,我随部队就在两地参加了整整一年的剿匪战斗。

由于我平时训练中吃苦耐劳,悟性较高,所以打靶时成绩突出,成了部队中的神枪手。

因此,连长每次外出执行剿匪任务的时候都带着我,我成了连里的狙击手,只要遇到强敌,连长就让我出手,我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到了年终,我被评为团里的模范,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一次”,受到了嘉奖。

在这一年的剿匪中,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贵州剿匪时发生的事。

当时我们营驻扎在一个县城附近,清晨,我们全营指战员正在操练的时候,突然,周围居然来了五千多名土匪,包围了我们,营长一看情况紧急,便立即当机立断命令我们全体官兵迅速进入营房,在楼上,架起各种武器,四面开花,与敌人展开了激战,经过了几个小时的顽强战斗,我们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包围,也打碎了敌人包剿我们的美梦。

第二件事是在四川,农历八月的一天,连长一大早就跑来对我说:

“今天有一个任务,就是让你带领连里的秧歌队到附近几里以外的集市上去做宣传。

”因为我是连队团支部的文艺委员。

他又说:

“担任秧歌队尖兵班开路任务的是你们九班。

”我当时给懵了,我说“我是我们班里的机枪手,我应该去班里参加执行任务呀!

”连长说,“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是一样的,你去带秧歌队,机枪手我给你找了一个,替你。

另外,还有第一排在秧歌队后边掩护,你就去吧!

”“好!

”我们吃过早点就出发了。

沿山上小路行至五六里的时候,突然一阵枪响,走在秧歌队前边的我们九班的全体战士和班长以及我们三排的排长、营部医生和副连长等十八名指战员都倒下了,原来,是提前埋伏在半路上的一群土匪开的枪。

我们就赶快通知在后边担任掩护任务的排长,他听说前面出现了土匪,就立即带领全排战士冲杀了过去,经过了一场激战,消灭了所有埋伏的土匪。

我走上前去,一看我们班的战士都光荣的牺牲了。

替我扛机枪的那个河南籍大个子战士,也在玉米地里倒在了血泊中,我看他的机关枪下边还有一堆子弹壳,说明他还殊死抵抗了一阵子,但,还是牺牲了。

这些可亲可敬的战友,真是令人怀念啊!

我痛恨那些可恶的土匪,他们真是该死,死有余辜啊!

第三件事还是在四川,我们部队在业余时间练习踩高跷,时间是1950年春节(正月初一),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练习时,突然从山地旁边冲出来一群拿着大刀的少数民族模样的土匪,他们端直朝我们官兵杀来,他们自以为是信什么教的,有神灵保佑,刀枪不入,故而横冲直撞地用大刀砍死砍伤我们不少战友。

我们没被砍到的在慌忙之中脚腿上还带着高桥,爬行在地上,极力冲向操场上一边放置武器的地方,抓起枪支迅速还击。

经过一场恶战,终于打败了这股亡命之徒,并且还活捉了80多人,经审讯,其实大部分是被迷惑的群众。

我们将少数剩下的土匪坏分子抓了起来,绳之以法,为我们牺牲的战友报了仇。

1950年从年初到年底,我们经过大大小小百十次拼杀和激战,基本上消灭了贵州、四川境内的土匪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西南地区也从根本上得到了解放。

经过一年的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我和我的战友们已经成长为听党指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了。

四、光荣的抗美援朝

1、入朝经过及初战告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1950年就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

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和中央军委部署的轮番作战的战略方针,1951年正月,我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时,我们部队驻扎在重庆,接到上级命令,要立即开往朝鲜参战。

我们十二军在军长王近山、副军长李德生等领导的带领下,由重庆坐轮船到汉口,又从汉口坐上闷罐子火车直到华北,在此,我们整个部队都换上了苏式装备(当时叫“换装”),并且还训练了一段时间。

我记得在夜里打靶时,我根据目标、准心、照门和提前量的关系,加之平时积累的射击经验,每次打靶,我几乎都是百发百中,出国前,我再次被评为团里的神枪手。

部队训练到了三月份,我们就出发了。

部队开往安东,从安东直过鸭绿江,通过鸭绿江时,我们整个部队的全体官兵都高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战斗歌曲,豪迈地跨进了朝鲜国土。

由于战斗任务紧急,加之我军的机械化程度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就用上了自己的“11号汽车”,开足“马力”,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行军,到四月二十三日,我们就奇迹般地到了“三八线”附近。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在行军过程中是没有吃饭时间和睡觉时间的,过河的时间顺手舀一碗水就着干粮就算把饭吃了,行军的时候疲劳的偶尔站一下就呼噜呼噜睡着了,后边的战友撞着了就醒来赶紧走。

因为时间就是胜利,况且,我们参加的这次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第五次战役,意义重大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惨烈的第四次战役的结束,是在“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带领16个国家的军队对我打到“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进行疯狂反扑时所实行的“屠夫行动”、“霹雳行动”后,继而又发动了“撕裂者行动”,攻势逐渐向北推进,且平均每天只能向北推进一公里的情况下停战的,即4月21日。

再说4月23日我们到达“三八线”附近时,就和敌军接上了火。

由于敌军在汉滩江一带兵力薄弱,我们就趁机偷渡了汉滩江,攻破了“三八线”第一道防线,当时大家都兴奋地说这次破开了一个大西瓜。

之后,我们仅用了一个礼拜,就向前推进了一百多公里,打到了竹叶山。

后因后勤供给跟不上,就被迫停止了前进,此地离汉城只有60公里了。

我记得不幸的是,这次战斗刚一打响,敌人的飞机大炮就把我们团在前沿阵地上的指挥部给炸掉了,我们的非常优秀的好团长宋崇魁同志光荣地牺牲了。

我们团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中共党员,他才31岁,在西南剿匪中是出了名的战将啊。

我们大家都很难受,心里不是滋味,大家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奋力杀敌,为团长和牺牲的战友报仇。

2、三八线战斗轶事

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就因我们人没吃的、枪没弹而宣告结束了。

但这一次我们以智取加狠打,积极地配合了西线作战。

第一阶段的大致情况,我就知道这些,但是,我亲身经历的还有另外两件事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件事是:

我们在打过“三八线”前的一次集结过程中发生的事。

我们班上一共十个人,八个战士,班长带了四个人,我当时是副班长,我带了四个人,我们商定好分头出发,不管走什么路线,采取什么方式,必须按时到达预定地点集合。

班长带着四个战士选择了从山梁上迅速通过,没料想到,他们正在走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被山下隐蔽的敌人用炮弹轰了一下,当场就都牺牲了。

我领的四个战士从山沟里通过,过的时候被敌人做的铁丝网给挡住了,我们就想办法用身上带的工具,给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口子,然后,一个一个地钻了过去,有的同志把身上的衣服划破了,有的同志把手指划出血了,简单处理一下,就抓紧时间爬到了半山腰。

突然,我们看到一队敌人正在端着枪追击前面跑的两个战士,趁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被追赶的远远的两个战士身上的时候,我在山腰旁边迅速端起机枪,对着那堆敌人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就把他们全部打死了,大约有十多个人。

这时,我们五个人就一个劲地跑到了集结点,准备投入到一场新的战斗中去。

第二件难忘的事,是发生在“三八线”战场上的事。

我们在攻打“三八线”前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时,在一座山上,同敌人展开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激战,打死打伤了数不清的美国侵略者。

经过了一天的战斗,到了下午时分,双方都停战了,我和我的几个战友们也已精疲力尽了,大家都住在山下的防空洞里休息,洞外有一人站岗,我在洞里说:

“谁跟我到山上去转一转,看有什么战利品没有。

”他们都说不敢去,怕有不测。

我说:

“那好,我一个人去,你们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我穿上大衣,上到山上,转了半晌,在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美国士兵的身上搜出了很多罐头。

说实话,当时在死人堆里钻来钻去,在炮火中跑来跑去,对我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上战场之前,就只准备两样东西:

一样是把武器擦光擦利,一样是把吃的喝的带好。

到了战场上,只能向前冲,不能向后退,这样才能打胜仗,这样才有活路。

所以,我才想到了在满山遍野里寻找吃的,凡是盒装的东西我都带走,我把大衣两个衣袖口扎住,把捡来的罐头装得满满的。

下山后,我和几个战友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因为是肉罐头,大家都高兴地说:

“过年了。

”这是我们入朝以来,吃得最好的一顿饭啊!

其中,还闹出了一个笑话,我用刺刀把一个小盒子打开了,一看里面是蓝色的黏黏的,像浆糊一样的东西,我用舌头舔了一下,嘿呀,是辣的,不是滋味,当时把大家都惹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的。

有人说,它不是吃的,是一种燃料,是用来热罐头用的。

另一个战士说:

“他妈的,美国佬的待遇还这么好,就是打败仗。

这一天,我们打得惨烈,打得痛快,同时也饿得够呛,最后,我们吃的真香!

3、强度饥荒及残酷的白玉山阻击战

当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我们就后撤到了谷山,部队休整了一段,等到后勤补充了给养,就接着准备打第二阶段的战斗。

5月下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了。

我们十二军再次从中央突破,又将东西两线的敌人切成了两片,使东西线上进攻的我志愿军有力地打击了无援的敌人。

就在这时,朝鲜人民军打的东线,没攻开,总部就把我们部队又调到了东线去打,我们采用了分割穿插的战略战术和打近战的办法,对南朝鲜军队实施打击。

我们志愿军指战员像猛虎下山一般,猛打猛冲,一直打到了南朝鲜,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

这是上级给我们下达的任务。

然而,此时,又因给养供应跟不上,无法继续维持部队的连续作战,人没吃的、枪没弹,形势逼迫的我们又要后撤。

记得我们在撤退时,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就把当地老百姓家里用来扫地的笤帚上的桃黍米(像高粱一样)捋了下来,煮一下,就开始吃了,那东西是又涩又难吃,吃几口嘴巴都张不开了,勉强喝一口水冲下去。

有时把人家案头削下的一堆腐烂的洋芋皮,在水里淘一下,就煮着吃了。

有的同志不知在哪里找到了老百姓埋藏的一小袋小米,很高兴地做了一顿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发现里边有许多砂子,不敢用牙齿咬,一喝就直接咽下去了,这样还可充饥。

生活用品也是极度匮乏,一个班一个月只发一块肥皂,我们只能用来洗脸。

由于供应跟不上,敌人称我们是“礼拜攻势”。

后勤部队提供的一次给养仅能供前沿部队打一个礼拜的仗用。

这是当时打仗的最大问题呀,比较难以解决,因为送给养的我军汽车只能在夜间行走,且不能开灯暴露目标,加之道路坎坷,一夜之间才能行走两公里左右啊,就这还时不时地被敌军空中轰炸,损失惨重。

而我们的部队在供给跟不上时,就只得停止作战。

此时,狡猾的敌军就会乘虚而入,飞机大炮围追堵截,将我们置于死地而后快。

根据这种特定情况,总部命令我们十二军迅速撤退,而我们106团的任务是在白玉山阻击敌人,掩护大部队安全撤退。

我们连158名指战员是掩护全军安全撤退的最后一批人。

我们向上级宣誓:

“要用胸膛当城墙,誓与阵地共存亡。

”宣誓后,我们就趁着黎明时分,分组出发了,迅速向白玉山上跑去,敌人的坦克、大炮在不停地向山上轰击,当我爬到半山腰时,一颗炮弹就在我身边不远处爆炸了,当时把我震得前后心疼,慌忙之中,我腾出右手,往胸前一摸,没有血,再往后心一摸,也没有血,然后起身,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山上,立即就加强工事。

当我们正在加强工事的过程中,敌人就攻上来了,我们就狠狠地打下去;敌人又攻上来,我们又打下去。

就这样,反复多次,打得很激烈,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敌人好像发了疯似的,在不断进攻的同时,还在空中有四架飞机在山上连扫射带轰炸,我们的阵地上真是炮火连天,一片火海,遍地都是牺牲的战友,惨状令人目不忍睹,我们活着的人现在也顾不了自己变成什么样了,更顾不了周围的恶劣环境,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守住阵地;只要看见敌人,就打、打、打,消灭他。

我们真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从早上开始一直打到中午十二点。

就在这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在坚守山头,顽强战斗,连续打败敌军多次进攻反扑、歼敌无数的情况下,我方整个阵地上就打得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副指导员吴香山同志、我和一个叫刘玉林的战士。

我是机枪班班长,那个战士是我的弹药手,我们三个人在阵地上坚守的时候,吴香山同志说:

“今天这一仗打得太残酷了,要立即回部队汇报情况。

”临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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