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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精选》序言
（1）《2010年短篇小说精选》序言
序：
书写中国人的精神史
新世纪小说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十年并不是
文学史中甚至显得有些短，短到可以让我们轻易地回头张望来路，可以轻易地回顾当代作家们在这十年中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脚印。
我相信，在这一回顾的姿态中，如果仅就短篇小说而言，2010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因为，它正在走向一个高度，虽然它必将不是一个最高点，但它的确已经开始诞生着那真正有价值的真实，某种可以称为永恒的特质。
虽然这只是浩如烟海的创作中的少数，但少数中国作家的深度思考和充满细节的叙事，已经开始在时代现场中书写着中国人的精神史。
以身体之名为时代作证
2010年绝不能忽视的两部短篇小说是，于坚的《赤裸着晚餐》和鲁敏的《铁血信鸽》。
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于坚和鲁敏是两位强大的观察者，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出发，采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却共同触摸到了时代的总体精神特质。
《铁血信鸽》的叙事者，像一个激情的诗人，它不能给出办法，但要固执地说出自己的发现；而《赤裸着晚餐》的叙事者则是一个宣判者，现实、决绝，它不曾寻找出路，但它要
表态、要发声，小说结尾处那“砰”地一声，就是主人公送给
自由领地的入侵者。
我们时代的总体特征是什么？
作为社会精神代表的城市，它展现出怎样的质素？
鲁敏以一颗敏感、有重量的心灵，体会到了这个“无心”的时代的荒谬之处。
她试图追问没有心灵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小说中的穆先生生活在一个极度关注身体的世界中，一边是热衷按摩经络学、食补养生的妻子,
边是沉迷于饲养信鸽的邻居。
当整个社会都热衷于养生保健的时候，穆先生却无法像多数人那样无知无觉，他无法不回望自己心灵的所在。
他体态发福、面目肥白，却在看似平庸的生活中，无法遏止地“心意难平”。
在灰蒙蒙的城市上空飞翔的信鸽，成为他安置自由、个性、理想的精神寄托之物。
小说不仅抓住了时代令人沮丧的特征，而且，它也指出了个体应有的精神方向。
《赤裸着晚餐》则提出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房子对于人,准确地说，是对个体的意义。
小说因此不厌其烦地叙写戈伟
装修房子的经历，在他对老同学们的夸耀中，这套别墅绝不
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寄托着他全部的幸福与尊严的所在。
在
分配的公房。
但是统一的装修风格令他愤怒不已，和同事们共居一楼又使他毫无隐私可言。
因此，他宁愿背负沉重的贷款负担也要拥有一套“分分钟”都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独自
人时，他赤身裸体地享受着难得的自由。
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他获得了绝对的自由与解放。
但是，在他赤裸着晚餐时，保安无意中闯入，激怒了平日懦弱、备受嘲笑的戈伟。
他用墙
上的猎枪射伤（杀）了保安。
期生活在集体主义语境中的人，所承受的个体压抑，如果在瞬间爆发，足以杀死一个人。
或许，杀（伤）人者并非戈伟。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提到了“身体”。
《铁血信鸽》那里,
身体已经被捆绑，吃这个、补那个，身体并没有开口说“要”,却始终被填塞、被格式化。
身体此时已经被结结实实地绑架了；《赤裸着晚餐》中的身体试图赤裸，向往独处，在私人空间中谋求绝对的权利。
这两个身体如此不安，是因为它们在寻找一个通向自由的出口；它们又是如此不幸，宿命般地成为这个典型的、体制化时代的非典型个案。
《铁》是要穿透、要刺破，要报信，它是对外的姿态；《赤》要安静、要打开，要生活，它是对内的。
我觉得，这两部作品真是绝妙的配搭，它们那么清晰地表达自己，毫不含糊地从两个方向告诉我们相似的自由要求。
《铁》分明在说，它要意义，它要他本人的，他自个儿的生
活！
《赤》则不断地重申活着，并且有尊严。
在他们的要求
般”是为了避免被统一化、被集体化。
这正是消极自由的范畴，即在一个我不能改变的世界，我至少能够避免什么？
他们要避免的是统一化、格式化，他们坚持精神自由和个体差异性的权利。
然而，他们最终无法避免他们所希望避免的东西，穆先生躲不开他的妻子，戈伟躲不开保安一一他们躲不开的是时代。
最后，他们都选择了与死有关的动作，穆先生在黑暗中跳向邻居的露台，戈伟开枪射击保安。
这最后的反抗不仅仅是无奈绝望中的最后一击，更指向了自我伤害、自残自戕。
因此，这一行为暗示了消极自由的不可实现。
当代小说不同于经典小说的的首要之处在于，前者提供当下
经验的审美化文本，可以将我们习以为常的琐碎单调、浮泛平庸的日常生活进行某种概括，并最终以个人名义进行有效地表达。
当这种带着体温、凝结着血肉的概括，切中了时代的命脉，确诊了某种文化症候时，这种来自于个体的经验就不再是速朽之物，而会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的集体经验得以保存。
我想，这两部短篇小说的当代价值就在于此。
荒诞现实中，如何安置心灵？
或许要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今天所经历的生活是何等荒诞、何等不可思议。
在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中，在每年接近百分之十的GDP增幅中，我们享受着越来越先进便捷的现代生活，同时也经历着种种难以想象、难以言说
的矛盾与困惑。
裂变中的阵痛撞击着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
处于巨大的变动中。
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理解新的生活，在荒诞无奈的现实面前如何诉说内心，这些个体的精神历史会不会被巨大的经济成功所掩盖？
我想，这并不是些不言自明的浅薄问题。
作家的意义并不仅仅是创造审美的愉悦，在某些重要的历史关口，他们更需要书写明天的历史。
在这个意义上，今年有多部短篇小说因为入世与担当，而别具意义。
天津作家秦岭的《一头说话的骡子》，被寄予了太多的纠结情感。
故事的起点是一桩冤案，我们在报纸网络上频频看到的现实直端端地出现在小说家的笔下。
但现实版冤案的结局往往是国家赔偿，甚至还有喜结良缘，而秦岭却把无言的愤怒压抑成淡定，重新捡拾起民间的鬼魂文化，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叙说令人愁肠百结的中国乡土世界。
他让冤魂投胎转世为一头骡子，让它亲眼目睹着乡村的破败、农民的可怜。
作家的焦灼与痛苦正来源于他对于时代现场的深刻体认，和对被忽视的农村现实的正视态度。
这篇小说提出了两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一方面，在当下中国，民间信仰的消失，使得人心无惧、无耻，亦为所欲为。
来世报应和因果轮回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道德约束效力，最终让法律失范的地域成为人和神同时缺席的真空地带；另一方面，曾经那么令人眷恋的乡土中国正面临着崩溃局面，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乡土社会正在变得松散，甚至解体下滑，无
人知道它将走向何方，也许，就是一条不归路。
汁原味的年轻人的生活样貌：
不停地吃饭、喝酒、网、KTV、打麻将、骂娘。
在一片喜气中，日子像流水一样
哗哗地过下去。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说，考上大学不再意味着光荣与梦想，反而是毕业就失业的可能结局，生活充满了现实的痛苦、诱惑与无奈。
在面目不清的生活面前，一代人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底线，甚至嫖娼、卖淫也不具有道德的天然落后性。
小说的结尾充满了荒诞感，“我”在阻止一个强奸案的时候，被两个青年打死。
生的无意义、死亦悄没声息，这一代青年人不知所终的生活事实，让人感到彻骨的悲凉。
“来凤街青年被杀事件”可以说是轻描淡写，犹如过眼烟云，它的重量同吃火锅、打麻将这样的事情几乎没有区别。
然而，这又是怎样一种疼痛?
相比于这两部作品，铁凝的《春风夜》对于荒诞现实的处理方式显得柔风细雨，卡夫卡式的现实怪圈被作家描写得春意盎然。
一对进城打工的合法夫妻怎么就不能在旅馆住下，而非要在大街上游荡一晚呢？
一是因为在城市中他们身份的不明，二是因为适逢“两会”召开。
一对最底层的小人物，就这样与庞然大物遭遇。
然而小说并没有进入难以言说的对立与矛盾中，而是让两夫妻充满希望地盘算一家人未来的光景，让人物被巨大的理解和温情所包围。
此时，我们会在狭促的现实中，感受到来自底层的宽容与喜悦。
在作者一波三折的机巧、不疾不徐的娓娓叙述中，充满丰富信息的社会生活和情感内涵被逐一展现出来。
除此之外，范小青的《我们都在服务区》表现了人与物之间不可解的矛盾关系——手机之于人的便利与束缚，人对于手机的厌弃和需求。
手机让人烦不胜烦的同时，却不断加深着人对于手机的依赖。
现代技术正在不知不觉中改写着人的存在方式，人正处于技术异化之中却无力摆脱，谁说这不是
种荒诞？
见证着似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贫富差距，以及在瞬间被改写
以来前所未有的丰富局面。
当代人的婚恋面临着金钱、欲望的考量，在情感道路的选择上往往面对着立体交叉桥式的多种可能。
当代作家们也异常偏爱这样的主题，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中国人现实情感世界中具有普遍性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主题中，人性与人心必然会赤裸相见，其透视出的社会问题具备相当的分量。
苏童的《香草营》、盛可以的《白草地》、徐则臣的《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从不同的角度探究着婚姻、爱情的多样与复杂，欲望背后的人心与人性。
《香草营》是此类小说的佼佼者。
苏童在这篇小说中构建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二元世界，
边是肮脏嘈杂的香草营，一边是满是来苏水味道的洁净医院。
让这二者发生联系的是一件与性有关的私事。
一位有名的主刀医生和一位女药剂师为发展私情，到香草营租房，两个世界由此接触，梁医生认识了房东小马。
但也仅仅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他们并不真的彼此了解，更不知道他们之间已经开始真正的对立：
一边是锦上添花的性爱欲望，另一边是雪中送炭的生存需求；前者是用多余的金钱来索要额外的满足，后者是用匮乏的居所来换取发展的机遇。
两相对比，
“谁更肮脏，谁更纯洁”的问题，几乎是一目了然。
作者的道德标尺非常明显地向底层世界倾斜。
但小说所做的绝不只是
种道德评判，而是要说出两个世界的隔绝，梁医生对于小马的冷漠以及缺乏善意的揣测，让我们看到人心的隔膜已经成为这个世界最后的分界。
《白草地》则延续着盛可以一贯的女性主义立场，让一个自
以为能自由掌控妻子和情人的男人，最终明白，自己其实从
故事能否上演现实版尚未可知，但是这样的情节安排表明，作者要给小三遍地的中国和梦想有齐人之福的中国男人们
记重拳，并且希望女人们在男人中心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
主动权和更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香草营》和《白草地》都透过欲望表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那么《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则倾向于以象征的方式来把握人的婚姻状态。
“一直在路上”的意象其实就是人对于婚姻的拒绝态度，对于爱情之存在的极度怀疑。
同样
表示怀疑的还有阿袁的小说《小颜的婚事》。
这又是一部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
似乎已经成为惯例，“爱情”在我们的盯代已经成为相当可笑的装饰品，浪漫主义的诗情早已让位于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
《小颜的婚事》的产生，似乎正是源于这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时代特征。
它有着阿袁小说一贯的散漫从容、优哉游哉的叙述风格，在不动声色中上演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婚姻战争，虽没有刀光剑影，却也是煞费苦心。
可以说，这些作家对于现实的荒诞性表现出特别的敏感，他们尤其关注那些处于荒诞处境中的人心。
无论这人心是麻木、冷漠，还是机巧、宽容，它们都是作家们留下的充满现场感的历史记录。
或许，多年以后，人们需要通过阅读这些小说,来认识现在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心灵历史。
诗意的写实与散文化的写意
历来年度短篇小说中都会有一类作品，无论是写实还是写意，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小说的结构都显得不那么紧凑，即使有戏剧性较强的情节，作者也会想办法用诗化或散文化的处理方式，让小说拥有淡泊与宁静的气息。
今年此类作品的代表是，爱情题材小说葛亮的《英珠》和钟求是的《最童话》、乡土题材小说刘永涛的《银灰色的草原》和付秀莹的《六月半》，以及散文化小说魏微的《姐姐》
《英珠》可以算是这些年间罕见的赞美爱情的短篇小说。
小说用优美的笔调，叙写了藏区妇女英珠对亡夫的深情、对爱人的纪念。
她珍爱着与丈夫一同遇难的马匹的后代，以这种方式保持着与亡夫之间的精神会合。
这前世今生的神秘因缘同小说中反复回荡的藏歌一起，传递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世苍凉，和亘古难变的真情厚意。
同先前的创作一样，葛亮的小说依旧保持着极高的文学性，其不留痕迹的叙述技巧使小说的表达自然、熨帖。
小说丰满灵动的叙事将我们引向了
个曾经有过的纯真年代。
另一篇有唯美主义倾向的爱情小说《最童话》，则用精美的
故事，编织着追念亡故女友、永远留住爱情的童话。
李约在女友左岚车祸死后，把注意力转到了左岚的孪生姐姐右岚那里。
他用相机记录着右岚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包括结婚、怀孕、生子。
他试图以这种办法让左岚继续活着，和他一起过着与右岚相似的生活。
然而，当右岚终于走向离婚时，他亲手创作的童话面临着破灭。
为了挽回局面，更为了见证和确信爱情的存在，他将一切照片烧毁，只留下一张记录右岚结婚场景的照片。
之后，他把照片粘在风筝上放飞，因为他相信天堂不远，他的左岚一定能收到。
无疑，这一浪漫的想象是对永恒爱情的确信与传达。
城—乡”二元对立式的书写近些年来受到很多作家的持续关
透视底层生活的作品，其中不少还流露出回溯“田园牧歌”时的感伤情调。
刘永涛的《银灰色的草原》值得一提。
草原上
的哈萨克族聚居区在作者笔下再度成为与“城市”相对立的所
为的是将弟弟去世后留下的孤儿寡母接进省城，加以照料。
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弟媳古丽坚定的拒绝。
单身男牧民布鲁尔与古丽之间似乎存在秘而不宣的暧昧关系，使李尘感到“一种压抑而陌生的气息”。
但李尘最终确认布鲁尔与古丽之间关系纯净，善良憨厚的布鲁尔几乎被处理成“草原化身”的形象，
借以打通古丽、铁力克（弟弟之子）与草原之间的情感血脉。
这里氤氲着一层淳朴谐和的精神气质，将读者一时拖入了温情、诗性的叙事氛围中。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急遽推进，乡土传统的这些审美形式、诗意和人情内涵，其实早已开始（并且还要继续）式微沦落，它的黯然消逝，或许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付秀莹的《六月半》在对民俗的熟稔书写中，传递着对乡土中国的深深眷恋。
小说越是以一种近乎不加节制的方式铺排不可胜数的节令风物，构造喜庆明朗的情调氛围，就越让人觉得这与其说是对乡土社会日常生活场景的写实，倒不如说更像是一次嘉年华式的热烈想象和集中追怀。
如果说以上述及作品都属于诗意化的写实，那么本年度最彻
底的散文化写意小说就是魏微的《姐姐》。
小说中的姐姐不
姐弟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解、羞恼或争执，其实也是情感交流的种种特殊方式），演绎“成长”这一普遍而永恒的人类主题，妙就妙在把小儿女纯真的生命情态、心态，写得玲珑剔透、惟妙惟肖、情趣盎然。
因为放弃了基本的情节线、具体的时空背景和个体化的人物特征，而完全改用琐碎细密的日常生
活场景来支撑起整个写作，这就对作者的写作功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它既要求作者对那些能够泄露人物心灵奥秘的外在容止，有足够精微的观察和准确的捕捉力；也要求作者对他们微妙复杂的思想感情波澜，有感同身受一般的熨帖理解。
应该说，魏微极其出色地完成了这些高难度的挑战。
短篇小说的诗化倾向与写意风格似乎可以看做是传统的回归，但事实上它是与这个“前进”的、“发展”的时代相匹配的。
当传统的一切变得过时而可笑，最多只是一种时尚的装饰时，我们内心的故乡、童年、愿景又何从安置？
我们潜在的、柔软的心灵需求如何满足？
此类短篇小说就像我们内心的沉思或回忆，在时代不停息的脚步中无声地喘息。
中国式政治的文学叙述
域。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纠缠中，逐渐
家不愿让自己的写作与政治靠得太近，另一方面总有一些作
家不断地注意到政治影响国人、重塑国情、重组人际秩序等
表现不俗，其作品以多元化和多视角的叙事方式，呈现出政
伟的《空白》、须一瓜的《毛毛虫》尤其值得称道。
低保》借村长要平整果园一事，来展现村中各类人等——主要是那些吃低保的、想要吃低保的、不够资格却吃着低保的人——对于此事的不同反应，描绘出活灵活现的世间百态，村民的行为种种真可谓是中国式社会情态的一次显影。
那些弱势群体为谋求经济利益所必须做出的姿态，折射出中国式利益分配的根本特点，即基层权力具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利益分配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而这种缺乏监控的分配方式又加强着分配者手中的权力。
作家对于中国式权力社会的体察可谓深刻入骨又细致入微。
权力之下的人情世态，就在这件小事中得到展现。
空白》属于典型的官场小说，作者在一段录像带中的“空白”上做足文章，以此透视“被录者”与“录像者”的复杂心态。
局长秘书鬼使神差地没有把办公室安装摄像机的事情，在第一时
间向局长汇报，结果导致局长在不知不觉中被摄录了一天。
第一时间把录像机拆下，并直接交给局长，应该是完美的补救之策。
然而，录像带中却意外出现二十分钟的空白。
这个时间足以使局长相信，已经有人在录像带上做了手脚，也就是翻录了录像带。
这就使得秘书的处境极为危险。
但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斗智斗勇后，秘书在咼人“指点”下，不仅化险为夷，而且还获得了未来升职的允诺。
对于在官场行走的秘书来说，真真体会到官场规则这把上方宝剑的寒光剑影。
这篇小说所揭示的中国问题尤具典型性甚至普遍性，特别重
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都会流淌着官场文化的血液，而中国
的所有问题都将成为政治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空白》可谓是为中国当代基层政治生活“立此存照”。
须一瓜的《毛毛虫》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说，然而它思想的深刻与表达的高明令人印象深刻。
小说把“文革”历史推成背景，把“毛毛虫”当做一条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线索，来唤起中国人对于曾经有过的粗俗、简陋生活的记忆，精确传达出一代人内心的疼痛。
母亲支派年幼的儿子去给邻居送包子，而他却把包子误送给另一户人家。
对此，母亲的反应是，扬
回来！
”一个母亲使孩子陷入如此没有尊严的境地，真是令人齿寒一一如同毛毛虫所带来的令人恶心呕吐的体验。
我相信，小说长篇累牍地描写所有人对于硕大毛毛虫的恐惧感受，是要完成对于时代的巨大隐喻。
儿子为了讨要包子，尽力忍住恶心去解剖毛毛虫的恐怖场面，是对于“文革”最好的纪念。
雅克•德里达曾经所过，“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小说在提醒我们，什么样的政治就塑造什么样的人性世界，可诅咒的不是那位母亲，而是有关那时代的所有可怖的印记。
然而这部小说的价值不仅仅是唤起记忆，更通过结尾处人们对于那段令人难堪的猥琐生活的失忆，来暗示了一种更深刻的绝望。
生活无处不是政治。
政治对社会人生的影响力是最本质和最彻底的，在很多时刻，它决定着人最本质的存在，一些看似个人化的幸福与痛苦往往由政治所决定。
因此，小说家对政治有执着心、郑重心，不仅证明了中国作家的眼光，也让小说的作为更加持重、持久。
书写人性的善恶两端
对于人性的书写是小说的基本任务，在此提出，似乎有赘述多余之嫌。
然而莫怀戚的《孪生中提琴》和张玉清《地下室里的猫》恰从善恶两端对于人性进行说解，不失为认识人性
的一个特殊的角度。
《孪生中提琴》代表的是善的一方。
小
失而复得的离奇经历，让人在奇货可居之物的诱惑下，不断体验着拥有时的满足感和失去后的痛苦煎熬。
最妙的是，让不该占有的人占有了，让“我”在巨大的幸福感中饱受良心的谴责。
琴虽然回来了，“我”的心却无处安置。
好在“我”有一个智慧的小女儿，在她的帮助下，“我”摆脱了“物”对人的控制，回到原来的生活，获得心灵的解脱。
这让人懂得，被物欲所
a取的生活是非人的、异化的，摆脱占有欲是回归自然人性
是可以令每一个人心灵受惠的故事。
《地下室里的猫》同样构思奇巧，也同样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只不过一切都指向了人性的残忍和冷酷：
温柔善良的小姑娘因为一只意外掉进地下室的猫而蒙上了心理阴影，妈妈几经周折也终未将那只被困的猫解救出来。
几天之后，这只猫死于地下室中。
然而这只“困兽”的不幸遭际和持续数天的凄惨嘶叫却诱发了小姑娘的“幻听症”。
小说就在这个时
候迅速抵达了它的核心情节——为尽快治疗小姑娘的心理
疾病，爸爸妈妈严格遵循心理医生开具的治疗方案，为录制
份与原先困在地下室的那只猫相同的叫声，他们竟买了
只宠物猫，并将它丢进地下室里！
在作者的精心设计下，小
说的主题就以这样令人震惊的方式赫然呈露在读者面前。
两
只地下室里的猫，撕开了看似善良的人性外衣的一角，裸露
出漆黑一片的罪恶躯体。
应该说，这两篇小说所营造的人性世界都是真实的所在，它
们指出了我们隐秘道德标准的黑白两极。
在这样强烈的对比
中，所谓“至善”的光芒绝不会被埋没，相反，它会召唤我们
从恶的深渊中觉醒，并走向灵魂获得拯救后的至善境地。
总体来说，2010年短篇小说佳作不少。
对于年度小说的编
选者来说，最幸福的是，多年以后回望自己的选本时，能看
到那些真正的金子依然熠熠生辉；最遗憾的是，到那时却发
现了散落在选本之外的宝物。
面对这样的宿命，我们只希望
在作家们记录时代与中国人的精神史的时候，我们也参与到
这一行动中，以我们有限的能力和共同的担当来实现小说的
意义。
这也决定了我们这个选本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现场感，
能否切中时代精神脉搏，能否代我们对司空见惯的事实执着
发问，能否对失去的美好一再企盼流连，能否在我们面对荒
诞事实已经麻木冷漠的时刻一再呼喊疼痛？
一句话，能否在
审美的维度上，书写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精神史，是我们选择
作品的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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