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文献二.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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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与文献二

史学与文献

（二）

　　二、古代文献与历史典籍

反映中华古代文明的中国古代文献，通常是指1911年以前历代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一般也称为古籍。

中国的古代文献，浩如烟海。

其数量之多，至今也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数字。

据有关专家估计，不少于8万种，也有估计为15万种左右的。

下面，先论述古代文献的概貌，然后再考察历史典籍。

古代文献的分类

中国古代，适应图书的日益繁富，产生了一套根据学术渊源、着述流别的图书分类法，逐渐形成为专门之学――目录学。

1、《七略》到“四部”

中国目录学的源流，一般都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算起。

汉成帝河平三年，以图书散亡，召刘向等校理各种图书。

每校一种，都着录书名和篇名，介绍作者生平及思想，辨别真伪，评说价值，写成叙录，上奏皇帝。

后来这些叙录汇集一起，称为《别录》。

刘向死后，哀帝命刘向子刘歆续其父业。

刘歆综合群书编成《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着录图书约13000卷。

其中，辑略是综述学术源流的绪论，另外六略才是分类目录。

《汉书·艺文志》“删其要”，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目录。

其类目

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

诸子略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

诗赋略屈原赋等25家、陆贾赋等21家、孙卿赋等25家、杂赋12家、歌诗28家

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

数术略天文、历谱、五行、耆龟、杂占、形法

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魏晋之际，图书分类有了新的发展。

三国魏秘书郎郑默根据皇家藏书编成《中经》，因已亡佚，分类不详。

西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冒力因《中经》另编《中经新簿》，分群书为四部

甲部六艺及小学等书

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这表明，从魏晋开始，图书分类体系出现重大变革。

东晋初，着作郎李充整理图书，“以类相从，分为四部”，编成《晋元帝书目》，“秘阁以为永制”。

与《中经新簿》不同的是，它换其乙、丙，“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1]。

这是最早以经、史、子、集顺序排列的图书四分法，但四部名称仍是甲、乙、丙、丁。

南北朝期间，图书分类大体是四分与七分两个系统并存。

官府藏书分类，基本采用四分，多沿袭《晋元帝书目》；私人藏书分类，大抵七分。

七分图书目录，以南朝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为代表。

王俭《七志》为经典志、诸子志、文翰志、军书志、阴阳志、术艺志、图谱志，佛经、道书附见，实为九类。

阮孝绪《七录》为经典录、记传录、子兵录、文集录、技术录、佛录、道录，前四录实际也是经、史、子、集的排列顺序。

唐初，魏征在高祖、太宗两次大规模搜集、整理图书的过程中，主持编制了流传至今的皇家藏书目录――《隋书·经籍志》4卷，把图书分类的方法和理论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确定了中国文献四方法的主导地位。

《隋书·经籍志》第一次正式用经、史、子、集给四部命名，逐渐取代了甲、乙、丙、丁的名称。

每部又分若干类，共40类

经部10类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图纬、小学

史部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子部14类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3类楚辞、别集、总集

道经

佛经

这一分类方法，基本为此后1300年各代官修书目所沿用。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也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增益的。

《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的着录，大体反映了我国古代文献发展的脉络。

2、经、史、子、集述评

经部述评

经部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尊崇儒术的产物。

本来，这类图书仅仅是一批古代文献。

相传孔子收集鲁、周、宋、杞等国文献，整理出六部书，即所谓“丘治《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反映在学术上是百家争鸣，没有哪一种学说在社会上占绝对的统治定位。

秦始皇在政治上统一了中国，但在思想上未成一统。

汉武帝时，政治上中央集权，思想上开始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长期一统于儒的局面。

“六经”因此被列居古代文献之首。

当时以通行文字隶书书写的传世“五经”，后来称为“今文经”。

秦始皇焚书时私藏的这类书，此时陆续出世，因是用未统一文字之前的篆文书写，故称“古文经”。

文字、版本的区别，因门户之见，渐渐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对立学派。

今文经学派尊奉孔子，盛于西汉，至西晋末走向衰落。

古文经学派崇奉周公，始盛于东汉后期，其后2000年基本处于优势地位。

“六经”排列顺序，两派也有争论。

今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孔子作以教人的，有微言大义，应按深浅程度为序，主张《诗》、《书》、《礼》、《乐》、《易》、《春秋》的次第。

古文经学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应按时代先后为序，主张《易》、《诗》、《书》、《乐》、《春秋》的次第。

《易》本是古代占卜的书，相传有三种：

一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是周代的《易》，叫《周易》。

各代目录中，所着《易》，实即《周易》。

其书分“辞”、“传”两部分，“辞”是释卦的文字，“传”是释辞论卦的文字。

全书多涉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包含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书》即《尙书》，指“上古的书”而言，是战国以前各个时代的官方文件汇编。

该书是“六经”中问题最多的一部，不仅有今文、古文之分，更有真、伪之别。

历代学者，分成两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清代阎若璩作《古文尙书疏证》，才算是将真伪问题搞清楚。

今文《尙书》28篇，不仅记述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事件，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制度、阶级关系，还有古代天文、地理方面的重要史料。

《诗》是西周诗歌的名篇选集，选收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

“风”亦称“国风”，多为民歌，反映社会风俗和民情。

“雅”为宫廷乐歌，反映部分政治情况。

“颂”是祭祀鬼神的颂词，反映其先祖的部分事迹。

《礼》包括《仪礼》、《礼记》、《周礼》，又称为“三礼”。

《仪礼》是古代礼仪汇编，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宴享等礼仪程序，从中可以了解古代亲属关系、宗法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统治者生活情况。

《礼记》是专门讨论礼制的专集。

《汉书·艺文志》称其为“七十子后学所记”。

西汉传礼儒生戴德所穿85篇称《大戴礼记》，戴圣所传49篇称《小戴礼记》。

“十三经”中的《礼记》是《小戴礼记》。

《周礼》最早称《周官》，唐代始称《周礼》。

该书主要记载古代官制，是关于春秋战国重要国家周、鲁、宋等官制的汇编。

全书六篇，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秦以后失冬官一篇，汉河间献王以《考工记》一篇补入。

《春秋》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的雏型，因文字过于简短，缺乏对史事的完整记述，后来注家蜂起。

传《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等五家。

汉代仅存“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左传》大体以《春秋》编年为据，记述这一时期的历史。

《公》、《谷》二传，专释《春秋》体例和“微言大义”。

汉代因《乐经》已亡，有《易》、《书》、《诗》、《礼》、《春秋》称为“五经”，又以《论语》、《孝经》、小学为读“五经”的基础。

唐初，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形成“五经”定本；孔颖达撰《五经正义》，成为官方权威解释。

同时，将《易》、《诗》、《书》、“三礼”、“三传”合称“九经”。

唐文宗时，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刻于国子学。

宋代，增列《孟子》于经部，是为“十三经”。

由于经学的新变化，至南宋，朱熹极力推崇《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孟子》，认为是经典基础，为学之本，并亲自作注，称为《四书集注》。

由此，经部中又出现了一个“四书”的名目。

如果说中国古代文献中经部的基本着作是“十三经”的话，那么注释、发挥它们的着述则多如牛毛。

以《论语》而言，它是后来才列入“经典”的，又不是“经典”中的一流论着，注释、发挥它的书竟达3000多种。

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这正是思想一统后的墨守成规和对学术思想限制的必然结果。

它使思想理论难以获得新的发展，使学术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随着这种书籍的繁多，注释、发挥经典的体裁也是五花八门，并在唐代以前基本齐备。

南宋光宗时，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注释，合刊群经注疏，成为《十三经注疏》。

此后500多年，就连注释、发挥“十三经”有成就的着述也几乎绝迹，更加表明思想一统带来的僵化的趋势。

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经部书是其研治群经之作，名为《皇清经解》。

光绪时，王先谦又补刻了《皇清经解续编》。

经部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主体，不乏糟粕。

但其中又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为我们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哲学、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历史学者对经部书的研治，多少也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状况，同样提供了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有用材料。

我们应当以严肃认真、科学客观的态度，进行切实的批判总结。

关于史部书，第一节已叙其形式多样，后面还将着重考察史籍的基本系列，此处从略。

子部述评

子部书，起初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争鸣之作。

当时，儒家仅是诸子中的一家。

汉武帝搞“独尊儒术”以后，儒家重要着作被视为经典，其它各学派的代表作被降到次要地位。

但是，由于先秦诸子是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陆续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纷纷阐述各自的种种主张，以应社会变革之需，因而诸子学说的内容包罗广泛，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等等，皆有论说。

《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专收当时各学派的论着，共九家，反映东汉以前诸子学说“各推所长”的情况以及“诸子之言”与“六艺之术”“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的关系。

东汉以后，在尊儒的一统形势下，百家之言不得发展，日渐衰落。

但科学技术并不因统治思想的一统而停止发展，反映科学技术成就的图书则在不断增多。

唐初编制《隋书·经籍志》时，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略”虽为“圣人之教”，“而有所偏”，兵书、天文、历数、医方等也是“圣人之政”，只不过“所施各异”。

“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

基于这样的认识，《隋书·经籍志》便把《汉书·艺文志》中的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一并归入了子部。

这表明唐初是将科技书与诸子书等同看待的，因而扩大了子部着录的范围。

概括地讲，子部14家，儒家“纪仁义教化”，道家“纪清净无为”，法家“纪刑法典制”，名家“纪循名责实”，墨家“纪强本节用”，纵横家“纪辩说诡诈”，杂家“纪兼叙众说”，农家“纪播植种艺”，小说家“纪刍辞舆诵”，兵家“纪权谋制度”，天文“纪星辰象纬”，历数“纪推步气朔”，五行“纪卜筮占候”，医方“纪药饵针灸”。

其后，一方面随着集权政治的强化、思想控制的严密，非儒学派或被视为“离经叛道、颠倒是非”，或被指为“怀诈狭私，荧惑视听”，都要遭到严厉的“掊击”、“屏斥”。

另方面，又认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科学技术长期不受重视，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鉴于此二者，凡是君子所不为的经、史、集三部之外的书，都纳入子部。

因此，子部书在四部中最为庞杂。

清修《四库全书总目》对此有一番理论论述，并调整了排列顺序，以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术数、艺术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谱录、杂家、类书、小说“皆劳资参考者”，释家、道家二氏为“外学”。

同时强调，“儒家尚矣”，其它各家“皆儒之失其本原者各以私智变为杂学而已”。

对于子部书的研究，在四部中可谓最薄弱了，同经部的情况出现强烈的反差，这很值得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

集部述评

不少学者认为集部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书籍，似有绝对化之嫌。

最初，《七略》有“诗赋略”专收诗赋，可以说是文学性质的。

南朝梁阮孝绪《七录》有文集录，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部，图书分类中文集之名始于此。

《隋书·经籍志》集部分楚辞、别集、总集三类，略去杂文一类。

大约自东晋始，集部书已不再单单是文学作品，而是带汇集性、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和诸家作品。

按传统说法，中国古代文学有两大源头，一是《诗》，二是楚辞。

《诗》被列入经部，剩下只有楚辞。

楚辞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文学，到西汉不少文人写下类似作品，楚辞便成为全国性的文学。

刘向辑录屈原至西汉诸家的这类作品，为《楚辞》16篇。

东汉王逸在刘向《楚辞》基础上加进他本人和班固的作品，编成了《楚辞章句》，逐篇注释。

宋洪兴祖又撰《楚辞补注》，在王逸基础上一一疏通证明，补注于其后，并多阐发，“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

朱熹认为王、洪二家均详于训诂，未得意旨，特着意阐发意旨，这与理学家注经的精神是一致的。

别集，指个人作品的综合集。

《隋书·经籍志》认为“别集，盖汉东京之所创”。

《四库全书总目》同意此说，亦认为“集始于东汉”。

章学诚则以东汉“文集之名犹未立”，“实仿于晋代”。

别集的编辑，有自编、门人后学编及后人、亲朋编。

一般说来，自编较之他人所编谨严。

自编别集始于六朝，唐末已有专集刊版印行。

其编辑方法，有依体裁分为前集、后集的，又有依精粗分为正集、外集的，也有依多少分为全集、选集的，等等。

一集中还有内、外，正、续等编排方法。

至于别集取名，章学诚也有过评论：

“人心好异而竞为标题”，“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

总集，指诸家作品的综合集。

作为文学总集，起源很早。

《诗》、王逸所辑《楚辞》，便是古代诗歌、楚辞一体的总集。

就各体综合性总集而言，《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都以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为始。

《文章流别集》分体选集古今文章，并按篇论其优缺点。

其书今已不传。

现存最早的总集，便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又称《昭明文选》。

萧统所选，上起周代，下至梁朝，“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10]者，即收录的是艺术构思深沉、文章词藻华丽的文学作品。

全书分文体为38类。

《文选》一书对于后世颇有影响，研究它、注释它的书很多，差不多形成专门的“文选学”。

后世编纂历代文章或一代文章总集，大都参照、继承《文选》的体例。

清康熙时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总集。

这种选收文章偏重于文采的做法，在南宋理学盛行的形势下，发生了变化。

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旨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而不录”[11]。

显然，这是有意识与《文选》对立，试图取代《文选》的地位，但“终不能强行于天下”。

集部书数量多，内容丰富，绝不可理解为文学作品。

不少集部着录的诗、文，都含有经、史、子的内容。

章学诚认为在是“学不专家”的结果，“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而文集有传记；立言不专家，而文集有论辩。

后世之文集，含经义与传记、论辩之三体”[12]。

所谓“学不专家”，反映学术的研究深入、范围扩大，是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别集、总集在文学研究之外，越来越受到哲学、思想、社会、历史等研究的重视。

文艺理论，如诗文评论及词曲之论等，也在集部，这主要属文学范畴。

但自宋代以来，及至明清长足发展的话本、章回小说，在各官方图书目录中均不见着录，这也是中国目录学和古代书史上的一件怪事。

　　史籍的基本系列

中国古代的史籍，最初隶于经典。

刘知几所讲“六家”中的《尙书》、《国语》、《春秋》及《左传》四家，历来都属于经部。

就是《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也为“六艺略”下“春秋家”之属。

此时，“春秋家”中的史籍仅9部，为整个图书的％。

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史籍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东汉时期，史籍约占图书总数1／4。

三国时期，超过1／4。

[13]两晋时期，史籍已占图书总数的1／3。

[14]《隋书·经籍志》中，史籍卷数已超过四部总卷数的1／3。

不仅数量剧增，形式也日趋繁杂。

东汉一代，史籍已可分为15类。

《隋书·经籍志》史部归并为13类。

其后，经唐宋数百年，史籍明显地呈现出按类发展的趋势，形成我国古代史籍的四大基本系列。

1、“正史”与“国史”

这是反映我国古代各个朝代历史的基本史籍，或因其最能代表正统观点，或因其由官方组织编修，并经皇帝“钦定”，因而称为“正史”。

从《隋书·经籍志》开始，“正史”专指官方认定的纪传体史书。

唐代有“十三史”之说，宋代增为“十七史”，明称“二十一史”，清乾隆四十年方定《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为“二十四史”。

1921年，柯劭忞修成《新元史》，当时政府明令列为“正史”，又有“二十五史”之说。

1927年《清史稿》修成，共为“二十六史”。

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称“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具有特殊地位。

《史记》不仅创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史体，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开纪传体史书系列的先河，而且回答了新兴地主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

它把秦始皇到汉武帝的全国大一统局面反映到史学领域中来，集中体现了长期以来考察历史的优秀成果。

《汉书》继《史记》纪、表、列传，改书为志，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适应的是“包举一代”的需要，专写一代帝王之史，深为各朝各代统治者所重视。

其“记事详赡”，十志博洽，又为古代史家所尚。

《三国志》为纪传体史书记述割据政权历史创出新法，但也为各政权鼎革之际的“禅让”找到“回护之法”，成为后世各史效法的程式。

《后汉书》突出忠义和类传的增多，更为其后各史所承袭。

经《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编纂日趋完备，思想愈益正统，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籍中最主要的形式。

南北朝时期，修史开始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诏修、监修的情况相继出现。

沈约《宋书》奉诏修撰，主要依据刘宋史官旧作。

萧子显《南齐书》是启准而修，亦以南齐史官旧作为据。

魏收《魏书》更是奉命修撰，并有宗室总监。

这几部纪传体断代史，为“正史”独尊地位的确立，又添加了砝码。

唐初所修八史，即姚思廉《梁书》、《陈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魏征主编《隋书》，房玄龄监修《晋书》和李延寿《南史》、《北史》，不仅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独尊地位进一步巩固，而且使“正史”的修撰走向官府化、制度化，并把中国古代史学的鉴戒功用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晋、隋二史志，还奠定了其后“正史”中志的基本规模。

五代以下，至于清初，除欧阳修《新五代史》外，“正史”的修撰逐渐程式化。

新建各个政权，都以前代政权所修《实录》、国史等基本史料为据，组织修撰前代纪传史，先后修成《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等八部“正史”。

在编纂方面，体例有所发展：

恢复立表，略备大事；扩大书志，反映社会；增创类传，褒贬人物；充实本纪，新创“世纪”。

而在思想方面，则呈现出曲笔讳饰愈甚、伦理说教强化、正闰之辨突出的趋势。

欧阳修《新五代史》更是要“以治法而正乱君”，因此“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15]。

金章宗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明令削去《旧五代史》，只用《新五代史》。

所谓“国史”，是指唐代以来各封建政权所修本朝史。

其中，各代政权的国史几乎没有一部是完整的，而各朝皇帝《实录》却接续不断。

大体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13朝皇帝《实录》约3000卷，清代12部《实录》约4400卷。

从清政府规定的《实录》记述范围看，它几乎包罗了当时所有的社会活动和所知的自然现象，成为一代帝王的史事总汇。

但由于宫廷权利之争，其中部分帝王《实录》几经修改，多与史实不符，造成“《实录》不实”，这是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必须注意的。

作为历史典籍，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系列。

2、典章制度沿革

记述制度的典籍，最早可以追溯到“三礼”。

在图书分类中，出现关于典章制度的部类，当见于阮孝绪《七录》。

其“传记录”中的旧事、职官、仪典、法制四部，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则为“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四类。

所着录之书，皆为朝廷政法礼仪。

这几类书，占当时整个史籍的1／5左右。

唐前期，这四类书不仅数量剧增，在形式与内容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其一，增加新的专题，如“选举”。

其二，注意沿革考察，如《唐六典》总结了《周礼》以来历代官制的变化，又重点记录了唐前期的官制发展。

其三，初具总结性质，如“刑法类”的《唐律疏义》、“仪注类”的《大唐开元礼》。

另一方面，纪传体史书中的志的修撰也出现新的趋势。

唐初对于“仪注”等单项的制度书，已认为是“一时之制，非长久之道”。

同时指出，“载笔之士，删其大纲，编于史志”，又“不能尽其旨要”；而未编入史志的部分“亦多散亡”。

[16]因此，在修晋、隋二史志时，针对上述情况，做了“本末鉴明”、“惟通前后”的努力，表现出一定的“会通古今”、“观其沿革”的思想。

这两部纪传史的志，所记制度沿革，自东汉至隋末，前后衔接，对修典制史不仅提供了取材的方便，更重要的是其会通思想对后世的启示。

由单项制度考察走向综合研究，由记一朝一代典章制度向系统探索沿革演变，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成为典制史产生的学术原因。

唐玄宗之世，首先出现了刘秩《政典》。

至德宗时，杜佑以其分门不尽合理，将《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而为“九门”，编成《通典》200卷。

全书以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的篇第编次，自上古黄帝至于唐玄宗末，第一次明确而自觉地从经济说到典章制度，从中央政治制度叙至地方制度，再论及周边政权，突破了上千年来按六官所职认识社会结构的传统，在历史编纂学上是一大创举。

前面谈到，杜佑的旨趣是从“体要”探“政理”，以史经世。

所以，不应认为杜佑是为写典制史而纂修《通典》。

而且，书中九门，兵、州郡、边防三门，所记并非“古今制度沿革”。

通常因其所记内容基本是历代制度沿革，便称之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

元末马端临又以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仿其体制，编成《文献通考》348卷。

其书补唐玄宗以前事，并续至南宋宁宗末；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5考，记上古至南宋宁宗事，共24考。

虽通古今，但有关宋代的史实占一半以上，可补《宋史》各志之所未备。

在《通典》、《文献通考》之间，南宋初郑樵有《通志》200卷，以本纪、年谱、略、世家、列传、载记六体综述的方式改编了自《史记》以下15部“正史”，成为《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但全书断限混乱，纪传止于隋，礼乐刑政至于唐宋。

《略》52卷，为全书精华，“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

其中，氏族、六书、七音、都邑、昆虫草木5略，以往各志皆无；艺文、校雠、图谱、金石4略，乃各史“艺文志”的扩大；其它诸如天文、地理、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灾祥11略，或是对各史志的改造，或是本于《通典》。

这20略，把旧史志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课题。

鉴于此，通常称《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为“三通”。

经有明一代，王圻撰《续文献通考》254卷。

至于清初，“三通”这种新的史籍编纂形式受到高度重视，出现了官修“续三通”，即《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记事续至明末。

而后，又修成“清三通”，即《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专记清代制度，大体以乾隆五十年为下限。

“三通”、“续三通”、“清三通”，世称“九通”。

1921年，刘锦藻又完成《清朝续文献通考》，起乾隆五十一年，迄宣统三年，是为“十通”。

在《通典》问世的同时，记一代制度沿革的史籍亦萌生出来，这就是中唐苏冕《会要》40卷，叙唐高祖至代宗九朝制度沿革。

随后有《续会要》40卷，增至唐宣宗时。

北宋初年，王溥续成完整记述有唐一代制度沿革的《唐会要》100卷，“沿革损益之制，极为详核”。

同时，又有《五代会要》问世。

随即，会要的修纂便由私修转为官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会要所。

两宋所修《会要》，超过2000卷，前后成书10多种。

[17]经元、明两代，散失、火焚殆尽，唯以《永乐大典》所录保存于世。

清嘉庆时，徐松从《永乐大典》辑出两宋各次所修《会要》五六百卷，后经辗转整理，成为今本《宋会要辑稿》。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