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的文人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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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中的文人形象

论“三言”、“二拍”中的文人形象

摘要：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描画出了社会众生百态，以其世俗化倾向，迎合了广大市民阶层的趣味。

其中对文人这一类型的塑造，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文人高尚儒雅的心理定势，由单一死板转入丰富多彩，呈现出文人和现实结合的世俗化。

对这一形象系列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状态，也对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理解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三言”“二拍”；文人；形象；世俗化

Abstract：

"SanYan"、"ErPai"asthevernacularshortstoriesofMingDynasty'srepresentative,depictsallkindsofsociety,withitsseculartrend,catertothegeneralpublicclassinteresting.Thewriterofthistypeofmodel,breakingthetraditionalconceptstoliteratinobleelegantmentalset,byonefoldrigidintorichandcolorful,showingascholarandtherealityofsecularization.Animageofwhichseriesofresearch,canhelpusunderstandtheancientChineseliterati'spsychologicalstate,butalsotoourcontemporaryintellectualunderstandingoftraditionalculturehascertainreferencesignificance.

Keywords:

"SanYan"、"ErPai"；Literati；image；secularization

明中叶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思想的不断开放，印刷业的繁荣，在文学上出现了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拟话本小说，作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它们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新兴市民阶层的阅读需求。

书中描写了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塑造了商人、文人、娼妓、僧人等众多形象系列，其中的文人形象大改儒家传统所要求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由单一死板转入丰富多彩，或名士风流，或情场薄情，或变泰发迹，从落魄秀才到文人名士都呈现出世俗化特征，这也恰恰与书中市井气的主流相融合。

对这一形象系列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状态

（包括像冯梦龙、凌蒙初这样的文人整理的创作心态动机等），也对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一、按照人物的不同遭际及整理的写作目的可分为四类

（一）新编的文人名士

“三言”、“二拍”中写了不少名人的逸闻趣事，以“三言”中居多，名篇有《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李谪仙醉草吓蛮书》、《唐解元一笑姻缘》等，这些故事的主要人物大都为世人所熟知，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性格和正史无从对照，除了故事情节的趣味性可看，出现的人物大可改名换姓，这一类小说凸显了整理的写作意图，或足资谈笑，或教化劝诫。

这类通俗小说的内容多是捏造出来的关于闻人名士的轶闻趣事，又多是私生活，可当成人们茶足饭饱后的谈资，满足人们的窥探好奇之心。

《众名妓春风吊柳七》一篇中，写了宋代著名词人柳永和一群秦楼女子交往的故事。

整理笔下的柳永是个“风姿洒落，人才出众；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词坛独步的文人，又自恃其才，不屑拜谒缙绅之门，终日只是穿花街走柳巷，惹得名妓们无不敬慕他，以得见为荣。

但那些达官贵人们对他这种放浪不羁、恃才傲物的行为视为异类，又因一首词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排挤，从此便成了以妓为家的“奉旨填词柳三变”。

故事的结局是柳永的才情被玉帝看中，要他奉旨上天为《霓裳羽衣曲》做新声。

把仁宗和玉帝相比，不仅是那些和柳永、孟浩然一样“不才明主弃”的文人嘲解，也揭示了现实社会的黑暗荒唐。

在篇末的诗中整理发出了“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的叹息，这叹息声中饱含了同样作为一个失落文人对时事的讽刺而又无奈的态度。

同样科场失意，情场得意的风流才子还有唐寅，作为“吴中四才子”之一，唐伯虎有聪明盖世之才，却也恃才傲物，豪放不羁。

因科场作弊案不幸牵连入狱，“对唐寅来说，科场案不仅意味着仕进理想的彻底破灭，而且使他负上了终身的耻辱。

但当他卖画为生、为自己重新确定自己类似近代‘自由职业者’的社会角色之后，便不再消沉，对科举、权势、荣名，总之对缙绅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采取蔑视和对抗的态度，并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狂诞’的形象”[1]。

从此决意功名

，放浪诗酒。

为了追求华府的侍女秋香，设计把自己卖入华府为奴，这样能放下自己文人架子，不被名利牵绊，敢恨敢爱的形象塑造，正是冯梦龙主情的文学主张的反映。

这两篇故事的主人公都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传统儒雅文人，而是颇有市井细民气息的风流才子。

另外在演王安石和苏轼故事的《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把王安石塑造成一位温厚博学的长者形象，苏轼成了恃才傲物的学生，通过王安石对这位大文豪的问难，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为人第一谦虚好，学问茫茫无绝期”，正如在本篇入话中说的“劝奉世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

（二）变泰发迹的秀才们

在“三言”、“二拍”中“秀才”这一称谓的文人占了整个形象系列的很大部分，他们是在科举制度下，读书取仕的书生和读书人。

有关这类文人的遭际故事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词语是“变泰发迹”，“泰”有否极泰来之意，在他们发迹之前多处于“否”的状态：

家境贫寒，穷困潦倒，没有能力齐家，又在通往象牙塔的途中坎坷多磨，文福不济，内心极为愤懑不平，甚至流露出“时也，运也，命也”的消极思想，但整理们却对给了他们人生大团结的结局：

登科及第，功成名就，衣锦还乡，福荫子孙。

较为典型的有典型代表人物有《穷马周遭际卖鎚媪》的马周，“赵伯昇茶肆遇仁宗”的赵伯昇，“钝秀才一朝交泰”里的马德称，“老门生三世报恩”的鲜于同，“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钱青，“韩秀才趁乱聘娇妻”的韩师愈等等。

他们的发迹模式多是通过算命先生、做梦、路遇贵人等外界条件相助实现的。

这一人物类型世俗化，主要通过他们在落魄时的外在形象和内心理想层次的降低表现出来。

在外在形象的表现方面，失意文人在屈居人下时的落魄穷酸、非君子化体现的极为明显。

比如穷秀才马周，在科举蹭蹬的时候，由于内心苦闷无处疏解，只有靠喝酒麻痹自己，又一贫如洗，一日三餐都是吃了这顿没下顿，唯独少不了喝酒，若自己没钱买的时候，便去邻家讨酒吃，而且喝醉后必然发酒疯，污言秽语，乱叫乱骂，惹得邻居们都厌烦。

这样无赖的“酒鬼”形象既没有一般读书人的谨慎文雅，也没有李太白醉后的飘逸放达，全然归于一般市井小民的流俗。

这种按照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把文人设计成在社会大舞台上表演的平凡世俗的市井角色，这也是明代文人生活的社会现实反映，明末清初戴名世曾感慨道：

“余惟读书之士，至今日而治生之道绝矣，田则尽归于富人，无可耕也；牵车服贾则无其资，且有亏折之患；至于据皋比为童子师，则师道在今日贱甚，而束脩之入不足以供俯仰。

”[2]这正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真实写照，无力置办田产，想经商发家，不单需要资本还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而当私塾先生又养活不了一家老小，正是这种尴尬落魄的情形，使得他们不得不融入柴米油盐中考虑自身出路。

有同样表现的还有出身书香世家的钱秀才。

由于家道衰落，寄人篱下，利用自身的才貌替表兄骗娶商贾之女，最后却阴差阳错的成全了自己的好姻缘。

文章用讽刺的笔法揭露了丑陋的封建礼教，通过对人物精彩的心理描写，展现其小人本质：

在准备行骗之前想：

“欲待从他，不是君子所为；欲待不从，必然取怪，这馆就处不成了。

”[3]虽然他也能够明辨是非，认为这是非君子的行为，但是当和自我利益产生了矛盾的时候，还是选择了做回小人。

并且在相亲的过程中极其有心计，看人家先生学问平常，顿起虚荣之心“故意谈天说地，讲古论今，惊得先生一字俱无，连称道奇才，奇才！

”[4]这种不惜抛弃读书人尊奉的“礼义廉耻”道德准则的小人形象，内心自私腌臜，只不过徒有一副谦谦君子的皮囊罢了。

再说南宋朝进京科考的俞仲举，因病耽误了考试，又盘缠用尽回不了家，就流落杭州，有点钱便借酒酒消愁，最初还有几个相识可怜他，后来烦扰人次数多了，也就慢慢被人嫌弃，沦落到这步田地，索性破罐破摔，像乞丐一样，只要遇见有秀才上店里吃酒，便厚着脸皮蹭上去投渴。

慢慢堕落到和街头无赖小混混一样，借机赖掉茶钱，算命钱，又还不上房钱，房东赶他走，竟厚颜无耻道：

“再与我五贯钱，我明日便去”。

被孙婆骂为不像读书人，他也就全不顾了斯文体面，如此辩道：

“我有韩信之志，你无漂母之仁。

我俞某是个饱学秀才，少不得今科不中来科中。

你就供养我到来科，打甚么紧。

”[5]一次吃醉酒的时候，想想自己如今的状况，便想以死了结，于是在墙上题了诗，推开窗正准备跳湖，恰巧被赶来的酒保救了，捡回一条命的同时却又怕酒保索要酒钱，无奈只好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无赖理由唬住了酒保。

这种文人委实可怜，可是作为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就在于，他没有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困难，而是用摒弃文人素质的耍流氓行为来应付，古人讲做人要有骨气“君子不食嗟来之食

”，在这样的形象面前莫要什么品行骨气了，委实不如孙婆、酒保、茶博士、算命仙一类的市井小民。

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颠覆传统的塑造，其作用就在于“人们在对他的嘲谑中理解了他、贴近了他；他给人们带来了轻松的笑声，人们也对他产生了一种良好预期……俞良的形象不仅是说话艺人为取悦百姓创造出来的，它也是贴近下层生活的风流才子们的一种自我描摹”[6]。

就文人理想层面来看，俞良认为只要当上官来便可以如此享受人生，“那时赏你穿对朝靴，安排在轿儿里，抬来抬去，饱餐羊肉滋味，重教细腻。

更寻对小小脚儿，夜间伴你”[7]。

《老门生三世报恩》中的鲜于同的故事更是典型，虽胸中才学万卷，笔扫千军，志蹑风云，气冲牛斗，却也是年年科场不得意，一直捱到三十岁循资出贡。

按照古代科举制的规定，朝廷为了那些屡试不第的贡生能有出仕的机会，可以按照年资轮次到京，由吏部选任一些杂职小官。

可是他对这是不屑一顾的，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着想：

“思量穷秀才家，全亏学中年规这几两凛银，做个读书本钱。

若出了学门，少了这项来路，又去坐监，反费盘缠。

况且本省比监里又不好中，算计不通。

”[8]得知有人肯出钱要他让贡，正中下怀，一连让了八次。

直到有人劝他时，他的一席怒话，道出了他科举的真正目的：

俺若情愿小就时，三十岁上就了，肯用力钻刺、少不得做个府佐县正，昧着心田做去，尽可荣身肥家。

只是如今是个科目的世界，假如孔夫子不得第，谁说他胸中才学？

若是三家村一个小孩子，粗粗里记得几篇烂旧时文，遇了个盲试官，乱圈乱点，睡梦里偷得个进士到手，一般有人拜门生，称老师，谭天说地，谁敢出个题目，将带纱帽的再考他一考么？

不止于此，做官里头还有多少不平处，进士官就是个铜打铁铸的，撒漫做去，没人敢说他不字。

科贡官兢兢业业，捧了卵子过桥，上司还要寻趁他……科贡官的一分不是，就当做十分。

晦气遇着别人有势有力，没处下手，随你清廉贤宰，少不得借重他进士顶缸。

所以不中进士，再做不得官。

俺宁可老儒终身，死去到阎王面前高声叫屈，还博个来世出头，岂可屈身小就，终日受人懊恼，顺气丸度日！

[9]

这样看来，他用毕生追求的进士梦，只是因为中进士的官比出贡的官有可以捞得更多好处，才“宁可老儒终身”。

这种从自我出发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取士态度，是文人理想和现实状况的矛盾，在矛盾中把人穷志短演绎得淋漓尽致。

最后整理给了他美满的结局：

登科及第、衣锦还乡、福荫子孙。

分析鲜于同的成功因素，运气占了绝对地位，他的幸运是在不幸中酝酿成功的：

阅卷的知县有个爱少贱老的喜好，只挑那些少年初学的文章，“嫩嫩的口气，乱乱的文法，歪歪的四六，怯怯的策论，愦愦的判语”最能入眼。

照此这位满腹经纶的老人自然是落榜的，但老天就在这时开了一个玩笑，这就刚好让鲜于同赶上，上场之前吃坏了肚子，考场上发挥得一塌糊涂，凑巧就被选中，从此开始了平步青云的官仕之途。

毕竟像鲜于同这样幸运的人生还是极为罕见的，大多数人还是成了“四书”、“五经”牢笼里的牺牲品。

《老门生三世报恩》是现在唯一能够确定为冯梦龙本人所做的篇目，老门生的人生遭际映射出同样怀才不遇的冯氏本人，他也是个热衷科举的人，但直到五十八岁才做得贡生，一生只做得几个芝麻小官，大概只能在著书立言中发泄自己的苦闷牢骚，塑造出一些理想人物，或讽刺同情，或映射批判，这不是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蒲松龄和吴敬梓一样？

一个在狐鬼世界里聊以自慰，一个在儒林里挣扎徘徊。

（三）情场上薄情的负心汉

与文人相了解的除了科举之外还有风花雪月的风流故事，这类婚恋题材在情节上更能吸引市民阶层的眼球，恰当迎合了他们的市民趣味。

其中在描写薄情寡义之人的部分，更能体现其世俗化的特征，整理用严厉的态度批判了这类人。

在这些人价值观中，感情尤其是爱情是可以和名利金钱交换的，两者一旦发生冲突，必然毫不犹豫舍弃前者，本是美好的姻缘成了让人唏嘘的悲剧，这些女性成了交易活动的商品和牺牲品。

和这些处于弱势地位又痴心的女子相比，他们的行径就显得更为卑劣无耻。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出身乞丐团头之家的女儿金玉奴下嫁给了穷秀才莫稽，为了丈夫的仕途之路，不惜一切代价让其读书，然而莫稽在当官之后，认为这门亲事有辱名声，丧尽天良把结发之妻推入河中，另攀高枝去了。

纵不论其不念及夫妻之情，却连世俗的道义恩情也不顾了，结局只挨得金玉奴的一顿棒打，没有陈世美的下场，更让人憎恨。

“王娇鸾百年长恨”中周廷章与王娇銮一见钟情，私定终身。

在与王娇鸾写下婚书誓约，占了人家的清白之身后，回家就答应了父亲给自己定下的一门亲事，只因得知对方美貌无双，而且家境殷实，有十万之富和丰厚的嫁妆。

便把和王娇鸾的爱情誓言抛向东洋大海，后来竟不知王为何人。

生生把一个女子的

痴心等待熬成了百年长恨。

不同于一般女子，青楼花魁杜十娘，用一种决绝的方式对这种负心行为作了最激烈的批判。

和李甲的恩爱誓言终抵不过孙富的一番挑拨离间，面对千两银子的诱惑，李甲便把她拱手相让。

此时爱情理想的破灭，社会的污浊，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绝望，以死反衬出这类人的不可饶恕。

同样是读书人，有些人却表现出了封建社会中反常态的一面，比如王景隆他读书的动力就是寻找风尘女子玉堂春，有人劝他“功名是大事，婊子是末节，哪里有为婊子而不去求功名之理”时，他并不理会，心中还只是想着玉姐。

如此勇于坚持，敢于突破世俗观念的还有赵院判、黄秀才、单符郎，和那些薄情负心的人相比，他们真诚痴心的形象更为可爱，更突显了那些唯利是图充满市井气息小人的鄙俗卑琐。

（四）文人商人角色的互渗

在我国封建等级社会里，早在先秦就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的等级秩序，封建统治者制订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商人成为了地位最低的一类人，那些高高在上的文士是不可能屈尊与之结交的。

这种森严的阶级界限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明代社会中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文本中主要表现为，整理塑造了一系列文人和商人相互转变的人物形象，这其中有文人在读书取仕中弃儒经商，商人借机向士的地位靠拢等等。

《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显神灵》中的主人公程宰，出身徽州的书香世家，年轻时也曾读诗书，却成了弃儒经商的典型，并因商致富。

在明代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徽州地区，重视商业成为当地的风俗，科举成了人们眼中的次业。

在分析变泰发迹的这类文人中，我们看到了即使是那些毕生做着科举梦的人，也都把考试当成了一种谋取名利的手段而非追求理想。

科举地位在文人心中的下降，自然使得经商活动成了人们生财之道中的理想选择，这种在传统看来自取其辱的行为，也成了世人眼中的平常之事。

另外也有一些商人通过创造条件，向文人靠拢。

《赵春儿重旺曹家庄》中，作为商人之子的曹可成，是个不读书的纨绔子弟，浪荡败家后依靠妓女赵春儿的帮助买得官职，得以和文士官宦平起平坐。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塑造的富商形象孙富，也是满身铜臭的商人，却也舞文弄墨，用吟诗的方式和李甲接近。

这类现象在早在宋代就已有了现实依据，正如明代沈子俊在《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言及的现象一样：

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

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

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

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10]

士和商角色的矛盾现实，促使这两种人物角色相互渗透，文士不再有视钱财为“阿堵物”的纯粹，商人化是其从理想传统到现实世俗的转变，而商贾之人风雅化，正是其内心渴望提高社会地位的呼喊。

这种“四民不分”的现象又使得文人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强。

二、文人世俗化的原因探究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看，白话小说在明代得以繁荣发展，受益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繁荣，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些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势必带来上层建筑中思想、文化等的改变。

就冯梦龙和凌蒙初生活的江浙一带，经济富庶，资本主义萌芽较早，手工业水平的快速发展，使得各行各业的商人群体骤增，市民阶层人数随之扩大，在他们发家致富，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同时，也诉诸精神层面的需求，而作为文人雅士专属的唐诗宋词，满足不了他们的兴趣口味，此时小说作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非主流文学样式，恰恰弥补了这种缺陷，它以丰富的内容，多样化的人物塑造，浅白通俗的语言讲述曲折离奇、贴近生活的故事情节，俘虏了广大市民阶级的内心。

由抒情文学到叙事文学的转变，符合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正如巴尔扎克在论及人类文学发展时说“沸腾的童年是歌行，史诗是茁壮的青年，戏剧与小说是强大的成年”（《巴尔扎克论文集》）。

具体在“三言、二拍”中对文人世俗化的塑造，正是符合话本小说产生的这一特点。

在思想、文学领域，明中后叶在思想领域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思想的出现，对传统禁欲思想起到了破坏作用。

表现在文学领域尤其是小说创作上，以冯梦龙为代表的追随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流露出“离经叛道”，对封建传统的反抗，对自由、真情、肯定自我的追求，也在感情基调中表现出对市民情趣的肯定和赞美，如在钱秀才帮表兄骗婚的故事中，整理并没有批判钱青的欺骗行为，反而给了他一个完美的结局。

就作家当时的社会风俗来看，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对金钱的强烈欲望，各阶层都想方设法发家致富，

故此在“三言”、“二拍”中出现很多文人弃文从商，落魄文人更加关注自我的现象。

在明末文人群体中也呈现出世俗化的生活状态，士大夫因世俗习染也滋长了享乐需求，更加热爱人生，执着于现实物欲，表现出及时享乐的情绪，明末散文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列举了自己毕生的喜好，追求锦衣玉食，美人精舍等等，凡是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都喜爱，这种士大夫生活的缩影，在“三言”、“二拍”中都有体现。

就冯梦龙生长生活的苏州来看，“吴中自嘉靖以来就有才士放诞风流的习气。

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加之怀才不遇，蹭蹬科屋，生活上不免流荡”[11]。

对柳永和唐寅二人的塑造，不正是有自己的影子吗？

后世学者在总结文人形象的历史演变中认为：

“文人形象是唐以后文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人物形象，他的最早来源应是抒情文学中的自我形象，在中唐则成为文人叙事文学中所塑造的一类主要形象，而后又进入民间通俗文学创作。

它是中国文学所特有的一类形象，围绕他不但抒情文学与叙事文学发生转换，士阶层文学也相互衔接。

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民间的题材和形式不断被文人创作和吸收，得到改造和提高，而文人形象却从文人手中产生后流入民间。

与前一种过程类似，这种由雅到俗的反向运动也使它的社会属性发生了明显变化。

”[12]

三、结语

“三言”、“二拍”中对文人形象的刻画，呈现出的世俗化特征既是整理适应话本小说创作特点的需要，也是明代中后期现实中文人世俗化的缩影，同时也是明代繁荣的经济发展和反传统的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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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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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梦孚．三言话本与拟话本研究[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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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80：

412

[12]聂石樵．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论稿[M]．北京：

北师大出版社，2000：

109

Abstract1

一、按照人物的不同遭际及整理的写作目的可分为四类

（一）新编的文人名士2-3

（二）变泰发迹的秀才们3-6

（三）情场上薄情的负心汉6-7

（四）文人商人角色的互渗7-8

二、文人世俗化的原因探究8-9

三、结语9

参考文献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