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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悲剧根源

论《洪堡的礼物》中洪堡的悲剧根源

《洪堡的礼物》是美国著名作家索尔·贝娄的代表作。

该书出版于1975年，并于1976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贝娄本人也于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书是以主人公西特林追述往事的方式描述了美国两代作家的不同命运。

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

作品在广阔的社会画面上表现了从3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性和情操，并折射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变化，作品提出的中心问题，是艺术和艺术家在美国社会的价值和出路，即知识分子的悲剧现实。

冯·洪堡·弗来谢尔是作家笔下的一个典型的现代悲剧知识分子形象。

他生于犹太移民家庭，聪明早慧，青年得志，因在30年代发表了诗集《滑稽歌谣》而一鸣惊人。

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许多东西在他的眼中都是神圣的。

然而他虽然写过一些才华洋溢的美妙诗篇，但并没有完全说出发自内心的豪言壮语。

世风在变，他的成功并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到一些无耻文人的诽谤。

四十年代末，他和新婚妻子只好从文人云集的纽约格林尼治村搬到新泽西州的乡下，退隐到一个貌似世外桃园，实则人间地狱的地方。

然而，他并不甘于寂寞，他仍然企图干预生活，他“想把世界装饰的光彩夺目，可是他的材料不够,他费尽心机,只不过才装饰到肚皮以上,而肚皮以下,这是众所周知的粗野的赤裸而已”。

[1]艺术改造不了社会,他便企图参与政治,把希望寄托在开明派人士史蒂文森的总统竞选上,他幻想当新政府的歌德,将要在华盛顿建立魏玛。

可是一九五二年艾森豪威尔以压倒优势当选总统,这对洪堡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

为了稳住阵脚,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他千方百计要在大学里谋得一个诗歌教授的职位，但他时运不佳，最终因资金缺乏而告吹。

追求过于执着的洪堡承受不了再三的打击,精神大受刺激，在加上强烈的嫉妒心使他怀疑自己的妻子不忠,妻子无法忍受他的监视和虐待,只好离他而去。

洪堡因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出院后流落街头。

正当他的门徒西特林借用他的人格写的戏在百老汇引起轰动的之时，他一气之下，用他们作为结拜兄弟而交换的空白支票兑走了西特林的六千七百六十三元五角八分钱,最后他因心脏病突发死在纽约的一家下等旅馆中，被掩埋在一座义冢里。

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深刻表现了当时社会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和悲剧性命运。

贝娄对洪堡这一知识分子形象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美国当代社会的生活画卷，揭示了人性在欲望洪流中的蜕变，揭示了精神的、道德的价值系统在当代世界的解体。

在这一意义上说，贝娄对于当代社会的人道理解及其对于人道价值的最终捍卫，正是以现实中的人性的沉沦与生命价值的失落，以及人的本质异化的揭示为前提的。

而洪堡的悲剧命运也是由此所导致的，但是并不够全面，下面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深入分析洪堡的悲剧根源。

一、生存困境的无奈

首先，作品中的洪堡是美国高级犹太知识分子，是美国社会的精英人物，他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也可以代表整个美国知识分子甚至所有美国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虽然真、善、美曾经是人道价值的集中体现，也是人文世界的最高理想，但是在物质极度繁荣的美国后工业时代，这一固有的价值体系已经不再适应美国的社会，当洪堡还一心想要用诗歌来改造实利主义的美国，这种仅仅是他个人柏拉图式的理想，也就注定了他在现实中遭受摧残的命运，尽管他的诗歌是爱的奉献，却不再为美国工业和商业文明的发展所需要，金钱，物质，动物性的满足成了新的时尚，诗歌的时代已经结束。

洪堡因此与现实格格不入，他开始胡乱吃药、阴郁、悲愤、绝望，最终就只有凄凉的死去。

贝娄在西特林回忆《时报》关于洪堡的讣告时写道：

“洪堡糟蹋了自己的才能与健康，在满是尘土的斜坡上到达了家园——坟墓，他葬送了自己，很好。

埃德加·爱伦·坡也是如此，他是在巴尔提摩的水沟里被挖了出来，还有哈特·克瑞恩死在了船舷上，杰瑞尔倒在了汽车前面，出于某种理由，这种可怕的事情却为商业与技术的美国所特别欣赏，这个国家以他死去的诗人多多而自豪。

它在诗人对于美国太顽劣，太强大，太过分，太粗鲁的验证中，在美国的现实乃是超强力的验证中获得极大的满足”[2]

工商业的现代化无疑带来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同时它也在改造着社会的价值体系。

对于物质财富的过度追求，导致精神、文化、人道、真善美等属于人的本质特征的价值观念不断弱化，社会价值体系因此陷入某种病态的迷狂，文明也因此而出现了严重缺陷，并潜存着深刻的危机，人似乎越来越走向其自身目的的反面，越来越成为“工具”。

也正因为如此，西特林才决意要将“厌烦”作为最大的课题来研究，当他在俄国浴池受到坎特伯尔的极大侮辱，其原因仅仅因为自己是“一个芝加哥人所说的头脑，一个文化人或有知识成就的人”——的时候，他便“开始平生所读过的所有那些关于类人猿的行为。

”[3]物质主义彻底消除了人道的内容，他容不下“头脑”和“文化”，但由此所产生的却无疑是本质的堕落与退化，“文明”在向野蛮回归，“人”在向“类人猿”退化。

“芝加哥”有着各种各样漂亮的以及会移动的东西，但其中却没有文化，我们所拥有的乃是一座没有文化但却充斥着心智的城市，没有文化的心智只不过是一场游戏的名称而已，不是么？

”[4]没有精神文化作为支撑的物质昌盛，恰好走向文明的背离，芝加哥的摩天大楼也就成为了精神文化贫瘠的荒原。

因此洪堡的死是当时美国社会的产物，这样一个畸形的美国社会不仅不会为洪堡的死而感到惋惜，反而以此为自豪，像洪堡这样一位满怀热情与知识的大诗人，悲剧命运也就是注定好的一样。

然而在现实的生存状态中，普通人必须承受外部世界的强大的力量。

在后工业的时代，这种力量主要体现为物质力量。

物质力量原是非人的，因此它也是造成人异化的重要原因。

芝加哥是贝娄作品中的人物活动的主要背景，而且恰好是后工业强势文明作为“外部世界”的典型代表,它作为作品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展现提供了独特的典型环境。

芝加哥既是美国后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有林立的摩天大楼与恣肆的奢侈，又是一个充满犯罪与暴力的世界，文明与野蛮，繁荣与冷漠在这里交错并存，人们在这里追逐物质的丰富却不顾精神的干枯，忙碌于日常生活事务的常规却不思索存在的自身价值，充实的表象掩盖了本质的空虚，所留下的只有“厌烦”，所以在这部作品中，贝娄借叙述人西特林之口说：

“芝加哥是撰写我的杰作—厌烦—理想的场所，在粗野的芝加哥，你可以审视工业主义之下的人的精神，如果什么人可以提出某种观念和信仰，爱与希望的新观点的话，那么他就需要了解要将他奉献给谁—他必须了解我们称为厌烦的那种深深的痛苦。

”[5]那么洪堡则成为了工业社会的一个牺牲品。

其次，《洪堡的礼物》中贝娄借西特林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悲哀，在现实的失落，从中进一步引出洪堡的悲剧，文中是这样描写洪堡的：

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生前和死后都要比大多数人值得夸耀，发疯则是他由于失望而玩世不恭的结果，他的确失望透了，像洪堡一类人物——他们是在利用时代赋予他们的机会，揭示人生的意义，表达自己对时代的感受，或者发现意义，或者找到了自然的真理，而当机会较小的时候，就只有怨恨，愤怒，以至癫狂。

[6]

从中我们便能看出洪堡虽然在追求一种安宁，但是现实社会给他的感觉总是充满了混乱，心中的呼喊总是无法平息，于是他便走了一条复归自然的道路，在“隐”中寻求暂时的安宁，但是尽管如此，处于矛盾冲突的他无论走了哪一条路都永远避不开自己内心深处的交战，最后以至癫狂的状态。

尽管如此，工商业的现代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历史的客观存在，它的存在是先于个体的现实生存，因此，它对于个体的现实生存，便也构成一种无法回避的强制性限定，正如西特林所说：

“我们不能逃避历史，这正是历史对每个人所起的作用。

贝娄对现代社会人的本质异化的揭示。

深刻地表现了这种历史的客观性对于个体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压力，处于这种强大的张力之中，试图保持内在精神王国的独立性个体，便不可避免地经受心灵的苦难。

这种心灵的苦难，是以个体意识对强大的异化力量的觉醒为开端的。

[7]贝娄作品中的主人公，他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富于理性而善于思考，总是试图在现实世界中保持其内在精神价值的独立自主。

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也总是在四处碰壁，身心疲惫，伤痕累累；在他感受到现实的重压以及物质繁荣背后的贫瘠与空虚以后便不得不转入心灵的自我幽闭，因此他的性格也往往是孤独的，孤独缘于内心的痛苦，但也是以内在觉醒为前提的，要求在物质享乐的“自由”之中觉醒过来的，重新找回被现实所销蚀的人性，从而还原人生原本丰富的人道内容，实现人的本质在主体上的回归。

因此，正是因为这些贝娄作品中知识分子所共用的特征，所以就造成了洪堡的悲剧命运。

二、诗人精神价值的悲剧

（一）、社会原因

在《洪堡的礼物》中有这样一幅场景，一直印在西特林的脑海中，那是他见到了年老的洪堡蹒跚着步子拿着椒盐饼的样子很让人心疼，想着有位红极一时的作家就这样被世界弃之在一种潦倒的境地中，他无比真诚的凝望着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心和血去构筑作品，他希冀永恒，然而诗人的认真和执着变成了商业社会中疯子的呓语，他被看作是过了时的东西而被大众置之一边。

真正的知己却因在现实中的选择而最终成为陌路。

难道诗人终将要走向潦倒？

诗人并不能摆脱众人追逐的怪圈的左右，时代的风尚左右着人们的心理，洪堡在30年代是受欢迎的，而到了70年代大众对存在主义普遍关注使得已经过世的洪堡再度被大家关注，可见，诗人在社会中早已不是精神向度的标志,他不再代表永恒，他的地位一落千丈，被大众接受与否不在于他有几分的认真与诗性，而在于他作品中有多少内容是和时代气息相符的，那些散发着时髦气息的作品才是大众追逐的对象，而且表达身体的欲望在物质蓬勃发展的年代已成为绝对的时尚和主题，大众在美国那种物质丰裕的环境下看重的是对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个人精神的追求与自我价值的肯定已经渐渐的被多数人所遗忘。

玩文字游戏的作家应运而生，而真正的诗人以及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大众对物质的追求的距离越来越大。

诗人的使命好像再也与大众无关，洪堡所建构的理想国不再被关注，诗人也只能看着镜中的自己自言自语了。

因此，正因为洪堡自身价值观已经不能够适应当时美国纷繁变化的物质社会，所以洪堡在混乱的美国社会无所适从。

他对妻子的爱达到了某种变态的程度，对待朋友也做出了许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他趁西特林去非洲的机会从西特林的账户里提走了六千多块，洪堡的疯狂是由纷乱的社会现实引起的。

他过于敏感，面对社会中的一些虚伪狡诈的事件，面对文化日益衰落的地位他无法忍受。

于是他渴望能从妻子和朋友那儿寻找到某些真诚的东西来确证自己原本的理想，然而由于这种渴望太急切了他走向了疯狂，在诗性与混乱的较量中后者占了上风，当他疯狂之后，他失去了很多，包括爱情，友情，日益没落的洪堡一步步的走向了死亡，他是被集体扼杀的，被看作是美国这个世界的异己分子，也可以说，他的悲剧命运是理所当然的，是他自己所宣扬的那种理想主义的信念与社会实际的价值观念的背离与排斥的结果。

作者贝娄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有良知的人的责任，它不再是传统知识分子所自诩的对大众高高在上的启蒙，“启蒙不是赋予知识者的特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教诲和指导。

相反，启蒙首先是每个个体自我心灵的启蒙，是去掉一切虚妄遮蔽而使自我认清自我，知悉自己的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洞悉自我选择的不可逆行与自我承担选择的后果”。

[8]贝娄强调的正是知识分子这种责任的转换，这即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对自身更加合理化的认识。

这要求知识分子拥有更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思想而不是呆板机械的某种知识。

而且不是说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这种思想，只要人们真诚的去思索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可能拥有“活生生的思想”。

知识分子更确切的说是使诗人变的越来越少，诗性在大都市的嘈杂中间淹没，而一个有灵魂的生命必须有诗性，知识分子的责任不是怀揣某种知识去向别人灌输和兜售，他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用心去体验大地，宇宙，生命的悸动。

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一定是具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而实际上在这种理解下，知识分子并不等于有思想的人，也不等同于诗人，所以贝娄认同的是“活生生的思想”，这是诗人的思想，是具有生命灵动的思想。

而洪堡能体味到诗人的特质，他的身上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的理想并且想把这一切强加到周围的人身上，他一直不停的宣讲，这是诗人的气魄，本无可非议，可是他强烈的希望得到认可以及驾驭他人的意识却成为他走向没落的一个原因，这也是知识分子对自己“启蒙”这一角色的认识的错位。

（二）、历史原因

因此，洪堡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哀，即所有知识分子的悲剧。

作家贝娄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则是以他的好朋友施瓦茨为原型的，德尔莫尔·施瓦茨是40年代那批作家中“最迷人而又最不受人赏识的语言家。

”[9]施瓦茨也是一个洞察社会的“边缘人物”，他的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与世隔绝的自我关注，可他又希望积极的参与生活，然而他却渐渐陷入了偏执和孤立的状态,作品渐渐的使人忘却,友谊也一连串地破灭了，1966年，他在一个破旧的旅馆里默默无闻的死去，完全从公众面前消失，洪堡这一人物形象就是为了纪念施瓦茨而作的，这类人确实在社会中存在过的，但却被时代大潮淹没了。

与此相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屡见不鲜，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重要阶层，历来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主要表现为：

自命清高，一盘散沙；固步自封，嫉妒成性；官欲崇拜，奴性心理等。

中国知识分子这些缺点（甚至是致命弱点），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严重的不确定性——首鼠两端，摇摆不定，尤其是在关键时刻的不团结、不坚定，并由此造成的严重内耗，“自古文人相轻”，不仅使他们日夜为之奋斗的成果大打折扣，甚至有时毁之殆尽。

也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不了阶级，只能是作为依附于社会主要阶级的某一阶层——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服务。

谚云“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纵观中国历史，的确还没有一个“书生”（也就是知识分子）敢于带头“造反”，并且最后取得成功。

因此，有人说：

“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头猪”，话虽说得有些过头，但其中还是很有道理、很有见地的：

这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可以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劣根性。

同时，也是造成千百年来无数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最深层次原因。

三、敏感知识分子的疯狂性格

20世纪的文坛上，知识分子形象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对象，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到复杂的内心世界都被细致深刻的揭示出来，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经历着从求生存到求发展的几个阶段，他们学识丰富，思想敏锐，但在探索精神家园的道路上屡屡受挫。

由于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使得他们的心灵背负了太多的迷惘与压力，洪堡就是这一类知识分子的典型。

[10]

首先,在理想与现实不断的矛盾冲突中，贝娄作品中的知识分子们通常会出现三种倾向，事实上也是他们无可奈何的抉择：

疯狂以致走向死亡；压抑自我以顺应社会；退隐以求获得心灵的平静，而洪堡则是从疯狂走向毁灭的典型，他“狂”的性格倾向是导致了他的悲剧的根源,而所谓的“狂”是指为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而极端的肯定自己。

文中是这样说到“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了四十年代末开始就开始衰落了。

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

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

而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

便利用他的才华来攻击我。

他干的出色极了。

”[11]还有当查理的《冯·特论奇》在百老汇上演的时候，他无端的指责其是剽窃之作，诅咒查理背信弃义，甚至采用聚众围攻的手段，惩罚查理的对他的疏远和冷漠，但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解脱他精神上的痛苦。

从中我们都可以清楚看出洪堡的悲剧命运是他个人性格的“狂”所造就的。

其次，嫉妒之心的根深蒂固也同样导致了他的悲剧的发生。

洪堡曾是30年代轰动一时的诗人，他耽于柏拉图式的艺术理想，但毫不留情的时代大潮把他推到了生活的边缘，他是一个在边缘位置上渴望发挥中心作用人物，他得意的时候，他能获得权威欲的满足，此时的他会宽容地去看待别人，对他的妻子凯丝琳、学生西特林，他除享有权威，还施以温情。

但当他渐渐被人遗忘时，生存的压力，失落的尊严，逝去的荣誉深深刺痛了洪堡，他极力挽留那高高在上的感觉，竭力维持日益衰微的尊严，可在严酷的现实中又无力挽回什么，于是他把这一切都放大了压在了凯丝琳的身上，在肉体和精神方面进行粗暴的“统治”，经常大打出手。

例如：

“在一次宴会上,凯丝琳伸手到一个熟识的的男人口袋掏火柴,洪堡看到后对她当众施以暴力,并要开车撞死她，并且,出于自身的嫉妒之心，他还怀疑凯丝琳与别人有染。

凯丝琳终于不堪凌辱逃离了洪堡。

”[12]实际上,凯丝琳是洪堡在这个陌生而又令他恐惧世界上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在对凯丝琳的统治中获得满足，获得乐趣，这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而凯丝琳的离去无疑是对洪堡的一个沉重打击，加速了洪堡的毁灭，没有了发泄对象,洪堡又把攻击目标转向西特林，他以破坏者的形象证实自己的存在，逃避自己的孤独感和软弱无力感，例如：

“在西特林获得成功的那个夜晚，刚刚从贝莱坞精神病院出来的洪堡，死守在贝拉斯科剧院，由上千个电灯泡组成的巨幅广告：

“《冯·特伦克》，编剧：

查理·西特林”在大街上空闪烁。

我系着黑领带到达时。

洪堡正和那帮恶棍鬼混在一起。

我陪着女友大摇大摆地下了车，刚走到人行道上，就被一阵骚乱缠住了。

警察正在控制局面。

洪堡的同伙在大吵大闹，滋事生非。

他肩扛一块牌子，好像扛着十字架一样，牌子上用棉花蘸着红汞歪歪扭扭地写着“该剧作者是个叛徒”。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他自身的嫉妒之心，才致使他一步步走向了毁灭，走向了一条死亡之路。

最后，洪堡的悲剧还在于他过于执着于他的艺术理想。

他虽然是一个思想敏锐，知识渊博的大诗人，但同样也是自我理想的忠实者与践行者，是现代文明的心灵“信徒”，但是他太过于执着于诗人这个角色，反而在现实中一点点的丧失自我。

他沉迷于爱与美的诗歌理想中，然而现实又背离了他，社会现实压制了他的创造力，但是回到现实却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于是他就任由他的破坏力喷发，以一种扭曲的方式来获得自我的满足，从而导致其悲剧的命运。

四、结语

由上述可见，洪堡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消亡，更昭示着以真，善，美为核心的精神文化价值在物质主义美国社会的死亡，正是源于这种精神价值的死亡，人的存在本质发生了蜕变，人成了纯粹的“物化”形式。

当时的商业与技术的高度发展则是以艺术生命的扼杀为前提的。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洪堡在诸多的思想冲突中不得安宁，他要面临抉择的痛苦，怎样才能使生活更有意义？

人为什么活着？

他不仅仅满足于吃好穿暖，他更看重的是一个有价值的存在，渴望探求人的奥秘，生存的奥秘，他在种种冲突中碰撞着，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痛苦着，在变革与安逸中徘徊着，在责任与能力面前自责着……他既看重人类又鄙视人类，既赞美人类又抨击人类，时而悲观时而乐观，一边在创造一边又在破坏……一切都在变，洪堡虽然正努力的去适应这个社会，但是他回避不了内心的激荡，他一直在灵魂深处开垦，痛苦与疲惫则是他摆脱不掉的行囊……

参考文献

[1][2]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M].蒲隆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6～58.

[3]李剑.诗性的灵魂-《洪堡的礼物》中知识分子形象解析[N].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第2期）

[4][8]朱路平.人性的沉沦与生命本真的还原-索尔·贝娄作品的思想主题[N].2005-09（第5期）

[5]索尔·贝娄.论当代美国小说[A].宋兆霖译.贝尔文学奖文库[C]浙江：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56～59

[6]吴万迈.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出版社。

2005：

126～128

朱路平.人性的沉沦与生命本真的还原-索尔·贝娄作品的思想主题[N].2005-09（第5期）

[7]索尔·贝娄.文明未开发的读者[G].北京：

人民日报主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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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钱满素.美国当代小说家论[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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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程丽.索尔·贝娄小说的知识分子形象[N].平原大学学报，2006-04（第23卷，第2期）

[11]刘建军.20世纪西方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00～103.

[12]姬莉.由索尔·贝娄的创作看知识分子形象[N].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3（第1期）

注释：

①索尔·贝娄：

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他长期在芝加哥等几所大学执教，从1941年到1987年的4O余年间，贝娄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早期创作有结构优美的《挂起来的人》（1944）、《受害者》（1947），颇为评论界注目。

《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由于他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这部小说成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描写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典型之作。

其后，陆续出版了《雨王汉德逊》（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1）、《而今更见伤心死》（1987）、《偷窃》（1989）等。

②魏玛：

`魏玛共和国（1919–1933）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是在德国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和平、自由、民主的政权的一次努力。

但是，魏玛政府自一开始就注定了困于经济问题和本身魏玛宪法固有的缺陷。

此后，经济的衰退，加上对1923年超速通货膨胀的记忆和凡尔赛条约严酷的条款引发的民族主义反对声音，从内外两方面断送了魏玛政府。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简称纳粹）

利用了这一现实和不断增长的失业率。

纳粹不断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问题，并承诺让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他们把德国的许多问题都归罪于所谓的犹太人的阴谋，甚至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是由于内部的通敌造成的。

③柏拉图：

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柏拉图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

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

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④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又称生存主义，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以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

最先提出的是，尼采、索伦·克尔凯郭尔、叔本华、歌斯贝尔斯和马丁·海德歌尔可被看作其先驱。

尤其在20世纪中它流传非常广泛。

法国哲学家萨特和作家阿尔伯特·加缪是其代表人物。

⑤精神向度：

精神向度是一个诗人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整体的取向和趋向，它的外在表现一方面是诗人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当然是他的作品。

精神向度决定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的价值和品格，它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深化的过程，无疑，它要受到社会以及诗人自身成长环境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不断地变化着的，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既有正方向的，也有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