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docx

1、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没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敦煌学史，更没有“评判高下，辨别优劣”的敦煌学学术史。已经出版的一些敦煌学史着作，只是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论着来罗列成果，比如说某一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什么文章，取得了什么看法，如此而已。要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史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本文只就贯穿整个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国际视野”和“爱国主义”问题做一番清理，并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一 “可恨可喜”与“以德报怨”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1900年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和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

2、因(AStein)和伯希和(PPelliot)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不论斯坦因还是伯希和，在他们攫取到这些古老写卷的时候，就对其学术价值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们也知道自己虽然付了一点钱，但获取这样巨大的宝藏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定是一种伤害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却了然无知。甚至就在1908年8月伯希和经过北京时，缪荃孙听到伯氏说：“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乙千余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或许是伯希和所说对于关注中国四部典籍的清朝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也可能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实物，因此，缪荃孙只说了一句“奇闻也”，而没有

3、当回事。 1909秋，伯希和由河内再度来到北京，随身携带着大概是他正在研究而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四部典籍、古文书等。这次，罗振玉等人得以亲睹敦煌古写本的真貌，大为惊叹。罗振玉当时的心境，可以从八月十九日他给时务报主持人汪康年的信中看出： 引文见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5册，第2118页。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其小半在都者(皆隋唐艺文志所未载)，弟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钞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此可喜

4、也；闻石室所藏尚有存者，拟与当道言之，迅电毛实君，余存不知有否，但有，尽力耸动之，前车已失，后来不知戒，此可悲也。弟有石室书录数纸，随后印成寄奉，公闻之当亦且喜且悲也。两天后，恽毓鼎在参加宴请伯希和的聚会后也在日记中说这些珍本“辇归巴黎，岂非至可恨可伤之事”。罗振玉、恽毓鼎的态度应当可以代表当时中国学人的真正态度，即法国人伯希和将敦煌古书捆载而去，是极其可恨的事。罗振玉觉得可喜的一点是，他们可以从伯希和那里影印、传抄其中“小半”部分，殊不知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只是其敦煌所得汉文文献约五千件中的几十件而已，这还不包括当时中国学者不知道、更不了解其学术价值的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各种语言文献

5、和美术品。如果中国学者真的知道伯希和以及此前已经被斯坦因攫取到手的敦煌宝藏的真实情况的话，想必更是悲恨交加。 还有一个可悲的事情，就是罗振玉等人从伯希和处听说石室尚有存者之后，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亲自去一趟敦煌，而是向官府打报告，派甘肃巡抚去搜检。结果官府办理此事者马虎其事，让王道士窝藏了不少，路上还有遗失。可以说，清末中国的学者是书斋中的士大夫，完全没有斯坦因、伯希和那样的学术敏感，也没有任何专业考古学的训练，所以敦煌宝藏的流失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 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也可能是伯希和本人把这样珍贵的材料出示给要求观看的北京学者，并允许大家拍摄、抄录，还答应把带回巴黎的卷子照相寄来，因此，

6、伯希和这个“可恨”的西洋年轻人，却受到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款待。同年9月4日，京师学者以侍读学士恽毓鼎为首，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招待会的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态、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一作斧)，还有董康、吴寅臣等，都是当时任职学部，或在京师大学堂教书的一批着名学者。对此，伯希和显然非常感动，他在巴黎做讲演时说： 汪康年师友书札(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1693170页。 恽毓鼎着，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53454页；参

7、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6364页。 参见荣新江，“Ye Changchi：Pioneer of Dunhuang Studies” (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IDP NEWS，no7，Spring 1997，pp45；敦煌学新论(敦煌学研究丛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2页。 关于伯希和是否主动给中国学者看敦煌卷子，仍然是个问题，参见盂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2页。 与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燕尘第2卷第11号，1909年11月，此据神田喜一

8、郎敦煌学五十年)。这些人物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1346页。同伴先归，所得之物大宗随之，余则视印度支那如故乡，暌隔多年，亟欲知彼中人事之变迁、学界之动作，乃往河内，留四月，复来中国，为购书也巴黎图书国库支那书籍为十八世纪教士所搜集，甚不敷用乃于北京、南京、上海三处买印本书约三万册。至是，邦人委托之事一律报命。正欲回国，而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制军人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至北京，行箧尚存秘籍数种，索观

9、者络绎不绝。诸君有端制军之风，以德报怨，设盛宴邀余上坐。一客举觞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闻已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云。此事余辈必当实心为之，以餍彼都人士之意。从伯希和的说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旦知道了敦煌宝藏的秘密，立刻觉察出这是关乎中国考据学的一个生死问题，所以在南京先见到伯希和的端方，先是想把其中的一部分买回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国学者又集巨资，请伯希和代为拍照为精印本寄来罗振玉、蒋黼、王仁俊等人更是抓紧时间，前往伯希和寓所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他们抄录的文本和以跋语的形式所做的研

10、究很快刊布，如同年9月25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蒋斧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构成了中国敦煌学，也是世界敦煌学的最初一批成果。这些成果的取得，不能不说是伯希和在材料上的恩赐，因此罗振玉说这是可喜的一面。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代表中国学者的致词，表现了更为宽广的胸怀，即把敦煌遗文的失而复得，看作是整个中外学界“欣慰同深”的事情，所以才对伯希和能够表现出“以德报怨”的高尚态度。伯希和对此显然非常感激，所以对于中国学者提出的影印写本的要求，表示“实心为之”。事情也确实如此，伯希和陆续寄来一些四部要籍的

11、写本照片，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首次刊行敦煌写本照片。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以后，罗氏又陆续在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书中，刊布照片或发表录文，大多是依据伯希和寄来的照片资料。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传统的四部古籍，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由于中国学者对伯希和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学者化解了“可恨可喜可悲”的怨愤，也消除了伯希和的顾虑，伯希和由此建立了与中国学者合作的关系，而且一直

12、不忘向中国学者提供敦煌写本照片资料，如1916年7月，伯希和因到北京出任法国使馆武官而经过上海，将陆德明尚书释文照片出示给沈曾植和张元济等。张元济后将此卷影印人涵芬楼秘 沈紘翻译：伯希和氏演说，载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之流沙访古记，叶3637；又见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98208页。 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1909年，第4267页。 宣统元年(1909)，国粹堂石印本。 后两者均收入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 1910年罗氏影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6编第10册、敦煌丛刊初集第9册。 19

13、11年国粹学报第7卷第18期陆续刊出，1936年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第63册。 1911年国学丛刊摹抄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 罗氏宸翰楼影印本，1913年；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 1917年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4编第5册。 1917年上虞罗氏影印刊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7、8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 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7册、敦煌丛刊初集第8册。 1924年上虞罗氏印行；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18册。 1925年东方学会排印本，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第3编第6册、敦煌丛刊初集第7册。 见王国维1916年7月27日致罗振玉信，

14、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9596页。籍(1918年出版)。王国维时已从京都回到上海，也见到此真迹。伯希和的这种合作态度，对以后法国的汉学界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法国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大多保持比较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还应当指出的是，罗振玉在看到伯希和敦煌文献后，很快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京都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得到消息后，在明治42年(1909)11月12日东京、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上，发表敦煌石室的发现物，引述罗振玉的来信，对敦煌藏经洞及其发现过程、敦煌文书的价值等都做了介绍，还罗列了罗振玉寄来的书目。1909年11月2829日，

15、在京都大学的史学研究会上，陈列了罗振玉等寄来的一些四部书、拓本、佛经的照片，并由京大狩野直喜等学者加以讲说，开始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由伯希和的北京之行，中国学者的“以德报怨”，罗振玉的东国送书，我们不难认为，在清末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辱之际，中国学者以比较宽广的胸怀对待敦煌藏经洞宝藏的流失问题，开拓出敦煌学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舞台，可以说，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的敦煌学。二 劫余录与“伤心史”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如刘复(刘半农)的敦煌掇琐、胡适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陈万里的敦煌考察，都具有开拓意义。然而，对中国敦煌学

16、发展影响最大的，应当是陈垣的敦煌劫余录一书和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一文。 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是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在俞泽箴的帮助下，编成的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的目录，分类编排，体制极佳，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分类目录。在当时编成这样一部分类目录，从学术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成就。引起议论的是这本书的名称，因为它表现出强烈的批评意识，这里包括对与中国学术界一直比较友好的伯希和的批评，因为陈垣的序中明确地说：“(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据说当时有友人劝陈垣在序中不要直接提名，陈垣回答说：“

17、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这虽然是后人追忆之词，并不一定那么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陈垣先生所代表的一些中国学者的观点，即反对西方列强掠夺中国文物。 刘寅生、袁英光编：王国维全集书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5页。 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北京；1925年。 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 陈万里：西行日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之一)，北京：朴社，1926年。 具体的情况，参见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1998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史学卷，北京：北京大

18、学出版社，2000年，第33533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102106页。 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北京：1931年。 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第154页。这部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出版的目录在出版之前，在史语所内部是有一番议论的。据当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讲，敦煌劫余录的扉页第二面有个英文名称，作 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回译成中文，应为北平图书馆藏敦煌手抄卷的分析目

19、录表，“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寅恪)的主意，而不是新会陈先生(垣)的原意”。 当时任史语所历史组组长的陈寅恪先生，在为敦煌劫余录作的序中称：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人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李济在引述这段话后接着说：“所以劫余录的书名，只是寄愤慨之思的意思。但陈寅恪实在并不以此说为然。”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以来的大陆学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被当作陈寅

20、恪的名言，鼓动起许多学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学子们，抱着爱国主义的热忱，去改写敦煌学的伤心史。对陈寅恪序的误读，于大陆的敦煌学界来说并非一件坏事，它确实推动了敦煌学在大陆的突飞猛进。但正如李济所言，这并非是陈寅恪的本意。 由此看来，陈寅恪不仅不同意陈垣的“劫余”说法，而且这篇序言恐怕实际就是针对这个说法而写的。“或曰”者，应当就是陈垣和他所代表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北平图书馆所藏的“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只是一些糟粕而已，所以这个目录，也只不过是“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对此，陈寅恪举出一系列北图所藏有价值的写本，来反驳上述意见：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

21、贞观时诸郡着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其它如佛说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弥勒之对音，可与中亚发见之古文互证，六朝旧译之原名，藉此推知。破昏怠法所引龙树论，不见于日本石山寺写本龙树五明论中，当是旧译别本之佚文。唐蕃翻经大德法成辛酉年(当是唐武宗会昌元年)出麦与人抄录经典，及周广顺八年道宗往西天取经，诸纸背题记等，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

22、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傥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陈寅恪早年曾长期游学欧美，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一段时间里，主要就是从佛经翻译文学的角度，写了一些敦煌写本的跋文，其中也包括一些北图的藏卷。因为他除了通晓西方现代语言外，又遍习与中国相关的各种东方语文，加上他对中国古籍和佛典的深厚功底，使 李济：敦煌学的今昔考古琐谈之二，原载台北自由谈第19卷第2期，1968年；此据作者：考古琐谈，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2243页。 此文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

23、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66268页。引文在第267页。 李济：考古琐谈，第243页。按，1999年7月24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姚大勇“敦煌学”补正一则，实际就是对李济文章的转述。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页。 这些文章现在大多数收入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参见陈寅恪撰，荣新江整理：敦煌零拾札记，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他在敦煌学的领域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陈寅恪所数的这些家珍，如果我们予以笺释，即可深知其所提示文献的价值。但应当承认，陈寅恪当时还无法知道英、法所藏敦煌写本的真正内涵，相比而言，北图所藏虽然不能说是糟粕，但也无

24、法与英、法所藏同日而语。陈寅恪序的价值，更在于他不认同围绕敦煌写本的外流而产生的狭隘“爱国主义”情绪，而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是世界性的学术，是“诸国学者”可以“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的领域。他的序言最后说：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借，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斯则寅恪受命缀词所不胜大愿者也。这里虽然套用编者的话把国内的国宝称为“历劫仅存”，但更重要的是他继续强调了序言开始时所说的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术，需要国人努力推进。 陈寅恪的序文，可能是获得史语所的主要人物，如傅斯年、李济辈的赞同，所以

25、这篇序文在原书作为史语所专刊出版之前，就在史语所集刊上先期发表了。 对于这个书名，伯希和当然明白其意，并且曾在他主编的通报上表示了不满。但这件事并没有过多地影响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已经建立的紧密联系，甚至也没有伤害他和陈垣的关系，从1933年伯希和到北京后两人的交往来看，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这里面也可能是陈寅恪、傅斯年等人斡旋的结果。伯希和确实在沟通中法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攫取敦煌宝藏的事情，始终是中国学者不能忘怀的。所以，当他在1935年来北平选择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的古物时，又一次遭到一批中国学者的联名反对。傅斯年出面代为辩解，声称：“论伯希和与敦煌卷子之关系

26、，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其实，仅敦煌写本一项，斯坦因用二百两银子买去一万多件，伯希和用五百两银子买去五千多件，虽多少不等，但手法相同，都是极其不等价的骗取，所以傅斯年的这一说法并不能服人。伯希和与斯坦因的不同，更多地在于和中国学者的合作方面，伯希和是积极的，而斯坦因对于斯文赫定(Sven Hedin)与中国学术界共同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一事曾大为不满，直到1930年时，他还想单独一人再次进行中亚考古探险，攫取新疆宝藏，结果以失败告终。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 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7268页。 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2

27、分，1930年。 Toung Pao，28，1932，pp481482。 参见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92211页。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中国方面的部分有关记载，所以还不清楚事情的全貌，陈垣往来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75页收有陈寅恪来函，告伯希和巴黎住址。刘乃和等着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第295页系于1930年9月31日，若然，则陈垣此时和伯希和也可能有通讯联系，希望将来能在巴黎找到伯希和档案中保存的有关信件。 参见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

28、第5期，此据作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9148页。 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350页。 参见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第2526页；又敦煌学新论，第7173页。对于自己国家的古代文献和文物，每一个有文化托命感的学者都会具有保护的意识，这就是陈垣等学者把敦煌写本的流散称之为劫掠的出发点。而一个学者，特别是那些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又把中国的学术看作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希望不要因为“爱国主义”的意气，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这恐怕就是陈寅恪等学者不同意“劫余”之说，而

29、强调敦煌学是世界之学术的原因吧。 陈寅恪、傅斯年都是中国最早的古物保管委员会的成员，见大学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并委员名单(192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80581页。三伦敦留难与巴黎协作 在中国学者初步了解伯希和所获敦煌写本的时候，对于斯坦因的收获却不甚了然。1910年10月30日，张元济自巴黎到伦敦，曾与斯坦因晤面，并参观英国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获敦煌秘籍，商议影印其中的四部书，可能是想模仿罗振玉与伯希和之间的做法，结果没有得到要领。张元济致汪康年信中也谈到此事，唯未提晤斯坦因事。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

30、有张元济1910年11月4日给斯坦因的信，显然与其参观敦煌写本及影印秘籍事有关，惜尚未公布。从斯坦因本人的态度来看，这样的事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对于这一大批敦煌藏经洞所获的汉文文献，斯坦因原本是请伯希和来整理的，但伯希和先是答应，后来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于1913年表示难以着手。所以从1914年起，英国博物馆的汉籍保管员翟林奈(LionelGiles)开始负责整理这些文献。翟林奈出自外交官出身的汉学之家，汉语水平有限。1914年，他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文章敦煌录译注，就遭到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的激烈批评。翟林奈完全接受，并重新翻译。大概正是有这样一段学术因缘，所以当1926年胡适到英国博物馆查找敦煌

31、禅宗文献时，反而得到翟氏的特别关照，使得胡适在很短的时间里，有很大的收获。但翟林奈并非对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向达、于道泉等先后访书英伦，都受到翟氏刁难。1936年2月，向达在致中华书局舒新城、武佛航的信中，说到他当时遇到的困难：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对于外人在敦煌的攫取行为的主流看法仍然未变，参见郝春文：如何评价20世纪初期外国“探险”队在敦煌的活动，文史知识2003年第5期，第48页。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0页。张元济书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3页。EvaAporandHelenWang(eds.),CatalogueoftheCollectionsofSirAurelSteinintheLibraryoftheHungarianAcademyofSciences,Ori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