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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江 山 代 有 人 才 出 -剑桥经济学之百年漫谈（上） 孙 霈 剑桥大学经济系始创于1903年，迄今已近百年了。但与其它许多古老的科系（如神学、法学等）相比，它实在也仅算个新兴学科而已。不过这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中完全分离出来，也不过于19世纪末叶才得以真正实现。这一点仍可从现在经济系的正式名称（Faculty of Economics & Politics）中找到蛛丝马迹, 因为Politics在此已只是一个虚名，但这仍反映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以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的面目出现

2、，且与政治学、哲学、历史、伦理学等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此登台的第一位人物在世时经济系尚不存在，但他的大名想必国人都早有耳闻，即被凯恩斯称为第一个剑桥经济学家的托马斯o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他是耶稣学院的院士，据说在该学院的饭厅内仍有他的画像，不过笔者尚未有机会亲眼一睹，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查实。尽管马尔萨斯的父亲像19世纪其他许多思想家（如马克思）一样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完善持较为乐观的态度，马尔萨斯本人却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描绘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在和平的年代里，人类难以有效抑制的性欲使得人口数量急剧增长，而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数量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其边际报酬是递减的。

3、因此这一矛盾会日益尖锐，进而导致饥荒、战争等灾难的发生，从而把人口数量人为地压到较低的水平上来缓解这一矛盾。尔后，该矛盾随着人口数量的回升而再趋尖锐，如此治乱循环，颇与我国古代历史有所暗合。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做出的这一论断在当今仍有意义吗？当然。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犯下因错批马尔萨斯主义者马寅初而酿成的新中国以来人口爆炸的大错，而且当今全球所面临的人类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的矛盾的存在也不得不使我们意识到马尔萨斯的先见之明。不过在我看来，马尔萨斯先生恐怕还是有些多虑了。其一，人类的性欲是否能得到有效抑制暂且不论，性欲的强弱与人口数量的多少显然没有简单的线性关系。人类的生育行为在很大程度上 还是要

4、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制约，并要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的。这一点马克思就已认识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Gary Becker）在其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也已把生育决策本身模型化了。比方说性解放浪潮并未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激增，反而是人口数量的停滞或下降。其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该命题的成立不仅依赖于 生产要素数量的恒定，更是要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的矛盾远没有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那么尖锐。现在让我们调近历史的焦距，去看一看剑桥经济学的奠基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剑桥

5、经济系的建立者-阿尔弗雷德o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马歇尔19世纪中期在St 圣约翰学院读数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此后兴趣曾转向心理学，但最终成功地建立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于1885年成为剑桥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chair professor）。顺便提一句，该讲座教授头衔自此从某种意义上成为英国经济学家的最高荣誉之一，目前的拥有者是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o莫里斯（James Mirrlees）爵士。好奇的朋友可在该学院饭厅右侧看到马歇尔的画像，此外，经济系的图书馆就称为Marshall Library of Economics, 经济系每年一度的高规格的学术

6、讲座称为Marshall Lecture, 经济系本科生的精英社团也命名为Marshall Society。虽然一些人甚至包括剑桥的经济学家（如罗宾逊夫人）都曾对马歇尔的人品有过异议，但他对整个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奠基性与开创性贡献则是无人否认的，这似乎有点像牛顿在物理学中的角色。是他实现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的转型，是他综合了古典学派李嘉图、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奥地利学派及英国边际主义者主张的效用价值论，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相互作用来调和以上这两种理论，建立起了此后经济学最基本的也是最通行的供给-需求分析范式（paradigm）。他于1890年出版了他的巨著经济学原理，该书在其

7、有生之年共出了8版，至今仍为理论经济学的经典文献。运用简洁而又有力的供需模型，马歇尔成功地分析了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的价格与数量在均衡状态下（即供需相等时）的决定问题，如全社会均衡就业量、工资水平、利率、不同行业的利润率等。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将牛顿经典物理学中均衡（equilibrium）的概念引入经济学，力学系统中各种不同方向上的力的平衡状态在经济系统中成为了供给与需求相等时的均衡状态。这一结果对此后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学?quot;科学化，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经济学从古典向新古典的最终转变。同时，确认了均衡概念在经济学分析中的核心地位，就等于确认了价格机制在经济运行与

8、资源配置中的中心地位，即价格的变动反映了商品稀缺程度的变化并进一步调节着供求水平使其最终实现平衡，即经济学中讲的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这样，亚当o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此理论框架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可见，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伊始，剑桥的经济学是相?quot;新古典的，并未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其阵营内部发动革命，与其同事和弟子们共同创建了大名鼎鼎的凯恩斯学派，才使人们反而觉得这才是剑桥经济学的传统所在。1907年马歇尔退休，由其年仅30岁的门生亚瑟o庇古（Arthur Pigou）出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庇古从总体上来讲仍延

9、续着马歇尔的学术传统与分析框架，但他已从生产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离中看到了市场失灵的表现与政府干预的潜在可能性与合理性。比如说，工厂生产自己产品的成本是私人成本，但生产本身可能造成污染，危害环境，因而它因自身生产而给社会其他成员（如工厂附近的居民）带来的外部效应-经济学中称为外部性（externality）-会导致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但由于企业在自身生产时只考量私人成本，因而市场本身似无力使这两种成本相等，这就为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干预行为（如通过向制造污染的工厂征税来补偿受损者，简称庇古税）提供了合理化的依据。上述观念包含在1920年庇古出版的著作福利经济学原理中，而该书是公认

10、的当代公共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庇古的学术成就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幸的是，他却往往受到左派与右派经济学家的联合夹击。一方面，凯恩斯等人对其在宏观经济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仍沿用传统?quot;新古典范式颇为不满，对其理论的批判可见于凯恩斯的巨著通论中；另一方面，尚且不谈在冷战伊始的麦卡锡时代庇古曾荒谬地被怀疑为前苏联间谍，仅从学术上讲，新古典主义者又对他关于政府干预的论调大不以为然， 1991年诺贝 钡弥髦痈绱笱目扑梗onald Coase）在其1960年的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对庇古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并非只有政府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交易费用足够低，当事人之间可通过自行协商、

11、讨价还价来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因此市场本身并非没有解决外部性的机制。至于到底应用何种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应视政府与市场运作的成本比较而定。下面要出场的人物大家也许已经猜到，那就是在20世纪经济学中应该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约翰o梅纳德o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凯恩斯成长于一个典型的英国精英家庭，曾在著名的伊顿公学（Eton）受教育，其父也是一个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与马歇尔一样，凯恩斯也在剑桥读数学，不同之处有二：第一，他在国王学院而非圣约翰，使得前者至今仍留有较强烈的左翼色彩（譬如布莱尔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创立者吉登斯在担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之前便是国王学院的院士）

12、；第二，他的数学成绩似不如马歇尔，当然也不差， 毕业时位列第十二名。值得指出的是，凯恩斯当时也是马歇尔非常欣赏的年轻人之一，同时凯恩斯在初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信奉者，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经济大萧条的出现以及传统的马歇尔经济学理论对此现象的异常乏力的解释才使得他最终下定决心离经叛道地走到了他老师的反面。与马歇尔的另外一点不同是，凯恩斯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学者，而且深深涉足于公共事务之中，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06年他从剑桥一毕业便加入了英国政府的公务员队伍。1909年凯恩斯返回剑桥成为国王学院的院士，直至去世。但在一战期间（1

13、914-1918）他又供职于英国财政部，并因其出色表现作为劳合o乔治首相的助手之一出现在战后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中。然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法对德国过分激烈的报复措施，特别是强加于德国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他于1919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在此书中凯恩斯分析了战前欧洲经济的运行机制，并指出这种报复性巨额赔款不仅会给战败国德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而且还会打破战后欧洲经济的脆弱平衡。正是这本书使凯恩斯第一次成为了耀眼的公众人物，但同时也使他在政界的前景变得不那么乐观了，于是他又回到剑桥进行学术研究。192

14、1年，凯恩斯出版了反映他当时对哲学与数学深刻思考的著作论概率（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尽管该书遭到了当时剑桥数学天才拉姆奇（Frank Ramsey）的挑战，它仍对凯恩斯自身后来的学术观点有重大影响。此书中凯恩斯将概率看作一种客观的信念（objective belief），而认为不确定性是无法用数学公理体系如概率论来识别、测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对事物的未来状态是一无所知的?quot;We simply do not know）。无巧不成书，也是在这一年，大洋彼岸芝加哥大学的奈特（Frank Knight）在其后来成为经济学名著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也对不确定性

15、做出了同样的诠释。笔者并未考证二者之间是否有任何联系，但这里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解无不贯穿于其今后发展的经济理论中，如经济主体对未来预期的形成、投资决策、现金持有决策等。整个20年代，凯恩斯仍然活跃在公共政策的争论中：他激烈反对英国回归到战前的金本位制度，批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用公共工程建设来缓解失业，认为财政部对预算赤字的担心并无必要。更重要的是，凯恩斯在这一时期已开始反思并逐渐偏离传统的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譬如，他更重视短期的政策性分析，对马歇尔经济学只强调经济系统均衡状态在长期的可实现性颇有微词。在其1923年出版的关于货币改革的小册子（Tract on Monet

16、ary Reform）中，凯恩斯作出了以下著名的评论：长远看我们都将死去。如果经济学家仅能告诉我们暴风雨过后海面将恢复原来的平静，那他们真是给自己制定了一项极其简单而又无用的任务。同时，凯恩斯日益意识到货币在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并抛弃了传统的货币中性的新古典观点。在马歇尔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货币只是实物经济的一层面纱而已，即货币仅作为交易媒介出现在经济活动中，它与价格、产量、就业量等经济基本面指标的决定无直接关系。凯恩斯在1930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论货币（A Treatise on Money），虽然马歇尔经济学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但凯恩斯已明确指出货币至少在短期内对产量与价格有真实影响。在理论上，他指出货币不仅具有交易媒介的功能，它还是人们用来对付未来不确定性的贮藏手段，人们持有现金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来规避风险，这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