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读书交流活动专题一.docx

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读书交流活动专题一博士生读书交流活动专题一题记 周伟洲老师在给2012级博士生讲授民族史专题课程中，为每名同学购买了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要求大家读后开展读书交流活动。以下几篇在课堂交流过的稿子，敬请大家批评指正，以期对该书有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解构与建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历史叙述模式马正录摘要：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是在后殖民主义史学和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影响下对中国现代史进行解读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从方法论上来说属于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式。用这种范式，杜赞奇首先解构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然后建

2、构了复线历史的叙述方式。杜赞奇并没有彻底解构线性历史即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反而处处表现了他对民族主义叙述模式的重视，他在线性历史的历史叙述解构中寻找建构复线历史的可能，归根结底，他的复线历史只是对民族主义历史叙述模式的一种补充。关键词：线性历史；复线历史；解构；建构1995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籍印裔学着杜赞奇先生的名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以下简称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这本书于2001年由王宪明等人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论，有的认为这本书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有的认为他对中国

3、近代民族主义的解释比较肤浅，研究有很多缺陷。那么，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我们如何理解这本书的内容？笔者认为，这本书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本历史哲学著作，它运用后殖民主义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等史学理论和方法，解构了中国现代史上民族主义史学方法，建构了自己所谓的研究历史或解读历史的新的理论和方法，即“复线历史”， 复线历史只是一种历史书写模式，作者并没有写出真正的中国现代史的“复线历史”。一、杜赞奇其人及其史学观念杜赞奇(PrasenjitDuara)，印裔美籍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早年就学于印度，后去美国求学，拜汉学家孔飞力为师，1983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历

4、史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现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院。他的代表作有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主权与真实性：满洲国与东亚现代进程。其中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曾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以及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他以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奠定了在学术界的地位后，转向了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写了解构中国的民族国家、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的超民族主义与主权困境(1900一1945)、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对黄

5、宗智的回应等著作。在这些论著中，杜赞奇讨论了中国民族观念、民族国家观念、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民族主义话语与其他话语之间的关系。杜赞奇的学术经历我们可以从他的东游记我的学术生涯中大致有个了解。他出生在殖民化的印度社会，对西方的殖民统治有切身的感受，他对殖民主义背景下传播于全球尤其是被殖民社会、后进国家、第三世界普遍接受的民族主义史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与其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他抱着非殖民化的理想，希望通过揭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被民族主义历史话语掩盖了的其它“历史材料”或“历史话语”来指出这些国家摆脱西方模式，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因此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颇感兴趣，我想这也是他对近

6、代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历史范式和现代历史范式进行批评的原因之一。杜赞奇的学术思想是比较复杂的。要理解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佶聱难懂的叙述话语的潜在意义或隐喻，首先就要对其学术观念有一个了解。杜赞奇史学观念的最直接来源就是后殖民主义史学理论。他在东游记我的学术生涯中有一句话说：“我采用了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认识现代话语，不仅使用其术语，而且在民族现代化的斗争中以之作为武器。”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有一段话：“更近一个时期，对线性的历史的批评已经产生出了一些重要的、具有开创性和替代性的历史著作，包括年鉴学派、米歇尔德舍陶、福柯以及一批新起的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作家的作品。我自己主要通过复线的历史观念对

7、历史所作的批评受到上述文献的影响。”对其影响最大的就是后殖民主义史学。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导论中他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印度问题专家，然而我受仍然模糊地定义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影响较大。”后殖民史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一种研究历史准确的说是叙述历史的方法，一种范式，他的代表人物是来自印度等第三世界又受到西方史学理论训练的一批学者，如赛义德(Edward Said)和帕撒柴特基(Partha Chatterjee)、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古哈、斯皮瓦克(C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

8、arty)等。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内容主要就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省与抨击，同时也包括对非西方文化在近代发展的反思和批评。后殖民主义是在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主义的逐渐解体而兴起的。起初表现在兰兹法农（Frantz Fanon）、齐奴阿阿其比（Chinua Achebe）等人所写的反映殖民地生活的文学作品中。后来，逐渐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广泛运用。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这本书被杜赞奇称为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赛义德是巴勒斯坦人，但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方式的。他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殖民主义的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他在

9、这本书中主要讨论了西方殖民权力问题。他的东方主义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课题，那就是如何在思想文化上重新审查近代西方崛起以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这一重新审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如何批判地看待西方人对所谓“东方”的描述。在赛义德看来，这个“东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西方的对立面即“异己”的“他者”而存在。第二是如何分析东方主义在其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强权控制世界之间的联系，即研究知识和权势之间的关系。赛义德承认在从事研究的东方学者中有不少是诚心诚意地想探讨非西方地区的文明，但就其总体来说，东方学的研究宗旨是为了凸显西方文明的优越。因此，西方对东方的描绘就不可能完全是为了学术的目的，也

10、不可能完全反映“真实”的东方。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是一种人为的结果，强调这种差异对西方人更有利。这就是对西方殖民主义叙述方式和叙述目的的一种批判。受到赛义德的影响，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罗伯特杨等学者开始将一些为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术语置于历史与现实的交接、变化中加以考察，批判性的发展了赛义德的理论。霍米巴巴也是印度人，是一个西方文化的“边缘人”。他的论述十分重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他指出，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也不是永远处于主动、进攻、输出的状态，而是存在不少内部变化的。这些变化往往是与殖民地文化交流、冲撞的结果。巴巴认为像人的心理活动一样，殖民主义的话语、或东方学本身也处于一种分裂

11、(ambivalent)的状态。这一分裂的状态不但表现在殖民地国家的作品中，也表现在宗主国地区的作品里。具体说来，这一分裂就是东方学既是一种学问，一种对新事物的发现和研究，同时又表现了研究者(殖民者)的梦想、臆念、迷思和占有欲，换言之，在西方对东方的认识与塑造充满了矛盾，西方人对殖民地自然持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认为应该将其文化作根本改造。但同时，他们又生怕一旦殖民地也像宗主国一样强大而且民主化以后会对西方本身产生威胁，因此，他们一方面鼓吹自由、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另一方面却对殖民地实行武力控制和管束。斯皮瓦克的批判性更强，代表了后殖民主义的新趋势。她主张对西方文化及其话语要进行不断的

12、批评，认为对所谓“后殖民的反话语”即反对殖民主义的话语，应该是“对你所不能不要的东西的持久的批评。”后殖民主义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过程发出疑问，而且对近代以来史学家、哲学家对历史演进过程的解释进行质疑。杜赞奇采取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主要是运用了这种思潮的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范式。在后殖民主义史学一文中，杜赞奇说：“后殖民主义不是理论，构不成系统的理论来取代它所批判的东西。相反，它是一种极其有效的洞察力或视角，正是它另辟蹊径，在启蒙历史这一曾哺育了现代历史思想的现代化视角外，又提出了一种新观点。换言之，后殖民主义是这样一种视角：它不仅把世界上各种理性和现代化力量看作是从我们存在

13、的历史条件中自然发展出的趋势，也看作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或在全世界（无论西方还是新兴的非西方民族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西化观点。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说，后殖民主义一直试图解构常常源于启蒙主义进化观的帝国和民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以便揭示或指出被压制、打败或被否定的历史和故事。”他将后殖民主义视为一个用以探索“替代性历史”的“工具箱”，也就是从后殖民主义思潮中找到了书写历史的另一种方法。在文化、权力与民族-国家杜赞奇教授访谈录一文中杜赞奇也表达了这种出发点：“我想,拯救历史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当线性历史和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民族国家就成了历史的主体,其他的历史就没有了。我想说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写历史。

14、”“现在很多人接受后殖民主义,因为它是考察和揭示作为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的现代性的一种方法。”吴飞也指出：“杜赞奇在提到自己的历史观的时候说，年鉴学派、德赛杜、福柯，以及另外一些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的著作对他有一定影响，但他与这些学者有一个重要区别，他不太考虑线性历史的虚假性，而更多关注这些线性叙事作为一种不断演进的课题的叙事结构。”杜赞奇史学观念的另一个来源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是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的现代西方思潮，后殖民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后现代主义就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以批判现代文化为其研究取向的思潮，

15、其表现在历史学方面就是对西方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批判。在西方现代史上，历史学出现了语言学或叙事学的转向，一些历史学家重新考虑历史和过去的联系，它们导致了关于历史的“厚”叙述和对过去的完整理解这种可能性的质疑。德里达把这种变化称为后现代主义趋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方法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杜赞奇史学观念的来源还有现代西方历史学中注重话语的探讨，印度的贱民研究、历史学语言学转向、西方史学界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持续关注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详细讨论。二、理论前提: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式由于杜赞奇在他的研究中关注的是历史话语、历史叙述结构等问题，因此在分析中国近代的民

16、族主义话语时首先将视角投向了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创设的启蒙历史、线性历史（即大写历史）的叙述方法以及这一方法对美国亚洲史、中国史研究的持久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被称为历史主义，或大写的历史。他将历史的演进视为一个连续向上的过程，前一个时代是后一个时代的铺垫和准备。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是时间上的延续，也表现为空间上的移动：从东方到西方。这就是黑格尔对历史研究所持的一种观念。所谓历史哲学，从哲学角度来说，就是研究历史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研究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的文明并不是为了撰写世界史，而是为了证明其对历史发展所持的一种社会达尔文史的观念。他在历史哲学绪论中首先分析了研究历史

17、的各种方法，他将历史方法概括为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三种。所谓哲学的历史即“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黑格尔认为这种思想就是对理性的认识和表达。“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惟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在他的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在黑格尔的观念中，“理性”就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理性”也是区别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重要标志。这种研究范式就是“哲学的历史话语”呈现方式。杜赞奇在探讨民族国家历史

18、叙述话语的形成时强调了黑格尔历史研究方法对促成这种历史叙述方式的重大作用。他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迄今为止仍是我们了解线性目的论的、进化论的历史的最重要基础。”“黑格尔的而历史也许是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进化论话语的最精密的叙述。”为了打破线性历史话语在中国现代史叙述中的垄断地位，杜赞奇预设了一种“复线历史”的模式。笔者认为，他虽然没有接受进化论的历史观，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他的这种“预设”，这种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的程序仍是一种历史哲学方法，即先有一种历史发展的观念，然后寻找一些材料来说明这种观念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因此，实质上不是从历史中发现历史性，而是从自我的观念中导出历史性。在方法论的层面，

19、杜赞奇的这本书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没有什么区别，他对中国近代史的论述也不可能完全是客观的，因为他的研究仍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理性”的支配，正像吴飞所指出的：“虽然他口口声声提倡非线性的历史观，但他自己的研究中却常常暴露出线性史的尾巴。”三、线性历史的解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地位杜赞奇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共两章，论述民族作为启蒙历史主体的理论问题。第一章探究了正在兴起的民族接受启蒙历史叙述结构的辩证过程，以及这一历史是如何制造出一个同一的、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性的未来的共同体。作者以20世纪初至民国时期（1911-1949）几部有影响的中国通史为例，来考察这种叙述结构的盛行、

20、其独特的修辞以及其分期策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对启蒙历史叙述结构的接受过程，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策略，正是为了解构这种叙述方式，为了指出这种叙述结构的问题，从而提出与之对应的复线历史的叙述策略。解构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研究历史的一种基本路径。在杜赞奇的解构中国国家一文中就充分运用了这种方法。作者在论文中用解构的方法论述了国家的历史发展和与此相关的国家认同问题，作者认为在西方的汉学家看来，中国的国家意识是相对晚近才发展出来的，是在19、20世纪才逐渐强化的，而在历史上中国只有帝国意识，国家意识并不是很强烈的或者说不清晰。可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古已有之，是一个有着延

21、续不断的发展历史的国家。作者在通过阐明国家认同的流变性的基础上，打破现代化理论对国家认同的新颖性和特权性的表述。实际上，作者在这里要解构的就是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当中中国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主体地位。作者借列文森的研究说，中国知识分子到20世纪才接触到国家主义的认同，而在此和此前中国的认同形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这种断裂意味着在历史上官僚阶层的高雅文化、意识形态和认同主要是文化意识的形式，是对一个普适性文明的道德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认同。“这里的一个重要过渡就是从文化主义到国家主义、到共同体之最终目标即民族国家的觉悟。”意思是说，到了近代，在面对各种竞争和转型时，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话语转

22、向了主体性话语地位。作者就是要解构这种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述。解构的结果是作者发现除了民族主义的叙述方式以外，还有其它的替代性的叙述，“现代国家同样不能把个人的认同完全地甚至于主要地限制在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在世界各地，民族国家都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对其主权的挑战。” 在后殖民史学一文中作者直截了当地说：“这类著作（后殖民主义著作或替代性历史）的大部分都批评或解构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模式，然而实际上正如查克拉巴蒂所述：将欧洲地方化的计划指向一种尚未存在的历史。但是不能说还没有人努力去书写这替代性历史。确切地讲后殖民主义学术研究非常接近解构和文本分析。”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解构方法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发

23、挥了更为强劲的作用。在导论中，作者说：“依我看来，后殖民主义旨在批判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继续在旧的殖民主义或启蒙历史的格局及其有关不同生活方式和时间的等级之内运作的方式。我试图从这一相对陌生的历史编纂学的高度来思考中国，以打破中国历史的叙述结构的稳定性。”“在本书中，我预设了一个特定的民族观念，此一观念对于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代表着统一的意识或身份认同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这种对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批评和稳定的连续性的历史叙述结构的试图打破就是杜赞奇解构线性历史的历史表述方式的出发点。他首先认定中国近代（他所说的现代）的历史编纂学家和社会精英们接受了西方模式的启蒙历史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历史叙述观念，然后

24、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垄断了历史叙述话语。他认为民族主义造就了遍布全球的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民族主义独特和新颖的地方在于全球性的体制革命，此种革命产生了极强有力的民族国家表述。但是，近代历史上真实的“现在”的情况是除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以外，还存在其他的认同，存在其它共同体的不同表述，要“拯救”历史，还原历史，就要揭示出这些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杜赞奇对民族国家历史表述的“解构”。杜赞奇的解构有两个理论前提。第一、民族主义本身是一个包含差异的现象。民族主义不完全是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他代表了对于民族的不同表述之间进行斗争和协调的场所。第二、民族身份认同只是众多认同中的一个。解构线性历史的途径有四个

25、方面。第一是考察民族运动，也考察各种民族观和民族叙述结构。第二是考察性别和性别角色。作者以萧红的小说为例，说明民族主义话语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对女性身体的盗用。第三是考察家庭在民族国家中的位置。第四是考察阶级和阶层观念。阶级和阶层观念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民族观。解构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发现线性历史的困境。作者试图通过对线性时间或顺序性时间的哲学意义上的分析让我们相信线性历史有几个困境。一是线性时间经验存在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的脱节，而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困境，也就是民族国家历史叙述不能真正构建连续不断的进化的民族国家历史。二是民族国家叙事在历史性（从古至今的进化史

26、）与现代性（割裂和抛弃传统实现国家的变革）之间存在冲突。要解决这些困境，就必须在民族国家叙述主体的内部发现它的替代性叙述模式，那就是用复线历史的方法书写历史，也就是一方面承认民族国家历史话语的主体性，同时也要把民族国家掩盖的、压抑的、散失的历史材料、历史话语揭示出来、收集起来、然后进行再造、再表述，重现它的价值。四、建构复线历史叙述方式的生命作者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第二章中提出了一个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概念来代替线性历史的概念。复线历史的概念正是在解构线性历史的基础上建构出来的。我们先来看复线历史的内涵是什么，然后来分析作者是怎样建构复线历史的叙述模式的。侯鹏,

27、沈树永在话语分析与“复线的历史”对杜赞奇的解读中概括了“复线历史”的含义：在这一替代性的叙述中,历史不再被看作是前因产生后果的线性过程,而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复杂交易。(transactions)它揭示出任何一种历史叙述结构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通过对这种对过去的利用、压抑、和隐匿的揭示,我们可以尝试恢复某种叙述结构以外的历史,它同样存在于过去的时间中,只不过被上述那种无所不在的霸权话语所压抑。“复线的历史”观强调对话语意义发生断裂瞬间的解读,强调主导性历史观念的生产及对“他者”(oth-ers)的遮蔽。马戎先生认为，杜赞奇提出的“复线”，就是“文化主义”和“民族主

28、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可能以不同的程度与形式交替出现于中国历史上的观念与思潮（叙述结构）当中。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作者的本意呢？我们还是回到文本本身来探讨。作者在导论中说：“在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复线的历史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就便于我们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过去不仅直线式地向前传递，其意义也会散失在时空之中。

29、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的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这样，我们将在超越或至少自觉意识到线性、简单因果化的历史的压抑性目的论的同时，尝试拯救历史。”“我将提出一种强调历史认同的能动性、多样性和争议性的替代性历史。与以往的进化历史相比，我所强调的是历史演员是怎样以某些特定的民族或共同体的表述来抵制另外一些表述，又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把散失的意义和过去据为己有。这样，我们可以把民族历史看作像民族本身那样具有偶然性。我的任务是既要揭示国史的强迫性目的论，又要从历史中

30、拯救出过去对于现在生产意义的方式。”“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演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复线的历史视历史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种历史中，现在通过利用、压制及重构过去已经散失的意义而重新创造过去。与此同时，在考察此种利用的过程中，复线的历史不仅试图重新唤起已经散失的意义，而且还试图揭示过去是如何提供原因、条件或联系从而使改造成为可能的方式。”这些话语充满了不可调和的自我压抑、自我反动、自我束缚的矛盾和悖论，它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复线历史是一种对扩散于时间和空间的过去的有目的的摄取，这种摄取形成

31、了现在的多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话语，而不是单一的民族控制下或只为建构民族服务的叙述模式。二是复线的历史包含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这里的历史似乎不是指过去的事件，而是过去的各种零散的遗留于文本的话语或材料以及这些话语或材料所代表的不同的观念。三是复线的历史是揭示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的历史。利用性的话语意为历史叙述中根据现在的需要和撰述的目的对历史材料进行取舍后形成的文本表达，在历史（即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等根据自己所处的阶层、集团的话语权力建构出来的语言意义上的历史）的撰述中，抱有不同写作目的的人都会对历史材料做出选择，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重构，形成属于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念载体的历史叙述模式。复线历史强

32、调要揭示这种被目的性利用之后还散失于历史时间中的那些材料的另一种历史性，其实这种叙述也有它的目的性，他想建构的是历史叙述的主流模式之外的新颖模式，可想而知为此目的挖掘材料的困难是相当大的，成功率很难让人乐观。四是复线历史是一种强调历史认同的能动性、多样性、争议性的替代性历史。多样性可以理解为历史发展不是单一、直线的而是循环的多方向的，在发展的每一个时间点上都有多种可能。其实这种表述的问题是很明显的，复线的历史首先要承认它是历史，历史无可置疑的含义就是过去，复线历史既然是一种历史叙述模式，它考察的就是种种过去的材料和意义，历史的过去或过去的历史在时间上已经死去，已经成为永恒的静止，不可能再复活，因此，它的多样性只体现在研究者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在叙述历史时的目的性选择上，历史的多样性只能是历史话语的多样性，而不是历史本身的多样性，这一点从杜赞奇在本书后面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他在复线历史的撰写中，考察的都是不同阶层不同集团的人们对历史的不同表达方式，研究的都是历史文本，而不是真正过去的历史事件。在第一章中作者就表态：“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回未被污染的、原始的中国史